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纪委和监察部门参与医疗试剂等集采掩盖了哪些问题？

罗氏诊断退出集采，但弃权者的路并未被堵死。8月25日，安徽国贸大厦内，来自多家检测试剂（IVD）企业的代表在这里参与谈判。这是安徽省检验试剂集采的议价现场。根据现场传出的信息，谈判共分为2组，雅培、西门子、迈瑞、新产业等13家企业参与谈判；罗氏诊断、贝克曼、安图等企业则直接放弃谈判。这不是一次普通的集采。早前在8月19日，安徽省医药集采平台公布临床IVD集采公告，曾明确提到，这次集采由省纪检委直接部署，旨在“整治购销领域违法违规行为”。省纪委主导集采，这在中国医药领域集采史上是闻所未闻的奇谈。

【中央巡视组原副组长受贿4.6亿元，说明纪委监察进驻也不能说明什么问题。上级机构，保护伞以及某些领导通过任命或者虚伪的选举保持下级对上级的忠诚，所以滥权和腐败在武汉市第四医院专制管理下是无法避免和消除的。权力来源于谁就必然效忠与谁，反之，对于上位者来说，谁能给他带来利益，他就给谁权力。在这种利益链条下，下级必然要向上级输送利益，而下级也只能向更下面的人要利益才能维持向上输送，最终所有后果由无权者承担。也就是说，腐败和滥权是与医院专制管理结构共生的，而滥权比贪腐收益更大，安全度更高，对医院和医疗改革的危害程度也更为剧烈。】

　　8月22日，天风证券在投资者会议中提到：7月14日安徽省医保局召开有关IVD集采的吹风会，省医保局副局长万勇痛斥药企“大肆搞商业贿赂，腐蚀医护人员，让知名的专家进了监狱”，万勇直接放话：“为什么专项采购？是你们逼着我们干的！”受贿案是IVD集采导火索。这次集采的主要品种，是检测试剂的重中之重——化学发光检测试剂。在所有检测试剂里面，免疫诊断的市场销售额占比位列第一，达到38%左右，化学发光试剂又是免疫诊断的重心。

【有逼迫肯定就会有反抗，不过很多人都没有认识到对人的权利的侵犯。保官位的态度败坏了当事者的心灵，对权力滥用和破坏个人权利与日俱增，只能靠”以繁荣换忠诚”的不会持久的交易，来保持表面上的合法性。与权力寡头（上级机构、监管部门、保护伞及武汉市第四医院某些院领导）日趋定型的作为相对照，是社会上丝毫不衰减的医疗改革的呼声。不幸的是，这是弱智和愚民的体现,，弱智是专制之下众人丧失胆识的结果，也是因为少数智者（当权者）因种种原因不去捅破窗纸（愚民）。上级机构、监管部门、保护伞及武汉市第四医院某些院领导可以去欺骗医患大众上路，但是不可以任由那些说不清最终目标的医改（侵犯个人权利和滥用公权）呼声去麻木众生的心智。】

　　根据兴业证券研究所数据，国内化学发光市场规模接近300亿元，约占免疫诊断总市场的70%。安徽这次集采力度很大，涉及的发光试剂大多为封闭系统，也就是说医院买了某个品牌的仪器，就要定向购买某个品种的试剂。因此，今年6月，迈瑞医疗在回应投资者时曾自信满满地提到，“化学发光集采的实施难度较大”。显然，安徽这次的决心更大。在天风证券提及的实录中，万勇明确表示：“不降价那就换机器，没有什么专机专用！”业内纷纷猜测：省医保局领导放出如此狠话，与年初曝光的“检验科主任受贿”一事有关。2021年3月，安徽省纪检监察网通报：安徽医科大学二副院检验科主任管世鹤接受审查。管世鹤是博士生导师、皖江学者，身兼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项目函审专家、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评估专家、安徽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等多个头衔。他的落马让安徽全省医疗界震惊。

【各行各业都有受贿，即使专家院士等受贿也在情理之中。在武汉市第四医院“等级体系”中，如果丁祥武等人腐败和滥权，他只要搞定自己的直接上级，甚至直接上级的上级（可能类似薄周徐郭苏孙等关系网），通常就没事儿（出了事情，上级会罩着）。反之，如果丁祥武等人的上级拉他下水，（为了保住乌纱帽）他也不敢不从。显然，在这样的官僚系统中，一旦出现腐败和滥权，很容易演变为“窝案”。一旦演变为“窝案”，彻查的时候就会牵连很广、阻力会很大。比如明清两朝出现的一些腐败大案，波及数省，牵连几千名官员。而且，一些医患早就习惯了这些等级制度和身份歧视，大家都逆来顺受，没有丝毫反抗行动，自己的不幸淡然处之，别人的不幸漠然对之。鸟儿被囚禁久了，早就不知如何飞翔！悲乎？】

　　检验试剂单价低，但种类繁杂、用量大、更新快。此前有媒体报道称，在一些规模较大的综合性医院，检验科每年的创收能占到全院的10%左右。更为关键的是，IVD的采购并不像药品那样进行省级采购。一位医院内部人士告诉健识局：各科室汇总检测试剂需求后，上报到医院，医院向卫健委报送后开展招标采购。事实也的确如此，单个医院招采IVD，是长久以来的普遍现象。创收额巨大、主要由医院自行组织招采，寻租空间就这样诞生了。万勇在上述吹风会上提到：“被捕的涉案人员承认，给到医生的回扣最高能达到12%-13%。”

【寻租空间有时候也是制度创造出来的。在武汉市第四医院，一些侵犯医患合理权利所导致的悲剧，非常显而易见的与医疗系统自上而下的滥权以及系统性权力寻租密切相关。只要当权者控制了医院资源，医患的人生选择，必将极其受限，既缺乏充分的自由和机会，又缺乏价值的多元与价值之间的相对均衡，更不用谈一定程度上的政治参与。对于医务人员和患者来说，政治参与的意义不只在于能维护个人合法权利，也不只在于能促进公共利益，政治参与也是个人自主的一种表现。尽管政治参与的结果不一定永远符合参与者的预期，也可能让参与者付出代价，但它让参与者感到自己并不是被摆布的，让他们感到自己也是“能动者”的一份子。】

　　正因如此，这次安徽试剂集采才有了不同的意味。根据网传的会议实录，安徽专项集采的目就是要打掉灰色收入，“引导价格回归合理水平”。随着罗氏诊断、贝克曼的退出，国内企业可能会在化学发光试剂这个市场上找到一线生机。此前，根据方正证券发布的数据，化学发光领域罗氏诊断、雅培、贝克曼等老牌外企占据超过8成的市场份额，国内1000余家企业只能去争夺剩余的2成利润。这次集采，把过去由外企牢牢把控的市场敲开了一道缝。隐秘路径：LDT市场监管难。

【有些黑锅也不能都让外企背，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在武汉市第四医院，上级机构，保护伞以及某些院领导之间关系网络盘根错节，以商业交易收买利诱，以帮派广布人脉、以政绩美化滥权腐败，从而达到掩盖事实和扭曲真相的目的。与此同时，一轮又一轮的不触及制度的医疗改革和政治运动（今年国务院医改试点省份排除湖北省武汉市，也间接说明三明医改经验可能在某些地方不适合），已经把医患双方善良的人性一点点残忍地扼杀掉了。】

　　8月20日，IVD集采消息挂出的第二天，迈瑞医疗、新产业的跌幅分别超过17%和14%；安图生物则连续三个交易日暴跌。根据安徽医保局的试剂集采规则：已经列入谈判议价，但未参加谈判、或谈判不成功的品种，将被纳入备案目录进行重点监测。也就是说，没谈成的会被“重点监控”，基本就失去安徽医药市场。然而，罗氏诊断、贝克曼、安图等企业依然选择了退出谈判。敢于弃标，是因为在IVD临床应用中，医院不是唯一的出口，大量第三方实验室实际在帮医院做检测。对于它们的监管，医保部门可能插不上手。第三方实验室简称LDT，在新冠疫情中，LDT在各地接纳了大量核酸检测任务。但在平时，LDT的业务主要来自于医院外包。此前有LDT企业告诉健识局：“医院的检测项目一般测一两百种，但第三方实验室的检测项目至少在400种以上。”相对来说，IVD市场规模并不算突出，仅为800亿元左右。相较而言，最大的利益方其实是面向终端用户的体外诊断服务。高禾投资数据显示，其规模已达到2000亿元左右。

【即使公立医院被完全监控，与权力沾边民营私立医院难道不是当权者和医疗系统权贵再通过市场渠道吃掉这部分利益？】

　　患者在医院做检测项目，交的是检测服务费，而不是试剂费。试剂占检测服务成本的30%左右。上述人士称：第三方机构能拿到医院的单子，存在很多不透明的空间，导致“以前试剂企业只要行贿医院医生，现在还要给第三方一笔回扣。因此罗氏诊断等企业不参与，但他们会有别的办法。”试剂集采只是砍掉了医院端的行贿空间，但相关检测项目能很快转移到第三方实验室。如果检测服务费不降或者少降，试剂企业就能通过第三方实验室，找到新的“价值空间”。种种迹象表明，光是管住医院采购试剂那只手还不行，还要管住医院检测项目外包的另一只手。

【左边口袋的钱挪到右边口袋，基本是管不住的，花式表演总会有所创新的。尽管在中国医学界反腐的办法和手段非常残酷，但是无法遏制腐败，因为滥权的形式将会越来越多元化和隐蔽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