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前言

在2020年初夏，中国大陆的人正与全世界越走越远。过去几年里中美贸易战、香港反送中、武汉肺炎全球大流行，以及伴随着这一个个历史拐点级别事件背后的一场场战争级别的信息战、舆论战、动员战。在大多数中国人眼里，仿佛全世界都在与自己为敌。而在大陆以外的人眼里，中国人阴险邪恶、越来越不可理喻、如同随时会摧毁自己美好家园的丧尸军团。

其实不仅西方人对中国人有后一种噩梦般的印象，同文同种的台湾人、香港人，甚至包括许多海内外的土生土长的大陆人也有这种印象。许多厌恶大陆人的港台陆人士，更是用“支那人”一词来表达心中的愤怒和沮丧。大概正因为是同文同种而无种族歧视的嫌疑，所以才如此刻薄吧。不过这种刻薄并非无缘无故，因为作为曾经在某论坛推动禁止使用“支那”这个词的规则的人，我最近使用“支性”这个词的频率也越来越高了。

写这篇文章的缘由，要追述到我混迹中文论坛以来与大陆人的许多冲突以及从中的反思。从最早的“支字头”到“小站五毛”再到“姨学家”，也有很多本来关系不错但发生矛盾的人，比如rtg、2049bbs站长小二，再到一些刚刚认识的网友，如阿篱、男权。还有2049bbs上一些批评我的人，也有曾经在matters上控诉我霸凌的王庆民。这些人并不都是问题人物，也不一定跟我有过任何矛盾，有的即便是跟我有一些局部且可控的冲突，但整体上还可以算朋友。上面这些经历让我逐步意识到了“支性”的问题，而小二（蔡伟）的被捕则直接触发了我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包括小钙在内的清醒人士的一些只言片语让我从另一个角度看支性这个问题。

此外，某些优秀公众人物的言论也促进了我的思考——我想说的正是香港才子陶杰。许多大陆朋友都看过陶杰先生在明镜的中文访谈，他用中文引经据典侃侃而谈无愧才子风范。但让我震惊的是他在香港电台与陈芳安生等人用英文雄辩政策和香港的未来，那种比法庭辩论还要严密的逻辑和绅士风度，让人如沐春风。我意识到说英文的Chip Tsao和说中文的陶杰先生并不是同一个人，这不是英文和中文表达习惯的差别，而是两个兴趣、思路、逻辑完全不同的才子恰好被关在同一个人的身体里。这种现象似乎更加说服了我所谓“支性”的存在。

这篇文章不同于以往的风格，我不打算用严密的逻辑和实证去揭示中共意识形态控制导致大陆人巨婴心态云云。我想从个人的角度去揭示那头大多数人视而不见的灰犀牛，从沟通技巧到心理结构一层层剖析中国人为什么如此“可怕”。根据我的观察，这头灰犀牛影响着大部分的大陆人，甚至透过新冷战正在拉开的帷幕，我觉得它也正在影响着习近平。

2. 支性是什么

所谓的“支性”，其实并不是大陆人特有的毛病，“支性”一方面是全世界穷人的通病，另一方面是世界上“前共产主义”社会人们的共性。这两者不幸都体现在今天的中国大陆人的身上。所以，“支性”并非一个正确的名词，因为它不是中华文化的专利，在资本主义美国的穷人社区和前东德地区的人民身上也能看到类似的毛病。“支性”归根结底是一种资源匮乏和制度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是可复制的普世现象。

所以，“支性”的问题最终就是所谓“素质”问题，而素质问题最终是经济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共优先发展经济的做法并非完全没有道理。西方拥抱熊猫派的接触中国帮助中国的战略也并非真的是幼稚。但要解决这种就连欧美发达国家自己也没有能力解决的素质问题和贫困问题又谈何容易。你要是问我如何解决中国人的支性问题，我当然没有答案，更没有任何兴趣。不过你如果问我如何消除自己身上的支性，简而言之就是脱支，我或许有兴趣尽力帮帮忙。

而这篇文章里，我有兴趣针对“小二”身上的支性进行一些分析，一方面他身上的支性并不特别严重，另一方面他身上那些根深蒂固的支性又特别有代表性。在给小二的第二封信里已经描述了不少他身上的支性。所以分析小二身上的支性对那些希望脱支脱贫又恰好撞见这篇文章的人来说，或许有一些参考意义。

我将脱脂等同于脱贫，这里的贫并非指缺钱（所有人都缺钱），而是认知上的缺陷或单一性。举个例子，你跟自干五用中文交流，他一开始会自动假设双方有很多共同点，包括政治立场、世界观、信仰、平时关注的信息源、处事方法、交流的目标等等。这样的假设在墙内高度单一化的公共语境下，或许问题不大，但是在墙外多样化的环境里，却通常是不成立的。简单说，你的常识和他的常识并非共识。其实这种误会在任何交流中都相当常见，墙外的人一般发现预设错误会立刻调整沟通方式，但当自干五或小粉红发现你的发言不符合TA的假设和预期时，就常常开始洒泼打滚等各种方式发病。这大概是中国大陆人跟世界格格不入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是很多讨厌“支那人”的陆港台人士对这类支性充满恨意和敌意的根源。

对于外部世界常识的无知，不仅导致中国大陆人难以同大陆以外的人进行有效沟通、建立互信，更导致了种种猜测和破坏性的互动，导致双方越走越远。对外部世界常识的无知以及随之而来的不信任，也让中国人无法告诉世界中国面临的实际情况和实际困难，导致中国/中国人在国际环境内吃了很多闷亏。

以这次武汉肺炎疫情为例，全世界的政府都犯了各种各样的错误，但是为什么中国政府成为众矢之的、邪恶轴心？再以“大外宣”为例，为什么孔子学院近年来在西方处处碰壁，为什么中国人无法讲好自己的故事，或者说讲的故事别人不信，只有请陆克文这类老外来帮忙搞大外宣公关？并不是因为西方人看陆客文长了一张白人脸相信他，而是因为中国人不懂如何沟通。

老实说，我认为中国在武汉肺炎中犯了很多不可饶恕的错误，但同时也有很多错误并非出于某些领导人的恶意，而是体制的僵化、思维的惯性以及当前政治上的极端保守导致。如果我想帮中共说好话，我有这个能力找到辩解的着力点，我也知道如何帮助中共辩解，然而我并不想，因为中共干的事太恶心了。

上面这些习近平和中共外交部犯的错误，同时也体现在几乎每个中国大陆人日常的人际交流中，包括前言中提到的那些网友。因此，说它是头灰犀牛是很恰当的。然而，这种交流的障碍除了来自对外部世界常识的无知，还有更加深层次的价值和心理因素。

参考

陶杰: 【CUP 媒體】胡適眼中失敗的中國文明
陶杰: 【CUP 媒體】胡適斷症 中國人病足100年
陶杰: 【CUP 媒體】有中國人一日，魯迅就永不過時
陶杰: 【CUP 媒體】魯迅：成也毒舌 敗也毒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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