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可能是这个读书笔记的系列开始以来最长的一篇。当然我本可以把它拆分成几段发出来，但是这样就少了一种连贯性——所以我最终把整个第二章的内容，即介绍泛自然主义的历史决定论者的理论的这一章的笔记全部放到一起发表出来，还冠以“一场声势浩大的阉割是如何进行的？”这个标题，就是想要说，在这一套连贯的历史决定论想法中（尤其是在我们这里，如果你接受了普遍的历史教育而从未反思过，你必定是一个历史决定论者），你将会看到人是怎么被阉割的、被阉割的人会做出什么样的事情、以及在这之后你可以扪心自问：那我又如何？

尽管我们已经看到了反自然主义的历史决定论者有多讨厌科学方法在社会科学中的应用，但是我们都会承认，在最基础的层面上，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都指向知识，它们都是在对某种可以经验的东西（自然现象、历史事实）做出一种理论性的构建。也就是说，它们都必须要是理论化的知识，因此，在一个已经被提出的理论之下，我们确实可以做出预测，然后通过比较这个预测与实际观察到的结果，我们确实可以对这个理论的正确性做出评判，并做出修改。这些都是没有问题的，如果你想要构建一个理论化的知识，无论是有关什么方面的，你都需要做到以上这些事情。

但是，当这种方法背后蕴含的那套“理论化”的观点，加上一些其他的“想象力产物”，进一步延申，问题就出来了，这就是我们要在第二章里看到的泛自然主义的历史决定论。

一、如果我非要做预测呢？

本节对应书本内容Ⅱ.11 与天文学的比较——长期预报与大规模预报

泛自然主义的历史决定论者就是不死心，尽管我们已经在之前的章节里看到了反自然主义的历史决定论者是怎么说明做预测这件事是根本在逻辑上有问题的。但是他们依旧觉得他们可以做出正确的预测。

波普尔用了“气象预报”来和他们所要做出的那种预测做类比。这种气象预报和天气预报不一样，它不是在告诉你明天后天会不会下雨，而是有点类似于我国的二十四节气，是一种建立在统计学的基础上，告诉你“这么多年来在一年的这一段时间里的气象基本都是这样，所以今年也不会差太远。”

确实，在社会科学的领域，要做出短期内确定性的预测的确很难，甚至不可能。泛自然主义者也承认这点。所以他们转向了类似于气象预报的预测——这种长期的，大规模的预测。这种大规模的预测简直屡见不鲜，听起来高端一点的有福山的“宪政自由主义是历史的终结”、“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没那么高端的就是看到最近的那些破事，总有人不免发出“大清要亡”的感慨、或者指鹿为马，发出“我们必将胜利！”的战吼。

但是如果就像二十四节气那样做出预测，这种预测其实非常含混——我就告诉你：这段时间里下雨的几率会比较高，甚至都没办法告诉你一个准确的几率，那这句话的信息含量其实非常低，低到你听到这句话之后你也无法去决定你应不应该带伞出门。在社会科学上做出的这种预测其实也会有含混的问题，但是这个问题是可以解决的，方法就是通过确切的、在性质上明确的术语让含混变得不那么含混。

比如说，我用地理知识，什么季风、气候、洋流、等等等等的术语，绝对可以向你解释二十四节气的预测具有确定性。这些术语，每一个都有着明确的含义，背后有着可以使其成立的一整套理论和一整条推理过程，通过这些术语的解释，一个节气中“下雨的几率高"的这个表述最后被拆解为“在’季风‘、’洋流‘、’气候‘的共同作用下，更有可能降雨”这个听起来就没那么含混的表述。在社会科学里，这一派的历史学家们为了让预测没那么含混也没少发明过这样的概念，比如“繁荣”、“城市化”、“团结”、“文化冲突”等等。所以当你去问那些发出战吼的人：“为什么你们必将胜利啊？”，他们马上就会给你丢这些概念：“我们的制造业繁荣！我们的人民更团结！在这种文化冲突下，我们怎么怎么更好！”

我会不厌其烦地重复这一点：这些概念都是我们想象力的产物，因而是自由的，因而必定与权力相对抗，因而权力会不厌其烦地强调：这些概念都是真实存在的，从而防止你的”胡思乱想“。所以这并不能掩盖这样的预测依旧是非常含混的事实——预测依旧是那个预测，只是我们不断地在用我们的想象力把它做成看起来非常有理有据。在这种含混的预测背后蕴藏着的其实也并不是什么确定的历史事实，也是人的想象力——这种想象力构成的人对社会的某种信念，从而先让他们有这样的预测，然后再开动想象力让这个东西看起来合情合理。

二、为什么他们一定会走上预测历史的歪路？

本节内容对应书本的Ⅱ.12 观察的根据

这节非常的短，讲的事情也很简单，逻辑也很清晰。

首先是泛自然主义的历史决定论者的研究根据，或者也可以说是研究对象，就是以前的历史事件，详细点说就是“编年史”，就是那种记载“某年某月发生某事”的资料。到这里其实没有任何问题，因为研究编年史是所有历史学家都会做的事情。但这一派历史决定论者的问题就在于他们认为这是他们唯一应该研究的东西。

编年史只记载事件，也就是说，记载的都是实际发生过，当时的人都可以经历的事件——也就是经验中的事件。这一派历史决定论者认为这是他们进行研究的唯一的经验来源。于是他们就一定会有一个信念，就是一定可以从这些“可以经验”的事件中总结出一个理论——因为自然科学就在进行同样的事，而且成功了。我们知道的自然科学不就是在对我们可以经验到的事物的运行规律做出总结吗？（至少到20世纪之前还是这样）所以类比一下，既然在社会历史领域，我们也只研究可以经验的事情，那么我们不也可以总结出一个理论吗？然后这个理论不也可以做出预测吗？虽然最好是大规模的长期预测，但起码我们能做出来这个预测嘛。就像那群喊着”我们必将胜利“的人一样，你会观察到他们做出这个预测时所用的理论，用到的依据，都是非常实证的，也就是非常确定性的，（成本低、水平高······）这些论据背后的数据你都可以直接查到，而这些数据背后的那套计算方法也是可以通过学习理解的，而数据的来源也必定都是可以实际经验到的东西（成本价格的数字比较，专利的数量多少比较），所以这样的预测是只用数字做出来的，他们只不过是十分”理性”地在计算数字上的趋势，而这样的计算，一旦要涉及难以被数字化的、难以在经验中被感知到的东西，他们就彻底傻眼了。

所以你可以想一想，历史、社会学到底是不是只需要研究人可以经验到的历史事件，而不去关心那些在表层的事件的深层，一直在涌动但难以被经验把握的部分。

三、像做力学物理题一样分析历史

本节对应书本的Ⅱ.13 社会动力学。

泛自然主义的历史决定论者还真是喜欢把自然科学的那套东西拿到社会科学的研究里来，这一回他们看上了动力学分析的那套思想。

一个东西为什么会动起来？当然是因为它受到了外力的作用。那么在一个社会里，一个社会事件为什么发生呢？那也当然是因为有一个力量在推动着这个事件（比如外国势力······）。

于是，就像通过分析物体的运动规律能发展出力学的定理一样，分析社会事件中的各种力量对构建他们的社会理论也非常重要。而当他们的理论通过在这些事件中“趋于完善”，做出的预测就越有可能是正确的。

力学的分析希望通过分解复杂的各种力之，从而可以找到最根本的动力，这一派历史决定论者也如此希望。他们也希望分析各种历史力量，深入到根源，找到最根本、普遍的动力和社会变革的规律。

我觉得我不用再举例子了，大概在这个国家里的每个人都这么想过。

四、对我们来说，唯一“有用”又“没用”的历史规律是什么？

本节对应书本内容Ⅱ.14，历史规律。

这又是非常短的一节，讲的是这个问题：泛自然主义的历史决定论者认为什么样的历史规律才是真正有用的？

我们在第一章里也已经知道了，因为各个社会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不同，以及其中人与人互相依赖的复杂性的不同，对一类社会事件在此时此地发生、以及发生之后所导致的事情做出的规律性总结是不可能具有普适性的。这是这一派历史决定论者不得不接受的。但是当他们用物理力学的想象，只去研究实际发生的历史事实，并指望以此做出大规模的长期预测的时候，他们确实可以得出一种“有效”的规律——有关前后相继的时代是如何连接起来的规律。

这种规律的一个最有名的一个例子就是因为被斯大林称赞了而被“奉为圭臬”的历史五段论，即人类社会都是从原始社会，到奴隶制，到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最后是共产主义社会（当然，马克思从来没这么说过）。这一套理论完全贴合于那三个要求：基于力学的想象（因为生产力的不断发展而导致了时代的变革），只用到非常实际、表层、或者直接是以数据形式呈现的史料（如何证明生产力的发展呢？看GDP啊！），做出的是大规模长期的预测（整个社会能进入共产主义，这还不是远得没边了？）。

另一个这一类的例子是斯宾格勒为代表的那种"文明季候论”，这在墙外的那些不能说名字的论坛上非常的有号召力，但其实也不过是“大清要完”的“看上去更理论化所以更有道理”版——因为用了一些“术语”嘛。

但实际上通过以上的两个例子，我们还是可以发现即使他们已经完全把他们的研究范围限定在了实际的，甚至是非常数字化的历史事实中，但在做出预测时，依旧是在依靠着信念——无非就两种，要么越来越好，要么越来越坏。而至于怎么用术语包装这套“规律”，让它看起来非常的“有道理”，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地方了（我印象里霍金好像特爱干这种事）；当然你也可以完全不包装它，靠权力达到一样的效果——这都随你的喜好。

我说这种预测的规律有用，是因为它作为一种信念下的产物，尽管包上了一层术语的外衣而显得非常可信，它实际上就是在传达一种信念，而当这种信念被广泛地接受，这个预测本身或许真的能够实现；而它的“没用”之处就在于——很简单，纳粹和苏联就是靠着这种历史大预测背后的信念起家的，从这个角度来看，甚至不能说它没用，而应该说它“有害”。

五、我们能做出的预测大概都是什么样的？

本节对应书本内容Ⅱ.15 历史预言与社会工程的对比。

本节又是信息含量很低的一节，但可以看出这一节的内容其实是在为后面的论述打一个基础。什么基础呢？就是给我们所能做出的预测的种类分个类。

因为我们都知道，历史决定论者，无论是反自然主义的还是泛自然主义的，他们之所以研究历史，其实都是为了做预测（通过一个集团的结构史预测这个集团的走向；通过对编年史中的力学分析总结出长期大规模的预测）。这些预测中有的看起来很含糊，有的看起来又非常可信，有些预测看起来似乎根本无法避免，有些又强烈地指向实践，这些都能体现出目前我们对于“预测”这个东西本身的认识依旧是含混的。于是对于我们能做出的预测本身的性质，或许我们就该去研究研究。

波普尔于是做了一个分类——也不过是分成了两类，但要注意这里并不是在穷举，也就是说不是只有这两种。他按照实用主义，也就是说，按照这两种预测做出后实际会带来的作用，把预测分为“预言”和“工程性预测”。

所谓“预言”，指的是“预测本身的内容近乎无法避免”的那种预测。比如“台风明天上午10点会经过这座城市”，那么如果你接受了这个预测，你面对这个即将到来的台风，你几乎做不了任何事情以抵抗这个预测的到来，你唯一能做的就是乖乖待在家里，关好门窗。

所谓“工程性预测”，它预测的内容是“对于我们要达到的一个结果，我们要采取什么步骤“，这是一种对于暂定的结果向回推的预测。比如当你说“我要去学校”的时候，你是可以由此预测你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你会做什么事情的——通过某几种交通工具，在每种交通工具上所耗费的时间，这些你都可以用你自己的经验预测出来；而另外，用理性的方法来预测也是可以的，比如对一个已知现在的运动状况的物体，我们可以回推出它原来的状态。这种预测比“预言”有更高的可操作性，我们可以通过预测出为了达到结果我们需要做的事情而开始做这些事情。

六、当历史被决定，有什么东西变得不可能了？

本节内容对应书本内容Ⅱ.16历史发展的理论

我们之前就说过，决定论必然是一套与“自由”相对立的东西，但是但我仅仅这么说的时候，绝大多数人都会是"ok but so what?"的态度，我并不在这里过度苛责各位，因为在当前的情况下“自由”对于各位都是一个过于抽象的概念，也因为其遭到的过度侵蚀，导致了我们一谈到这个词就只能陷入一种激情的修辞（就像李文亮医生殉职那晚在网络上的一片声讨，让人觉得自由好像明天就会降临一般），而根本无法用任何讲道理的方式把这个事情的重要性说出来——甚至我需要在此反思，我在这个号之前的文章里就有过这样的想法，不靠讲理而靠一种激情、情绪来传达重要性——于是从这里，我们可以进入这一章里真正体现出来的内容——在决定论下，说理是不可能的，而当说理不可能，人就不可能做事。

当然这本书只是在讨论历史决定论下的说理不可能，那么我们就先来看看这一块是怎么说的。

我们再复习一次：泛自然主义的历史决定论者研究在历史进程中的各种社会力量的相互作用，从而总结出一套有关这些力量如何变化、发展的过程上的规律。他们必须了解在社会结构变化中所遵循的一个“总体趋势”，并对这个过程的原因和引起变化的各种力量的作用有所了解，然后据此提出一个有关社会发展的根本趋势的假说，从而可以让人们做出一些长期的大规模”预言“。如果你读到这里，能够稍微发出一点疑问，而不是非常肯定地说“历史学不就是应该研究这个吗？”那我会非常欣慰，不过你要是还觉得历史学就该这么研究，没有其他的东西了，那我们可以接着往下走，看看再往下的那些东西你可不可以接受。

于是波普尔让我们设想一种在道理上可以说通的社会理论：一种技术的社会理论，它研究社会生活的普遍规律，从而让这些规律成为改革社会构建的人的工作依据（联系我们在上一节看到的“技术性预测”）。当我这样表述的时候，这样一种理论似乎听起来非常有用且必要：我们研究社会中人的一些普遍性规律，然后因为这些规律对于人具有普遍性，那这样的普遍性对于任何人都是可以受到理解的，那我们或许就可以用说理的方式让这种普遍性在其不那么普遍之处普遍下来，成为一种共识，然后凭着这种共识，我们可以对社会的结构做一些改革，从而让社会有可能向着更好的方向前进，这不挺好的吗？

但是这种想法是被历史决定论者所反对的（所以在这里我想先请你想想，你认不认同在上面说的那种技术的社会理论）。他们反对的理由其实也是从他们自己的主张里提出来的：

"真正的历史规律仅仅只是：社会历史的变革是由社会力量之间的冲突矛盾引起的，这是一个最根本的东西，因而一个被制定出来的新的社会结构的计划，在这个语境下也不过是各种力量的其中一支，它就像柏拉图所说的，是一个“高贵的谎言”，是一个乌托邦，而他们提出这个往往就是为了让其他人相信这个谎言，为他们自己的利益而做事，或者（用一个我非常讨厌的比喻）成为韭菜。所以历史发展从来不是靠某种理论的构建来规定的，而是各种力量互相争斗导致的格局的结果。理性的规划是不会稳定的，因为导致这种规划的力量结构是一定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改变的——所以构建以一种普遍理论、以说理的方式构建起来的社会工程是不可能的，它们注定是虚假的乌托邦。“

我想到这里你又会非常认同，”可不就是这样吗？“。所以在我们接着往下走之前，我要先恳求你暂且接受我将会以一种说教的语气来论述，我知道这绝对会让你非常不舒服，觉得我在自以为是，装屄，但无论如何，我们既然在讨论的是有关决定论和说理之间的选择，那我们便暂且只关注这里。

用说理的方式构建一种社会工程的方式被历史决定论者否决了，他们觉得力量才是那个根本的东西。也就是说，如果一定要问他们：“人可以做什么才能对社会的进程有所改变（如果严格按照他们的想法，那就是人什么也不用做，找一支看起来靠谱的力量，依靠上去就行了）”，那他们会想一想，然后勉强地说：“大概把其他你不认同的力量给打压下去就行了吧”。于是我们在这里见到了一个“人要么就没事干，要么就精明地算计每一种社会力量，把自己安排在这股力量中，期望它能带我们一飞冲天，要么就盘算着怎么让另一种与自己对立、或是有损于自己的力量变弱”的世界；而不是一个“每一个人都可以有一种如同网一般的信念的集合，这个网中的信念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接受的，最常见的，比如‘帮助他人’，‘人应诚实’，‘人说话不应该前言不搭后语’等等，如果仅仅说出来，这些都可以成为每个人都认同的东西。而接下来人要做的事情就是怎么把这些信念在实际中行使出来，使其真正落地——因为只有当一个原本只在你脑子里的想法被行使出来，你才可以获得周围人对你这个想法的认同”的世界。

历史主义者（我从这里开始就把“历史决定论”和”历史主义“对换了，大家只要知道它们是一个意思就好）对技术的社会理论还有一种反驳：技术社会理论想要做社会构建，认为可以在一种科学（也就是理性）的基础上合理地构想一种可以出现的新的社会结构。然后这个说法好像被历史主义者们理解成“我们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准确地让我们的计划实现，以让社会进入一个新的时期。所以他们反驳道：”难道这个社会里不会有新的想法、新的信念出现吗？2000年前的人和今天的人想的东西、想东西的方式和今天的人能一样吗？”这个想法非常彻底地在我们这里的历史政治教育中展露过，我们也非常吃这一套，比如当我们开始解释我们与父母的所谓“代沟”的时候，我们就会用起“我们比他们更新所以他们接受不了我们”；当我们想要开始尝试理解一些我们读到的关于古人、或是生活在另一个社会的人的那些“匪夷所思”的行为的时候，我们立刻就会被一种说法封口：“他们就是因为接受了另一种和我们完全不同的信念（要么是”封建思想糟粕“，要么是”资本主义大毒草“）”。然后没了，你的理解到此为止，不会再有任何新的东西，因为这种理解根本不是一种道理上的理解，你不是在接受一个道理，而是在接受一种给你安慰感的情绪，它在告诉你“他们和你就是不一样，而且他们接受的东西都是坏的、没有’道理‘的，所以你根本就不用去理解，因此你是正确的。”

要反驳这种说法其实很简单，有无数的例子在表明古时的人、其他社会的人在和我们想着同样的事情，成书于公元一世纪的《罗马书》就已经提出了“因信称义”，而我们今天在想的所有事情，二百年前的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人全部都想过了，只是希望我们不要落得和他们一样的残酷结果。

七、在历史主义之下，人还有什么可以做的事情？

本节对应书本第17节

尽管我似乎在之前的表述里隐约有着“历史主义之下人没有什么可以做的事情”这样的想法，但在这里波普尔起码还是说了一些人可以做的事情的——尽管我认为这“可以做的事”的空间事实上十分狭窄。

历史主义把力量当成最根本的东西，在这之上，它并不否认做社会改革的计划，但是他们会说：“只有与历史主流力量相适应的计划才是有效的。而人可以做的，就是无论你在这之前怎么想，但是只要你认识到这一点，你就只能去帮助、加入这个主流力量以实现其所指的那个趋势——这一方面让我想到了阿西莫夫的《基地》，里面的剧情就是用这种观点推动的；另一方面让我想到了历史主义实在是和权力有着强大的亲和力。

所以当历史主义者要开始做事的时候，或者说当他们开始做一些他们看来可以接受的计划的时候，他们必定要先去追求一种具有深刻而确凿的对过去历史的基于力量层面的一套解释，以让他们能对未来形式做出预测，从而让他们知道他们的计划到底是不是那种”随大流“的计划。

于是在历史主义之下我们能见到一种非常乐观、浪漫主义的说法（有关烂漫主义，有兴趣的可以去听我的那期”讲道理“的音频节目，或者等着，我以后一定会专门来说这个东西的）：社会的发展会自然而然地取向于一种越来越好、越来越合理的状况。对于这种观点，波普尔自己就吐槽到：

但是这种观点等于相信社会奇迹和政治奇迹，因为他不承认人类理性具有实现一个较合理世界的能力，某些有影响的历史决定论作者确实已经乐观地预言自由王国的到来，那时人类事务就可以合理计划。他们教导说：从人类目前正在其中遭受苦难的必然王国过渡到自由和理性的王国是不可能由理性来实现的，而只能由严峻的必然性，由他们劝服我们服从的盲目而又不可避免的历史发展规律来实现的。

我不知道当历史主义者们在表述这样的观点的时候有没有感到几分别扭，他们自己亲口否认了人类理性通过说明道理而共同做出规划的可能性，最后只能转而去求取一种”玄之又玄“的所谓必然性——那这种必然性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凭什么我就只能去遵循它？

当你开始发现这两个问题的时候，恭喜你，我们又回到了那个我们最熟悉的概念——二律背反。

历史主义者，尽管他们认为他们已经充分解释了过去，从而可以认定一种未来的方向，但问题就在于他们只认定一种方向，然后用这种他们认定的方向去套所有其它的社会改革计划，如果两者方向相同，那就问题不大，如果不同，那么这种计划就只是一种“痴心妄想”（一股熟悉的味道）。但是就是因为二律背反的存在，我们可以知道，对于同一个过去发生的历史事件，我们完全可以得出两套完全相反但都说得通，而且正确的解释。而对于二律背反，只要人依旧在自由思考，就不可避免。

而二律背反在这里的另一个价值是：既然二律背反必然存在，首先我们可以用它来反对一切的决定论，然后既然我们接受二律背反，那么我们就有充足的空间，让我们进行说理——二律背反只是一个任何人的思维方式的基础，它向我们揭示了人是完全可以有着相反的信念/理论体系存在的，但另外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大多数人（在康德那里是所有人）是可以在这完全相反的两套信念中有着对那种“更符合于道德”的倾向的。一个非常残忍的例子就是对于最近的那个大学录取被其他人代替的女生，网上就有一种除了为她鸣不平、为她愤怒之外的声音：“这还不是因为她还是不够优秀，要是她有着能考上北大清华的平时成绩，谁敢代替她啊？”——这就是一组实实在在的二律背反，但我相信即使我说出来这样的言论，无论你在心里怎么想，你当别人来问你“你怎么看”的时候，你也应该知道你应该谴责，反对这种言论，你应该觉得这绝对是一种残忍的想法。这就是一种能在多数人身上表现出来的道德倾向，而所谓的社会技术、通过说理进行的社会改革，其着力点就应该是在这种多数人都能够认同的倾向上出发，先是向前推进出那些更实质的东西（比如从高考需要平等这个基础的信念出发，我们可以推出对于不公平的受害者我们需要给予补偿，还可以推出为了防止不公平的存在，我们可以：1.诉求给予权力对破坏公平者有更大的惩罚措施；2. 诉求在高考程序进行的过程中，或者是在更大的层面上实现权力透明，让人民有更大的权力探明原先被权力的垄断和互相寻租盖起的黑箱。——注意到没有，这也有二律背反）然后指出、避免我们在这个倾向上向前推进时会遇到的坑（我就会在这里反对上面说的第一种主张，这种想法绝对没有可能让不公平的情况减少，反而会让权力更加地诉求互相庇护（寻租），养起一个更加庞大的利维坦），最后，如果以上的两个步骤在一个社会里充分地进行，那么一个从最高的”追求平等“，到实际的”高考应该平等“，最后到一个具体的计划”要求权力透明“的一个共识就可以达成，那么在一个民主共和政体内，就会有充分的路径让这一条链一样的共识最后落实——而很可惜，这种路径在我们这里没有，唯一有可能的只是”诉求更大的惩罚措施“，然后我们共同养起一个权力越来越大的巨兽。

到这里其实已经说的有点远了，我们依旧是在说认识到二律背反对于反对决定论，以及决定论背后隐含着的那种”没有道理可讲“、”人只能接受一条预定不变的道路，经过不可避免的必然性，通过预先决定的各个阶段（比如著名的”五个社会时期“论）“这一套说法的意义。总的来说，历史主义者只希望解释社会发展，得出一种被认为是确定的结论，然后等待着这个结论导向的那个结果降临，期间他唯一能做的事就是看看这个、看看那个，判断判断它们符合不符合这个结论，然后若是他有兴趣，他可以对此发表一些想法——但不会是以说理的方式，因为说理本身就有建构的意味，这可能让他们”隐秘“的预测破产；若是他没兴趣，他就什么也不说，反正他所预测的那个结果总是会来到的——他是这么相信的。除此之外，没有任何事可做。

八、 在历史主义之下，我们都会变成什么样的人？

本节对应书本 18. 分析的结论。

这是波普尔在开始进入对两种历史主义的批判之前的最后一章，而在这里他就已经注意到了一个问题——就是他在这之前的章节里，明明口口声声说着要在批判之前明确而让人信服地说明历史主义的观点，结果看起来反而已经开始批判了。我要承认，这也是我的问题。

我在之前的笔记里就已经开始在反思历史主义的问题了，主要提出了历史主义的两个问题：

1. 忽视二律背反，从而隔绝人的自由；
2. 断绝用道理说服人，从而让人从根本上对于社会事务无事可做。

于是为了摘下自己或许会被扣上的“不公正”的帽子，波普尔在这一节里写了几种历史主义者对于以上这些描述可能会有的反驳——而从这些反驳里，尽管波普尔是为了挽回自己的“公正”，但我们却可以从这些反驳里面看出这些历史主义者们都是什么样的人。

首先，波普尔指出会觉得他之前对历史主义的介绍带有批评嘲讽意味的人都是“本来是乐观主义者或能动主义者而后来成为历史决定论者的那些人”，因为“他们起初之所以被历史决定论所吸引就是因为他们倾向于乐观主义或能动主义”。在这里有两个名词需要解释：一个是乐观主义，个可以靠字面理解，就是对社会历史事物的一种毫无道理可言的乐观情绪——什么样的乐观是毫无道理的乐观？在我们这里的环境下，虽然你会发现各种 ”乐观“ 的对社会历史的看法背后几乎都有一套看似正确的道理，但只要当这种“道理”是在重复地或者声势浩大地说着一些口号的时候，那这种“道理”肯定没有道理；第二个要解释的词是能动主义，这个看起来就非常马克思主义的词确实可以被马克思的一句名言总结：“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但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也就是说，能动主义者是一群希望有所改变、有事可做的人。

而历史主义对他们的吸引力就在于：历史主义实际上鼓励能动性，也就是说，鼓励人去做事，但是按照历史主义的”科学“，有很多可以做的事是注定会失败的。如果一件事与他们发现的”力量“相悖，那么这件事做起来就必定失败。所以历史主义者在做的事是：通过给各种各样的事划定范围、做出限定，以便得出有什么事可做、什么不可做。

我必须要说，如果这种想法被放在一个实质上价值多元的社会，这种想法虽然沾上了浓厚的浪漫主义，但在实践中依旧可以用一种讲理的方式进行。但是在”因为毫无道理的乐观主义、被迫’耳濡目染‘出的能动主义而导致的历史主义“的重灾区，也就是我们这里，历史主义被权力确定一个方向，也只能有一个方向，那这种乐观主义就会变成对于这种方向必将胜利的、毫无道理的“信仰”，他们就会用我们之前说过的那种毫无道理的方式表达他们的乐观——重复而声势浩大地说着一些口号；而对于能动主义者，他们最终会发现他们的能动主义倾向来源于那种重复而声势浩大的口号，于是他们要么觉得这些口号中的主角们才是真正的能动主义者，靠他们就好，要么彻底对这场欺骗失望，转向一种反面的力量，期待着这种力量能实现对一切的毁灭——但不管怎样，他们最终都没事可做。

于是我们发现，在这场毫无道理而声势浩大的欺骗中，大家实质上没有做任何在这之外的事。

但在这之内的事，虽然贫瘠的可怜，但也足够你在这消磨掉精力了。

所以在这之内我们能做什么呢？

历史主义指向一套”实际存在“的发展定律，这是我们必须遵守的。但是既然这套定律可以做出一种长期的大规模的预测，而且一定是正确的（在他们眼里），那我们就有两件事可以做：

1. 在预测下，我们可以知道在未来占据主导的那种力量，那种力量必然会有一种其自己的价值体系、道德标准，那么为了适应这种未来的情况，我们可以做的就是预先把自己调整为具有未来的价值体系、道德标准的人。而且这种调整可以被视为是道德上的善，因为它是一种”进步“。所以如果你认为”我们必将胜利“，那你就应该认为，从现在开始按照”我们已经胜利“的那个世界的价值、道德标准来生活，是一种正确、进步、甚至是具有智慧的选择。（这个就不用举例子了吧。）
2. 第二件可以做的事是，你去调整别人的价值体系、道德标准，让其他的人都提前接受这种”进步“的标准，这样我们就可以更平稳、快速、不出麻烦事儿地进入那个预测之事降临之后的世界——当然，在我们这儿做这件事的时候绝对不是靠讲有道理的道理，而是靠重复、声势浩大、口号。

我不知道这些历史主义者们，尤其时我们这里的这些历史主义者们在推进这样的事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困难、遇到”他们怎么就是不接受这个看起来这么正确的道理呢“这个问题。不过可以想到，当无事可做的他们遇到这个问题时，他们就会龟缩回他们那看起来充满道理，实际上不过是重复、声势浩大的口号中去。

这就是习惯于在权力之下的不讲道理的历史主义——在这里它已经远远超出了”在历史中”这个限定，它转变成了“一个集团的历史决定这个集团的现在”、“一个事件中最根本的是几种力量之间的斗争”两个从两种历史主义中生发出来的对于各种社会、人际事件的基础想法——会让我们变成的人：自以为讲着道理，但不过是在重复口号、营造声势、意淫着的、对所有在他们之外的人极其残忍的人。

历史主义在我看来是在我们这里存在的几个最根本的问题之一（虽然这些问题几乎环环相扣，难以一个个解开），到这里你就可以想想看了：你是否愿意成为这种人，如果不愿意，那你就要开始反对历史主义，接受二律背反，开始说那种有价值可言、不靠重复和声势来俘获人心的道理。这是你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做的事，这也是任何一个希望活得有尊严、诚实的人应该做的事。

最近的破事确实不少，让有所见闻的人要么选择冷漠、要么期待毁灭——但这两种选择实际上都是默认了“我已无事可做”，而这就是这场阉割的成功之处，它向所有认定了历史主义的人遮蔽了几乎所有“做事的可能性”，说得过分一点，这无异于杀人，因为只有行尸走肉才是真正的无事可做之人。

但是我们依旧要有信心。无论做事的在事实上如何地收缩，我们依旧有事可做、有理可说，从而，我们就有信心可以传递。我愿意相信，对于每一个能读到这里的朋友，都可以起码地做到对历史主义的后果有了一种恐惧，对历史主义的说法有了一种警觉，从而愿意不再用历史主义的理论思考问题。于是我的道理就讲通了；对你而言，你就可以对那些你过去觉得奇怪而难以理解的事情有了理解，并且有信心去反对它们——我们共同拔掉了起码一根从你身上榨取你的灵魂和尊严的管子。

或许这样，我们才能慢慢地把紧缩的空间扩大，然后我们才配得上、才有资格享受这个空间的扩大带给我们的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