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封城记 | 被偷走的四月

春天走了，夏天来了

封城刚开始的时候，晚上下楼遛狗还要披上冬天棉外套，居家穿的是冬款的运动裤。

4月下了几场春雨，下雨的时候自我安慰，反正下雨也去不了哪里。晴天的时候就心里悲叹，啊这被偷走的四月。

封城进入39天，秋冬衣服被收进柜里，外出换上夏装。在小区散步时抬头看，天空是很漂亮的蓝色，耀眼的阳光落在绿得生机勃勃的树枝上。上海的夏天来了。

封城就这么从冬末隔到了初夏。

五月的时候情绪进入低谷。相比四月时事新闻频出，上海疫情总是占据微博热搜，五月开始社交媒体安静了许多。

一开始人们不同的声音，包括探讨是否要坚持封城清零，能不能共存，奥密克隆的致死率，疫苗的作用，阳性能否不要强制去方舱而是在家隔离等。

到了现在，封城清零是板上钉钉的事情，阳性应转尽转也没有商量余地。人们的底线一再降低，在这个法律存在感变得很弱的疫情时期，人们试图用法律守住一丁点底线，比如「硬隔离」不该挡住消防通道，进屋消杀也不该肆无忌惮毁害家财，转运的过程能稍微靠谱点，至少说明去哪里隔离，规则是什么，隔离要多久。

虽然说常常以上这些底线也未必守得住。

官方用战争性语句比喻抗疫：攻坚战，各区立下军令状，军令如山，大上海保卫战，用这样词语营造非常时期的氛围，用以要求人们牺牲个人自由和利益来绝对服从，一切为了打赢战（清零）。

5月也没有人再质疑清零政策的正确性了。习书记说：坚决克服轻视，无所谓，自以为是等思想，坚决同一切歪曲，怀疑，否定我国防疫方针政策的言行做斗争。

封城到现在，一切逐渐成体系。大部分食品物资通过小区团购购买，这两天运气好购物app上也能下单。生活越来越像吃喝不愁的监牢生活。大家可以活得好好的，只是失去了自由。

虽说不愁生存，但是每日百无聊赖，无聊得不知道拿自己怎么办才好。笔记本上写了一串To do list, 却提不起劲儿完成。无心看书，看剧或运动。

到了放假的时候，没有工作和会议打发时间，每天早上睁开眼睛，心想着天哪我又要再捱过今天一天吗？能不能Skip掉今天？

眼下似乎只有两件事可以做，一是喂饱自己活着，而是麻木等待清零解封。

我不知道其他人在焦虑隔离的时候，是否还能保持生活节奏？

终于走出小区

五一假期最后一天的时候，我对社区谎称带宠物看病，得以在30多日隔离后走出小区。

封城下的上海看起来很陌生。店铺都关着门，街道两边拉起警戒线。塑料绳子在风中挥动的，既脆弱又有权威性。外卖人员骑着电动车经过。道路两旁随处可见「大白」或「大蓝」，他们有的在处理垃圾，有的守着小区大门，有的守在超市门口，有的坐在板凳上给居民做核酸，有的在检查人们的通行证。

看到身穿警服的大白，我会下意识躲开。这期间听闻的故事让我对身着防护服的公权力群体产生抗拒和恐惧。

经过江苏路天桥的时候，看着大热天严严实实穿着大白衣服的交警拦下车子检查通行证，觉得魔幻又唏嘘。

我拿出手机拍照记录。我有一种我必须记录下当下的感觉：记录下真实映在眼里的人事物，记住当下的场景和我的感受。

在这一切结束之后，官媒可能会以另外一种宏大叙事来改写我们的记忆，甚至还会唱起赞歌。我必须靠自己记住当下发生的事情避免我的记忆被篡改。

由于天热口渴，我们想买一瓶水。好不容易问到一个超市，到了门口，几个身着大白衣服的人语气严厉的呵斥我们，告知说现在不进行线下销售，禁止踏入超市。

我无力争辩他们的防疫原则，只说，我口渴，我想买瓶水。

大白作出给我特别通融的样子，对着店主喊，给她两瓶水。我站在门口，拿出手机付了款。

初夏的天气又热又明媚，走在树阴下时有凉爽的微风。与天气相反的是眼前的城市死气沉沉。5周隔离后第一次踏入外面街道的我们，没有想象中的愉快，反而比出门前心里更低落。

到了傍晚，我不甘心结束这样的一天。我对着小区志愿者撒了个谎，再次走出小区，毫无愧疚之心的坐上自行车。

太阳下山了，我骑在安静的市区街道上，伴随凉爽的风骑得飞快。过马路的时候一个中年男子大白凶巴巴质问我，你怎么不戴口罩啊。我没答话，掏出口罩戴上。飞快骑出他视野后，我又一把摘掉。

我一边骑车，一边看向左右两边的树木和商店，一边畅快呼吸，有种久违的自由的感觉。

到了公司，看到楼下保安。我不慌不忙的继续撒谎：我家里药吃完了，公司有一瓶多余的，我能上去拿药吗？保安看着我，说：给你五分钟。

我进到空无一人的办公室，用指纹开门的时候，有种奇特而刺激的感觉。我往书包塞着我需要的东西，零食，眼药水，笔记本，电子产品。

下楼的时候我看向保安，他正沉浸在他的手机里，根本没把5分钟放在心上。

我出门，再次骑上车，骑向刚刚看到的便利店。这家小小的便利店居然还开门且允许我进去。我看着货架上的巧克力，奶茶，果汁，冰啤酒，糖果，难掩激动的心情，拿了一大堆去结账。

再次坐上自行车往家里骑去的时候，感觉用自己的方式稍微找回了点对生活的掌控感。

润还是不润

疫情开始之后，从朋友那里听到最多的就是「对上海太失望，我想离开上海了」。「移民」在微信上的搜索指数飙升，也有很多人说想回老家。

虽然这么说，但是放弃在上海建立的生活转身离开谈何容易。除非是那些本身有很多选择的人，疫情会再推他们一把，促使他们前往下一个阶段。

我不喜欢「润学」这个词。人们有权自由自在在世界上任何一个角度移动，也有权在属于自己的土地上生活。被人一种强大的力量驱赶，被迫「run」去其他地方，实际上是很可悲也很不公平的。「移动」应该是一种选择，而非被迫的决定。

我原定计划在2个月后出国。很多朋友说羡慕我能离开。

我并非因为逃离封城和清零政策，而且很早之前定下的计划，但是每每听到朋友这么说总觉得愧疚。

我不确定未来上海会不会再度进入这样的封城，不确定我是不是有幸避免这样的情况。个人的猜想是虽然未来清零还是大方向，但是上海会尽可能避免这样的漫长封城再出现，因为代价实在太巨大。

我也无法说我对上海失望。这不是一个城市的管理或人民的问题，而是背后的结构性的问题。疫情把一个发达而文明的城市幕布揭开，后面暴露出无约束无上限的国家公权力，粗暴的执法和个人保障的缺失。这给之前享受上海城市生活的人一盆冷水，看清了在这里生活的下限可以有多低。

就算离开上海，去到哪里都是一样的。武汉，西安，吉林，天津，望京；长期被封的边境小城们：瑞丽，广西东兴。上海这次疫情感染数爆发，恰好是因为初期的精准防疫而非严格的封城，在探索一个稍微宽松的防疫政策时让奥密克隆极速扩散。而这其实证明了上海的一点特殊性。

如果要为上海稍微辩护下，其实混沌的疫情中我有看到很多让我心生尊敬的闪光点：对人性和法治的拷问和坚持，勇敢而理性的发声，市民间积极的自救，权威媒体集体失声后自媒体的记录与传播。

我记得那天得以蒙混出小区的时候，虽然看到大白们心生下意识的恐惧和躲闪，但是看到那些平民百姓们，坐在电瓶车上的外卖小哥，便利店店主，运货的商贩大叔，骑在共享单车上的人，看到没有穿大白衣服而是露出自己衣服的人们，我有一种疫情期间特殊的亲切感，我有一种感觉，我可以相信这些人，我们会互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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