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摘] 別把低薪怪在機器人身上！諾貝爾經濟學大師克魯曼：勞工薪資停滯的根源是「政治」
本文摘錄自《克魯曼戰殭屍：洞悉殭屍經濟的本質，揪出政經失能的終極本源》。本書繁體中文版已由時報出版社出版（購買連結）。下文由時報出版社提供。請大家以分享和評論代替讚賞。
美國的傾斜
我在中產階級社會長大。從各種意義看，它不平等：大公司執行長的平均薪資是一般勞工的約二十倍。但有一種普遍的感覺是，除了那些極少數人外，其他人都生活在相同的物質世界。
那種情況已不復可見。現在的執行長薪資是一般勞工的三百倍。其他高所得族群的薪資也大幅增加，但過去四十年來，一般勞工的薪資在調整通貨膨脹後只見小幅增長，或者紋風不動。
美國的傾斜──愈來愈大比例的所得轉移到一小群菁英──到了一九八○年代末已明顯可見。對包括我在內的許多人來說，這似乎是壞事。這不僅意謂一般家庭未能分享經濟的進步，而且意謂我們生活在一個共享社會的感覺逐漸淪喪。所以有人可能期待社會嚴肅地討論這種不平等加劇的背後力量，以及可以怎麼做以扭轉這個趨勢。
今日確實已經有許多嚴肅的學術研究探討不平等的原因和結果，可想而知，這也引起殭屍們的群起圍攻。畢竟，承認不平等大幅上升可能導致我們想辦法解決它。因此，幾乎從一開始就有某種否認不平等的產業──有點類似否認氣候變遷的產業──宣稱不平等並沒有真的上升，或者它無關緊要。
有一個較微妙的問題多年來充斥著不平等的討論，它牽涉三個廣為散播的誤解。第一個是不平等上升主要是受較高教育的勞工生活比受較少教育者好，而不是受較高教育者中的一小群人把所有其他人遠遠甩在後面。
第二個是一種有時候不是出於善意的頑固說法，即藍領勞工的所得減少反映日益嚴重的社會問題，如家庭價值沒落。我們看到美國勞工階級社會地位下跌的表徵是機會減少的結果，而非原因。
第三個是一切都是科技惹的禍，知識產業的成長需要高教育勞工，或機器人取代所有的勞工。原則上這可能是真的，但正如我在〈別把低薪資怪在機器人頭上〉裡談論的，證據顯示科技與不平等上升的關係遠比許多人想像的小，權力關係的影響大得多。
別把低薪資怪在機器人頭上 二○一九年三月十四日
有一天我發現自己在一場會議中討論薪資落後和不平等激升（正如我常做的那樣）。會中有許多有趣的討論，但引起我興趣的一件事，是有多少與會者直接假設機器人是問題的一大主因──機器人搶走了許多好工作，甚至所有種類的工作。有許多時候，這一點甚至不是以一個假設被提到，而是當作每個人都知道。
而這個假設對政策討論卻有實質的影響。例如，許多有關全民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的熱烈討論，是基於相信隨著機器人末日降臨，工作將變得愈來愈稀少。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指出：每個人都知道的那件事並不是事實，似乎是個好主意。預測很難，尤其是有關未來的預測，而且也許機器人總有一天真的會取代我們所有的工作。但自動化並不是過去四十年影響美國勞工因素中的重要部分。
我們確實有一個大問題──但它與科技只有很小的關係，與政治和權力則有很大的關係。
讓我們後退一會兒，並且問：機器人到底是什麼？顯然機器人不一定看起來像C-3PO（電影《星際大戰》中的機器人角色），或者到處滾動著說「消滅！消滅！」。從經濟的觀點看，機器人是泛指使用科技來取代以前人類做的工作。
而從這個定義來看，機器人已改造我們的經濟好幾個世紀。經濟學的創始人之一李嘉圖（David Ricardo）一八二一年就曾寫過機器的破壞效應！
今日，當人們談論機器人末日時，他們通常不會想到露天採礦和炸開山頭採礦，但這些技術絕對改變了煤礦開採：煤產量從一九五○年到二○○○年幾乎增加一倍（直到幾年前才開始減少），但煤礦工人的數量從四十七萬人減少至不到八萬人。
再想想船運貨櫃化。碼頭工人過去是主要港口城市風景的一大部分，但雖然全球貿易從一九七○年代起直上雲霄，美國從事「海運貨物處理」的勞工比率卻減少了三分之二。
所以，科技破壞不是新現象。儘管如此，它正在加速嗎？根據資料顯示並沒有。如果機器人真的正在大量取代勞工，我們會預期看到剩下的勞工平均製造的產品數量──勞動生產力──大幅增加。事實上，生產力從一九九○年代中期到二○○○年代中期成長的速度比後來還快很多。
所以科技變遷是一則老故事。新奇的是，勞工未能分享到科技變遷的果實。
我不是說應付變遷是容易的事。煤業僱用的勞工減少對許多家庭造成破壞的效應，而過去煤鄉的許多光景也一去不復返。港口城市的人力工作流失當然是七○和八○年代都市社會危機的原因之一。
雖然科技進步向來會有一些受害者，但直到一九七○年代生產力成長才轉化成絕大多數勞工的薪資增加。然後這個關聯性被打破了，而且打破它的不是機器人。
打破它的是誰？愈來愈多、但並非全部的經濟學家皆有一個共識，即薪資停滯的重要因素之一是勞工的談判權式微──而其根源則完全是政治。
最顯著的是，在過去半世紀，聯邦最低工資在調整通膨因素後下跌了三分之一，即使勞工的生產力增加了一五○％。這種背離是純粹、完全政治性的。
在一九七三年私人部門的勞工加入工會的比率占四分之一，現在只占六％。工會的沒落表面上可能不是政治性的，但其他國家沒有看到類似的沒落。加拿大現在的工會化程度和一九七三年的美國一樣；在北歐國家，工會會員占勞動力比例高達三分之二。讓美國成為例外的是，一個對勞工組織充滿敵意和對打壓工會的僱主友善的政治環境。
而工會的沒落造成極大的差別。想想卡車司機的例子，過去這是一個好工作，但現在的薪資比一九七○年代少了三分之一，而且工作條件極為糟糕。為什麼有這種差別？去工會化是很大的原因。
而這些可以輕易量化的因素，只是我們的政治中長期的、全面的反勞工偏見的幾個指標。
這帶我回到為什麼我們談論這麼多有關機器人的問題。我認為答案是，這是轉移注意力的伎倆──一種避免面對我們的體系被操縱成不利於勞工的方法之一，類似於談論「技術缺口」是把注意力從造成失業率居高不下的壞政策轉移開的方法。
而特別是進步主義者不應該落入這種膚淺的宿命論陷阱。美國的勞工有能力且應該獲得遠比現在好的待遇。而探究他們未能獲得好待遇的原因，過錯不在我們的機器人，而在於我們的政治領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