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评 | 为什么建议年轻人“在公司附近租房”会被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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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书航 2021.12.24
近日，经济学家管清友在一档网络节目中表示，自己不建议年轻人把时间浪费在路上，年轻时的时间很宝贵，把节省下来的时间用来提升和完善自己，去思考去感受，去投资自己才是回报率最高的选择。
这样的言论引发了很多网友所谓“何不食肉糜”的讨伐。回头看，管教授本人在学习成长阶段，确实是从“学校 / 工作单位离家很近”这样的过程中获益的亲历者，所以可以讲述这样做的好处。然而，其他人却是一边倒的在说自己的种种不如意，使得他们别无选择，只能每天花两三个小时在路上，这对他们而言已经是最优解。
换句话说，在充分的市场调节下，任何你觉得现状不好、可以改善的地方，事实上都已经是经过各种博弈所获得的最优解，其他你想过的改良方案都早就有人试验过，或是失败了，或是不如现在的方案更经济。
从全球范围看，穷人为每天温饱拼命，没办法“自我提升”是一个普遍问题，之前也有相关的研究和实验，比较著名的是 1998 年生物学博士艾伦瑞克（Barbara Ehrenreich）写的《我在底层的生活》，写了她每日奔波只能凑够基本的饭钱，扣除房租后一无所有或者倒欠一点钱。即使稍有积蓄，如果有贷款的话，一旦因故停工如生病等导致丢工作，会在短至几个月的时间里无钱交房租被赶出房门，或者断供失去住所，沦为流浪汉。特朗普2016年当选后，俄亥俄州的“凤凰男”万斯（J. D. Vance）撰写了回忆录《乡下人的悲歌》，证明美国基层劳工的生活困境并无太大改变。
2009-2012 年由香港电台摄制的节目《穷富翁大作战》由多位来自较富裕家庭、拥有高学历或成功经验的香港人，在节目中体验香港基层人士的日常生活，探讨香港结构性贫穷及贫富悬殊问题。参加者与基层人士同住多日，或尝试露宿街头，并亲身参与低收入或厌恶性工作如倒垃圾等，以体验基层生活。过程中参加者手上只会有很少的现金。《穷富翁大作战》为长期和代际贫穷的痼疾提供了东亚的观测视角，尽管有些许的文化差异，但穷人因生存资源全面短缺，而不得不做短视决定，没时间“提升自己”是和西方国家一样的通病。
当我们说回普通中国年轻上班族，不得不跨城区远距离通勤的事情时，我们会发现问题其实糟糕得多，因为我们在讨论的并不是身无分文的社会最底层。
上文说到的洗碗工、服务员、倒垃圾、扫大街的岗位其实仍要等而下之，处于“北京折叠”无法被人看见的另一面。声讨管教授“何不食肉糜”的人，大多数的生活状况和社会地位还要远好于他们。
都说现在普通高中和中专的录取率是一半一半。假设在一个小镇或农村环境，孩子成长要走两条路，要么随便应付，长大以后进城务工走入“折叠”的北京，要么卷起来做题，奋斗三十年和你一起喝咖啡。
然而，这两种人都不得不面对在通勤路上花三小时，或者房租吃掉收入绝大部分，存不下钱的处境；日常吃的东西可能只是每顿饭 10 块钱和 30 块钱的差别，有足够理由相信二者在品质上都很一般；同样需要无休无止的工作，没有严格意义的下班时间，随叫随到往往是常态；同样是手停口停，一旦失业几个星期就可能滚雪球到一无所有。
这时，做题的那部分人还可能因为求学晚几年工作，乃至给家里平添了一大笔开支。谁能保证“读书无用论”五个消极的大字不会在午夜梦回时，在他们和他们父母的脑海里一闪而过？
当“折叠”的另一半奋斗半生的结果，是在一个更高的阶梯上重复和现在一样的困苦，那么“提升和完善自己”的意义就终将归于一片虚无。
社长之前的文章曾经提到，数不清有多少本可以考个老师、公务员、事业编等等“稳定”工作的青年才俊，大量进入互联网行业，寻求一丝跨越阶级的可能性。随着科技创业泡沫破灭，行业收缩，福利待遇下降，裁员风险上升。而那篇文章说的还是 2019 年底的事情，此后两年发生了什么，大家都很清楚。
所以，年轻人不论是“躺平”恐婚恐育，还是初步尝试用劳动法维护合法权益，或者是对奋斗论成功学极度反感，乃至矫枉过正地将一般的努力奋斗就和“卷”划上等号，背后都可以归结为同一个原因，就是失去了对自身境遇改善，阶层跨越的信心和希望。
实际上，管教授提到的减少通勤时间是有至少两种方案可选，一是住处位于公司附近，二是远程工作。
社长曾在2010年代体验过包括“求职公寓”、青年旅舍、乃至睡麦当劳、睡机场等多种常规和超常规的省钱住宿方法，也窥到了“折叠”着的人生百态。只要是一个人生活，其实很多方面是可以“对自己狠一点”而省下一部分生活费用的，而住宿就是其中性价比最高的节省部分。
只可惜，疫情的来袭改变了这一切。根据香港等地的媒体报道，各地的“街友”也即无家可归者，包括睡车里的人等等，平时会利用公共洗手间、公园等市政设施简约地完成生活起居，且尽量不打扰其它市民。但他们都因为疫情导致的公共场所封闭而陷入绝境，需要政府帮扶。
至于远程工作，虽然海外有不少大型科技企业认识到可能需要永久远程，并开始部分推行，有的也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但国内企业不论工作性质，绝大多数还是认为远程是不得已的权宜之计，只要疫情稍有放松，马上就要求全员到岗。某种程度上这是一种“中国特色”。
究其原因，社长认为现在国内的就业市场处于供过于求状态，而且劳动法规的执行不到位，说人话就是“你不干有得是人干”。远程工作在当前技术条件下会带来协作不同步，不顺畅的困难，更重要的是难以贯彻“企业文化”，不利于管理。
那你可能会问国外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答案比你想象的要简单：钱给够，休息够就行了。四天工作制或足够多的假期，一个月能攒出一部 iPhone，乃至准时下班——有这些条件哪还需要什么“XX 味儿”才能留得住人？
既然上述两个问题的解决都有不可逾越的障碍，就难怪年轻人会反驳管教授的建议缺乏可行性了。
最后，社长还想提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是写得了书法、画得了国画的宿管叔叔阿姨；是自学英语 20 年能翻译英文小说的拾荒者；是翻译《海德格尔导论》的农民工。
如果如管教授所说“去投资自己才是回报率最高的选择”，是不是意味着投资自己的终点也就是这些人这样——用屠龙之技温暖自己单调无聊的工作流程，化解生命意义的虚无感，从而也就获得了继续前行的“正能量”？
更不用说，上述这些被报道出来的人，还是因为本来工作属于上文说“被折叠”的那一部分，而获得了一个高度差，借此具备了出圈的资本。假设人人都去“回报率最高的选择”挤入他们的赛道，那“卷起来”的后果只会是也让这些人变得平常，而不再是一个奇观。
其实更多写书法、学英语、看哲学的人，存在于每天挤得像沙丁鱼罐头的地铁车厢里。你我和他们擦肩而过，他们每个人都戴着有线或无线的耳机，用边走边听或者边看这种效率很低的方式试图自我提升，化解用不掉，又睡不着的通勤路上的苦闷。但他们实在是太平常了，学习也学不出个名堂，横竖都是平庸，连上热搜的资格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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