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的照护空间：香港抗争运动下的田野

城市的照护空间：香港抗争运动下的田野*

室友敲响我卧室的门：“想现在去趟机场吗？” 已经过了午夜，我俩刚从一个倡议团体在市中心举行的每月例会上回来。但她告诉我，有消息说一个年轻人准备在机场自杀。网上有个帖子正呼吁市民尽快去找这个人。

二十分钟后，一辆的士已经停在我所在村子的入口处，我和室友赶忙挤进去。和我们同行的还有两位中年街坊，我们在此前的社区活动中相熟。从大屿山——香港最大的离岛——最东边出发，我们穿过寂静的山路，前往世界上最繁忙的机场之一。

这天是2019年7月5日。《逃犯条例修订草案》引发的抗争运动已进入第二个月（注1）。支持运动的市民对这延烧一整月的持续动员的记忆，由一系列数字和日期所标记。据组织者称，6月9日，超过100万人参加了抗议游行。6月12日，示威者包围立法院以阻止法案二读，与警方发生暴力冲突。据报道，在6月16日当天的游行中，参与者已多达200万人，超过香港居民总数的四分之一。6月28日，G20峰会开幕当天，抗议者通过众筹于二十多家主要的海外报章上发表公开信，请求全球支持。7月1日，既是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纪念日，也是自2003年以来一年一度的抗议日，70万人上街游行，一批抗争者在夜晚攻入立法会大楼，在破坏设施后，宣读了抗争宣言。

当反修例运动爆发时，我正在做田野调查。通过追踪基层倡议组织如何推动更民主的土地使用和城市规划，我关注香港的“发展”与“保育”之间的张力，以及城市问题如何形塑当代香港的政治文化。大屿山是我的主要田野点。大多数人仍视其为偏远之地。在那里，我观察香港乡村如何成为实验另类城市未来的关键地点。我没有预料到，香港的群体抗争——通常仅限于城市的几个标志性区域——会波及我所居住的乡村。

显然，上述提到的日期和数字见证了一座高能的“抗议之城”，香港也确实经常被贴上此类标签（e.g., Dapiran 2017）。然而，频繁出现在日常对话中的还有另一组数字，它们虽然小，却并非无足轻重。6月15日，在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宣布暂缓修订（而非抗议者要求的“撤回”）条例后，35岁的男子梁凌杰结束了他当天持续数小时的抗争，于金钟太古广场外工棚顶部坠下身亡。这是运动中的第一起死亡事件。在次日的200万人参加的抗议游行中，它被“20000000+1”这一广为流传的口号纪念。此后，又有一些年轻人追随梁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留下关于抗议的遗书。在愤怒与悲痛中，支持运动的市民继续参与各种形式的抗议活动，但已无法承受更多的死亡。

正如我突然卷入机场救援行动所昭示的那样，在城市中寻找并试图挽救一个陌生人的生命，是在群情汹涌的当下生发出的一种前所未有的集体行动。凌晨一点，我们抵达了大屿山以北的香港国际机场。大约有一百名志愿者已经聚集在这里，其中一些像我们一样自发组织起来，但多数人是独自前来的。这些业余救援者分散在各个楼层和相邻的建筑中，试图找到一位被模糊地描述为“穿着黑靴”的男人。信息偶尔会面对面地更新，但主要是通过LIKHG论坛和Telegram聊天群组——这两个社交媒体基础设施充当了组织运动的“大脑/智囊团”和“四肢/执行团队”（F. Lee et al. 2019）。我们最终停止了搜索，回到住处时已是凌晨四点。次日一早，据说在一位社工和一位议员的帮助下，该年轻男子已被安全找到。

我们该如何理解这一自愿自发的机场救援的意义和影响呢？社会学家李静君（Lee 2019a）在分析反修例运动的独特性时指出，在跨行业丶跨世代丶跨阶级的市民不断聚集中，以及在支持运动的志愿者有机分工的抗争劳动中，一个新的香港政治共同体正通过这些身体力行的参与形成，这一基于行动的过程区别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 Anderson 2006）的“想像的共同体”。与此同时，在这个历史上并未将归属感建立在民族国家内的城市（Mathews, Ma, and Lui 2007），运动中为“香港”而战——甚至牺牲——的意愿日益强烈，使得萌芽中的民族主义情绪不断发酵。

我认为，除了这些在“共同战斗”的过程中收获的团结外，反修例运动能在支持运动的人中建立集体认同，和陌生人间的相互照护（mutual care for strangers）也密不可分。通过共同见证并担负危机，这些市民成了更大的道德-情感共同体的一员（注2）。如果说有明确诉求的街头抗议是通过共同的敌人（无论是警察暴力丶香港政府还是北京）来建构人民性（peoplehood）的话，照护陌生人则通过探索如何在紧要关头与其他弱势群体共处来做到这一点。这在香港是一种全新的城市体验：这个金融中心以冷酷的财富积累逻辑和消费主义的城市景观着称（Lam-Knott 2020）；在新自由主义治理下，照护被结构性地剥夺（S. Huang 2015）。尽管在反修例运动中，香港常被媒体呈现为战区一样的存在，但同样重要的是这些雨后春笋般出现的照护和热忱的空间（space of care and cordiality），它们既在对峙的街头（如志愿急救人员和保护示威者的市民），也在偶发的场所，正如机场救援中展现的那样。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空间的形成离不开香港特殊的城市形式（urban forms），它们是香港成为一个都市的基础，在反修例运动中，却也促成了运动强度的空间化，使之成为一个模糊了抗议和日常生活界限的整体事件。日常状态下，这些形式物质性地呈现为城市的建成环境（built environment），并透过后者明晰地写出个人被期待如何在城市中生活的脚本。然而，在抗争运动中，它们被赋予了新的意义丶情感和记忆；香港人因此通过这种建成环境，与他们的城市以新的方式连结起来。香港是一个以发达的公共交通丶密集的住宅区丶和一些工作机会集中的商业区为特点的城市。在每日大量的人口流动中，香港有着众多的集聚节点。居民经常暴露在人群中，并且——在理论上——能够轻松抵达城市的不同区域。但是，香港的城市发展体制为居民设定了空间化丶功能主义式的工作-交通-生活脚本，在实践中，人们不大可能在常规化的流动范围之外体验城市。此外，城市空间的高度资本化也极大地限制了居住区公共空间的数量和质量。换句话说，香港人要亲身体验甚至充分想像这个城市复杂的地理环境，绝非常事。因此，抗争运动引人注目之处在于，多元化的政治活动重新激活了路边的平凡之处，或像机场这样的“非场所”（non-places），将其转变为新人民性浮现的亲切场域（intimate sites where new forms of peoplehood emerge）。

我再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城市中的这一全新政治体验。 9月24日，街头抗议已经持续了一百多天，我去深水埗拜访一位友人。深水埗是九龙半岛城市居住区北端一个旧区，居住了大量基层市民。它的地景特征十分明显——在临街高度密集的中层住宅楼之间，你可以找到廉价的餐馆，开放的小商品市场和卖二手货的贫穷老人。那里的街头生活和政治活动充满活力，然而与这种魅力并存的是香港通常被遮蔽的城市贫困。

那天晚上，我走出朋友的公寓，去附近的石硖尾社区参加一场电影放映。约一百位参与者坐在一栋高层公屋前的台阶上。我们等待观看的电影是《1987：逆权公民》（1987: When the Day Comes）。这是一部由真实故事改编的惊悚片，讲述一名学生抗议者在警方审讯中的死亡如何引发了韩国六月民主运动。此次活动的组织者是一名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他在电影放映前插播了韩国市民支持香港抗争运动的新闻短片。随后，他播放了一段广为流传的视频剪辑，呈现了十几名香港警察在后巷殴打一个人的画面。不过，该视频引发的愤怒不仅是针对无端的暴力本身，更是针对警方发言人的说法——他说他的同事只是在攻击一个“黄色物体”。

在他呼吁观众继续抗争此种不义后，主办方要求大家一起合唱《愿荣光归香港》。这首由专业人士匿名创作的抗议歌曲，在九月初迅速走红。这首歌被唱了两遍，随后抗议的口号冲天而起。观影结束，我周围的几个人开始抽泣。随着人们第三次高歌《愿荣光归香港》，放映活动来到尾声。

当晚，超过五十场的放映活动同时在街头发生，涵盖了香港绝大部分社区。持续使用这种被称为“遍地开花”的空间组织方法论（spatial methodology of organizing），是此次抗争的一个显著特征。七月初，大型抗议游行的路线近年来首次由香港岛改走九龙。随后，屯门、上水、沙田及其他卫星城亦出现群众集会。同时，连侬墙在几乎所有的主要交通枢纽出现，并由支持运动的市民守卫。购物中心——极致消费主义香港的另一标志——变成了人们持续聚集并高唱抗议歌曲的公共场所。无数实时更新的“逃生地图”在集会期间被传阅，告知前线抗议者疏散路线，并出人意料地将城市地理作为一种公共知识传授给人们。更不用说每月举行的关于元朗袭击事件（2019年7月21日）和太子站事件（2019年8月31日）的哀悼活动。

对照2014年的雨伞运动，反修例运动中空间使用的重要性就更为明晰了。2014年，三个占领区各自有在地的意识形态丶身份认同和抵抗方式（Yuen 2018），彼此之间的张力使得79天占领期间无法形成更大规模的集体动员。与此不同，反修例运动在be water口号的引领下，不再试图长期占据任何领地。这也是运动早期就阐明的一贯主张。但这并不意味着地点无足轻重，如广泛报道的“去中心化策略”可能暗示的那样。全城范围内对现有的寻常地点重新利用，使抵抗场所分散到城市各处，将曾经远离日常生活的政治行动“带回家”。此外，在地的主张总是与香港作为整体的政治议程衔接，将分散在城市各处的社区弥合成一个更大的政治实体。

虽然社区的政治化不是让所有人都喜欢（Choi 2020），但它仍然作为改变游戏规则的加速器，翻转了许多民主派人士在后雨伞时代（2014-2019）所采取的自下而上的社会动员计划。2014年争取普选失败后，大规模的政治低潮席卷了香港。大量讨论从而集中在如何超克这种无力感，使渺茫的民主化希望不死上。对基层组织者和热心青年来说，主要任务是让雨伞精神扎根当地社区，通过看似非政治性的社会项目和道德行为，来培养当地民主参与的意识与习惯（X. Huang 2017）。在全市激烈抗争一年后的今天（注3），运动带来的政治态度转变仍然得以保持：一个明显的例子是民主派阵营在2019年11月的区议会选举中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社运人士和社区组织者关于方法论的讨论，也相应地转向了如何在坚守不服从姿态的同时，凭借这种持续的势头去激进变革社会和政治生活。蓬勃发展的支持运动的经济举措，如一些公民和小企业加入的“黄色经济圈”，就是这一趋势的例证。

密切观察香港这几年社会运动的空间性，可以看到两种辩证的抗争过程。抗议示威蔓延到社区丶机场和火车站，显示了批判政治（critical politics）和新的身份政治体验是如何以爆炸性的方式在特定场所浮现的——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如何通过集体性的“场所生成”（place-making）出现的（Gupta and Ferguson 1997）。陌生人在动荡的时刻一起战斗并彼此照护，这就可能实现Victor Turner (1977, 131-32）称之为communitas的根本上平等的人与人的关系性；试验新生的公共思想和社会关系——这既是批判政治的手段，也是其目的（Arendt 1998，注4）；制造出能够扰乱社会政治结构的“事件”（Sewell 2005，注5） 。另一方面，示威者丶社运人士和市民明显并不完全满足于这些瞬间和可能性，而是希望将其转化并移植到在别处进行的日常实践中。

正因为与报道人在日常生活中朝夕相处，人类学家非常适合去理解政治事件和民众日常生活之间的双向流动，以及社会运动如何在这一更宽的纬度上展开。这个系列的文章试图追问的是，人类学家能从抗争运动中学到什麽？我认为，抗争场景的其中一个特征是，它们暴露了人类学家所仰赖之“田野”的种种极限（limit）。在香港，这种极限意味着政府已穷尽了各种控制手段。放在香港漫长的后殖民转型历程中加以检视，它揭示出后九七体制所能赢得的共识已经到此为止。这种极限，也可以指向抗争者和市民通过创造性地重新使用城市空间，所能实现的各种形式的对抗和照护。这些潜能的力量——以及促成和约束这种力量的城市环境——是我从抗争者身上学到的，也是和他们一同学习的（关于对“极限”的进一步讨论，参见本系列的结论部分）。

和本系列中的其他例子相比，香港的抗争持续了更长时间。但若相信街头抗争会一直保持激昂态势，也是不切实际的。大规模的逮捕丶突然降临的国安法丶以及长达一年的抗争造成的心理危机，已让市民们心生恐惧，精疲力竭。香港正处于一个史无前例的不确定关头，它依赖的地缘政治格局和斗争策略也在快速变化。但恰恰是这种巨大的不可预测性，召唤我们进入城市当中不断浮现的照护场景。抗争有其事件性，这种事件性要求紧急的回应，且与缓慢沉闷的日常生活之间有着时间-情感上的巨大鸿沟（注6）。那么，这种鸿沟能在多大程度上于前述照护空间中被弥合，也许是未来形塑香港市民社会和政治文化的关键 。

作者：王生

翻译：于鲸

校对：三里屯

*本文为“2019全球抗争：我们从中学到什么？”系列文章的其中一篇。原载于美国文化人类学会网站Member Voices栏目，系列其余篇目中文版陆续由人类学平台「结绳志」刊载。

原文：https://culanth.org/fieldsights/space-of-care-in-the-city-doing-fieldwork-in-the-midst-of-hong-kongs-protest-movements-in-2019

结绳志：https://tyingknots.net

注1：尽管率先提出该草案的香港政府声称，旨在技术性地弥补内地与香港之间可能的执法漏洞，但由于新条例将香港市民进一步暴露于内地的法律体系，从而被视作对香港法律自治权的威胁，遭致广泛批评。公众的政治情绪从对该草案本身的不信任逐步升级为对强行推动该草案落实过程中政府无视公众意见和警暴的不满。抗议者随后提出了“五大诉求”，深刻质询香港的政治制度。五大诉求包括：全面撤回修例、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以追究警察使用暴力的情况、收回对抗议者的“暴动”定性、赦免被捕的抗议者、以及行政长官和立法会的双普选。

注2：关于香港民主运动中的道德主义转向（moralist turn）在更长时间跨度下的讨论，参见Sonia Lam-Knott（2019）。

注3：本文完成于2020年8月。

注4：关于香港与该理论传统的对话，参见彭丽君对雨伞运动的最新分析（Pang 2020）。

注5：参见李静君（Lee 2019b）对雨伞运动“事件性”的社会学分析。

注6：更多有关香港近年来社会运动的时间性的讨论，参见叶荫聪（Ip 2019，98-116）。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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