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r “Shuggie Bain”

2020年英国的布克奖的得奖作品是苏格兰作家道格拉斯·斯图尔特的《舒吉·贝恩》。一部处女作获得如此高的评价尚且不多见，更何况这是一部写作了数十年，曾被三十一家出版社拒绝的作品。

相比于其他同时代的严肃文学作品，shuggie bain阅读起来并不困难（除了很多对话中直接使用的苏格兰口音的拼法）。但毫无疑问，这又是一部异常难读的作品——源于文字中现实的力量。太过沉重的现实。

舒吉·贝恩，故事的主人公。阿格妮斯的第三个孩子。他的童年里充斥着酗酒的母亲，消失的父亲、（因为女性化表达和同性恋倾向而遭到的）霸凌、流言蜚语，凋敝的景色以及破产的经济大背景——上世纪80年代的苏格兰在撒切尔的经济政策下关闭了大部分重工业和矿业，带来无数失业的人，只能靠救济金和酒精过日。阿格妮斯就是其中之一。“号哭声代表她昨晚喝断片后又被男人伤害；电话声说明她正准备疯狂咒骂；即使没有声音也并不安全，有一次，舒吉发现她跪在地板上，头放在燃气烤箱里。”阿格妮斯最后在一次醉酒后被唾沫呛死。

小说的开头，舒吉已经16岁，在阿格妮斯亡故之后。这一天他结束了在超市熟食店的工作，把临期罐头放进包里。

“苏格兰足球超级联赛结果:流浪者贏了22场，平了14场，输了8场，积58 分。阿伯丁赢了17场，平了21场，输了6场，积55分。马瑟韦尔赢了14 场，平了12场，输了10 场。”

背诵一串几年前的球赛比分有什么意义呢？但它代表着一种回忆，对一段逝去的时光的追忆。那是他16年人生里少有的快乐时光：在那一年里，阿格妮斯戒掉了酒精，有一份体面的工作，和一个不错的男友（尤金）。他给舒吉带来了这本小册子，上面记录着苏格兰足球超级联赛的结果——足球或许是一种“男子气概”的象征，不是吗？

这是一种誓言。他正在对母亲说：假如我能……（更加男子气概一点？没有人知道答案）。他正在对过往，对母亲说：“我不会忘记的。”

苦涩的，带着精酿啤酒气味的誓言。

在舒吉的故事里，我们看到一种双面的伦理叙事——一方面作为对母亲的誓言，一方面作为对时代的记忆，一种哀悼，一种谴责。我们同样在许多地方见到这种叙事。它总是体现为对过往悲剧的哀悼——一种忧郁症。但无疑，我们除了忧郁别无选择。一种历史进步主义叙事（庸俗化的黑格尔-马克思主义）将一切都纳入“逻各斯”自我展开并实现自身的必然性，时间被体验为编年史式前进的轴线。历史中的一切悲剧都会获得其合理性，成为一种“必要之恶”。在宏大叙事所许诺的美好前景之下，一切个体层面的悲伤都被掩埋，被讥讽——屏幕上庆贺着所谓的丰功伟绩，夜幕里却有人需要为了一天的伙食“犯罪”——还有比这更令人作呕的东西吗？

这种看似合理的叙事在创伤性的事件面前变得脆弱无比。创伤性的事件发生在不可被回忆的过去，在当下被缅怀，取消了被憧憬着的未来。它打破了编年史时间的自足性，引入了属于他者的死亡。时间就是与他者的关系本身。自己的死亡永远悬临于将来，从而引入了绝对的他者。对于海德格尔来说，每一此在向来都要承担自己的死，这是唯一不确定的确定性。而列维纳斯那里恰恰相反：我们只能经历他者的死。而创伤就是这样一个他者性的事件。战争、贫困，饥荒，工人下岗，种族主义屠杀……太多的事件总是让我们处于混乱之中，使我们不得不问出：“我们究竟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但没有人会给出答案。

对于这样一个问题的回应只能是记录，而不给出答案。甚至记录也成为不可能——语言在这里显得过度苍白，以至于后来的策兰会去选择使用一种暗哑的“喉头爆破音来书写，去纠结于那些无机质的，难解的意象；以至于潘德列茨基在《广岛罹难者的挽歌》中拒绝了任何传统的音响，让五十二部弦乐将时间撕裂。

但同时，任何记录和谈论都会显得冒犯。无论记录行为所搬开的是哪一块石头，都会使需要它保护的裸露在空气中，而记录者却能收获名利与声誉，不觉得荒谬吗？因而，任何严肃的记录与对记录的观看都伴随着一种誓言，伦理性的起誓，甘愿承担这一责任——保护的责任，将之持存于记忆之中，看护它，直到最后。痛苦的，诚实的，诗歌-刺猬，将自己裸露在外。

保罗·策兰的《数数杏仁》最后两行提供了这一誓言的典范。

“使我变苦。

把我数进杏仁。”

那些死者，那些创伤，那些杏仁。它们太过苦涩，而使你夜不能寐。还能做什么呢？言语已经不能表达，即使在时空的赋格，在灰烬头发苏拉米斯与金色头发玛格丽特的极不和谐的对位中也不足以呈现。语词成为音符，构成不和谐的织体。所能做的只有誓言：把我也数进去，让我成为死者中的一人，成为一粒杏仁。在三人挽手跨越的黄昏之中，起誓已被所有人见证。

苦涩的，杏仁形状的誓言，“只说一半，仍然因抽穗而颤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