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蒋介石与史迪威矛盾中的中共因素

作者：吕迅

关于蒋介石与史迪威（Joseph W. Stilwell）之间的过节众说纷纭，矛盾以往多有述及。由于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美国总统罗斯福（FDR）和陆军部长史汀生（Henry L. Stimson）将史迪威以陆军中将资格空投到中国来，名义上隶属于蒋介石的参谋系统，实则拥有指挥中国军队抗日和支配援华租借物资发放的巨大权力，因而造成了权责混乱及蒋史冲突等现象，最终以蒋抗议、史召回而收场。蒋史矛盾，究其原因，除了两人性格不合以外，即便学界的新近论述也还是侧重于美国与国民党政府之间的关系，对于中国共产党（以下简称中共）这一决定性因素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仍旧语焉不详或流于肤浅。本文拟从中共对美外交的角度，分析蒋史矛盾产生的背景和原因，论证蒋介石最终去史是由于中共的外交攻势而作出的决定。

一、史迪威来华及与中共的早期交往

史迪威在太平洋战争之前曾三度来华。他有着突出的语言能力，专门在北京学习过中文，能讲汉语官话，1926-1929年在马歇尔（George C. Marshall）的直接统帅下任美军驻天津第十五步兵团营长及参谋。他与马歇尔的情谊于返美后在佐治亚州的班宁堡共事期间得到升华，素有通家之谊。这层关系构成了他日后功过的起点。1935-1939年史迪威赴华担任美国使馆武官。

这四年，史迪威固然加深了对华认识，成为中日战争时期美国传统陆军系统里最了解中国军政的军官，并在笔记本上记下了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诸多心得，然而这些经验并不深刻。尤其是他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认识，基本上停留在所谓“农业改革者”的层面。他以“中国通”的姿态在日记中写道：

“《中国的共产主义》

当国民党心忧中国、谈论民族主义的时候，苏联派遣越飞（Joffe）来华[1922]。他给孙中山带来了革命的技巧——宣传、口号、组织等等——而中国人利用这一技巧和俄国援助，深化了民族主义，却并非建立共产主义。当1927年俄国人逼迫成立一个共产中国政府的时候，中国人把他们赶了出去，并镇压了汉口的苏维埃分子。共产主义运动兴起于农业问题，而并非一个被压迫的工业无产阶级，因为除了本土手工业之外中国并无工业。当工业发展以后，工人们发现其状况有所改善，而且相对于农民来说已步入小康。农民却形单影只，继续遭受饥馑和干旱的侵袭，承受着沉重的租息以及中人和投资地主的压榨，诸如此类，普遍的出路就是被迫为匪。他们很自然地要求土地所有权的调整，而这就使他们成为共产党——至少被如此称呼。他们的领袖采用共产主义的方法和口号，但真正追求的却是合理条件下的土地所有权。

中国人就其本性来说成不了共产主义者。”

1938年1月，随着中日战事的恶化，史迪威随使团西迁至汉口，开始与共产党接触。他首先结识了共产国际拥护者、刚刚离开延安的美国记者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当他调查兰州归来的时候，1938年4月20日前后，史迪威在史沫特莱的引荐下首次会见了周恩来。那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兴未艾，中共中央长江局（不久改为南方局）可以在武汉三镇公开活动。周恩来、陈绍禹（王明）、叶剑英、章汉夫和王炳南（及其德国夫人王安娜）尤其活跃，对美英居华人士施以左派平等思想的洗礼，包括美国驻华武官史迪威上校、副官窦恩（Frank Dom）、副领事戴维斯（John P. Davies）、英国驻华大使卡尔（Archibald C. Kerr）爵士等等。从那时起，史迪威就已经开始为中共搜集并输送药品，此背景构成了日后蒋史矛盾的根源之一。

从沈阳内调的领事官员戴维斯和史迪威本是旧识，这次患难之交更奠定了日后两人的主从关系。戴维斯出生于中国四川，幼年回美接受教育，以外交为职业，但并不安于现状。他作为史迪威的政治幕僚这样评价在汉口认识的周恩来：“相貌标致、活跃睿智、充满魅力，周身负另一更具创造性的职能——公关外国记者及官员……他明显兴趣广泛而举止活泼。这是周与外国人打交道37年的开始，直至他就任总理的岁月”。戴维斯自己的公关才能也为史迪威所用，其对于中共的政治意见深得赏识，对中美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美国参战。然而就华盛顿来说，欧洲是其一贯的外交重点和政策核心，先德国后日本成为美国参战后既定的战略目标。这样，美国在欧洲需要苏联的纵深和人口来牵制德国，在亚洲需要中国的人口和纵深去拖住日本。在美苏结盟的大背景下，罗斯福极力拉拢苏联，将军队和物资优先用于欧洲战场，最终唯有牺牲中国权益。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投入只占全球开支中很小的比重，中国更一直是供应链条的最末端。为了让国民政府囿于这种廉而不实的同盟关系，也为了最大限度地使用中国人力，史迪威作为执行该政策的忠实工具而被罗斯福、史汀生和马歇尔又一次派到中国。因此，史迪威与拥有政治和军事影响力的中共扩大交往，在战略和战术上均势在必行。从这一点来说，他与蒋介石的终极冲突就是不可避免的。

1942年3月，史迪威以美国陆军中将衔，空降重庆。他名义上是“美军中缅印战区总司令”，但马歇尔早已明示美国将不会派地面部队赴华作战。他的另一备受争议的头衔是隶属于蒋的“中国战区联军参谋长”，同样沦为有名无实。史迪威要的是中国军队的指挥权（command）和行政控制权（executive control），但都得到了蒋的首肯。窦恩仍旧是他的副官。戴维斯此前于1941年底请窦恩安排自己成为史迪威的政治顾问。他随后成功地被国务院派给史迪威将军，挂名美国驻渝大使馆的二等秘书，充当“[史迪威]使团与美国、外国文职官员之间的联络”。他后来还通过史迪威，把童年的玩伴谢伟思（John S. Service）也调来为将军本人服务。谢伟思比戴维斯小一岁，名字都叫约翰，经历相仿，也是重庆大使馆的外交官员。然而，缅甸形势由于英军消极作战急转直下，蒋介石为保护中缅交通线而派出国民革命军第五、六军远征，并表示交由史迪威指挥。随后史迪威指挥的中国远征军在缅甸惨败，这对他的余生影响很大。史迪威归咎于国民政府军事腐败、军官无能，因此也倾向与中共军队合作。这样，在重庆史迪威再次通过戴维斯、谢伟思等外交人员与八路军办事处加强了联系。长期担任毛泽东秘书的胡乔木在1991年接受口述采访时十分肯定地说：“在同我们合作的问题上……史迪威是自觉的”。

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对内秘密设有南方局机关，是中共打入国民政府核心区域的前哨组织。南方局外事组专门负责外交工作，由周恩来直接领导；周恩来返延安时，则由叶剑英、董必武、王若飞先后领导。外事组组长王炳南，副组长陈家康，自1942年又增加龚澎为副组长。章汉夫和乔冠华也经常参与重要的外交活动。此外，众多中共地下党员为办事处的运作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包括1942年起在美国战时新闻处工作的刘尊祺、孟用潜、金仲华、刘思慕、葛未凡、田介入、韩幽桐、柳天垢、杨枣、郭达等。南方局有专人负责把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讲话及政治宣传性文章翻译成英文，并印成小册子分送给在渝的美英人士，1942年油印了大约750本，到了1943年改为铅印，数以万计（大约近20种，每种一千至三千本不等）。当时常驻重庆的外国人数约在一千以上，这些宣传材料就是经办事处的外事人员凭借个人魅力千方百计传递给他们甚至其他更多的外国读者。据王炳南透露：“当时，外事组的重要工作之一是争取国际援助，其重点是美国。遵照周恩来同志的指示，我们广交朋友，深交朋友……[史迪威将军]同我们建立了互相尊重、信任的友好关系”。周恩来和王炳南自不用说，单就乔冠华、龚澎等几个受过西方教育的年轻党员，都很快打开局面，使重庆成为延安与国外交换情报的重要据点。尤其龚澎与在渝美英人士普遍建立了友善的关系，一些外国记者主动替她递送宣传品，她的崇拜者中甚至包括“飞虎队”陈纳德（Clare Chennault）将军顾问、罗斯福总统远房表弟、专栏写手艾尔索普（Joseph Alsop）以及后来担任马歇尔将军助理的领事石博思（Philip D. Sprouse）。总之，无论在汉口，还是在重庆，中共与史迪威之间的联系算是有了一个基础。

与此同时，与中共关系密切的宋庆龄，凭借其国民党内的特殊地位，对史迪威施以无与伦比的个人影响。这位前“国母”与史迪威、戴维斯、谢伟思集团有着不同寻常的友谊。史迪威不喜社交，但仍在自己只对亲信军官开放的官邸里宴请过宋庆龄。他是宋庆龄援助延安的坚定执行者，宋庆龄也是史迪威对抗蒋介石的坚定支持者。宋多次在家中招待史迪威，为他打气，赞誉他为中国人民的英雄。

中共在国民党远征军失利之后、蒋史交恶之初，就直白表达了对史迪威的支持。1942年6月29日，刚刚做完一个小手术的周恩来躺在病床上对前来探望的戴维斯，“半笑半真地说（half-laughingly half seriously），假如委员长允许，他将率领手下的共产党部队投入缅甸战役，而且‘我会服从史迪威将军的命令！’”戴维斯以此报告了史迪威。此后，史迪威就一直相信中共军队愿意听从他的指挥，并将这一点上报马歇尔，还多次向蒋要求使用八路军在华北同国民党军一起抵御日本人。这是史迪威犯忌的开始。周恩来还多次游说美国军方在延安设立代表团，以建立直接联系。该建议自1941年周恩来首次对罗斯福的私人助理居里提出，接着1942年5至8月、1943年2月至9月，该命题又经周恩来、戴维斯、谢伟思等向史迪威反复建议，而且获得了史氏的赞同。

另一方面，中共通过各种途径说服史迪威要不断对蒋施压、逼其就范，施压的工具就是有限的租借物资。1942年7月11日，由周恩来、董必武单线联系的中共同情者杨杰首先经戴维斯传达了上述观点。戴维斯转告史迪威：“必须有步骤地确保供给中国的物资用于既定目标。如其不然，租借物资就会被中国政府囤积起来（为内战做准备，以维持当权者的统治，并增强中国军力作为日后谈判桌上的砝码）。”对比半个月后的1942年8月，周恩来托戴维斯转告居里（Lauchin Currie）的话：“中国共产党希望美国政府采取步骤确保租借物资用于美国的既定目标。所虑在于，如果美国政府不对此表示坚决而持续关注之态度，租借物资将会被囤积起来，用于战后，以维持当权者的统治”。这当然并非巧合。该主张与史迪威一拍即合。七月底，戴维斯即以肯定的语气写入他给史迪威并国务院的中印缅战区评估报告：“中国政府的政策因此在于保存而非发展其军事实力，并依赖美国海空力量及可能的俄国陆空军来击败日本……这导致转交给中国的租借物资一旦没有交换条件（qui pro quo）的要求就会被囤积起来而有违租借法案的本意即用于抵抗日本人”。史迪威后来以交换条件理论而闻名华盛顿，他给马歇尔的电报也被转给了罗斯福：“蒋介石已经非常暴躁而难以控制，无论给了他什么都不断加码其要求，除非以更为严厉的口吻对他讲话，否则将永无休止。我们每给他做一件事，就应该要他一个确切的承诺”。这种态度显然获得了马歇尔的支持。1942年11月20日，正在重庆与国民党谈判的周恩来又向美国大使馆参赞范宣德（John C. Vincent）和谢伟思表示：美国对国民党的影响是唯一可能使国共形势得以改善的力量，必须强化对国民政府的压力，同时直接介入国共纷争，并供给共产党军队以“合理的美国援华份额”。随后，谢伟思也在一份详细的报告中，要求国务院重新审核美国供给国民党政府军事装备的政策，避免不用于抗日反用于内战。而范宣德不久即调回国务院，又升任远东司司长。从现有文本演变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见中共的建议成为了美国在华军政官员思想乃至行动的一部分。毫无疑问，该建议的内容构成蒋史矛盾的另一根源。

二、开罗会议前后的密谋与行动

1943年5月22日，苏联解散了共产国际，声称旨在适应反法西斯战争的发展，增强中共自主的一面。6月29日，国民党当时第八战区胡宗南部请示蒋介石30天后对延安作战，预定一星期内完结，蒋批示“须俟有命令方可开始进攻”。胡宗南的机要秘书、中共地下党员熊向晖及时将情报通过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的秘密电台告知了延安。7月初，胡部进抵洛川，毛泽东马上让董必武向史迪威等美英人士求救，史迪威迅即表示：如中国内战，他必将飞机带走。随后又让中共提供其所牵制日军的番号、数量及将领姓名等信息。蒋暗自下定决心试图一举捣毁延安，而且“必须于德俄战争未了之前与倭俄未确实妥协之时，更须于我对倭总反攻之前，从事肃清为要，过此则无此良机……所以此次解决共匪之计划虽冒大险赌存亡，亦必为之”。孰料8月17日，毛已命董将抨击蒋抗战不力而颂扬共产党抗日成绩的文件秘密传至美国。这让蒋介石大为恼火。奇袭计划自然作罢。随后，他密令在华盛顿的宋子文批评史迪威怂恿中共“作乱”而更加“鸱张无忌”。

9月2日，充任宋庆龄秘书的王炳南携国军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邓宝珊秘密拜访了史迪威。邓宝珊是中共的老朋友。此前，邓宝珊分别与毛泽东和周恩来都有长时间的单独谈话；他在重庆的时候，也与延安保持着联系。当日，戴维斯和谢伟思都在座，就与八路军合作的问题谈了许久，邓宝珊赞誉共产党民主廉政、士气高昂，指出他们与国军合作的顾虑在于“如果置于国民党将领的指挥下，经验丰富、战斗力强的共产党游击部队的完整性”将如何保持，强烈建议美军干预促成军事合作。史迪威总结道“跟我们的想法是一样的”。这并非客套话，而是真心话。因此，史迪威对与中共的合作非常有信心，也几次计划去延安，但因故没有成行。10月底，董必武又密告史迪威：“国民党正增兵西北，目前包围边区的兵力共十四个军（三十七、八个师），一个骑兵军（四个骑兵师）”。

11月21日，旨在协调盟军资源的开罗会议开幕。其间，史迪威利用最后面见总统的机会向罗斯福告状：“蒋只是在积蓄力量，以便在战后对付共产党”。罗斯福内心对蒋介石的评价同样极差：“蒋的军队现在根本没有打仗，即便白纸黑字的报告上写得煞有介事。他声辩自己的军队未经训练、没有装备，可以理解。但是这并不能解释他为何一直全力阻止史迪威来训练中国的军队，而且也不能解释他为何将成千上万的精锐部队集结在西北——放在红色中国的边境上”。罗斯福又谈到：“我还跟他[蒋介石]说，只要仗还在打，他就不得不与延安的共产党结成联合政府。他同意了。有条件地同意了”。这是美国总统亲自为中共向蒋施压的开始。

罗斯福更是向史迪威表示了倒蒋之意。当美国总统无法实现对蒋介石有关缅甸两栖作战的口头承诺时，他对史迪威说，如果蒋撑不住了，“那么我们应该找另外一个人或一群人，来继续下去”。这在史迪威和戴维斯听来，毋宁是一把尚方宝剑，“一群人”当然可能指中共。从此，中共与史迪威在政治目标上更为接近，不只是压蒋，更要倒蒋。用戴维斯的话说，“共产党通过他们的群众路线和组织天才自下而上地构成一股颠覆力量。美国人则是自上而下地去威胁他[蒋介石]摇摇欲坠的权力结构”。

1943年12月14日，史迪威自开罗返回后再度见到蒋夫人宋美龄，通报了德黑兰会议之后的近况，恐吓她美国对于蒋的一套勒索已经厌烦：“小心点，否则中国就将陷入孤立”。宋美龄显然被吓坏了。15日，当蒋史直接会面的时候，两人再度发生争吵，以为握有尚方宝剑的史迪威以“如期攻缅”对蒋施压，明白警告说违抗的后果很严重。蒋随后遭遇了来自妻子的压力，“内外阻力甚大”。16日，宋美龄召集她的政治盟友宋霭龄一起，当面告诉史迪威说自己已尽最大努力，“除非谋杀他[蒋介石]”。史迪威心里暗忖这正是罗斯福的命令。史也确于其时要求副手窦恩制订暗杀蒋的绝密计划。

另一方面，史迪威指挥部试图加强与中共的联系。1943年12月31日，戴维斯以史迪威政治顾问的身份，写信给总统密友霍普金斯（Harry L. Hopkins），向罗斯福提议加大对蒋介石施压的力度，并准备支持一个包括中共在内的新联合政府。1944年1月5日，史迪威又一次提出赴延要求，蒋交付军事幕僚讨论，徐永昌和张治中“以为彼用任何方法皆可得延安情形”，不若同意，何应钦则表相反意见，因多数人未置可否而予以搁置。16日徐永昌揣摩蒋的心理，再度进言“我方如不允其要求必须提出积极办法……或自动向美政府提出如[史迪威赴延]调查有害盟国合作”，蒋答应“当自向史迪威却之”。与此同时，戴维斯又趁机重提周恩来有关美军向延安派遣代表团的要求，直接以罗斯福为对象，将建议写在一页纸上，寄给霍普金斯（Harry Hopkins），甚至附了一封代总统拟给蒋介石的电稿。随后这份简洁明了的备忘录被总统转给了他的参谋长李海（William D. Leahy）和马歇尔，而戴维斯的电稿则在稍加改动后经总统签署于2月9日发往重庆。

伴随着中美借贷、缅甸战役的纠葛冲突，蒋介石收到了罗斯福要求允许美军立即派观察组赴陕北考察的电报。为了同时向蒋施压，史迪威方面亲自阻挠中国官员访美。史迪威亦致函何应钦，又询问外事局长商震，表达了对国共冲突的关切。蒋只能慨叹罗“为共匪宣传所迷惑，急欲往延安明了共匪情性，而其在华一般幼稚武官，中毒更深”。以其患得患失的性格，蒋首先对派遣美军观察组表示了赞同，然后以极其委婉的语气暗示观察组不能去中共控制区域，而只能去“中央政府政治力量所及以及敝国军队驻扎各处”。但罗斯福并未理会，于3月1日续电表示前述观察组“即将”派出。然而，几乎同时，中共在重庆的情报网就获得了这一消息，毛泽东第一时间得知美国政府决定向延安派遣一个军事观察组。消息来源据说是蒋介石的一位美国顾问。根据美国人送来的情报，毛更有信心宣称，罗斯福很可能会选择共产党，予以直接援助。6月5日，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第二次会议上，毛泽东强调：“将来可能出现三股子力量，即罗斯福的美军、蒋介石和共产党，看谁先进城。我们要不要争取起决定作用？我以为在此种情况下应争取起个决定作用，即争取做铁托”。

在中共与美国关系升温的同时，蒋史关系持续恶化。6月24日，宋庆龄写信给史迪威，鼓舞他说，“[中国]人民感激您和您的行为”。7月3日，史迪威致电马歇尔，要求获得中国军队的指挥“全权”，并建议总统给蒋介石发“一封措辞非常严厉的信”，要求必须有中共的参与。7月4日美国独立日，马歇尔匆忙召开参谋长联席会议，匆匆通过了由其草拟的罗斯福总统致蒋介石电稿。电稿第一次明确提出将“包括共产党军队在内的所有盟军资源”置于史迪威的统率之下。罗斯福全盘接受，将电稿未改一字，于6日签字后发往重庆。7月7日是中国抗战七周年纪念日，蒋介石收到了这封代表罗斯福意愿并由谢伟思充当翻译的电报，认为不啻为对中国乃至对他本人的巨大侮辱。蒋在自我愤懑之余，再次选择委曲求全。他立即发出电报，分寄罗斯福和自己在华府的代表孔祥熙。他向罗斯福表示，可以把军权交予史迪威，但需要时间，同时希望总统派遣一位特使来华调和他与史迪威之间的矛盾；而蒋给孔祥熙的电文，则要求他从旁督促罗斯福同意与中国政府签订明确指挥权的协定，不得让史迪威掌控租借物资，更不能给中共以武器。史迪威无权给中共武器，是蒋介石自始至终最主要的目标。

7月中下旬，蒋介石都在考虑罗斯福有关授予史迪威军事指挥全权的要求，他已经倾向于“原则同意”。当徐永昌建议只将湘鄂赣的第六、九战区交史迪威指挥时，蒋却主张“完全接受”美国总统的要求。理由有二：一是可以约束中共；二是“将来我军进出东三省时，必与苏军接触，有美人在中间，至少能得到公道”。这一想法得到了徐永昌和王世杰的赞同。

恰于此时，7月22日，美军观察组首批成员抵达延安，这其中就有史迪威的政治代表谢伟思。8月23日，谢伟思在第二次会见毛泽东时，两人持续相处长达八个小时，其间仅有江青用餐时作陪。谢伟思暗示美国政府已经打算迫使重庆改组政府。毛泽东使谢伟思相信：“美国在华影响是决定性的，中国人因此最为关心的就是美国的政策……对蒋友好只不过是你一厢情愿的事。他在持续、强硬并一致的压力下必定会屈服。对你的目标不要有丝毫的松懈：不断敲打他”。周恩来在随后的一次谈话中更强调，避免中国内战的唯一方法就是给国共双方都提供武器。谢伟思赶紧向史迪威建议，应更为主动地与中共合作，即给他们以武器装备。

三、中共外交攻势与史迪威离华

在史迪威、谢伟思的鼓舞下，延安越来越觉得盟军即将大规模在华东沿海登陆，并采取行动以为准备。1944年8月20日，毛泽东急令山东军区、新四军军部搜集有关青岛、烟台、连云港的日本海军情报，“以便供给盟军”。同日，又令太行、山东和华中各军区分别建设飞机场，供美军观察组使用。翌日，答复陈纳德派驻鄂东大悟山新四军五师的欧高士少校有关建立无线电网络和“美海陆军登陆时协同作战问题”，并复电新四军明确提出“美军在中国登陆时间，据有些美国人估计已不在很远”，指示他们于苏浙沿海地区“认真布置”。次日，指示在重庆与国民党谈判的中共代表林伯渠、董必武等“应作如下措词：为了准备配合盟军反攻，敌后四十七万军队，不仅不能减少，而且应奖励它，装备它，增强它，政府首先应全部承认它的合法地位，承认其一部取消其大部的想法是违反抗战需要的，而且是办不到的……盟国援华物资一定要公平合理分配”。

因史迪威等美军代表所体现出的合作姿态，毛泽东视美国出兵中国为一时之机，确定了“城市工作”和“向南发展”的战略方向，改变了一年前“浙东方面不宜去人”、“战后与国民党合作时，我们即须准备于战后开至黄河以北”的总方针。这也就是要为中共建立独立的政权而作好准备。中共开始逐渐包围中等城市。8月21日，毛泽东电示新四军各部注重“吴淞至宁波沿海及沪杭甬铁路沿线地区的工作，广泛地发展游击战争及准备大城市的武装起义”。9月1日，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决定派王震等带10个连（包括至少四个连的干部）10月出发南下赴湘鄂赣创建根据地。

更为重要的是，在美国的主动下，中共也加强了对史迪威的工作。9月3日，谢伟思在与延安中共领导人反复交谈后，再次专门向史迪威提议将美国租借物资分给中共。9月6日，史迪威刚刚陪同罗斯福特使赫尔利（Patrick J. Hurley）由印度飞回重庆，8日，中共中央即要求南方局根据“美军观察组在延表示，尤其是太平洋决战准备的加紧”，把握时机向史迪威和赫尔利“提出援助我们之必要”，并明确提出了占援华总数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的份额，即“我军要求应被装备二十师到三十师”。

而在蒋史关系方面，中共问题几成争执核心。9月7日一早，蒋介石在召见特使之前先找史迪威谈话。史迪威日记写道：

“爱的节日。花生米开门见山，说我迄今工作的百分百都是军事；现在，作为中国军队司令，就将是六分军事四分政治。说我将在国民军事委员会之下听命于他。说如果要用红军，他们就还得承认国民军事委员会的职权。他会时常指导我。他希望我们之间不要“客气”。他完全信任我。开玩笑说我常言中国的指挥官都不行……”

抛开“红军”问题，史迪威认为蒋介石是想从他手中夺取租借物资的支配权，而他丝毫也不会让步。因此，当9月8日宋子文与赫尔利谈起支配权问题时，史迪威觉得这将是最后的时刻：“现在，我们终于要摊牌了”。他心中所想的是：“如果委员长控制分配权，我就完了。共产党人将什么也得不到。只有委员长的嫡系能获取装备，而我的[Y]部队只会去舔屁股”。

9月17日，蒋介石实际上已经决定任命史迪威为中国战区参谋长兼前敌总司令，拥有各战区前线部队的指挥权。他希望以在指挥权方面的让步，来换取对租借物资的支配权。然而19日，史迪威不顾赫尔利的劝告，坚持亲自将一封再度由马歇尔起草、由罗斯福署名的电报交到蒋介石手中。尽管经过中译文的掩饰，但电报字里行间依然可见对蒋的耳提面命：“唯一可以破坏日军对中国计划之方法，即立刻补充怒江方面之部队，加紧继续推进，同时立即委任史迪威将军授以全权指挥所有中国之军队……吾人对于援助中国所有之计划如再延搁犹豫，必将完全消失”。这封“九·一八来电”当然极大地伤害了蒋介石的自尊，以为“平生最大之污辱”，他甚至说出“绝不能为美国奴隶”，并做好了与罗斯福决裂的准备。但此时蒋介石仍旧没有下定决心撤换史迪威。他在9月20日还要宋子文去告诉赫尔利，中国军阀余孽尚存十分之三，“如史迪威指导处置一有不当，难免引起对彼之危险”云云，事实上他此后两天都在考虑对策。9月22日上午，蒋还约亲信陈布雷往谈，命其研究对策。

而早在9月10日，谢伟思明确告知毛泽东：已收到华盛顿发来的一封重要电报，让美国大使馆推动改组重庆政府，白宫认为在中国建立一个新的政府——一个联合政府——将更为便利。9月13日，也就是林伯渠提出“联合政府”的一天前，林伯渠和王炳南按照毛泽东的指示拜会史迪威并致问候，史迪威当即表示将于近期访问延安，林、王显然非常高兴，约定再晤。史迪威在随后给赫尔利的备忘录中明确写有与中共的安排，“第18集团军（红军）将被任用。务必在此点上没有误解。他们会被安置在不会与中央政府军发生冲突的地方，但必须作为一分子参与到危机[解决]中来”。他对中共倍感放心，认为“共产党宣称的困难”以及“他们声明将服从我”都是“常识”。随后15日，史迪威与蒋介石大吵一架，高思又跑来要求会见中共代表，而中共代表刚刚在参政会上抨击政府，提出政府改组的要求，竟与美方一致，难免让蒋领悟两者已经串通一气。后来蒋在总结一年工作时记道：“中共与美国驻华大使馆协以谋我之阴谋，实有非人想象所能及者”。

到了“九·一八来电”后的第二天20日，延安《解放日报》第一次明确刊出了要求国民党改组政府的社论。第四天22日，周恩来又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讨论争取美援问题时，自荐给史迪威发了一个说帖，催促要把美国军火物资的一半分给共产党。当日，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研究成立“解放区委员会”问题，毛泽东提出国共是“两个平等的东西，不是一大一小”。朱德正式致电史迪威支持由一位美国将领来统帅所有中共军队，还邀请总统派代表来延安。史迪威随即向蒋介石宣布了向共产党提供五个师装备的打算，蒋回答道：“君若此，余将取销君参谋长职务”。曾任蒋机要秘书的外交部政务次长吴国桢揣测委员长当时的心理：“难道史迪威真的对共产党的活动视而不见吗？还是他对中国政府怀有不友好的企图呢？蒋介石不得不在头脑里提出这些问题。史迪威愈是催逼那些要求，蒋介石愈是怀疑这位总参谋长的动机。蒋愈是犹豫不决，史就催得愈紧”。也就在22日，蒋再也无法忍受，他在日记中慨叹：“史迪威对余之阴谋，必欲夺取中国全部之指挥权，已无所不用其极”，但这指挥权不是他本人早已答应过的吗？主要还是考虑到史与中共的关系，蒋在日记中又写道：“毁谤谣诼威胁压迫，无所不至，此无异又加一共匪伤害我中国矣”。23日，史迪威拟出进一步建议，托赫尔利交蒋，史的具体建议包括“派我去延安说服中共……听从我的指挥”，“中共装备与军火（炮兵）限五个师；维持红军充分的战斗力”以及中共军队与国民党中央军（除远征军优先外）平均分配租借物资等。蒋由此断定“史迪威已作有计划破坏中国国家统一、毁灭中国军荣誉、威胁政府受其个人统制之策动”，列为去史第一理由。也就是说到9月23日，蒋介石最终下定决心，起草给罗斯福的备忘录，中共成为终结史迪威的最后一根稻草。

9月24日，蒋介石正式要求美国撤回史迪威，并在处理史迪威的同时，在宣传上发起反共攻势。蒋把以往半遮半掩的国共矛盾再次公开，不但由国防最高委员会官方发布了题为《中国共产党问题文件》手册，指责共产党颠覆政府，而且在参政会上允许讨论国共问题，甚至指派何应钦亲自告知美国大使。稍后国民政府以蒋廷黻、魏道明为首的驻美高级官员更密集访问了国务院文化合作处长派克（Willys R. Peck），企图绕开范宣德的远东司，宣传“中共比共产党还要共产党”。侍从室主任林蔚甚至直接告知史迪威“麻烦就在共产党身上”，如果他放弃武装中共的念头，可能还有转机。连中共都了解到蒋提出撤换史的理由就是史迪威“袒共”。史迪威直到此时方才撤回自己援共的具体要求，但为时已晚。蒋本人在四个月后的日记中仍耿耿于怀：“美国对中共擅自接济军械之企图确已打消，此为革除史迪威后第二之要务，今已达成目的矣，今已达成目的矣”。

10月19日，史迪威正式被召回，对中美关系造成了严重影响。中印缅战区被分割成印缅和中国战区两个，更加沦为美军供应链条末端。据蒋介石秘书周宏涛回忆：“史案之后，美方军援日渐减少，不仅品质不佳，许多弹药及零件居然和武器尺寸不合，影响战力很大”。华盛顿充斥着对蒋介石的失望和反感，继而放弃了依靠中国抗日的打算，进而转向苏联。罗斯福明确对史汀生说：“至于在中国大陆作战，我们必须留给俄国人了”。而斯大林碰巧许诺欧战结束后三个月内红军将派60个师进入远东。这才引发了雅尔塔的背弃。魏德迈少将接替史迪威，被任命为美军中国战区总司令和蒋介石新的参谋长。然而魏德迈上任伊始即获得马歇尔的直接训令，要求将中国战区内空军军官数量提升到职员总数的一半以上。换言之，中国不再是美国铁锤敲碎日本时的砧板，而是沦为了战略远程轰战机的试验场。这是美国政府对国民政府遗弃的开始。在二战的最后时刻，谢伟思喊出了时代最强音：“我们[美国]不必为国民党政府垮掉而害怕……任何新政府都会比与当前反动的统治更加合作，并更有能力动员国家”。这句话对美国国务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可以肯定的是，1938年以后，史迪威与中共之间就保持着良好的友谊；从1942年3月至1944年10月，史迪威及其政治顾问戴维斯、谢伟思与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乃至延安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中共通过各种途径，在蒋史矛盾中坚定不移地表示出对后者的支持，并且成功地说服其相信：一、中共军队愿意接受史迪威指挥；二、中共抗日而蒋不抗日，蒋积蓄力量以备内战；三、美国应该通过控制租借物资不断对蒋施压、逼其就范，并应给中共武器；四、美国应向延安派驻军事代表团。这些观点不但成为史迪威对付蒋介石的工具，而且也通过史迪威（及其他人）对美国总统罗斯福产生了影响，从而使得罗斯福反过来向史迪威表示倒蒋之意。史迪威甚至依此制定了暗杀蒋介石的计划，并且加强了与中共的联系。随着史迪威与中共关系的升温，蒋史矛盾不断升级，最终就史迪威是否有权授予中共武器这一问题，矛盾激化到无法调和的地步，美国不得不召回史迪威，并降低了对蒋介石的支持。史迪威事件对此后美国与国民政府的关系产生了不利影响。继史迪威之后，中共也曾一度积极寻求与赫尔利和史迪威的继任者魏德迈合作，但出于种种原因，合作并未继续。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中共自1945年1月起逐渐转向敌视美国的政策。

（载社会科学研究2016年06期，注释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