伊斯兰与海

伊斯兰与海

艾伦·弗洛姆赫兹/文

王立秋/译

译自Allen Fromherz, “Islamand the Sea”, 原载牛津伊斯兰研究网焦点栏目：http://www.oxfordislamicstudies.com/Public/focus/essay1009_islam_and_sea.html。译文仅供学习交流，转载须标明相关信息和出处，请勿做商业用途。

你们的主为你们而使船只在海上航行，以便你们寻求他的恩惠。

古兰17:66

许多人把伊斯兰描述为一个陆地宗教，用富有影响力的，十九世纪法国学者厄内斯特·勒南(Ernest Renan, d.1892)的话来说，一个“沙漠宗教”。毕竟，先知穆罕默德，一位著名的行商，赫蒂彻的丈夫，是在沙漠贸易城市——麦加和麦地那——奠立伊斯兰的。在地平线上浮现的骆驼队、和强硬的沙漠贝都因人，到现在都还是阿拉伯和穆斯林文化的浪漫化的象征。第三任穆斯林哈里发也是早期伊斯兰最有影响力、最受尊重的领袖之一，欧麦尔，曾对海洋表示怀疑，他认为，海，有腐化信众的潜能。甚至在超越“沙漠”的刻板印象的情况下，关于伊斯兰“走陆地(landed)”的刻板印象也还在延续。这是一个很容易做出的假设。伊斯兰传遍了各种各样的，多样如热带非洲和冰雪覆盖的中亚山脉的气候，但人们依然假设，伊斯兰只通过陆地传播，穆斯林的世界观，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内向的。一个解释“西方的崛起”的共同的论证是，伊斯兰世界太过聚焦于陆路、陆军、和陆上贸易，以至于无法和欧洲的海军和更先进的造船技术竞争。看起来，甚至一些伊斯兰的史料也支持这个假设。传说，著名的征服者欧卡巴·伊本·纳非(‘Uqba ibn Nafi’, d.683AD)开始了对今天的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的征服，他一直打到大西洋，才停下脚步。在那里，他冲进海潮宣告，“真主啊，如果不是大海阻止我的话，我会像亚历山大大帝那样永远奔驰，传播对您的信仰，与否信者作战！”[1]

我们也不应该低估陆路扮演的角色。伊斯兰的兴起改变了沙漠。沙漠是穆斯林战士的出发点，他们在他们征服的城市外的沙漠扎营。后来，沙漠受到了哈里发政权的保护，伟大的穆斯林帝国通过供水站和一套控制贝都因人抢劫的系统，保障这辽阔荒漠上的旅行、朝圣和贸易。伟大的阿拔斯王朝哈里发哈伦·拉希德的妻子不是孤例，她以维护从巴格达到麦加的道路通畅为己任。但如果说，伊斯兰征服了沙漠，那么，看起来，海洋，就像对欧卡巴·伊本·纳非来说那样，依然是一堵不可逾越的高墙。沙漠贸易和相关的技术（比如说，对战士来说，更先进的骆驼鞍的发明）对伊斯兰一开始的传播（它成功地走出沙和岩石的海洋）来说当然是重要的，但同时，海，并没有像它阻拦欧卡巴的战马那样，阻止伊斯兰的传播。事实远非如此。事实上，穆斯林战士、宣教者、商人和旅行者不只在地中海南部、红海、大西洋在非洲的一些地区，也在辽阔的印度洋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穆斯林商人的成功，和那些接触穆斯林商人和四处游历的神秘主义者后和平皈依伊斯兰的人数之多，使得我们可以说，伊斯兰文明，特别是随着它在后来几个世纪中的成熟，变成了一种海洋文明。但甚至在最早的阶段，伊斯兰也是既靠水手、也靠骑骆驼的战士来传播和维持的。在英国海军及其后继，美国海军崛起之前，穆斯林——无论是北非海岸的海盗，还是有组织的奥斯曼海军——都是一股不容小觑的海上势力。

伊斯兰的海军：阿拉伯-拜占庭之战

甚至在伊斯兰兴起之前，阿拉伯人踏上水路了，特别是在阿拉伯半岛和红海沿岸的贸易中。古兰就包括一些提到越水远行的段落。而且，最初，穆斯林出麦加的旅途，就包括一小段到埃塞俄比亚的尼加斯那里的海路，尼加斯欢迎了第一批流亡的穆斯林。数个世纪以来，基督教的埃塞俄比亚、和阿拉伯半岛之间一直有交通往来。事实上，据说，寓言中的示巴女王的土地，就包括埃塞俄比亚或也门（如果不是同时包括二者的话）。尽管大量的贸易（特别是乳香）是走陆路，通过像叙利亚的帕尔米拉那样的大沙漠港口城市来进行的，但在海上，也有频繁的树液贸易。产自海湾地区、千年来从包括卡塔尔、阿联酋和巴林在内的地区收集的珍珠，也通过船只，被运往印度和西方。海湾地区的部落是最早皈依伊斯兰的。很可能，这些航海的人民将在建造海军、和为之提供人力上扮演积极的角色。

至于故事中说的，先知穆罕默德的第三任哈里发或继承人，欧麦尔经常被引用的，在海上与敌军交战的迟疑，我们也不应该简单地把它打发过去。你可以说，欧麦尔的情感，反映了一种对作为道德腐败区域和接触带的海的一般情感。不过，更可能的是，在他看来，海战风险太大了——在海上，你可能损失一整支军队，而在陆上，奔袭的一方在遭到奇袭时只要撤回沙漠就可以保全自己。不过，阿拉伯人依然踏上了海陆，特别是作为对拜占庭的战略（拜占庭人选择退回加固的滩头阵地和港口城市）的反应。这些港口中，最著名的就是君士坦丁堡本身了：世界上防御最强的城市。当伟大的萨珊人，东方的波斯帝国在一系列陆战中失利并最终在七世纪五十年代被击败的时候，拜占庭人坚定地守住了他们在海上的优势。在把穆斯林看作基督教的异端——短暂爆发的，阿拉伯人的入侵——拜占庭人并没有意识到伊斯兰的持久的力量。他们的策略是，不断地夺回像亚历山大里亚那样的重要而富裕的港口，使阿拉伯人无水可用，把他们逼回沙漠。而阿拉伯人这边呢，不久之后，他们也意识到，只有通过水陆双管齐下才可能实现全面征服的愿望。

伊斯兰的第五任哈里发，也是伍麦叶王朝的创立者，穆阿维叶，在这个时期还没有爬上哈里发的高位，但他至少以伟大的将军而著称。在他的命令下，阿拉伯人才接受建立穆斯林海军来打败拜占庭人的想法。穆阿维叶参与了649年针对地中海东部群岛和堡垒（包括塞浦路斯在内）的袭击。但落实到个人，最早组织阿拉伯/埃及海军的，是埃及总督阿卜杜拉·伊本·萨阿德·艾比·萨尔赫(‘Abdullah ibn Sa’adibn Abi al Sarh)。和其他麦加精英一样，阿卜杜拉在伊斯兰的历史上也是一个多变、在道德上暧昧的角色。一些史料称，他声称穆罕默德编造古兰经文，从而冒犯了先知。和许多自利的精英一样，他是在先知拿下麦加、成为穆斯林能带来便宜的时候，才皈依的伊斯兰。一些人说，先知从未宽恕过他最初对他的冒犯，甚至希望对他处以死刑。因此，讽刺的是，阿拉伯征服行动的英雄之一，这个没有他，穆斯林就没有机会在地中海东部立足的人，曾是一个否信者。在此之上，他还囤走了埃及的税收收入，甚至在科普特人饱受饥荒之苦的时候也不吐出分毫。也许，正是因为他这样暧昧的背景，伊斯兰最初在海上取得的胜利——这些胜利至少和陆战的胜利一样重要——才没有得到纪念。但无论如何，是阿卜杜拉击败了拜占庭组织的数次袭击，包括646年对亚历山大里亚的袭击。不久之后，形势就变了。拜占庭人开始在海战中处于守势。早在655年，阿卜杜拉就在船桅之战（又称凤凰之战）中击败了拜占庭皇帝君士坦斯二世亲自指挥的帝国舰队。

一些军事学者说，最终，通过使用“希腊火”，拜占庭海军才避免了彻底的灭亡。希腊火是一种燃烧武器，一种松脂、石脑油、生石灰和硫磺的混合物，它能够在海面上持续燃烧，对木制船只造成严重破坏。672年，穆斯林的军队和船只做好了从拜占庭人手中夺走他们最后的，伟大的堡垒，君士坦丁堡的准备。希腊火帮助击退了穆斯林船只的两次大规模围攻。在这次胜利之后，穆斯林哈里发和拜占庭皇帝之间的战争变成了一场漫长的、没完没了的拉锯战。尽管一直活跃——他们征服了西西里，并袭击了意大利的西岸，甚至打到了罗马——但穆斯林海军不再声称控制整个地中海了。在政治分裂之后，他们回归了海上劫掠的战略。穆斯林的滩头阵地，包括法国南部拉加尔德弗雷内著名的“海盗”湾，也变成了人人畏惧之地。有一次，“萨拉森人”抓住了克鲁尼的修道院长。教会花了大笔银子才把他赎回。而东西之间的伟大关口，君士坦丁堡，直到1453年穆罕默德二世攻占该城时才落入穆斯林手中。尽管人们经常用伊斯兰世界内部的政治分裂来解释这点，但这样的解释终归是片面的，穆斯林海军活动的相对衰落的更令人满意的理由还有待探索。在阿巴斯王朝统治下，哈里发政权首都向巴格达的迁徙可能是一大线索。伊斯兰世界的中心正向东方移动，而印度洋更加丰富的水域，也在中世纪时期得到了两位穆斯林旅行家的探索：传说中的辛巴达，和不知疲倦的来自丹吉尔的旅行家，伊本·白图泰。

中世纪：伊本·白图泰和辛巴达的旅行

辛巴达，也被叫做辛巴达·巴赫里(Sindbad al Bahri)，或“水手辛巴达”，是著名的《一千零一夜》（一组始于阿巴斯王朝哈里发，著名的哈里发哈伦·拉希德的故事）中的一位主要角色。事实上，《一千零一夜》本身就是印度洋的贸易和接触对阿拉伯文学产生混杂影响的一个例子。一些学者相信，在这个著名的故事集中，不知疲倦的舍赫拉查德讲述的许多故事本身，就起源于印度。

辛巴达是一个水手，他来自巴士拉城，那是巴格达南部，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的一个港口城市。尽管在很大程度上是幻想出来的，但关于他的故事的确给出了关于那个时代，那些愿意出海、通过船只（当时的船只是靠一点儿沥青和绳索组合在一起的）来贸易其商品的人面临的风险和突然获得的回报的丰富细节。在他的多次航行中，他遇到了龙、幻想中的野兽、并多次遇险，出于真主的恩宠，他才得以幸存下来。故事从一个名叫辛巴达的贫穷的搬运工开始，他为那些没钱的人，相对于富人和他们的轻松的境况而抱怨。现已是老绅士，靠他出海获得的财富生活的水手辛巴达，告诉了搬运工他所受的许多试炼。在第一次出海的时候，他在一个碰巧是一头古代鲸鱼的岛上着陆。在辛巴达点燃几堆营火后，鲸鱼醒了，沉入海里，辛巴达的船也漂走了。在第二次出海的时候，他来到了一片有巨大的大象和钻石的土地，这个地方可能就在非洲。的确，非洲东岸便以其珍宝而著称。他的其他几次旅行也类似地，反映了旅行和冒险的神秘荣光。作为成千上万真实的冒险者和商人（他们的旅行没有都被记录下来）的原型，辛巴达象征着伊斯兰的贸易和旅行的充满活力的性质。

在中东，几乎和辛巴达一样著名的伊本·白图泰则是这些真实的冒险者中的一员，在他和辛巴达一样，在年老时，回到他的故乡丹吉尔城，向一位秘书报告他的故事的时候，白图泰的故事被记录了下来。白图泰与其说是商人，不如说是一位旅行的法官（他成为欧亚大陆和非洲的数位穆斯林统治者的宫廷服务），他一生走了超过七万英里的路。尽管数次穿越地中海，但他在印度洋，特别是在阿拉伯海的经历，是他的著作的大部分内容。就像学者罗斯·邓恩(Ross Dunn)在描述伊本·白图泰第一次进入也门南部的温水的时候说的那样，

“看着阿拉伯海，伊本·白图泰即将进入这样一个世界区域，在那里，伊斯兰的世界主义与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的关系，明显地不同于他迄今为止经验过的一切。在这之前，他已经[大多通过陆路]穿越了伊斯兰的伊朗-闪米特核心地带，在这里，世界主义的阶级从它的标准的角度，把自己和社会其他部分分开……而相形之下，印度洋沿岸的土地，则展示出比伊朗-闪米特核心更大的，语言和文化的多样性，而在这些土地上生活的多数人坚持的传统，既不是伊朗-闪米特的，也不是穆斯林的。”[2]

在这里，罗斯·邓恩提出了一个关于海的腐化性质、世界主义、和持续的海上旅行和与他文化的接触造成混杂性的，至关重要的点。而且，印度洋是这样一个空间，在这里，伊斯兰和自认是阿拉伯-闪米特人出身的穆斯林——伊本·白图泰很可能是柏柏尔人或阿拉伯人——是少数。有时，这会给阿拉伯旅行者一定的身份。毕竟，在远方土地上皈依伊斯兰的穆斯林，会十分欢迎一个声称自己接受过信仰的核心教导的人。而在其他时候，这又意味着不确定性、冲突，和误解。也许，后者中最著名的一个例子，是白图泰和马尔代夫群岛（这是印度洋中部一个遥远的群岛）的裸体穆斯林的接触。马尔代夫人说迪维希语，一种与僧伽罗语相近的语言；他们是直到十二世纪，当一位柏柏尔苏菲，从伊本·白图泰的故乡北非来到这个岛上并驱逐了一个精灵(jinn)的时候，才从佛教皈依过来的。那个精灵每年都要求当地的人献上一位处女，强奸然后杀死她。这位虔诚的柏柏尔苏菲自愿取代少女到立有精灵偶像的屋子里，彻夜诵读古兰。精灵没有出现，于是整个群岛都接受了伊斯兰，偶像也被摧毁了。类似地，关于皈依的奇幻故事在印度洋沿岸比比皆是。无论是不是事实，它们都指出了伊斯兰对地方传统的影响。不过，也不是所有之前的习俗都被抛弃了。比如说，在马尔代夫，被任命为卡迪或者说大法官的伊本·白图泰，就试图终结让女性穿只遮住她们的腰和大腿的缠腰的习俗。在这点上，他没有取得成功，他能做的，只是命令来他的法庭的女人，都应该遮住她们的羞体。

在地中海，穆斯林的船运和海军力量在十二世纪，在穆瓦希德王朝的统治下达到了顶点。穆瓦希德王朝的海军听命于艾哈迈德·西其里(Ahmad al Siqili)，此人人称“西西里人”，是来自西西里岛的一位老练的海军军官。西其里是如此地著名，以至于萨拉丁在地中海东部与十字军作战的时候，也曾经请求过穆瓦希德王朝的援助。就像历史学家伊本·赫勒敦以夸张的方式叙述的那样，有一个时期，在穆斯林海军的控制下，地中海甚至连一块基督教的木“板”也没有。十三世纪穆瓦希德帝国的衰落，也导致了北非舰队的衰落。即便如此，许多人依然怀有复兴的希望。根据伊本·赫勒敦，“马格里布地区的居民在书上预言，穆斯林将……成功地击败基督徒并征服海外欧洲基督徒的土地。据说，这个征服将在海上发生。”[3]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欧洲的船舶占据了主导地位。伊本·白图泰去安纳托利亚都得乘坐热那亚人的船。学者珍尼特·艾布-卢霍德认为，十三世纪也是地中海东部的一个转折点：欧洲的、特别是意大利的商人开始超过地中海的穆斯林贸易者，设定价格并指挥市场。而直到奥斯曼帝国兴起之前，欧洲在海上的扩张都没有遇到什么严肃的抵抗。

奥斯曼的舰队

早在十四世纪初，奥斯曼舰队就已经稳稳地拿下了重大的胜利，并给奥斯曼帝国狭小的领土增加了几个小岛。在十五世纪初，奥斯曼人成功地打败了他们最大的竞争对手，威尼斯。也许，对奥斯曼人来说，最重要的胜利，还是1453年对君士坦丁堡的征服，后者从此更名为伊斯坦布尔。在这次征服后，奥斯曼人迅速扩张了他们的海上领土，确保了爱琴海周围领土和北非大部分地区的安全。与把奥斯曼的兴起看作穆斯林与基督徒的领土之间的冲突相反，奥斯曼人经常和其他欧洲列强，特别是法国结盟。被欧洲当作奥斯曼人的重大失利来庆祝的，1571年的勒班陀之战，实际上并不是那么地重大。次年，奥斯曼人就夺回了塞浦路斯，并从西班牙那里抢走了突尼斯的沿海地区。十七世纪，奥斯曼人甚至征服了布里斯托尔海峡中，英国海岸附近的兰迪岛。他们还袭击过爱尔兰、瑞典、苏格兰和大西洋北部的大部分地区。在印度洋上，他们还和葡萄牙人打过几场胜仗。尽管遭到了反攻，但奥斯曼人还是保住了他们在地中海的胜利，一直到十七和十八世纪。英、法、俄联盟才最终在纳瓦里诺之战(1827)中消灭了奥斯曼的舰队。帝国经济的衰落和停滞，也最终把奥斯曼舰队贬低到一个在十九世纪大“权力平衡”游戏中，不那么重要的位置上。

结论

伊斯兰并非一个厌恶海洋的“沙漠”宗教，从兴起到十九世纪，穆斯林海军要么可以与他们的基督教的、和欧洲的对手相匹敌，要么把他们甩在了身后。关于西方崛起、和西方与世界其他地方的“大分裂”的理论，不能把这个想法也包含进去，即，穆斯林不知怎地在文化上没法驾驭强大的海权影响力。从历史上说，伊斯兰世界至少和北欧的海上强国一样，既参与了海上的贸易，又参加过海上战争。的确，在奥斯曼海军的帮助下，许多北方强国（比如说法国和荷兰）才得以立足。在何以最终西方支配了海洋这个问题上，环境，也许，甚至是运气，都和文化一样有解释力。

[1] Ibn Idhari, Al Bayan al Maghrib fi Akhbar al-Andalus, FirstEdition, G.S. Colin and E. Lévi Provençal, 2 vols., Leiden, 1949, 27.

[2] Ross Dunn, The Adventures of Ibn Battuta, Berkeley: University ofCalifornia Press, 2005, 116.

[3] Ibn Khaldun, Muqaddimah, trans. Franz Rosenthal, PrincetonUniversity Press, 213.

参考文献

• Hugh Kennedy, The Great Arab Conquests, Philadelphia: Da Capo Books, 2008.
• V. Christides, "Arab-Byzantine struggle in the sea: naval tactics (AD 7th–11th centuries) theory and practice," in Aspects of Seafaring, ed. Y.Y. al Hijji and V. Christides (Athens, 2002): 87–101.
• Janet Abu-Lughod, Before European Hegemony: The World System AD 1250–1350,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 Ross Dunn, The Adventures of Ibn Battuta, A Muslim Traveler of the 14th Centu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5.
• Allen Fromherz, Ibn Khaldun, Life and Times,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10.
• The Age of the Galley: Mediterranean Oared Vessels since Pre-Classical Times, ed. R. Gardiner (London, 1995) .
• A. M. Fahmy, Muslim Naval Organization in the Eastern Mediterranean from the Seventh to the Tenth Century AD, 2nd Ed., Cairo, 1966.
• Sean Foley, "Muslims and Social Change in the Atlantic Basin", in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20/3, September 2009, 377–3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