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電影頒給《給十九歲的我》

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電影頒給《給十九歲的我》，好像也是預計之中。現在香港所有事已經陷入黑白二元對立，所有事都是鬥爭，你愈反對，對方便愈贊成，更不用說避嫌了。瓜田李下，一個頒獎典禮由政府贊助，得獎影片的導演正是該撥款機關的重要委員，正是主辦評判都是我的人，你怎夠我玩?

小弟不才，仍記得唸電影時，老師曾教過拍攝紀錄片，就算對方曾簽同意書，但最後一刻才不想公開，我們也絕不可以公開，這是職業操守，也是個人道德，我們要尊重被攝者，所謂的「藝術價值」在「生命」面前，一文不值。

波蘭電影名導演奇士勞斯基(港譯: 基斯洛夫斯基)是由紀錄片轉拍劇情片，原因是他對紀錄片的個人自省，覺察到紀錄片對被攝者的生命影響極大，在他的自傳《奇士勞斯基論奇士勞斯基》，有很多對紀錄片深刻的描述。

「在我看來，紀錄片不應該影響其主人的生活，不管是更好還是更糟，它們根本不該有任何影響。」

「那些醫生卻是那麼開通，我們成了好朋友，以至於他們不覺得我們在那裡，這就是紀錄片花這麼長時間拍攝的整個意義所在，但沒有人知道這點，特別是現在的電視記者。他們來了，在你鼻尖上粘個麥克風並讓你回答問題，你也許很機智或很愚蠢地回答，但那袒露的不是你真實的自己。」

「不是所有的事情都可以描述，這是紀錄片的最大問題。它好像陷入自己的陷阱，和某個人靠的很近，那個人就越是想遠離它，這是很正常，根本沒法控制。如果我拍攝愛情片，我根本不會走進人們正在做愛的房間；如果我拍攝的片子有關死亡，我就不能拍一個真快要死的人，這種經歷是如此親密！……我怕那些真正的眼淚，事實上，我懷疑自己有沒有權力去拍攝它們，這種時候我就會感覺自己像處於一個沒有邊界的王國。那也是我從紀錄片中逃出來的主要原因吧。」

香港真正淪陷，是在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