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間靠近天空的違建畫室

現在回想起來，那間畫室應該是違建。

我小學念的是美術班，五年級時，雖然學校一星期有八節各式各樣的美術課可以上，但我發現，同學陳阿詩和吳小華，都會帶著不是在課堂上畫的圖來學校，那些畫裡的東西比在課堂畫的更有趣。

我問：「你們回家都還會自己畫這些喔？」
她們搖搖頭說：「這是在姜老師的畫室畫的。」

我想跟她們一起畫這些有趣的東西，我想跟她們一起玩。於是，某個星期六中午放學（那時候台灣還沒實施周休二日，週六是上半天課）吃過飯之後，我跟著她們去那個畫室。

那是小巷子裡的舊樓房，進門之後要先爬上二樓、三樓，再登上一個窄窄的鐵樓梯，上頂樓。畫室到了。

我抱著一袋用花格子帆布包裝的畫用具站著，看著這間「鐵厝」－－有冷氣，有木板牆（強的隔板頂端還有鏤空雕花，當年最普遍的隔間建材），有很多畫，還有一些四處隨意坐著畫畫的小孩。

老師說：「你拿一張椅子座陳阿詩旁邊……要裝水的話可以去陽台。」

陽台有個水龍頭，沒有洗手槽，地上有排水孔，以排水孔為中心，四周有五顏六色輻射狀的水流痕跡，看得出有人經年累月在這裡倒過一桶桶的洗筆水。

這一定是頂樓加蓋的違建。

我拿到一張紙、一個畫板、一個板凳，還有自己的水袋、筆、調色盤、一管管水彩。老師說：「你畫什麼都好，先構圖好了」。但我想不出來要畫什麼。
老師問我：「你去過自助餐店嗎？」

當然，媽媽都會帶我去裝便當啊。那時我的身高跟餐台差不多，以平視的角度幾乎看不見上面的菜色，抬頭看得最清楚的，就是掛在天花板下轉轉轉的紅繩子－－用來趕蒼蠅的裝置。

「那你就畫自助餐店吧！」老師說。

我憑著記憶與想像，開始用鉛筆構圖。

我開始跟班上同學陳阿詩、吳小華、官大弘一樣，也變成這群在違建裡畫畫的小孩。

但我們每個人又都不一樣。我們紙上的主題都不同，完成的進度也不同，筆下的風格也相差很多：陳阿詩的東西有種有小大人的成熟感；吳小華的造型和顏色都很豪邁；官大弘是男生，總是坐得離我們女生遠一點，但畫室牆上有一張他二年級時畫的「嘉義公園火車頭」，是被裱框起來的，雖然看起來線條有點幼稚（因為是二年級畫的嘛），但據說曾得到很厲害的獎項，好像是「世界兒童畫展」。

我還看不出自己的風格，但我知道我喜歡在這裡畫畫。我認真地營造自助餐店裡老闆和伙計忙碌的紛圍，為每一桌吃飯的客人編故事。

畫室前方的櫃子上，有一台錄放音機，每次上課都重複播放幾卷「司馬中原講鬼」的錄音帶。老師實在太聰明，大家都愛聽鬼故事，一邊畫一邊聽，小朋友就不會愛講話了，就算真的想跟旁邊的人討論聊天，也會放低音量，深怕破壞了大家聽鬼故事的氣氛。我到現在都還記得幾個錄音帶裡的橋段（例如：某某某的屍體赤條條地掛在吊豬肉的勾子上！），還有司馬中原不疾不徐卻揪著人心的語調。

下課時，是接近日落的時間。倒完水、收好東西，走下那個窄窄的鐵樓梯、再下三樓二樓的樓梯，到了一樓客廳，此時，老師家通常還沒有人開燈。暗暗的客廳裡，有好多打氣桶和已打氣、未打氣的氣球。老師的弟弟是做氣球生意的－－那種金色銀色閃閃亮亮、上有彩繪印刷的氣球。當時我覺得，這種氣球只有台北或是百貨公司才有的，好高級，比黃金還高級。老師用「畫畫集點送氣球」的方式鼓勵大家多畫畫，我曾換到一個很小的、圓形、直徑大概只有15公分的氣球，上面印了加菲貓。我保存了好久好久，氣都消了，我還留著那層銀漆和彩繪都掉落了的皮。（這種氣球到目前為止我只擁有過兩個，第二個是十幾年後，那時的情人節禮物，也是直徑15公分左右，愛心型，一面紅色一面銀色，當時我也覺得好高級，比鑽石還高級，跟那顆加菲貓氣球一樣。）

這鐵定是一間頂樓加蓋、沒有立案的教學場地。但對我們這群在違建裡畫畫的小孩來說，這是靠近天空的小天地。這裡沒有時間表、沒有壓力，每個人都可以慢慢磨自己的畫，樹上的每條紋路、小狗的每根毛、地板的每塊瓷磚，不論你要大筆揮、或是一筆一筆慢慢描都行。四開大小的一張畫，要塗上一個學期也沒人管你，老師不會催。如果完成了一張 ，剛好遇上了某某比賽、某某美展送件時間，老師就自己幫學生送去參展。偶爾會在幾個月、或是一個學期後，當你已經又磨完了幾張畫，老師突然拿了一張獎狀、或一本紀念畫冊給你，說你上次那張圖得獎了。你接過獎狀很開心，但卻有點想不起來到底是哪一張圖。

我就這樣每個星期六下午來這裡畫著畫著，面對爸媽詢問「你有沒有畫得比較好啊」也不知該回答什麼，但我知道要跟二年級或三年級的學弟妹說：「不要用王樣水彩，那顏色很醜，絕對畫不漂亮。要買飛龍牌的，或是櫻花的。」還有，吳小華很喜歡借我某枝筆桿短短的水彩筆，我們一致認為這枝非常好畫，還幫它取了一個暱稱，叫做「小短腿」。

畫室裡還有一間木板嗝起來的小房間，像是儲藏室，裡面堆著很多老師以前的大作品。偶爾，老師會要六年級的學長姐進去畫－－就只有六年級的才可以去！某年暑假過後，原本六年級的那些學長姐都沒再來了，我、陳阿詩、吳小華、官大弘（還有後來加入的孫小毛）終於可以進去了。我在那個小包廂裡，一邊繼續之前各自未完成的畫，一邊拿著水彩筆逼問官大弘到底還有沒有喜歡丘純純。

等到要接近考國中美術班的時候，老師開始在那個小包廂中間布置一個方桌，一群人圍著桌子，上面擺著假蘋果、假香蕉、假葡萄、假麵包（都是蠟做的，很硬，不能吃）。這時候，每個人畫紙上突然都變成一樣的靜物了，每個物體在陰暗面都要有影子，每個影子的斜度都要一樣，構圖完之後記得要在補畫上桌線， 一張八開靜物畫要在固定的時間內完成……

我們只知道，畫的東西不一樣了，心裡某部分不一樣了，但說不清是什麼。我們籠罩在即將長大的喜悅、與進入下一階段的期待中，沒空去理會其他感覺。我們馬上把原本的兒童畫丟在一邊，把本來在畫的公園火車頭、自助餐、腳踏車丟在一邊，把各種奇妙卻難登大雅之堂的馬糞紙、西卡紙丟在一邊，開始用聽起來很專業的水彩紙、素描紙，還會因無意間買到較高級的日本水彩紙而頗為自豪。

我現在才知道，我們某部分的童真，某部分的自由，就在開始畫靜物畫的時候，已經失去了。取代的是，制度、壓力與社會期待最初加在我們身上的樣貌。

司馬中原講鬼bye，那張用玫瑰色和藍色調成背景色的「自助餐」bye，只有樂趣卻沒有時間表與進度表的生活bye，頂樓加蓋裡畫畫的小孩bye......任何有機會阻擋我們往前變成一個「有成就的大人」的東西，都是路上的違建，都要拆除，都要bye-bye。

現在，我不知道那間畫室還在不在。

那間靠近天空的畫室真的是違建嗎?

還是，此刻我們走著的、認為是正軌的路，還有一路上看似蓋得穩穩的建築，其實是才是自己生命中真正的違建，等著我們去拆除剷平呢？

違建畫室，不要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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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給那些曾在學校和畫室一起與我畫畫的男孩女孩。不論你們的名字有沒有出現在裡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