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Combahee River Collective Statement (1977) 康比河聯盟聲明

我們是一個黑人女性主義者的聯盟，自 1974 年起就開始聚在一起。[1] 那時候我們正處於去定義和釐清我們自身政治的過程裡，同時我們在自己的群體內部從事政治工作，並也和其他的進步組織和運動結盟。之於我們的政治，現在最一般性聲明是我們積極致力於鬥爭種族、性別（sexual）、異性戀和階級壓迫，而且我們認為我們的獨特任務是，基於主要的壓迫系統彼此環環相扣的事實，去發展整合的分析和實踐。這些壓迫的綜合體製造了我們生命的條件。作為黑女人，我們認為，若要去對抗所有有色女人所面對的、多重且同時的各種壓迫，黑人女性主義是必要的政治運動。

我們會在以下這篇文章裡討論四項主要的主題：（一）當代黑人女性主義的緣起；（二）我們相信什麼，亦即，我們的政治的特定範圍；（三）組織黑人女性主義者的問題，包含我們團體的簡短歷史（herstory）；以及（四）黑人女性主義的議題和實踐。

一、當代黑人女性主義的緣起

在檢視黑人女性主義近期的發展之前，我們想要肯認，我們的出身乃是基於非裔美國女人的歷史現實，她們為了生存與解放的持續生死鬥爭。我們屬於兩個受壓迫的種族和性階級的成員身分，一直以來決定了黑女人和美國的政治體系（一個白男統治的體系）之間極度負面的關係。如同 Angela Davis 在「反思奴隸社群中黑女人的角色」一文中指出的，黑女人一直以來，即使只是以他們的肢體外表展現，都體現了白男人政權的敵對位置，黑女人也積極地以各種或幽微或戲劇性的方式抵抗白男人統治對她們以及她們社群的侵襲。黑女人運動者一直都在――有些為人所知，例如 Sojourner Truth、Harriet Tubman、Frances E. W. Harper、Ida B. Wells Barnett，和 Mary Church Terrell，以及不為人所知的成千上萬人――她們共同意識到，他們的性身分如何和他們的種族身分合併成為他們整體的生命處境，使得他們政治鬥爭的焦點獨一無二。當代黑人女性主義，是我們的母親和姊妹無數世代的個人犧牲、抗爭和勞力的產物。

黑人女性主義的現身，其演變最顯而易見地是關聯到 1960 年代晚期開始的第二波美國女人運動。黑女人、其他第三世界的女人，以及勞動的女人從一開始就都涉足這場女性主義運動，然而外部的反動力量和運動本身內部的種族主義和菁英主義都使得我們的參與被掩蓋了。1973 年，大多位於紐約的一群黑人女性主義者們感受到成立一個分立的黑人女性主義團體的必要性。這成為了全國黑人女性主義組織（National Black Feminist Organization, NBFO）

黑人女性主義政治也和黑人解放運動，尤其在 1960 和 70 年代，有著顯而易見的連結。我們之中許多人都活躍於這些運動中（民權運動、黑人國族主義、黑豹黨），而我們所有人的生命都深深受到他們的意識形態、目標和用來達成目標的戰術所影響和改變。正是我們在這些解放運動之中的經驗和想像破滅，以及在白男人左翼圈子邊緣的經驗，致使了我們需要去發展一套政治，既反種族主義，不像白女人，且也反性別歧視，不同於黑男人與白男人。

無可否認地，黑人女性主義的緣起也來自於個人，也就是說，從看似個人的、每個個別黑女人的生命經驗中得來的政治領悟。黑人女性主義者，以及更多其他不定義自己是女性主義者的黑女人，都經驗過性別壓迫，而且是我們日常存在的一個慣常元素。兒童時候，我們領悟到我們和男孩不同，而且我們也被差別對待。舉例來說，我們被要求安靜，既是因為舉止得像個小姐，也同時是為了讓我們在白人的眼中看起來比較不會那麼擾人。我們長更大了之後，我們意識到男人的肢體和性傷害的威脅。然而，對於這些在我們看來如此明顯的事情、我們知道真的在發生的事情，我們那時候沒有任何方法可以概念化地理解他們。

黑人女性主義者常常談到他們在對如性別政治、父權統治，以及最重要的女性主義――也就是我們女人們用來對抗我們的壓迫的政治分析和實踐――等等概念產生意識以前，那些覺得自己瘋了的感受。事實上，種族政治以及更確切來說種族主義等因素充斥著我們的生命，使得我們曾經――對於大部分的黑女人來說仍然如此――無法更深入地檢視我們的經驗，也無法以當中不斷成長的共享意識為出發點，去建立一種政治，以改變我們的生命且必然地終結我們的壓迫。我們的發展也必定與當代黑人的經濟與政治位置相連結。二戰後世代的黑人青年是第一批可以在最小程度上享用到一定的教育與就業機會的人，這是先前的黑人們完全無法擁有的選擇。儘管我們的經濟位置仍然處於美國的資本主義經濟的最底部，我們之中有一小部分人，由於教育和就業代表性上的人頭表面功夫（tokenism），成功獲得讓我們有可能更有效地對付壓迫的一些工具。

最一開始，一種結合了反種族主義與反性別歧視的立場把我們湊在一起，而隨著我們的政治發展，我們也致力於處理異性戀霸權（heterosexism）以及資本主義下的經濟壓迫。

二、我們相信什麼

最主要來說，我們的政治最開始萌生於我們共同相信黑女人就其本身是有價値的，我們的解放是項必要之務，而不是別人的附帶條件，這是因為我們作為人有自主性的需求。這或許看來太過顯而易見以至於聽起來過於簡化，但顯然地，沒有任何其他聲稱是進步派的運動可曾將我們特定的壓迫視為首要之務，或者認真地朝向終結這種壓迫而努力。只需要舉出那些被加諸於黑女人身上的貶抑刻板印象（例如，mammy、matriarch、Sapphire、whore、bulldagger），甚至還不需要羅列那些我們遭受到的殘酷且常常殘殺的對待，就足以顯示西半球四世紀的奴隸制歷史中，我們的生命是如何不被當作是有價値的。我們領悟到，唯一在乎我們、願意持續為了我們的解放而努力的人，就是我們自己。我們的政治從我們健康的自愛演變而來，愛我們自己、我們的姐妹和我們的社群，使得我們能繼續我們的鬥爭與努力。

這種對我們自身壓迫的關注，體現在身分政治（identity politics）的概念當中。我們相信，最深刻且潛在最基進的政治的直接來源是我們自己的身分，而非源自努力終結別人的壓迫。就黑女人而言，這是個特別令人生厭、危險、有威脅性，且因而具革命性的概念，因為，看看所有我們之前的政治運動，很明顯地，任何人都比我們還更値得解放。我們拒絕被捧上台柱、拒絕被加冕為后，也拒絕跟在後面亦步亦趨。只要被肯認爲人，無分高下的人，就已足夠。

我們相信，父權之下的性別政治和階級與種族的政治同樣充斥在黑女人的生命之中。我們也常常無法輕易將種族、階級與性別壓迫彼此區分開來，因為在我們的生命中他們常常被同時經驗。我們知道確實有所謂的種族―性別壓迫，曁不單純是種族的也不單純是性別的，舉例來說，歷史上白男人以強暴黑女人做為政治壓迫的武器。

儘管我們是女性主義者也是女同志（Lesbian），我們團結聲援進步派的黑男人，而且不像那些分離主義的白女人所訴求的那樣倡導團體分化。我們作為黑人的處境使我們必須在種族的事實上彼此團結聲援，這是白女人理所當然不需要與白男人共享的，除非是他們作為種族壓迫者的負面團結。我們與黑男人共同鬥爭種族主義，但我們也在性別歧視上和黑男人鬥爭。

我們領悟到，所有受迫人民的解放必定得摧毀資本主義、帝國主義與父權的種種政治經濟體系。我們是社會主義者，因為我們相信工作的組織安排應該以做工和製造產品的人的集體利益為目的，而不是為了老闆們的利潤。物質資源應該平等分配於創造這些資源的人之間。然而，我們不認為一個不同時是女性主義和反種族主義的社會主義革命能夠保證我們得到解放。我們已經得出，去考量到黑女人一般而言身處勞動力邊緣的特殊階級位置，並以此發展出一套理解階級關係的方式，是有必要的，尤其在這個特別的時候，我們之中有些人在白領和專業層級的工作上被暫時當作有雙重優點的代表人頭（token）。對於那些種族和性別壓迫構成他們工作／經濟生活中重大決定因素的人們而言，他們不純粹是無種族、無性別的勞工而已，而我們需要清楚闡連他們的真實階級處境。儘管就應用於馬克思所分析的特定經濟關係而言，我們基本上同意他的理論，然而我們知道他的分析必須被進一步延伸，我們才能理解我們作為黑女人的特殊經濟處境。

在我們看來，我們已經達成的一項政治貢獻便是擴張了女性主義「個人即政治」的原則。在我們意識提升的活動過程中，舉例來說，我們在許多方面早已經超越了白女人的覺悟，因為我們在處理的是種族和階級，以及性別的彼此牽涉。就連我們黑女人用黑人語（Black language）來談論／講述我們所經所驗的證言時的風格，都有某種曁文化性且也是政治性的共鳴。出於必須，我們花了很大的精力來深入挖掘我們的壓迫的文化和經驗本質，因為這些事情沒有任何一項先前曾被檢視過。在我們之前沒有任何人可曾審視過黑女人生命多重層次的質地。這種覺悟／概念化的一次事例，發生在某一次會議上，我們討論到我們初期的智識興趣如何被我們的同儕――尤其是黑人男性――攻擊。我們發現我們所有人，因為我們很「聰明」所以也被認為很「醜」，也就是「聰明但很醜」。「聰明但很醜」定型了我們如何被迫在賠上我們的「社交」生活的情況下發展我們的智識。黑人和白人社群裡對黑女人思想家的制裁相較之下比起對白女人的制裁高得多，尤其是那些出自受教育的中產和上層階級的白女人。

正如我們所說明的，我們拒絕女同志分離主義的立場，因為這對我們來說並不是一個可行的政治分析或策略。它遺漏了太多事情和太多人，尤其是黑男人、黑女人和黑人孩童。我們對男人在這個社會裡被社會化成的樣子有許多批評和厭惡：他們支持的事情、他們行為的方式、他們壓迫人的方式。但我們並沒有這種被誤導的觀念，認為他們的男人性本身――也就是說，他們生物性的男人性――把他們造成了這個樣子。作為黑女人，我們認為無論什麼類型的生物決定論，對於建立一套政治來說，都是一個特別危險且反動的建基。我們也必須對於女同志分離主義是否是一項充足且進步的政治分析與策略一事抱持質疑，即便是對那些實踐者而言，因為它是如此徹底地屏棄女人有除了性（sexual）以外的壓迫根源，否定了階級與種族的事實。

三、組織黑人女性主義者的問題

在我們齊聚作為一個黑人女性主義團體的日子裡，我們歷經成功和挫折、歡樂和苦痛，勝利與失敗。我們發現，圍繞著黑人女性主義的各種議題做組織工作非常困難，在某些場合裡，甚至連宣告我們是黑人女性主義者都相當困難。我們嘗試思考了這些困境的原因，尤其在白女人的運動既已持續強大且往各個方向成長的情況下。在這個小節裡，我們會討論我們面對到的某些組織問題的一般原因，且也會談論我們組織自己團體的各個階段。

我們政治工作困境的主要來源是，我們並不只是嘗試在一個或甚至兩個陣線上打擊壓迫，反之我們要處理全部範圍的壓迫。我們沒有種族、性、異性戀或階級的特權可以倚賴，擁有以上任一種特權的群體所具有的資源和權力，我們甚至也無法在最低程度上取得。

我們永遠無法低估身為一個黑女人的心理損傷，以及這為達成政治意識和進行政治工作所帶來的種種困難。在這個既種族歧視又性別歧視的社會裡，黑女人的心靈被賦予很低的價値。如同某個早期的團體成員曾說過的，「我們都是受了傷的人，僅只因為我們是黑女人」。心理上和其他各個層次上，我們都是受逐（dispossessed）的人，但我們感受到鬥爭的必要性，以改變所有黑女人的條件。在〈一名黑人女性主義者尋找姐妹情誼的過程〉一文中，Michele Wallace 得出以下的結論：

我們作為女人而存在——黑女人、女性主義者的女人——我們每個人一時之間一籌莫展、獨自奮鬥，因為這個社會裡還沒有能碰得著邊的環境，能讓我們的鬥爭得以適存——因為，身在底層，我們必須完成沒有任何人做過的事：我們必須對抗這個世界。[2]

Wallace 對黑人女性主義者位置的評估，很悲觀卻也很實際，尤其當他提到我們大部分人所面對的、近乎經典的孤立處境。然而，我們可以利用我們在底層的位置，不帶模糊地朝向革命行動躍進。如果黑女人自由，那麼就代表其他所有人都會自由，因為我們的自由必得要摧毀所有壓迫的體系。

但是，女性主義對於大部分的黑人而言很具威脅性，因為它質疑了某些我們存在的最基本預設，亦即性應該是權力關係的一個決定因素。以下是 1970 年代早期一本黑人國族主義小冊子裡定義男性和女性角色的方式：

我們理解既往至今，男人傳統上是一家之主。他是家／國的領導者，因為他對世界的知識更廣博、他的醒覺更強大、他的理解力更完善而且他對資訊的應用更有智慧……畢竟，正是因為他能夠捍衛和保障他的家園的發展，男人才理所當然地是一家之主……女人無法和男人做同樣的事情——天造女人有不同的功能。男人和女人的平等（equality）是無法發生的，即使是在抽象世界裡。男人平等於其他的男人，亦即他們的能力、經驗甚或理解力。男人和女人的價值可以被視作是金和銀的價值——他們並不等值（equal）但都擁有很高的價值。我們必須暸解到男人和女人彼此互補，因為沒有男人和他的妻子就沒有家戶／家庭。兩者對任何生命的發展而言都至關重要。[3]

對於那些在他們生命中代表了某種穩定性的經濟和性的安排，大部分黑女人的物質條件很難讓他們去同時擾亂兩者。許多黑女人對於性別歧視和種族歧視都有很不錯的了解，但由於他們生命的日常羈絆，他們無法冒險對這兩者進行鬥爭。

黑男人對女性主義的反應是惡名昭彰地負面。當然了，面對我們黑人女性主義者會按照自己的需求組織起來的可能性，他們比黑女人更受到威脅。他們暸解到他們可能不只會在他們的鬥爭中失去寶貴且勤奮的盟友，他們也可能會被迫要改變他們的習慣，不再用性別歧視的方式和黑女人互動或壓迫他們。指控黑人女性主義分裂黑人鬥爭對於黑女人自主運動的成長而言，是強而有力的嚇阻。

儘管如此，在我們團體三年的存在期間，仍有上百位女人在不同時候活躍於此。而且每個到來的黑女人，都是出於強烈地感受到他們需要某種程度的可能性，而這是她的人生中不曾存在過的。

1974 年初，在 NBFO 第一次美東區域大會之後，我們開始聚會，彼時我們還沒有任何組織的策略，甚至也沒有聚焦主題。我們只是想看看我們有些什麼。那一年過了沒聚會的幾個月後，我們又開始聚會，而且開始做各式各樣高強度的意識提升活動。我們都有的龐大感受是，在一年又一年過去以後，我們終於找到彼此。儘管我們當時不是以一個團體的方式來做政治工作，我們各自持續涉足於女同志政治、不當結紮和墮胎權工作、第三世界女人國際婦女節（Third World Women’s International Women’s Day）活動，以及 Kenneth Edelin 醫師、Joan Little 和 Inéz García 等人受審的支援活動。我們的第一年夏天，成員人數銳減之際，仍留下的人們嚴肅地討論了為黑人社群中受暴婦女開設避難所的可能性。（當時波士頓沒有任何避難所。）我們也在那個時候決定要成為一個獨立的聯盟，因為我們對 NBFO 的布爾喬亞女性主義立場以及他們缺乏清楚的政治焦點一事有嚴肅的歧見。

那時候社會主義的女性主義者也來聯絡我們，我們先前跟他們一起從事過墮胎權的活動，而他們想要鼓勵我們參加辦在俄亥俄州黃泉鎮的全國社會主義女性主義大會（the National Socialist Feminist Conference）。我們其中一個成員確實參加了，而儘管這次大會上提倡的意識形態過於狹窄，這使我們更加意識到我們需要理解我們自身的經濟情況，並進行我們自己的經濟分析。

那年秋天，有些成員回歸，我們經歷了幾個月相對的不活躍時期以及內部歧見，這些歧見一開始被概念化為女同志―直女的分裂，但他們同時也是階級和政治差異的結果。那年夏天期間，那些還持續聚會的成員已經認定我們有需要進行政治工作、不能再只是做意識提昇，和只是當一個情感支持團體來運作。1976 年初，在有些女人們不想做政治工作、已經提出他們的不同意且自願不再參與的時候，我們又開始尋找聚焦主題。我們和當時增加的新成員們決定，要成為一個學習小組。我們此前一直都會和彼此分享我們的閱讀，而在這個決定做成的前幾個月，我們之中也有人寫了關於黑人女性主義的文章提供團體討論。我們開始作為一個學習小組運作，並且開始討論成立一個黑人女性主義刊物的可能性。我們在春末有個宿營，而這讓我們有時間可以進行政治討論和解決人際議題。現在，我們正計畫要集成一本黑人女性主義作品的選集。我們覺得，至關重要的是，向其他黑女人展示我們的政治的現實，而我們可以透過寫作、透過發布我們的作品來達成。考慮到整個國家的許多個人黑人女性主義者都孤立無伴、而我們數量不多，加上我們又有些寫作、印刷和出版的技能，讓我們想要發展諸如此類的計畫，來作為組織黑人女性主義者的手段，同時持續和其他團體結盟從事政治工作。

四、黑人女性主義的議題和計畫

在我們彼此相伴的時間裡，我們指認許多對黑女人而言有特別關聯的議題，且進行相關的工作。我們政治的包容性讓我們關注任何侵害了女人、第三世界和勞動人民的生命的情形。而當然地，我們特別投注於那些同時牽涉到種族、性別和階級等因素的鬥爭當中。我們可能會，舉例來說，在雇用了第三世界女人的工廠當中參與職場的組織工作，或者當醫院削減了某個第三世界社群那早已不足的健康照護時對其進行巡察，抑或在黑人社區裡設立個強暴危機處理中心。以福利和日照為中心進行組織可能也會是我們的焦點。尚須完成的那些工作，以及這些工作所代表的無數議題，只是反映了我們所受壓迫的盛行情況。

我們聯盟成員實際付出過的議題和計畫包含不當結紮、墮胎權、受暴婦女、強暴和健康照護。我們也做了很多關於黑人女性主義的工作坊和教育活動，對象包括大學校園、女人的大會，還有最近包含高中的女人。

其中一個我們特別關注且也開始公開提及的議題是白女人運動當中的種族主義。作為黑人女性主義者，我們持續且痛苦地意識到，白女人為了打擊他們自己的種族主義所做出的努力是多麼地少，而若他們要打擊種族主義，他們至少得要對種族、膚色和黑人的歷史文化有超出淺薄的理解。在白女人的運動中根除種族主義，照理來說，是白女人的工作，但我們會持續喊話、持續在這個議題上要求課責。

在我們政治的實踐裡，我們不認為目的總是能證成手段。很多反動且破壞性的行為，都是以達成「正確的」政治目標為名做出來的。作為女性主義者，我們不想要以政治為名搞砸別人。在我們的團體內部，以及在我們對革命性社會的願景裡，我們相信集體的過程和非階層性的權力分配。我們堅決要持續檢視我們的政治，使其在批判與自我批判之中發展，我們視此為我們的實踐中一個關鍵的面向。Robin Morgan 在他《Sisterhood is Powerful》的導論中寫道：對於白人異性戀男人可能達成什麼革命性的角色，我一丁點概念都沒有，因為他們正是「反動既得利益權力」的體現。

作為黑人女性主義者和女同志，我們知道我們有很明確的革命任務要執行，而我們也已經準備好獻身於我們眼前一生的努力和鬥爭。

[1] This statement is dated April 1977.
[2] Wallace, Michele. “A Black Feminist’s Search for Sisterhood,” The Village Voice, 28 July 1975, pp. 6-7.
[3] Mumininas of Committee for Unified Newark, Mwanamke Mwananchi (The Nationalist Woman), Newark, N.J., ©1971, pp. 4-5.

THE COMBAHEE RIVER COLLECTIVE: “The Combahee River Collective Statement,” copyright © 1978 by Zillah Eisenste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