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朗”行动下，棉花糖般的世界【1】应何去何从？
2021年5月8日下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2021年网络“清朗”系列专项行动新闻发布会，提出2021年网络“清朗”系列专项行动主要有8个方面任务：整治网上历史虚无主义，整治春节期间网络环境，打击网络水军、流量造假、黑公关，治理算法滥用行为，整治未成年人网络环境，整治网上文娱及热点排行乱象，规范网站账号运营，整治PUSH弹窗突出问题等。整治饭圈被作为其中一项内容。随着5月份《青春有你3》综艺节目被曝光出粉丝为了打榜投票，将大量牛奶直接倒掉的事件后，饭圈行为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多家官媒提出批评。6月15日，中央网信办开展“清朗·‘饭圈’乱象整治”专项行动，全面清理“饭圈”粉丝攀比炫富、诱导消费、挑动对立、侮辱诽谤、恶意营销、干扰舆论等行为。8月27日，中央网信办秘书局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饭圈”乱象治理的通知》，要求一：取消明星艺人榜单。二：优化调整排行规则。三：严管明星经纪公司。四：规范粉丝群体账号。五：严禁呈现互撕信息。六：清理违规群组版块。七：不得诱导粉丝消费。八：强化节目设置管理。九：严控未成年人参与。十：规范应援集资行为。9月2日，广电总局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文艺节目及其人员管理的通知》，提出抵制违法失德人员、反对唯流量论、抵制泛娱乐化和高价片酬的要求。大家纷纷惊呼：“内娱要变天了！”
其实，对饭圈的治理从去年就开始进行。2020年7月13日，网信办就发布了《关于开展2020年“清朗”未成年人暑期网络环境专项整治的通知》，指出重点整治诱导未成年人无底线追星、饭圈互撕等价值导向不良的信息和行为。8月25日，教育部、国家新闻出版署、中央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六部门联合印发了《教育部等六部门关于联合开展未成年人网络环境专项治理行动的通知》，要求加大对“饭圈”“黑界”“祖安文化”等涉及未成年人不良网络社交行为和现象的治理力度。不过一直都没有提出具体的举措，直到今年才动了真格。随着政策的落地，几千个微博群组被解散，超话被关闭，相关账号被处置；抖音解散了几千个群组；豆瓣删除了数百个小组；QQ群也无法搜索到类似性质的粉丝群。政策力度之大出乎了很多人的预料。中国电影文学学会副会长、编剧汪海林接受《南方周末》记者的采访时说：“政策力度比想象的还要大。由主管部门，甚至是中央机关直接下规定、通知、采取措施，原因在于前几年通过行业自治的方式，并不能够有效地管理，或者效果不明显。”
那么饭圈是什么？为什么要整治饭圈？饭圈粉丝制造很多荒唐事的背后原因是什么？“清朗”行动后，饭圈行为真的能消失吗？对于这次整治饭圈的行动，网络舆论一片拍手称快，都表示饭圈罪恶滔天，早就该被清理了。然而，对任何群体性行为进行简单的道德化理解都无助于认清事实，也无助于解决问题。要处理好饭圈问题，必须先分析饭圈。另外，官方的打击对象也不会仅仅是饭圈，而包括了所有的亚文化现象（比如下架动漫，封禁伪娘）。本文以饭圈为主，分析当前的亚文化现象及其未来走向。
饭圈的政治化与去政治化
当前对于饭圈文化的研究，除了一些详细介绍饭圈内部生态的文章——比如吕鹏、张原的《青少年“饭圈文化”的社会学视角解读》，朱丽丽、韩怡辰的《拟态亲密关系：一项关于养成系偶像粉丝社群的新观察——以TFboys个案为例》，马志浩、林仲轩的《粉丝社群的集体行动逻辑及其阶层形成——以SNH48 Group粉丝应援会为例》等，就是将饭圈按照自己的政治立场赋予各种各样的政治意义——比如赵皓阳认为“饭圈”的粉丝组织，是当今社会中最完备最先进最高效的青年人自组织，证明了原子化时代的年轻人，依然有团结起来的潜质。陈纯将饭圈和小粉红相提并论，认为饭圈和小粉红群体有相当大的重叠，是当今中国民粹主义的代表。还有一些人因为看到饭圈在武汉疫情期间表现出的强大动员力而认为饭圈可以成为未来公民社会的雏形。另外一些学者将饭圈在2019年香港反修例运动期间的出征行为与2016年的帝吧出征行为联系在一起，认为都是“网络民族主义”、“粉丝民族主义”的表现。官方出于自己的目的先是赞扬饭圈试图收编，“江山娇与红旗漫”事件后发现收编不成又恼羞成怒批评饭圈。
诚然，饭圈表面上是个非常去政治化的娱乐组织，和政治却一直有着纠缠不清的关系。从2010年的“六·九圣战”事件起，粉丝群体就被卷入了多次大大小小的政治事件中。在2016年的“帝吧出征”事件中，粉丝社群和“六·九圣战”中站在对立面的网络游戏社群并肩作战（虽然没有公开使用饭圈的名义）。2019年的香港反修例运动让饭圈在政治事件中首次高调亮相，以积极主动的姿态公开用饭圈女孩的名义联合出征各大海外社交平台，被称为饭圈“8·14大团结”。这次事件中官方媒体对于饭圈女孩不奢溢美之词，人民日报发文表扬了她们的行为，也是饭圈与官方的关系蜜月期。2020年的武汉疫情期间，有上百位艺人和他们的粉丝参与抗疫公益。而她们的高效与组织化让其他各类民间公益组织甚至官方机构都望尘莫及。在火神山和雷神山医院建设期间，央视频道的“疫情24小时”开了“云监工”功能，对施工现象进行直播。饭圈女孩们在评论区将各种施工车辆拟人化，取上昵称后，该频道很快出现了“叉酱”、“呕泥酱”等图标，粉丝可以帮自己喜欢的“偶像”车辆助力。人民日报官微也在自己页面上推出了“挖掘机天团”。这时好像官方已经正式收编了饭圈，饭圈文化成为官方宣传口径的一部分。同年2月17日，共青团中央的微博发布团属虚拟偶像“江山娇与红旗漫”，号召大家给团属爱豆打call，然而饭圈并不买账，相反引起群嘲。这是官方和饭圈关系破裂的开始。没过几天，在2月24日，因为某位写手在同人文网站AO3发布的一篇同人文章《下坠》，将肖战定位为有性别认知障碍的发廊妹，引发了肖战唯粉的强烈抵制。她们不断进行投诉举报，最终导致 《下坠》作者弃号，作品被下架。此举随后引发了众怒，于2月27日包括同人圈在内的各路网友开始联合抵制肖战及其粉丝，此事被称为“227事件”。3月中旬，最高人民法院官微《检察日报》连刊五篇文章讨论227事件，直言偶像和饭圈是事件的始作俑者。3月14日，《人民日报》转载《解放日报》文章《追星是为追求美好，而非囿于“饭圈”越活越逼仄》，开始批判饭圈。此后，官方与饭圈的关系越来越差，一直走到今天的地步。
在饭圈的日常运作中，使用政治手段也并不少见。两家互撕竞相向公权力举报，是饭圈常见的行为。爱豆或者粉丝一旦有一点不符合官方价值观的言行，很容易被对家抓住把柄，进而举报给官方。为了得到官方的认可，也用爱豆的名义做一些弘扬“正能量”的事，比如蔡徐坤粉丝组织纪念孔子诞辰主题系列活动，在汶川大地震十周年时组织哀悼活动。更别说去养老院做义工，为贫困山区捐助物资，植树造林等等公益活动。这些行为很容易让人对饭圈产生政治化的联想，认为饭圈就是政治组织或者是政治组织的雏形。
然而用自己的政治立场对饭圈进行政治化评价更类似于一场道德审判，会遮蔽和掩盖很多问题。比如说如果认为饭圈和小粉红群体有很大重叠，或者认为饭圈是“网络民族主义”的代表，那么无法解释为什么饭圈基本上都是由三线城市以上的年轻女性组成，男性粉红以及年龄偏大的人去了哪里，他们为什么不加入饭圈？很多粉红在日常生活中也热衷于讨论政治，饭圈女孩们是否也达到了这种政治化程度？如果仅仅因为权力掌握着爱豆的事业发展所以必须不断表达自己的“政治正确”，这能否算是真正的政治化？一些亚文化圈子拥有比饭圈更为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比如动漫《那年那兔那些事》的观众，俗称兔友），为什么只有饭圈女孩组织起来行动？如果饭圈真的是小粉红，在官方释放出收编信号后为什么要拒绝？（很多自干五大V并不拒绝来自官方的收编。）
饭圈的内部生态，很多文章已经有了详细观察，在此不必重复。而对饭圈的政治分析，普遍都不够深入。饭圈作为一种亚文化现象，并不直接参与政治，而是通过文化活动来进行政治表达。在考察饭圈的政治意义前，我们应该先对这种亚文化现象进行更深入的探究。
不同内核的亚文化
对于亚文化的研究，伯明翰学派做出了突出贡献。在伯明翰学派之前，青年亚文化普遍被看成是消费社会的结果，一种不同年龄之间的代沟。而伯明翰学派认为，亚文化是青年们通过风格和仪式对主流文化进行反抗，直到这种抵抗被主流文化通过商业和意识形态的方式收编。从抵抗到收编，就是一个完整的亚文化周期。
在饭圈文化中，我们也可以见到这种类似的抵抗与收编。由于在中国，主流文化一向拥有强烈的禁欲主义特征，不管是传统的儒家思想还是毛主义。在古代，娱乐业被归入到“下九流”行业中，其从业者社会地位极其低下。在毛时期，娱乐业被看作是西方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和堕落生活。改革开放后，官方对于港台明星艺人来大陆发展也是防范多过信任。社会氛围同样如此，大众内心里仍然把艺人视为“戏子”，明星的高收入一直是舆论声讨的对象。而青少年更是被严格要求以读书学习为唯一的生活。在这种环境下，不管是打游戏、看动漫，还是追星、化妆染发等，都有了一层抵抗的涵义，代表着充满活力的青少年们对僵硬死板的禁欲主义文化的不满。
然而这些抵抗绝大部分与伯明翰学派所研究的战后西方亚文化不同，只是一种笼统宽泛的抵抗，缺乏明确的符号学意义。饭圈和追星文化也是如此。因此也谈不上什么收编，甚至可以说一开始就是资本的产物。无论是《超级女声》推出的全民选秀模式，还是新浪微博推出的明星超话和榜单等机制，都是资本主动而为之制造的偶像养成体系。饭圈就是在资本的有意豢养下形成自己的文化氛围。粉丝们不是自己有意形成这样的饭圈，而是被资本推动形成目前的饭圈。在意识形态方面，虽然饭圈一直希望得到主流的认可，官方也有过收编的意图，但是未能收编成功，具体原因我们之后再讲。
当然这不止是中国的特殊现象。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西方的各种亚文化风格符号就已经被消费文化所收编。随着全球化的拓展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各种新兴的亚文化团体日益呈现出碎片化、混杂化和短暂化等特点，充满流动性和分裂性，抵抗意识普遍消解。有些西方学者针对这种现象提出了“后亚文化研究”，强调消费符号在其中的影响，指出以阶级为主导的亚文化已经转变为以“品味”为主导的“夜总会文化”。然而缺乏阶级分析的后亚文化研究又过于简单化，遮蔽了不同亚文化群体成员之间真实的政治经济处境，无法解释为什么一些地区存在着长期并且影响力不小的某类亚文化团体。为方便研究，我们从社会行动和行为心理的维度先对不同的亚文化内核进行分类。
第一类是以“风格”为内核的亚文化。这是伯明翰学派所研究的战后西方的典型亚文化类型。当年的无赖青年、光头仔、摩登族、朋克、嬉皮士、垮掉的一代等都属于这一类型。其共同特征是用各种活动和观点主动把一些物品组织起来，从而创造出一种独特的风格，一种有组织的集体身份认同。“风格”在这种亚文化团体中处于核心地位，可以说如果没有某种显而易见的独特风格，就没有这种亚文化。这种亚文化群体很好分辨，根据他们所占有和使用的物品就能区分。比如无赖青年的长靴鞋带式领结和天鹅绒下垂领圈夹克；摩登族的短发、帕克牌大衣和轻骑摩托车；光头仔的街斗钉靴和光头。不同的风格有着不同的意义。
这种以风格为内核的亚文化是对主流文化的反抗性最强的亚文化（虽然也只是象征性的反抗，达不到反文化【2】的层次。但在亚文化中已经是最高程度，也可以更进一步前进为反文化）。它对风格的构建涉及到对主流文化中商品符号意义的重新编写。这种改写被用来塑造自己的身份认同，具有宗教仪式般的作用。同时又因为其显著的风格特征时时刻刻面临与主流文化的摩擦，形成了坚固的群体认同，拥有类似于“信仰”的精神力量（当然严格说不算是信仰）。因此这种亚文化有着不低的斗争性与行动力，会积极介入到现实生活中，是一种积极行动的亚文化。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这些亚文化群体参与过多次知名政治事件，右翼和左翼运动并存，比如无赖青年的种族主义暴动和嬉皮士的反战运动。
这类型的亚文化在今天已经很难见到，尤其在中国，但也不是完全没有。前几年流行的杀马特青年就是一个典型代表，也是被主流社会污名化最多的一个群体。而和西方国家对这类亚文化的成功收编不同，中国官方从未试图过对其进行收编——当然即使想收编也无法成功。
第二类是以“作品”为内核的亚文化。这种亚文化类型在今天随处可见，比如各类二次元迷、影迷、乐迷、文学迷等。其共同特点是因为对某一类作品的喜爱组成同类爱好的亚文化小圈子。初看起来，这似乎符合后亚文化研究所表述的“夜总会文化”，好像只是消费社会在无意中形成的某类符号的聚集。然而这些群体中有很多长期存在并且界限分明的团体，其成员有着显著的共同特征。以痴迷二次元文化的“御宅族”为例，从动漫《宇宙战舰大和号》的播出开始，日本御宅族有着长达几十年的历史，创造出了一套独有的文化，包括内心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他们花费大量的时间和金钱用于收集购买动漫产品，长时间深入钻研自己喜欢的动漫，在思维方式上有着动漫人物和虚拟世界的特征，和普通的动漫爱好者有着明显区别。这很显然不能仅仅用动漫符号消费来解释。
这一类亚文化的内核在于“作品”，而不管是音乐、文学还是动漫影视作品，它们之所以被称为“作品”，其共同特征是讲述一个完整的故事。没有结局的故事是残缺的，没有人喜欢看烂尾的作品，只有故事结束之后才能完整体现出作品的价值，构建出整个和现实世界完全无关的虚拟世界。在消费作品的过程中，观众的情绪随着故事的进程而波动，每次看到或者听到结局时就像自己也死去了一次，而消费新作品又是一个重生的过程。这类以“作品”为内核的亚文化就是个人在不同的虚拟世界中体验不断的死亡与重生，在故事的开始和结局中经历完整的情感过程。
这也使得这类亚文化群体的精神状态普遍忧伤且消极。还是以御宅族为例，日本主流社会对他们的印象是邋遢、呆滞、迟钝，说话莫名其妙或者沉默不语，营养不良，缺乏社交能力的一群人。虽然这带有主流社会的偏见，但也指出了御宅族与现实世界的疏离。既然作品里有着一个完整的虚拟世界，那么御宅族们在精神上是可以做到完全生活在虚拟世界中，不用与现实世界的各类人群产生实际的人际关系。这是典型的对现实世界的逃避，也因此缺乏对现实生活的任何兴趣，不会有任何积极的改造现实的行动。文化批评家中岛梓曾批评御宅族如寄居蟹一样活在幻想世界里，这样的年轻人大批出现预示着国家的衰落。
这种精神状态是这一类亚文化群体所共有的，和消费的作品内容本身已经脱离了关系。在日本动漫中，有很多是以冒险、励志题材为主，宣传奋发图强，为目标不懈奋斗的拼搏精神和成长经历。比如《海贼王》《圣斗士星矢》《火影忍者》《灌篮高手》《Re：从零开始的异世界生活》《鬼灭之刃》等等。然而这些动漫所宣传的精神特征与御宅族自身所拥有的精神特质截然相反。在为荧幕前依靠自身努力取得成功的主角欢呼的同时，御宅族们丝毫不在意自身所表现出的反差与矛盾。在中国也是一样的情况，兔友们在面对《那年那兔那些事儿》里为新中国的建设鞠躬尽瘁的奉献者时，只剩下敬佩与感动，但自己很清楚明白，自己不是那样的人。
甚至在御宅族中最积极的同人圈也是如此。同人圈和其他御宅族不同，不单是欣赏作品，而且欣赏作品中的某个具体虚拟人物。他们把自己喜爱的角色加入自身想象，进行二次创作，打造自己专属的虚拟空间，因此也拥有比其他御宅族更强的行动性。日本学者东浩纪认为九十年代之后的御宅族已经放弃了故事消费走向了资料库消费，抛弃叙事走向更加碎片化的特定元素（比如萌），其实这是更加积极的表现，将二次元化的自己代入现实生活中（东浩纪这种观点也过于夸张，低估了作品仍然在御宅族生活中的重要作用）。但这种二次创作仍然需要把人物置于故事之中，摆脱不了虚拟世界的诱惑，和现实中的偶像崇拜不能等同起来。
这类偏向消极与逃避的亚文化为主流文化的收编提出了难题。在商业领域方面，主流文化毫无疑问是非常成功的。比如二次元文化上，日本政府将动漫产业列为重点支持产业，制定和实施了许多促进动漫产业的政策和措施。在今天，动漫产业与汽车业和电子技术业共同构成了日本三大支柱产业。然而在意识形态领域，由于这种亚文化本质是逃避，因此表面上貌似相同的意识形态也缺乏共同的现实基础。在日本，自民党保守主义政客麻生太郎率先注意到御宅族这一潜在的票仓，此后不断做出亲近御宅族的举动，被称为“漫画大臣”。在自民党右翼和御宅族中保守主义成分的互动下，日本御宅族在大众眼里已经是等同于保守。但这不代表御宅族就是右翼运动的参与者，日本的右翼运动向来和他们没什么关系，即使在御宅族中“天诛民主党”、“有必要发展核电”、“赞同修改宪法”的口号喊得再响，也没有什么实际的行动来支持这些口号。
而在中国，“共青团中央”等官媒进驻B站和麻生太郎选择秋叶原作为演讲场地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想对御宅族这一群体进行意识形态上的收编。表面上看也取得的巨大的成功，赢得了很高的人气和声望。但一旦遇到什么事绝不能指望这群御宅族，迄今为止发生的民族主义大事件中没有一件是以御宅族为主体。
第三类是以“人物”为内核的亚文化（更准确说是以“人物关系”为内核）。这一类亚文化的特征是通过把一种事物赋予想象来构建出现实中真实的人际关系，并用这种人际关系形成自己的身份认同。比如几个人在一个网络游戏中组成战队，那么他们就以网络游戏这一事物为主导构成了“队友”的人际关系。网络游戏中的世界是想象出来的，但由此形成的人与人的关系是真实的。饭圈更为典型，粉丝与偶像间的关系是粉丝想象出来的，但由此形成的饭圈却是真实的组织。粉丝们想象自己是偶像的“妈妈”、“女友”、“姐姐”，形成了“爱豆”、“粉头”、“活粉”、“腿毛”等这样等级鲜明的组织关系。
这类亚文化群体的形成虽然需要借助某个事物来赋予意义，但这一事物却不像以“风格”为内核的亚文化那样具有精神象征的意义，而只是人群联结起来的手段。人们真正关心的是这种人与人的互动形成的关系，而不是只起中介作用的事物。在饭圈中，大部分粉丝不到一年就会“爬墙”（指脱离某个偶像的粉丝社群转移到其他偶像的粉丝社群）。她们并没有对偶像的忠诚（毕竟只是想象出来的关系，偶像本身不重要），只是享受着饭圈中大家似乎都和自己一样热爱爱豆的群体氛围。这个事物也不能是“作品”。以作品为内核的亚文化是死亡与重生的循环，忧伤消极的基调不适宜形成紧密团结的人际关系。只有用一种不易消逝的事物来打破这一循环，通过不断的想象和在行动中修正自己的想象来打造永不消失的虚拟空间，进而形成稳固的人际关系。因此这种亚文化中既有很强的虚拟特征，又有很强的现实特征，其积极性、主动性和行动力介于以上两种亚文化之间。
从源头上说，这类亚文化和以作品为内核的亚文化长时期都没有区分。演员、歌手和明星直到现在在很多人眼里也是同一类人，但这其实是两种人。演员和歌手是作品的生产者，他们本人并不重要，产生的作品才重要，他们可以说是为以作品为内核的亚文化群体服务。而明星不同，明星可以没有任何作品，他们本人最重要，是为以人物为内核的亚文化群体服务。在娱乐业发达的日韩，这两种人很早就是不同的职业，各有一套不同的培养体系。而在中国，虽然近几年作为受众的亚文化群体有了区分，作为生产方的娱乐业资本却一直纠缠在一起。资本经常为了票房让流量明星出演影视剧，而他们根本无法兼顾两种不同观众的需求。所以市面上艺术价值极差的作品层出不穷，也时常造成两种群体之间的相互冲突（在这种冲突中，饭圈的强组织性和行动力就表现了出来，经常能把一部差电影包装成好电影）。
这种介于虚拟和现实之间的亚文化因为有一定的行动力，但又缺乏行动的精神核心动力，所以经常做出一些其他人看来匪夷所思的举动，比如刷流量控评论、相互辱骂、人肉搜索、因为外人无心之言就发动网络暴力等等。但这只是饭圈行为的一方面，另一方面是做各种公益、网络民族主义的出征、尽量使用官方话语体系等等。做这些事并不是因为饭圈认同这些价值观（这种亚文化根本没有价值观），一切目标都只是为了维持饭圈团体本身的人际关系而已。如果没有这种群体氛围，那么这种亚文化是不存在的。如果不需要这些行为也能保持饭圈存在，那也没必要做这些事情，比如日本饭圈就比较低调。
在“江山娇与红旗漫”事件之前，官方对于饭圈一直是采取收编的态度。而收编的失败，很大程度是因为官方体制的僵化，不理解这种亚文化的本质，还是用之前收编御宅族的思维来收编行动力与主动性都更强的饭圈。在推出虚拟偶像后，官方仅仅是把它作为一件作品来要求饭圈群体打榜，但饭圈是不可能把一个死气沉沉毫无互动的纯粹虚拟人物作为偶像的。在这之后，官方明白了自己的僵化体制无法收编任何具有现实行动力和主动性的团体，也就采取直接打压的方式阻止这种亚文化形成巨大影响力。（这种一刀切的打压也波及到了其他亚文化圈，比如《迪迦奥特曼》等动漫作品的下架和删减。）
当然这三种划分只是粗浅的划分，很多亚文化圈内部三种情况都同时存在，比如体育迷、军迷等等。包括动漫迷也不能完全视为一类人，动漫迷中的声优粉就是类似于饭圈的存在。饭圈也是一样，大量路人粉也并没有进入这样的组织关系中。但这样的划分仍然有助于我们理解很多现象。
现在我们明白了饭圈这种亚文化的实质，也解答了上面提出的一些问题。然而任何一种亚文化群体的形成和发展，都需要一定的社会环境和历史背景，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饭圈的壮大和衰落？各种亚文化圈的未来又会如何发展？
当前饭圈的形成背景与亚文化的发展走向
饭圈的很多行为毫无疑问都和资本与权力的运作有关系，比如之前提到的资本开发的偶像养成体系培养了很多饭圈运行规则，权力对于偶像事业发展的决定性作用让饭圈必须不断向官方话语体系靠拢，做出很多迎合主流文化的事渴求得到官方认可。这些都促成了今天的饭圈文化。然而更重要的问题是，饭圈为什么会形成？更详细的问法是，为什么粉丝们会选择饭圈这种以人物为内核的亚文化，而不是选择其他亚文化类型？也借此针对后亚文化研究中的“夜总会文化”提出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
前文已经指出这种亚文化的特征，既缺乏行为的核心精神动力，又有一定的行动力。也就是说有行动的热情却又不知道行动的意义，类似于汉娜·阿伦特在探讨极权主义的起源时所说的“虚无主义狂热”。在饭圈之中的每个人，都需要或多或少有这种精神特质。而这种人的大批量出现，自然和时代背景有关。
自从文革之后尤其是1989年之后，中国社会就陷入了去政治化的虚无主义之中。这种虚无主义造就了冷漠、市侩和利己主义的民众，不相信任何带有“信仰”意味的东西。在这种环境下出生的新一代人普遍精神空虚、脆弱，对自己人生充满迷茫和焦虑，无法找到人生的意义所在。而上层建筑又保留了一整套僵化的斯大林体制，无法为人们提供精神危机的解决出路，做出的各种意识形态修补自相矛盾，反而加剧了这一危机。饭圈成长于这种大环境下，自然也不例外，这是饭圈粉丝们缺乏精神动力的根本原因。
但与政治上的一潭死水不同，中国的经济表现充满了活力。高速的经济增长、很多尚未形成垄断和严格监管的市场、顺畅的阶级流动性都给了个人极大的经济自由和发展空间。在工作领域，人们可以通过努力学习找到好工作，在各种感兴趣的领域里创业，也可以做自由职业者。在休闲领域，各种服务业以及商品市场的发达让人们能通过消费满足自己的多种需求。这种环境下成长的个人对自己人生道路拥有很多自由选择机会，让人们以为自己的人生拥有无限广阔的可能性，因此对未来抱有乐观的希望，愿意因为这种希望而行动。偶像是贩卖梦想的职业，如果人们都丧失了对追求梦想的希望，那么偶像的存在又有什么意义？这就是饭圈粉丝们具有行动力的根本原因。
从饭圈的构成也可以发现这点，饭圈的主要成员是三线城市以上的年轻女性。这些地区普遍享受了经济发展的好处，拥有众多工作机会，能让女性拥有一份不用依赖家庭的工作。而年龄的普遍偏小意味着人生还拥有很多可能的发展空间，是虽然迷茫但对未来充满希望的一群人。
这里还需要注意一下性别因素。在大众的认知中饭圈是攻击性很强的一个群体，但其实同类型亚文化圈中饭圈并不算攻击性最强。最早的“六·九圣战”是由网络游戏的玩家发起，在网络游戏圈子里各种比饭圈更激烈的相互攻击很常见。在男性粉丝集中的网络直播圈，男性粉丝们通常会更直接主动对主播提出要求，有些人还因此走上犯罪的道路——比如近期发生的男粉丝冒充外卖员强奸女主播事件。而女性由于父权社会的压制，反而更多是在想象的空间中满足自己欲望和情感需求，饭圈提供了一个最适合想象的空间。因此饭圈粉丝中大部分都是女性。
当然，对中国经济的这种活力不宜高估，大部分人是享受不到这种经济活力的。他们被经济发展的成果排除在外，生活看不到希望。这些人中很多衣食无忧者选择了以作品为内核的亚文化圈（在更底层的无产阶级中情况比较复杂），因此中国同样存在着大量毫无行动力的御宅族等亚文化群体。而且随着中国经济增速的日渐放缓，这部分人会越来越多，形成类似于日本的低欲望社会。现在流行的“躺平”等词汇已经是这种现象的开端。
为避免误解，这里需要做一些补充。政治上的一潭死水并非指代专制或威权政体，作为代议制民主国家的日本在政治上同样是一潭死水。这种现象的形成是多种因素，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和市民运动之后，由于这些运动中的很多负面成分，日本社会同样也陷入了政治冷漠之中。加上美国的长期占领、日本官僚机构的稳定和难以解决的财阀政治，群众投票意愿极其低下，自民党长期一党独大。御宅族就是在八十年代开始成为一种主流社会无法忽视的社会现象。经济泡沫破灭后，日本经济又陷入长期停滞之中，也是一潭死水毫无活力。在这种环境下，御宅族自然就成了日本最主要的亚文化现象。
另外还有一点，经济具有活力不代表经济高速增长，在某些情况下，经济衰退同样是有活力的表现。比如俄罗斯在苏联时期经济体制僵化，解体之后经济有了活力。但这是掠夺的活力，金融寡头们洗劫了全国的财富，高度发达的工业国衰落成了今天卖资源为生的国家。同时在政治上的混乱也导致社会气氛高度活跃。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形成了光头党这种极右翼种族主义的反文化群体。
在当前，饭圈这种类型的亚文化尚未被完全清理，饭圈女孩们还可以选择网络直播等相同类型的圈子。但是随着官方管制力度的加大，所有这种类型的亚文化圈都被打击只是时间问题。这种情况下要么在各种类型不明的亚文化圈中四处逃窜，要么变得更加消极成为御宅族一类的人（这也很符合经济发展走向）。当然饭圈不会完全消失，剩下的人会更加隐秘，比如将线上活动转移到墙外等，形成类似于日本饭圈的低调局面，不会再有今天的影响力。
但政治经济全无活力的情况不可能长久维持下去。实际上在近几年，社会思潮已经发生了一定变动，不再全然冷漠，对政治和社会议题的讨论日益增多。如果社会氛围持续变动，那么更加积极和主动的亚文化或者反文化形成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比如形成类似于嬉皮士公社一样的新型躺平主义文化。而经济领域的危机，则是开启真正激进运动的大门。
注释：
【1】伯明翰学派创始人理查德·霍加特在《识字的用途》中将青年对自动唱片机的迷恋评价为“堕落的青年文化”，它和牛奶吧、通俗小说一起构成所谓的“棉花糖世界”。
【2】反文化与亚文化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以明确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来反对主流文化（政治、系统的哲学、宣言等）。它拥有“另类的”制度（地下刊物、合作社、反职业者等）。它把“过渡期”阶段从十几岁的年龄往后延伸，也混淆了亚文化中工作、家庭、学校与休闲之间的明显区别。相比亚文化象征性的抵抗形式，反文化的反叛表达得更明确、更具自信、更直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