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兩地「驅逐」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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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登島

「你和你老公是怎麼認識的？」

2012年4月19日，飛機抵達桃園。機場二樓的面談室裏，隔着一張桌子，工作人員問吳麗珊。氣氛有些嚴肅，桌子的一角，另一位穿警服的人用筆快速寫着什麼。狹小的面談室讓她焦慮得渾身冒冷汗。

接着，面前的警官又拋出一連串的問題：你老公有給過你生活費嗎？有給過你聘金嗎？有沒有辦酒席？兩個人的工作是什麼？財務狀況怎麼樣？你有打算在台灣長居嗎？你有沒有帶他去哪裏旅遊？

關於對方口中的「老公」，麗珊只有零星印象：他叫阿濤，戴一副黑白相間的框架眼鏡，頭有些禿，他比她大7歲。再多便沒了。

幾個月前，麗珊花了近5萬人民幣，通過蛇頭「買」了一名台灣丈夫。此刻，她正試圖利用依親居留簽證進入台灣，假老公在隔壁房間接受相似的訊問。如果雙方答案不一致，她將被原地遣返。

並不正當的意圖讓麗珊很是慌張，身體坐得僵直。聘禮錢、紀念品、訂婚戒指，這些是當時早已在電話裏對好的信息，她仍說得磕磕絆絆。那年她43歲，兩頰已經有些鬆垮，眼角皺紋的崎嶇走向，不留情面地暴露在面談室乾涸的白燈之下。為了這次台灣之行，她把頭髮重新拉直、染棕，買了一件嶄新的皮衣外套。她不安地想，隔壁的那個人會說出事先對好的答案嗎？他會不會趁機胡說八道？

很快，對方告知麗珊，這次面談沒有過關，但她被允許暫時進入台灣境內，「三個月後，會有第三度留台面談。」下一次面談將變得尤為關鍵。

走出面談室，麗珊再度見到假老公阿濤。他們走到一邊，像兩個結束考試的學生，快速對了一遍問題和答案。關於旅遊的問題，兩個人的答案對不上。麗珊忍不住在心裏怪他蠢，去市區裏的公園玩，怎麼也算旅遊呢？

但無論如何，她終於有了暫時在這個陌生島嶼上生活的可能性。

麗珊沒有跟阿濤回家，而是拉着行李去了朋友楊怡在桃園市的住處，和來台的其他老家姐妹們擠在一個20平的房間裏。

隨身行李箱被牙膏、衛生巾、擦腳布、鹹菜填滿，只有幾件衣服。台灣的物價高，帶多點生活用品過去總是沒錯。榨菜用來下稀飯，省錢。她的身上沒帶任何現金，她鐵了心，從落地那一刻就開始好好賺錢。楊怡向麗珊保證，出機場就會有事情做，「不管它，出去再說。」

沒來台灣之前，麗珊對這片土地了解很少。她出生在福建省寧德市的A村。在鎮上，她見過一個奇異的景象。天空漂浮着從台灣飛來的氫氣球，落在地上，塌成一片，露出牛肉乾、宣傳單和鄧麗君的磁帶《何日君再來》——那是台海長達三十年「氣球戰」的一段小小注腳。麗珊想象，台灣一定是「宛如宮殿一樣的地方」，樓宇高聳，華麗規整，空氣中都飄散金粉。有人和她形容，走在台灣街頭，紙鈔能沒過人們的膝蓋。

衆多有關遷移的故事，總以財富神話作為開端。麗珊生活的縣城裏，悄然流動着大大小小的台灣夢。

在她之前，已經有數十位女性同鄉、朋友通過「假結婚」的方式抵達台灣。據說，一個女人在當地的卡拉 OK 上了一個星期的班，有人願意馬上給她一百萬現金，讓她跟着自己去山上種綠竹筍；還有一個女人，在台灣躲了十年，等到錢賺夠，兒子也長大結婚，她再拿着機票去移民署自首回家。

錢有多好賺呢？KTV 包廂裏，顧客會把幾萬台幣換成200、100的紙幣，平鋪在地上。小姐們把衣服脫光，皮膚抹一層油，在地上滾爬，沾到身上的紙鈔全都歸她們所有。賺得多的人，一個月能賺四五萬人民幣。

女人的身體成了小船，從那個金色夢鄉，源源不斷地為大陸家庭載來資源。等到麗珊到了台灣，她們惋惜地說，麗珊，你真是來晚了啊，「你早五年十年過來，你就發財了。」

二、媽媽

十一年後，當我和麗珊在餐桌面對面對話時，我們兩人都已經知曉這場旅途的終點——她沒有發財。面前的她頭髮半白，因為長期在戶外騎電動車，手臂被曬得黝黑。她一邊包着明天要上街兜售的小籠包，一邊和我講述她的赴台往事，拱着背，用力眯着眼睛，老花眼已經很嚴重。

麗珊是我的媽媽，我是她的長女。在我們成為母女的28年裏，她曾經缺席10年。我18歲時，她和我父親離婚，繼而成為一個台灣人名義上的妻子，在對岸生活。

她具體是哪一年、哪一個季節離開的，我已經記不清。我只記得，動身去台灣前，她坐在床邊，抱着我、告誡我，「如果別人問你，媽媽去哪裏工作了，千萬不要說台灣。」在寧德，甚至整個閩東地區，「去台灣」就等同於「賣淫」，是心照不宣的密語。

她向我發誓，她絕不會「做雞」，一定會找到其他工作方式。過了很久，我才感受到那場對話的詭異。對於一位母親而言，對着女兒說出那樣的誓言，是多麼羞恥和難堪。我的表姐特地給我打電話，苦口婆心勸我，「不要讓你媽媽去，她會被人看不起，連帶着你也會被看不起。」當然，我知道已經這件事於我沒有商討的餘地，只有告知。

媽媽該怎麼去那個地方呢？聽人說，她要和人假結婚，有一個假老公。媽媽告訴我，為了辦手續、拍一些生活照片，她的假老公阿濤來過大陸。但在我的記憶裏，我從來沒有見過阿濤這個人。媽媽幾乎不提他，她希望把我隔離在這場假婚姻之外。

我遵守了和她的約定。當別人問起我，你媽媽做什麼工作，我會精心包裝她的身份，「她在外地做廚師。」我想我沒有撒謊。台灣，當然可以叫做「外地」，有時候她在卡拉 OK 給客人炒炒小菜，也算是廚師吧。我在心裏哀求對方不要繼續追問下去，替我保留媽媽最後的尊嚴。

我同時感到深深的心虛，我為什麼不願意面對母親真實的面貌，承認她是一個不得不鑽制度漏洞、到台灣做小姐的人？是不是我打心底對媽媽感到羞恥，成為污名化她們的共謀者？

這樣的迷惘和痛苦困擾我很久。潛意識裏，我拒絕理解麗珊在「母親」以外的屬性，她有一份在對岸的工作，她是我的媽媽，她賺錢給我花，她把我和弟弟扔在了大陸，僅此而已。

我曾經上網搜索她的真名，她的名字和一串法院判決書的編號一同顯示在網頁上。假結婚被檢舉後，她的行為被定義為「影響兩岸關係」、「擾亂社會治安」。媒體報道裏，她融化在假結婚調查的龐大數字之中。

她和她同去台灣的姐妹被台灣本地人稱作「大陸妹」、「大大」、「阿六仔」。刁難的客人會用更難聽的詞語，「死大陸」。（她曾教我，台語念起來，讀音是「系阿拉」。）上世紀八十年代末，「大陸妹」是「可憐的受害者」，她們遭到脅迫或誘騙，成為台灣蛇頭的搖錢樹。如今，它意指大陸過來的，貪婪、低賤的「撈女」。她們的命運是主動選擇的，帶着活該的嘲諷意味。

這就是麗珊留在台灣的痕跡：一個罪犯，和一個貪圖錢財的女人。

2021年，麗珊被遣返回到大陸，把她的生活重新移植到家鄉。2023年，我辭職回家，和她度過了一個完整的夏天。

一天上午，我幫助她收拾家裏的舊物，在角落發現台灣生產的藥品，幾乎全數過期。我把它們扔進垃圾桶，她又撿回來，擺在桌面上，捨不得丟。和藥瓶子擺在一起的，還有老舊的香水瓶子、沒有拆封的面霜，像一排小型紀念碑。她懷念在台灣的生活，似乎那裏的年歲是一片靜止的、晶瑩的湖，一直沒有流逝。

我決定擱置自己的拒絕，詢問我的母親，過去十年是怎麼度過的。我想要找到一種自我解離的途徑，似乎只要我轉向更宏觀的視角，把她看作某個社會學課題中的組成部分，受過的痛苦就可以減輕一些。

「我的故事有什麼好講的？」起初，她同樣在拒絕我。母親和女兒之間，即使再親密，也橫亙着不能逾越的秘密地帶。那段日子，我們常在飯後出門，脫下鞋子，踩着海濱公園的棧橋散步。自從她去台灣後，我們少有如此親密的相處。在一次又一次的散步後，她明白，這次對話不是女兒對母親的審判，而是一次理解的契機。她同意了我的請求。

夏天快要結束的時候，我坐在她的寶藍色電動車的後座，跟着她去拜訪同期前往台灣的假結婚女性，也就是她在對岸的姐妹們。電動車在街巷快速奔馳，我靠在她的後背上，太陽烤着我們倆，有一瞬間，我覺得她很勇敢。

印象裏，我的母親嗓門洪亮，一直有勁、頑強，生活難以摧毀她。但聽她講述飛機在台灣落地的那一刻，我感受到，她開始經歷姍姍來遲的衰老。

三、右耳

麗珊的右耳時而嗡嗡作響。

聲音在耳蝸深處迴旋，悶悶的，和生活中其它聲響攪渾在一起。從外觀看，這隻耳朵沒有什麼特別之處，完整無礙地藏在髮絲裏。但和麗珊親近的人知道，它曾經被嚴重地傷害。2007年夏天，在一次和丈夫的爭吵、扭打中，她的腦袋猛地撞在衣櫃上，右耳短暫失去聽力。醫生診斷，她的右耳耳膜穿孔，並存在輕微腦震盪。

相似的暴力在這場婚姻中數不勝數。

它往往發生在深夜。隔着兩堵牆，我仍能聽見他們摔打東西，有時候伴隨着一聲悶響，那是人的肢體撞擊傢俱的聲音。我很怕沒有力量優勢的媽媽被打死，跑出去，看到的是滿口血渣的媽媽，我嚇得跪在地上為她求饒。天亮了，我把碎了一地的啤酒瓶碎渣掃進垃圾簍，再踩過黏糊糊的地板，揹着書包上學。弟弟年紀還小，他用最童真的方式應付這一切，例如踩着凳子，把菜刀偷偷藏進冰箱的深處。

這些暴力事件都發生在老房子裏，這讓我以為，它們是從搬家以後才滋生的，實際上它早已顯現，比我想象得還要綿延持久。

我的父母都是漁民，曾在漁村的近海處擁有十多個大黃魚的網箱，他們一同勞作了七八年。麗珊力氣很大，每天，她的手反覆地插進腥臭的飼料桶，抓出拳頭大小的份量，用力向魚苗甩去。他們有過爭吵，但父親從未動手，他需要妻子的幫助。

30歲那年，生下第二個孩子後，麗珊的腰間開始囤積贅肉，從鬆軟變得緊實頑固，再也消減不下去，身體像一隻被吹脹的氣球。她身高1米6，體重近65公斤，下頜很寬，鼻頭有些許臃腫。在悶熱的廚房做完飯，她的臉上就掛了一層亮晶晶的油，丈夫時常笑她，「你胖得像只母豬」。

搬進城裏後，丈夫繼續經營漁排，她退守成為家庭主婦，照顧兩個孩子。她偷偷試過減肥沖劑，喝下去後，持續的腹瀉讓她快要虛脫。她還試過一種束在腰間的震動帶，抖得肚子麻麻的，全身發癢。丈夫的嘲笑變得頻繁，「母豬」、「笨豬」、「沒文化」、「什麼都不懂」，大約是這些詞。她氣不過，用更難聽的話反擊，最後演變成肢體衝突。

這段婚姻辛苦又漫長，麗珊持續忍耐，是因為自己沒有任何收入來源，如果逃離，她不知道靠什麼活。右耳發出細小尖銳的耳鳴聲，它提醒麗珊，這些羞辱的存在。2010年，不堪暴力的她決定協議離婚，女兒和兒子分別被判給她和丈夫。在台生活多年的楊怡建議她，不如跟着自己，一起到台灣賺錢，不然一個女人帶着孩子以後怎麼過呢。不想留在大陸的孩子遭人白眼，她下意識地回絕。

按照協議，她搬出老房，和女兒租下一間兩室一廳的出租屋。出租屋很暗，沒有餐廳，她們在樓梯間裏吃飯。一天深夜，她在房間窗口聽見小兒子的呼喊聲。想念媽媽，他偷跑出來，在樓下一遍一遍哭喊她的名字。她決定把他帶到身邊照顧。

因為只了解魚，她唯一的工作是去海鮮市場幫人殺魚。她又和魚打起了交道，每天用利刀刷刷刮去魚鱗，再剖開魚的肚皮，劃拉出內臟。回家時，她身上有洗不去的腥味，手掌布着深深淺淺的傷口。殺一天魚，賺80塊人民幣。

兒子被扔給自己後，丈夫甩手掌櫃一般，零星給幾百塊的生活費。這樣下去，離婚時分得的十幾萬，很快就會耗盡。她主動問楊怡，可不可以幫她介紹一個假老公？

假結婚來台的女性，大多都有這樣相似的、傷痛的故事。要麼，是揹着家庭債務、撫養兒女的責任，要麼是躲避家暴，普遍得一點都不稀奇。

電池研發公司寧德時代進駐寧德以前，當地的經濟總量排全省末尾，是全國18個集中連片貧困地區之一，被稱為中國東南沿海黃金海岸線上的「斷裂帶」。彼時，大陸和台灣的經濟發展程度差異巨大，承接歐美產業後的台灣正在經歷發展速度最快的30年。至1991年，台灣的GDP增長到1849億美元，人均GDP也達到了9016美元，直到2017年，大陸才接近這一水平。

寧德三面環山，一面靠海，以海洋經濟為支柱。漁民們往往是在前一年貸款養殖，等來年魚售出後，再把窟窿補上。千禧年以後，因無序養殖和海漂垃圾，農漁經濟不濟，漁民們無力填補資金流的大洞。那幾年是漁民售賣漁排、進城打工的高峰。每隔半年，A村的漁排面積就會縮小一點。

摧毀一個漁民家庭更為致命的原因，是賭博。漁島與外界存在一定隔絕，長期存在大大小小的賭檔。每逢節日或是收魚期尾聲，漁民們圍繞一個圓形的簸箕，壘成「人山」，狂熱下注。幸運的賭鬼搬進城裏，不幸的家庭債台高築。

過去，體力處於弱勢的婦女難以掌握家庭經濟的話語權，沒有獨立的收入和資產。現在，女人們決定自己養家，通過假結婚去台灣務工，賺取高額的收入差，再經由地下錢莊匯到大陸境內，把錢供給丈夫和兒女。其中，比起做體力活，去歌廳和按摩店是賺錢更快捷的途徑。

「那時候村裏人都覺得，沒能力的男人才讓女人出去做這些事。知道老婆要出去，老公們會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他們怕被人瞧不起，也怕女人去了不回來。但是老公們根本無法償還債務，必須女性來扛。」麗珊回憶。

四、新家

假新娘們並非憑空降落在這個陌生地域。在此之前，有一群人提供了承接。

我在一家水產乾貨店見到翁碧，麗珊說，她算得上第一批到台灣的女性。我們在一個寬大的茶盤前對坐，她梳着一個低馬尾，動作文雅地沏着茶水，姿態舒展。她在台灣已經生活了30多年，入台時的身份是一名偷渡客。

1992年，兩岸關係解凍近十年後，翁碧踏上前往台灣的船隻，那年她25歲。船隻從晚上出發，要行駛到第二天下午。進入台灣海峽，看到巡邏警的影子，蛇頭驅趕她們進入暗艙。她和四五十個人擠在不見天日的艙室裏，其中一半是女人，她們操着閩東口音，來自寧德、福州。船隻劇烈搖晃，一天沒有吃的，翁碧差點把黃疸都吐出來。

為了上這艘船，她花了近3萬人民幣。費用不僅包括船費，還包含了買官的錢。到了宜蘭的碼頭，她們逃過臨檢，順利上岸。20多個女孩排成一列，由等候好的車子，一台一台地載到相應的工地、農場。

能夠平安抵達台灣，都算得上幸運兒。有人因為中暑悶死在暗艙，有人遭到臨檢，跳海身亡。我問翁碧為什麼冒着這麼大風險離開，她告訴我，「我以前在寧德做衣服的。有人告訴我，你在台灣做一個月，能抵上寧德做一年。我聽了好動心，都沒有想過後果是怎麼樣，就這麼去了。」

和她同批偷渡到台灣的閩東女孩，分散在台北和宜蘭，大部分從事成衣工作，其餘的做起護工、理容。假結婚的生意鏈條出現以前，沒有任何關係依靠的她們，幾乎是憑空開鑿出自己的天地。她們接二連三地向大陸的姐妹送去新世界的消息，為假新娘們後來的登島探路。

後來，翁碧和宜蘭漁村裏的一個男人結婚，在家裏做起了裁縫鋪，一個月收入1萬多人民幣。1994年，她的女兒出生了，她給老家寄了一張抱着孩子的婚紗照。

拿到身份證後，每次投票她都參加，「不管是選市長、議員，還是什麼縣長，我都會去。我要選對我們有利的政黨。」2008年，翁碧在粉色的選票紙上勾上了馬英九的名字。

同鄉的牽引和幫助，是假新娘選擇前往台灣不可忽視的前提。她們宛如鼩鼱，互相咬着尾巴，連成一串，穿過原野，尋覓食物。

落定腳跟後，第二年，麗珊從桃園市搬到開放式卡拉OK更多的新竹市，住在自由路的一棟紅棕色和米白色相間的公寓樓。自由路上，來自閩東的女人最多，她們分散住在自由路兩側的公寓或民房。如果有新的「表姐妹」從大陸剛剛過來，這裏將成為新人的暫住地，幾個人擠在一張床上，直到找到下一個穩定的住所。

年齡成為小姐們工作流動的分水嶺。20歲到35歲的年輕女性，流動到酒店上班，或是「跑方」。35歲以上的，則進入開在巷弄裏的傳統型卡拉OK。

她們用花名搭建自己的另一個身份，小麗，香香，小紅，樂樂。除了親近的人，其他人不知曉她們的真名。假名讓她們在新竹的黑夜裏感到安全。寧德話是她們用來交流的暗號，透露某個客人會不會發小費，會發多少。如果被客人發現，他們就罵，「去去去，都在說寧德話，你在罵我嗎？」

住客之間極少相互串門——晚上工作一宿，白天的她們急需充足的睡眠——除了需要互相染髮的時候。染髮劑在這裏十分緊俏，四五十歲的女性要和時不時冒出頭的白髮對抗。在娛樂場所，白髮是掃興的存在。

公寓樓分布多個獨立單間，一個月房租5000，配備了料理台、冰箱、洗手間。生活必需的裝置擠在一個空間裏。花朵圖案的床罩是樓上的老鄰居不要的，麗珊拿來洗曬了幾次，用酒精消毒，蓋了很多年。鞋櫃和鍋具也是半夜在路上拾來的。別人丟棄的傢俱，一一拼湊成她在台灣的家。她常去新竹的二手商店淘衣服，一件衣服只要50塊、100塊台幣。

麗珊的公寓樓離工作的卡拉OK很近，只有一百米左右的距離。她住五樓，下樓，轉彎，再穿過一條小道，就到蔚藍卡拉OK。在新竹，她的世界是一個狹窄的「L」型，自由路和中央路把她緊緊夾住，她如同一隻陀螺在其中不停來回旋轉。

風，是新竹留給她最深刻的印象，「不管走到哪裏，風都在呼呼地吹。」冬天，新竹的冬季季風乾燥猛烈。風越過山脈，撲向城市。麗珊將自己埋入風中，挪着小步子地去上班。夏天走累了，她會坐在拐角的階梯上休息，風輕輕摸她的耳朵。

五、地獄與樂園

真正進入台灣，麗珊發現，台灣不如想象中那麼華麗。這裏坐落着聯排的低矮房子，昏暗的娛樂場所藏在破舊鐵皮屋的肚子裏。

剛到台灣的頭幾天，楊怡請麗珊幫忙，陪着她和台灣人吃飯，「我一個人害怕。」楊怡說。飯桌中心擺着一隻碩大的帝王蟹，足足六七斤重，很是威風。吃開心了，台灣男人拿出皮包，給在座的每個女人發了兩三千塊錢。到達那裏的女人們，互相稱呼「表姐」、「表妹」，向外人介紹彼此時，都說是「親戚」。衝着這個名頭，男人會按慣例給她們「見面禮」。

看到胖胖的麗珊，客人們的第一反應是：「你這樣來台灣，也能當小姐哦？」他們把她推出門外，要求換人。有時，她不吭聲在其中一桌坐下，他們毫不客氣地推開她，「去去去，去那一桌。」友善一些的客人打發她兩三百塊錢，讓她不要再進房間裏來。

她先後在兩家卡拉OK工作。前一家卡拉OK本地小姐多，外籍小姐常常受到排擠。她們叮囑客人不要給大陸人小費，「阿六很現實啦，她們只是想要你的錢」。大陸小姐需要偶爾替本地小姐喝酒，「喝得半死給一百兩百」。為了爭小費，她們甚至揪打起來。

麗珊輾轉到第二家店，也是她工作了五六年的蔚藍卡拉OK。

它坐落在一座老舊樓房的二樓，立着一塊紫色的招牌。每天下午5點到凌晨2點，這裏準時營業。進入正門，會直直看到一個舞台，地上鋪着紅毯，頂上掛着彩色霓虹燈帶。大廳擺放的棕色皮沙發，如同餐廳一般，圍成許多個圈。這裏遵循古早的點歌方式，客人分別在不同的圈內落座，到舞台側邊的點歌機或用點歌本點歌，DJ 按照桌號輪流放歌。

開放式的卡拉OK對於沒有外貌優勢的麗珊來說更有機會。更重要的是，蔚藍卡拉OK的老闆有一個寧德女朋友，她們能夠更受照顧。

這個系統有自己的規則和語言。

卡拉OK不會發放工資，小姐們的收入全部由小費構成。小費被稱作「方」。客人來喝酒，記在某個小姐的賬上，算作「開」她們「方」，1000塊錢的酒錢，小姐從中抽成200。「公方」，指的是「見者有份」的小費，在場服務的小姐都可以得到。

歌廳分為大廳和包廂兩個區域。包廂，稱為「私台」，空間封閉，由他們指定小姐來服務；大廳的點歌台是開放的，叫做「公台」，每位客人入座需要給300塊錢入場費，他們可以得到三瓶啤酒，和無限唱歌時長。

包臀裙、手袋、皮靴，是工作時的常見裝扮。為了及時把小費收好，她們把手袋的拉環緊緊套在手腕上。如果換了卡座，忘記帶上手袋，她們就臨時將錢塞進胸罩或是皮靴裏。回到公寓，她們第一個動作就是清點皮包裏的錢。把花花綠綠的台幣在桌子上碼齊，她們再脫鞋、脫衣，從身體其他角落抖落出剩餘的錢幣。

新竹市是全球高科技代工產業的重鎮，客人們多是附近社區的中老年居民，以工廠裏的體力工作為主。他們衣服破舊，仔細看，成排成排掛着毛球。一號是他們的發薪日，那幾天店裏往往生意很好，但到了七八號，人就漸漸少了。有的客人甚至向小姐借錢消費，等到下一個發薪日，再把錢還掉。

客人們有不同的習慣，有人喝酒要加冰塊，或是加特定量的冰水。如果調錯，他們會用閩南語厲聲罵她們，「幹你孃，去死啦。」像插花一樣，客人們輪番把錢一張張塞進小姐們的衣服裏，通常是領口。

輪到麗珊的時候，她躲開了。客人問她，你要不要？她說，我要。他說，那你過來給我塞。她總穿高領，腋下的衣服很緊。錢塞不進去，那就不賺了。

她不知道和客人聊什麼，只傻傻地坐在那裏張望。其他小姐已經對這套對話方式很熟稔，麗珊只能靠她們開口，幫她爭取小費。

有時客人的手掌爬上麗珊的大腿，惹得她全身起了雞皮疙瘩，四肢繃得緊緊的。她找了個藉口，跑到卡拉OK外面偷偷地哭，被經理撞見。經理問她為什麼在這裏哭。「我想孩子了。」她不想露怯。

後來又一次跑出來，她不得不解釋，有客人在摸她的大腿。「傻逼」，經理罵她，「摸一下你的大腿，你的肉有少一塊嗎？」

她搖搖頭。

經理又問，「那你口袋裏的錢是不是多了？」

到了冬天的時候，他們玩一種脫衣服的遊戲。在碗裏投擲骰子，客人輸了給100塊錢，小姐輸了就脫一件衣服。玩到最後，每個小姐能賺到兩三千。等到麗珊，脫到只剩下一件單衣和內褲，已經不能再往下脫，她只好躲進衛生間，遲遲不敢出來。經理在門外勸她，她感到極度難堪。她過去的工作是面對網箱裏的魚、案板上的魚，現在她自己成了一條圓滾的魚。

從四川來的小愛姐，已經六十幾歲，來台灣之前特地做了一場豐胸手術，頭髮染了又染，她會主動地把客人的手掌放在自己飽滿的胸脯。表姐小瑤和麗珊一同從三都老家來到台灣，稱得上是「發小」。最早，她在南部搬水泥、採柳丁，收入不高，輾轉來到卡拉OK上班後，她的經濟狀況才轉好。「記憶裏那麼單純的一個女孩」，此刻坐在客人的腿上，呼喚他們「親愛的」、「老公」。麗珊感到恍惚。

她遇到過一個台灣原住民女孩，18歲。女孩說，自己16歲就出來上班，早就和家人斷開聯繫。女孩「膽子很大」，坐在男人們的大腿上，讓他們摸她的乳房。她得到一份小費，會讓客人給其他人各發200。女孩喊麗珊「姨姨」，看到她時，麗珊想起自己的女兒，她們有同樣年輕的臉，「每次看到她，我都心疼死了。」

為什麼女人會把自己搞得一點尊嚴都沒有？她嫌惡她們用「這樣的方式」賺錢，與此同時，她內心矛盾地學習如何加入遊戲。

客人趕她離開時，她慢慢湊近，主動問客人，「你今天要摸奶嗎？」她說，「我知道這裏有人可以給你看奶子。」她要求他們拿500塊作為介紹費。麗珊向我解釋她的無奈，「我沒有辦法，我只能鑽到她們中間去賺錢。」

兩三年後，她成了這裏的熟面孔。她學會了如何用嬌嗔的語氣和客人說話，「大哥，今天看你心情不錯哦。你孩子多大了？你在這家卡拉OK有女朋友嗎？」

客人稀少的日子，來自閩東的女人們聚在一起喝酒，相互傾訴想家的心情，邊抽菸邊流淚，彷彿要用眼淚把自己重新洗刷一遍。

有人喝得倒地大哭。「你以為台灣是天堂？來台灣就是地獄你知道嗎？」喝醉了，楊怡對麗珊說，「為了錢，人是會下地獄的。」

六、迴音

包廂裏是很吵鬧的，沒有空間容納鄉愁。麗珊半夜回家洗完澡，通常已經接近凌晨2點。如果沒把腦袋喝醉，躺在床上就感到孤單。穿高跟鞋讓她的小腿長年水腫，她揉捏自己小腿，按一下，皮膚就落一個小坑，留在那裏。

微信的消息框裏滿是未讀的紅點。她收到小兒子給她的留言，說自己患了感冒，或是摔着了，「媽媽，我身上疼。」才上初中的他帶着很是委屈的語氣，她邊聽留言邊掉眼淚。除了春節，她錯過了孩子所有的生日和節日。她同意楊怡的話，台灣確實是地獄，但她不得不留下來。她發誓，自己再怎麼樣也要掙出一套房子的錢。

如候鳥遷徙，每年春節和暑假，麗珊都會回家一次，待一週左右的時間再離開。即使她回家，我們也沒有時間可以交談。夏天，她要騎着電動車，翻看路邊的招貼，找新一年的住處。老房子賣掉以後，這十年，我們沒有固定的住所，只能在不同的出租屋之間輾轉。我的書本被不停地打包、丟棄，搬家的貨車司機隨意地將它們扔在水泥地上。房東常常找上門來，警告我們動靜小一點。

每次回來，她都會帶不同牌子的鳳梨酥。我幾乎不會分享那些鳳梨酥給同學。送人手信，要順帶分享它們的來由，我很難說清。鳳梨酥藏在書包裏，被壓爛了都沒能拿出來。

麗珊都是在半夜三四點時離開。走之前，她會到床邊摸摸弟弟的臉，弟弟醒不來，她只好把所有的叮囑都一股腦塞給我。

媽媽離開後，我代替她，成為家庭的半個照料者。弟弟和我差五歲，我們分別上高中和小學。生活費不夠用時，我們一同坐車去姨姨家領她匯來的錢，再分配給弟弟。因為父母的雙雙缺席，我要承擔這個家庭「養育者」的責任，關照學業的同時，陪伴弟弟、教育弟弟。這讓我對母親產生怨恨，為什麼媽媽的責任可以簡化為一個金額、一盒鳳梨酥？為什麼她可以想當然地遠程履行她的母職，把負擔轉嫁給我？

但怨恨很快被道德責任消解，作為一個女兒，作為一個長姐，總歸要更理解和包容媽媽。面對母親的苦難，我像其他孩子一樣，對自己發出責難：如果沒有我們，媽媽的人生是不是會幸福一點？我不敢讓自己過得太舒適，想和媽媽一起受苦，減輕我的愧疚感。

極度疲憊的我，和她爆發過劇烈的爭吵。為了切割和這個家庭的關係，我決定在經濟上不再得到她的支持。一次，我給她留言，「我不想再收到你的錢。我之前花了你多少錢，我以後賺錢了全都還給你。」換做現在，我大概不會說這麼重的話，但那時的我，總想把話語磨得鋒利一些，刺痛母親，讓她揹負愧疚。我得逞了。收到那條留言，她哭了好幾天。

後來我才知道，與此同時，我的弟弟也在經歷一場內心的崩壞，甚至崩壞得更為徹底。我們根本不知道如何和對岸的母親相處，她也無所適從。無話可說的時候，她做得最多的事是拍每天的飯菜給我們看，豆腐乳、白開水和亂燉一鍋、已經看不清原本顏色的剩菜。

得知我出現厭學情緒，她帶着揶揄的語氣責罵我，「我為了你們兩個，吃剩菜剩飯，我節約成這樣，你們還要讓我受氣。你要是不想讀書，就和我來台灣做台。」

這些尖銳的對話，潮水一般，在某些時刻猛烈涌起，又緩緩落下。早晨，我收到她醉醺醺的語音，「寶貝，趕緊睡覺，明天會更燦爛的，你知道嗎？管他媽的那麼多，我們前途才是無量的。」我和弟弟沒有得到多麼無量的前途，但這已經是她努力託舉的結果。

當生活趨向平穩，她想「託舉」更多的人。2019年8月1日，赴台自由行個人簽註停辦以前，她曾陸續把她的幾位外甥女，也就是我的表姐、堂姐們，通過旅遊簽證帶到台灣，讓她們住在自己的住處，晚上跟着自己去「上班」。那時，大陸與台灣經濟發展速度的差異已經縮小，不願意辦理假結婚年輕女性們，利用15天又15天的簽註循環，在台灣短期賺快錢。

為託舉打上了引號，是因為，在我看來這樣的幫助只算得上頗為無奈的選擇。我的姐姐們，無一例外有要養育的小孩，其中包括當時勸阻我的表姐。出於這些幫助、家裏逐漸轉好的經濟情況，「去台灣」的麗珊在自己的家族裏有了話語權，她成了衆人倚靠的對象。

讀大學期間，我讀到一些女性主義相關的書籍，逐漸萌生性別意識。在我準備繼續申請研究生時，遭到父親的反對，他的理由直接又荒謬：女孩子不用讀那麼多書。我沒有從他那裏得到任何金錢資助，支持我讀完研究生的，是在台灣賺錢的媽媽。

某種程度上，我的媽媽是一個最不女性主義的女性。她的工作是模糊的、曖昧不明的，要接受異性的凝視和侵犯，利用關係賺錢。但另一方面，她始終不放棄培養我，用盡全力把我推向更寬廣的地方。

當我們聊到她如何向客人推銷另一位小姐的「胸部」時，我感到難為情。我痛苦的不再是如何消化她曾經拋下我們的怨恨，而是母親形象的轟然倒塌，母親的威嚴消失了，繼而立起的，是一個複雜的女性。以前的我能夠自然地對麗珊說，「我不是你，我才不會成為你。」現在，這句話無從說起。

我是在她的苦難之上長成的人。金錢組成了一條河流，從台灣男性的皮夾、口袋流向媽媽的胸罩、皮靴，再通過數人的手，流到我們的手中。它哺育我，澆築成我的目光與視角，是那個荒誕樂園裏，衆人無意敲響的一個迴音。

七、身份

我見到玉華時，她正坐在一扇明亮的落地窗前喝茶。她長相清麗，身材很高挑，眉毛是紅棕色的，模樣有點像女歌手阿朵。衛生間的洗手檯上放着一頂假髮，還有新買的染髮劑。頭頂上桃紅色的頭髮出現了斷層，深處的白發長度標記着她離開台灣的時間——兩年。

她是麗珊在台灣的朋友。和總是緊皺眉頭的麗珊不同，玉華開朗鬆弛，說話聲像是在放炮，充滿不管不顧的活力。

玉華前後兩次通過假結婚入台，第一次去台灣，在2001年。她主動選擇了那裏，沒有愁苦的動因。

對於她而言，台灣是一片亟待探索的「新世界」。她指着窗外明亮的街景向我描述，「哪像現在，那時候的寧德到處都是垃圾，晚上各處在喝酒打架。我聽說台灣比大陸各地開放多了，氣候好，還有健保，台灣人素質文化也比較高。雖然有工作上的不愉快，但你在那裏，能作為人受到尊重。」她翻找相冊，為我展示她離開家鄉前的模樣。我想象着，照片裏那位穿着時髦的年輕姑娘正興致勃勃地在向她的新大陸進發。

2000年前後，假結婚嚴重氾濫。玉華記得，那時候她去辦理證件，出入境大廳熙熙攘攘，排了很長的隊，「每天都有一兩千人在辦理結婚。」審核條件並不嚴格，流程極其簡單。首先，雙方在大陸地區指定的機關單位登記結婚；接着，台灣丈夫向陸配寫一封信，表達希望她前去探望的願望；最後，陸配通過這封信辦理入台證和台灣通行證，前往台灣。陸配只要申請就能過去，落地機場無需面談。

根據台灣當時有關規定，抵台後每6個月，陸配需要由台灣配偶或在台設有戶籍的內親屬作保。它又被稱作「對保」、「報到」。由於對保制度，假新娘依賴假老公，遭遇過他們趁機「敲竹槓」——他們要求假新娘在介紹費的基礎上，每個月定期上繳五千到一萬新台幣，不然就去派出所檢舉她們。

假老公，又叫「人頭老公」，往往是找不到伴侶或早已離異的單身漢，或殘疾，或貧窮，或智商低下，或流浪街頭。台灣的蛇頭們常去公園、廣場等公共場所，尋找打扮邋遢、生活秩序混亂的男性，說服他們達成假結婚契約。運氣好的陸配，可以找到一個年長的「老芋仔」（民間對退伍老兵的一種俗稱），他們能領到退休俸，還不會過分刁難假新娘。

抵台兩年，陸配才被准許發放工作準證，但是東南亞外籍配偶沒有同等要求，大陸配偶位處「種族化移民體制的最底層」。對於一個急需收入的群體來說，兩年實在太過漫長，幾乎所有人都會選擇偷偷打工。

為了防止假新娘出外務工時趁機離開，一些人頭老公將她們囚禁在自己的家中。取得身份證以前，假新娘們的性與身體成為丈夫嚴密監控的客體。

擔心背上責任，玉華抵台後，她的人頭老公不再願意為玉華對保。6個月的時限一過，她淪落成了「黑戶」。

躲警察的日子，她說自己「都快得病了。」下樓倒垃圾，聽到警車的聲音，她迅速衝上樓，將手機調成靜音模式，躲在被窩裏瑟瑟發抖。有一次，玉華遠遠看見警車，嚇得拐進巷子。燈光昏暗，她不慎闖入巷子裏一座複式毛坯房，在樓梯口處踩空，摔了下去。她翻出手機照亮自己的腿，它們擦傷嚴重，掛滿血痕。無暇顧及這些，她只能縮在角落，等警車走了以後，跑出巷口攔了一輛計程車回家。

玉華先去了台中，後來又前往屏東。她和表姐住在一起，屋子裏塞了6個人。沒有工作許可，讓她每天生活在被捕的恐慌之中，不敢出外。她只能選擇等待。其他姐妹去火鍋店洗碗，給她偷一些丸子和冬粉，可以抵兩頓飯。

無法忍受四處躲藏的恐懼，玉華決定回家，這一趟探索之旅宣告結束。明知道在機場一定會被扣留，她仍然訂好了一張回大陸的機票。飛機起飛的同時，她在被押送去派出所的路上，不停掉眼淚。

玉華站起身來，語速變得很快，「在看守所的地下室，我睡了一晚上。關在裏面真是度日如年啊，一天怎麼那麼那麼漫長，現在想想還是害怕。他們把我的筆錄做得亂七八糟，我拿回來一看，寫着我『去酒店上班』，就是賣淫的意思。我很生氣，我根本沒有賣淫，他們為什麼可以這樣寫！」

2002年，陳水扁政府試圖將大陸配偶取得台灣當地身份證年限由八年延長至十一年，遠高於外籍配偶的四年，但未執行。兩年後，台灣出台相應的入台面談審查。2008年，國民黨重新執政後，台灣陸續立法完善面談制度管理，保障入境夫妻的隱私和權益。兩岸婚姻的外部環境有了改善，夫妻不再需要對保，陸配獲得身份證期限由過去的8年縮短為6年，入台後即可獲得工作權、參加醫保。

馬英九時代為渴求獲得收入的女性拉開了一條生存的縫隙。寬鬆的政策環境下，假結婚再度迎來高峰。2011年，在大陸居住6年以後，按耐不住滿腔衝勁的玉華，再次通過假結婚的方式來到台灣，並在新竹認識麗珊。

即使玉華和麗珊很快取得長期居留證，她們仍懼怕警察的稽查。

新竹大部分卡拉OK的二樓，通常設有監控裝置。一旦有臨檢、巡邏的警車經過，報警器就開始作響。聽到響聲，前台馬上到吧檯按下按鈕。它連接着所有房間，鈴聲同時響起時，所有小姐都會轟隆隆一陣往後門跑。看到這樣的景象，她們倆二話不說，跟着一起跑。

跑不掉，麗珊和同伴鑽進廚房的樓梯下。裏面空間不夠，她被擋在外頭，被警察提溜了出來。「你躲什麼躲？你依親居留，來團圓的，怎麼還敢來這種場所上班？」警察質問她。她慌忙說，「我只是來玩啦，我來找我同學。」

每個假新娘都懷揣着一堆逃跑的經歷。如果被逮住，警察會調查她們在這裏上班的緣由。萬一和人頭老公的信息對不上，她們就會遇到麻煩，取得身份證難上加難。能跑則跑，這是她們的生存準則。

另一條生存準則是，卡拉OK的酒桌上不能有黨派之爭，「小姐」們如同一個擺件，沒有社會身份，附和就好。玉華會在心裏記下誰是民進黨，誰是國民黨，「那邊的支持者非常忠心。和國民黨在一起就會放鬆一點，碰到民進黨，就要小心翼翼。」

搖擺的身份之下，隱秘的侵害在發生。店裏一個名為瑞瑞的女人，把賺到的小費，花在交往的台灣男朋友身上，卻遭到對方毆打。玉華和麗珊心裏都很痛楚，但她們沒有上前阻攔。她們自認為，作為外來客，自己在這裏沒有立足之地，「我們腳踏在別人的土地上賺錢，我們沒有權利說話。」麗珊說。

麗珊的另一個朋友小沛記得，她曾寄住在朋友家，一天下樓，朋友的丈夫看見她後，邊嚼着檳榔邊過來抱她。她嚇得衝回樓上，躲進臥室。她不知道求助誰，不敢報警，也不敢開門上廁所，只能在臥室裏解決大小便。

工作性質的曖昧，致使她們常被認定是客人的「女友」。「他們即使六七十歲，腦子裏還有愛情，跟神話一樣。他們會說，我又愛誰了，我要追誰了，我要照顧誰。即使自己沒錢花，也要給她們花。」麗珊說。小姐們不能反駁，只能忍耐，她們需要模糊的關係為生存提供庇護。

在一個晚上，麗珊還是忍不住動手打了人。她託一位台灣朋友給自己姐姐匯的錢，被他在百樂門遊戲廳賭個精光。遊戲廳門口，她和他打了起來。警察到場後問，你們是什麼關係。她不知道怎麼解釋，大哭起來，最後無奈編了一個理由，「他是我的僱主，他欠我工資！」

她們癡癡數着辦理身份證的年限，到那時，她們便有了在此生活的正當性。

在玉華家，我認識了和她相識多年的朋友湘美。她今年50歲左右，相貌比實際年齡顯得年輕。我們說話時，她安靜地坐在沙發的一角聽，從不主動參與。問題落在她身上時，她用點頭或搖頭模糊地帶過，不願多透露一點信息。這是多數假結婚女性在大陸自我保護的姿態。

當話題引到「身份」，沉默的湘美突然轉過身，低聲對我說，「其實我不是那麼想拿到身份證的。」那個時刻，湘美的心輕輕開了一扇小窗。

和丈夫離婚以後，湘美獨自撫養兒子。經濟情況無法支撐單親媽媽的生活，她選擇在2014年來到台灣。太想念孩子，她的時間被切割成兩半，半年分給台灣，半年分給大陸。

「我拿身份證，只是為了讓假老公不再糾纏。」她說。他們只要單獨見面，他就試圖摸她、抱她。湘美不願意同住，他就敲門騷擾，用舉報假結婚來威脅她，揚言說，「看到你一次，我就打你一次。」她曾向派出所申請人身保護令，在100米的範圍內，他不能靠近她。

熬過了六年，湘美滿足了辦理身份證的時限。在此之前，她和丈夫需要再一次面談，解除對他的人身保護令。每天，她依然很害怕他「咚咚咚」地敲門，看到他的來電，她都會心裏一緊。

湘美把這麼多年的噩夢一股腦地衝我倒了出來，聲音有些顫抖。我很憤憤，她又轉而安慰我，「其實不能怪他們，我們也是在利用他們。」她說，「我們互相利用對方罷了。」愧於假結婚的不正當性，湘美接受了他有限的侵擾。

一年前，拿到台灣身份證的那天，湘美沒有任何興奮、欣喜，只感到一陣短暫的平靜。第一件事，是和假老公辦理離婚。

獲得身份證後，她將得到投選票的權利。我以為她會積極參與投票，為自己以及所在的群體謀一點可能。但她搖搖頭，她從不參與這些活動，也對此不感興趣。困境中，能鬆一口氣已經是幸運。

通過台灣務工，湘美存下了近200萬人民幣。這兩年，她全款在寧德的一座沿海小鎮買下了一套商品房，有了安家之所。她想，在台灣再做一兩年小姐，就徹底回到大陸。握有台灣身份，往返兩地辦手續，處處會遇到麻煩。至於老年的生活，她不想在台灣度過，「我一定是會回來的。現在可以賺錢，可是等我們老了，怎麼生活呢？我會很孤獨。」

我坐在她們三人中間，感受到眼前的割裂。右手邊的麗珊和玉華，渴望一張身份證立住腳跟。左手邊的湘美，在苦惱怎麼放棄台灣人的身份，逃出圍城。

八、天地

每過一年，我都要迎接一個不太一樣的母親。

我很難說清，麗珊根本上發生了哪些變化。一些細節可以作為例證，比如，她會把「保安」叫成「保全」，「垃圾」的發音變成「樂色」。還有一些我聽不懂的閩南語詞彙，從她的嘴角溜出來。出外吃飯，她使用公筷，主動壓低自己的聲音。

她和我討論兩地的政策、黨派，描述台灣歷次大選時的投票景象，談論政治的姿態十分自然。

我記得，過去在飯桌上，每當我尋求建議，我爸爸都把她撇到一邊，「不要問你媽，她什麼都不懂」，我和弟弟自然地和父親形成了同盟，把她視為智識上的弱者，把她架空在話題之外。她和父親打完架，要面對我的數落，「你知道他要打你，你就不要還嘴啊。」弟弟也會跟上一句，「對啊，媽媽，你忍住不說話就好了。」我們把媽媽捱打歸結為「她太蠢了，不懂生存之道」我警示自己，不要成為她這樣無能的家庭主婦。

我那僅有初中學歷的媽媽，在海水之上長成的媽媽，現在像是經歷過一番文明的訓練，變得陌生卻生動豐滿。我反而成了那個更封閉的人。

為了拓寬自己外貌以外的「空間」，她自學了台語。在大理石桌面上，她劃拉着手指，給我拼寫歌曲《懷念的播音員》。Bo是「ㄅㄛ」，像兩把鉤子，yin是「一ㄣ」，彎彎折折，yuan是「ㄩㄢ」，像漢字裏的「山」和「馬」。

學習台語的開端，是店裏姓郭和姓楊的兩位客人。得知麗珊不會唱台語歌，他們非常慷慨地教她，一句一句，仔細糾正。回到出租屋，她在手機軟件上搜最新的台語歌，把拼音表列在本子上，一筆一畫跟着寫，用點唱機來練習。新歌一上線，她第二天就能唱，比點歌機出新歌的速度還快。客人們熱衷找她唱新歌。

在她的請求下，老闆同意她隨意使用廚房。用醬油膏拌一碗蔥油面，她能賺200、500的小費。客人到店，她主動上前問，「飯吃了嗎？肚子會不會餓？我拌一碗面給你吃？」從那時候起，她有了自己的花名，叫做「麗媽」。外貌上，她無法滿足男性對「女友」的想象，她便扮演一個「母親」。

鑽入這些縫隙以後，最開始，她一個月只能賺四萬塊，後來月收入漸漸達到十萬。小費最多的一個晚上，她足足賺了九千多。

麗珊有了自己的台灣朋友。一個六十幾歲的姐姐，每個星期三都會來找麗珊唱歌，麗珊去哪裏上班，姐姐也跟着去哪裏唱歌。還有比她大20歲的台灣女人蓮秀，她會帶上麗珊一起家庭旅行，帶她認識其他家人。聽說麗珊孩子還在上學，她心疼麗珊，常用小費支持她。

一次，麗珊從衛生間出來，發現一對開面店的台灣夫妻站在門口。他們在等她。怕麗珊錯過小費，他們要親自把它放進她的手心。

一個貨車司機認她做乾姐姐，邀請她到家裏喝酒。喝到一兩個小時的時候，他給她塞了兩千塊錢。她把錢又推回去，「你去店裏消費，我會向你要，那是我工作的地方。但現在我們是朋友。」

那個場域裏，「朋友」有不同的解釋。它不意味着彼此有多麼坦誠和親密，更多的是相互照顧的情義。它停留在這間卡拉OK裏，不能越界和冒犯。

有一年中秋夜，玉華拉着麗珊，逃出卡拉OK，攔了一輛計程車，一路駛到青草湖。在半山腰，她們喝着咖啡閒聊，湖裏燈光點點，再抬起頭，又看到好大好圓的月亮。那天，麗珊發了一條微信朋友圈：「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和初到台灣時的緊張、恐慌不同，她們開始習慣這裏的生活，學會在工作間隙喘息。

公寓樓不遠處，有一家711便利店。獨自一人的時候，麗珊會走進店裏點一杯黑咖啡。咖啡的香氣蒸上來，讓她感到舒緩。來台灣以前，她幾乎沒喝過咖啡，僅有的幾次體驗，是蹭女兒的速溶咖啡粉。客人或是朋友帶她去了幾次咖啡館後，她知道了，現磨的咖啡是很香的，它要烘焙，磨粉，再萃取，喝咖啡的時候，可以和人好好地、放鬆地聊天。

玉華和麗珊計劃着去不同地方旅行，去澎湖、小琉球、花蓮。玉華最開心的一次旅行，是去澎湖看花火節。她看到，船開到海裏面去，往空中刷刷地放煙花。煙花綻放開的時候，大家齊喊「啊——」，「好激動，好夢幻。」台灣的海水藍藍的，有點綠，又有點烏青，和寧德的海水很不一樣。

在台灣的日子，是她們結婚以後最漂亮的時候。每年聖誕節前後那幾天，小姐們要穿上聖誕套裙，一人戴一頂毛茸茸的帽子。打扮成聖誕老人的老闆，揹着大袋子，給大家發小費。迎接新年，老闆請吃香菇雞湯、麻油雞，在高檔餐廳裏為小姐們舉辦尾牙。

「那是一個很快樂的場所。」麗珊說。這是她的原話。我問她，為什麼會是「快樂」的呢？明明在此之前，你承受了那麼多難堪。麗珊無法回答這個問題，在她看來，愉悅是真實的，痛苦也是真實的，霓虹燈和音樂把它們攪在一起。

49歲生日那天，卡拉OK為麗珊辦了一場生日會。她給我發來一則視頻。視頻裏的她，捧着一大束鮮花，穿一身波點連衣裙，對着鏡頭左右搖擺身體，笑得很開心。過了一會兒，有人往她的臉上抹了一層奶油，她們打鬧在一起。視頻底下，她留言，「那天我好開心，第一次過那麼快樂的生日。」

我回覆她，「媽媽，你好可愛。」發自內心地，我覺得那個蹦蹦跳跳的麗珊很可愛。我記憶裏的她很笨重，紮在廚房或是洗衣槽。我們記得父親的生日在九月初四，但沒有人記得她的生日，更不用說慶祝。她在那裏找到了輕盈的自己。我想的是，不要回來了，媽媽。

除了玉華，小沛是另一個常常拉着麗珊「出逃卡拉OK」的朋友。

她比麗珊小兩歲，活潑風趣。我們見面那天，52歲的她穿着水手服，挎着閃亮的挎包，邀請我們出門散步。她的手和麗珊的手緊緊扣在一起，女孩似的，在空中來回晃盪。

在台灣的十年，是小沛的人生被生育、婚姻摺疊後重新打開的十年。結婚前，她跟着姐姐做服裝生意，裁剪衣服。這樣的日子很短，她很快結婚，成為一名家庭主婦。

生完兒子，小沛患上了嚴重的產後抑鬱，胸口像有一塊石頭墜着，每天止不住哭泣。晚上更是難熬，吃十幾種藥，用來控制睡眠和躁鬱。最嚴重的時候，她在家裏躺了十個月。病情不見好轉，她住進了精神病醫院，嘗試過割腕、上吊。這期間，丈夫與小沛離婚，唯一的兒子判給了男方。

獨身一人，小沛渴望換一個環境。那時正值陸配政策放鬆，「那時候，閒着也是閒着，別人去我也跟着去咯，就這麼迷迷糊糊到了台灣。」她笑着，快速交代了自己去台灣的原因。或許還有更多，但她不願意再多加解釋。她只告訴我，在四十歲，她才真正有了自己的收入和生活。新生活給了她勇氣，讓她慢慢和抑鬱剝離開。

小沛為自己安排了卡拉OK工作的「假期」，一個星期休息三天。休假時間，她揹着包坐火車環島旅行，每到一個地方，她就去當地的卡拉OK上班賺生活費，錢夠了，再去下一個城市。台灣從北到南的所有小城，她幾乎都踏足過。旅途中，她認識朋友、同鄉，約定以後再去找他們玩。

「那時候，我覺得上天是有使命給我的，我得好好用這個生命。」她晃着手臂說。

麗珊和小沛在新竹相識。一年春天，她說服麗珊，放下工作去台東泡溫泉。兩人一路坐着火車到了台東，分別穿上淺粉色和淡藍色的浴衣，住進日式的小房子。那趟旅行，她們拍了很多照片。草坪上，她們背靠着背，笑得眼睛眯眯的。只有在這些輕盈的時刻，麗珊才能不思慮未來。

出租屋的物件越堆積越多，周遭朋友關係也變得堅固。麗珊發現，她早已在這個城市建立起了另一種版本的生活，它由咖啡、溫泉和閩南語構成。她甚至想過，在這個金色夢鄉一直生活下去的可能性，「生活越來越順利的時候，我開始捨不得回來。捨不得那些朋友。」

麗珊最喜歡的地方是野柳。那裏是大屯山延伸到海中的岬角，從新竹的住處開車兩三個小時就能到達。當地的石頭受到海蝕及地殼運動等作用，形成大大小小的奇景，孤寂蒼茫。她站在野柳的石塊上，雙手展開，頭髮被吹得高高揚起。

逼仄昏暗的歌廳裏待久了，人就嚮往廣闊的地方。

九、驅逐

2016年5月的一個上午，在總統府經國廳，穿着白色西裝和黑西褲的蔡英文走上台，宣誓就職。她的當選引起陸配們的焦慮，卡拉OK的小姐們嘀咕，「這個女魔頭上任了，不得了了。」

蔡英文在其任期均堅拒承認「九二共識」，兩岸關係降到冰點。於2012年起提出的《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17條修正案，將陸配取得身份證年限由6年改為4年，在2016年因議事瑕疵被民進黨籍立委推翻，還新增須通過一項認定考試。馬英九執政時期，2012年陸籍配偶達到12,034對、佔58.4％最高。此後，陸籍配偶佔比不斷下降，大陸及港澳地區配偶移入人數每年下降約1000人。

水溫在不斷升高。機場面談的問題變得愈加刁鑽，各地的派出所嚴打「假結婚」案件，查察力度比以往更為強硬。也是在2016年，一位台灣單身男性通過玉華介紹大陸女性假結婚，但在一個月後，他很快離婚，再次尋找新的大陸女性。這引起警方的警覺，玉華作為牽線人，被警方調查。

為了減除刑罰，名為「大頭」的介紹人承認他為多名女性辦理了假結婚，把他經手的所有假結婚夫妻全部「咬」了出來，其中包括鄧玉華和吳麗珊。

接到移民署的電話，麗珊意識到，「這下完蛋了」。

檢方將鄧玉華、吳麗珊的案件合併審理，同時起訴她們。「大頭」的證詞讓官司根本沒有勝算。一收到法院的傳票，她們整夜睡不着，心臟撲通撲通跳。在店裏遇到「大頭」，麗珊衝到他面前，想揍他一頓，卻被周圍的人死死拉住，只能在空中無力地揮舞拳頭。

但麗珊不甘心，她們努力搭建的、用盡力氣抵達的，竟是這樣脆弱不堪的生活，輕輕一擰就斷了。「這是我去台灣最傷心的事情。以前我剛去的時候，笨笨的，什麼都不懂。現在我學會了很多，卻沒機會在這上面賺錢。我的女兒、兒子還沒畢業，兩個孩子用什麼讀書？我房子也沒有，錢也沒有。」

當人陷入無力的境遇，一切都被歸咎於沒有「運氣」。有的蛇頭辦了200多對都沒有出事，假新娘只要咬緊牙關死不承認，就可以熬過這一關，為什麼自己不行？但麗珊也暗歎，自己也算僥倖，在馬英九年代入台，「如果是民進黨執政，我們機場面談那關過都過不去。」

檢方的查察往往集中關注床、浴室和衣櫃。為了隱瞞虛假的婚姻，麗珊到阿濤的家中，往那個狹窄的空間塞進另一份牙刷、毛巾、拖鞋，還有不再穿的裙子、內衣內褲，把他的屋子僞裝成兩人居住的樣子。這些補救並沒有起效，據後來的判決書顯示，檢方曾經深夜突擊檢查阿濤的家，發現麗珊放置的牙刷、漱口杯、香水和護膚品，都布滿灰塵和黑髒異物，判定他們沒有共同長期居住，導向假結婚的結論。

玉華和假老公阿元相識之初，是以假結婚結成的關係，但在抵達台灣後，她曾和阿元共同生活了兩年，生出了感情。她曾經帶着媽媽，和阿元一同在台灣旅行，拍下了很多照片。玉華回憶，法官不接受她的解釋，「他說，我知道你們感情很好，你們後來也許感情越來越好，但是你們的初衷就是假結婚。」

她憤怒地拔高了聲調，「我委屈的時候，真不知道要去找誰。我是真的和我老公生活了兩年呀！我們點點滴滴都在一起！」

多年研究「假結婚」查察手段的台灣中山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的學者陳美華，曾在論文《性化的國境管理：「假結婚」查察與中國移民/性工作者的排除》一文中提及，「根據兩岸條例大陸配偶被許可來台的目的，或者『大陸配偶』身份的正當性，依定義就建立在為人妻母，克盡妻職、母職的性別角色之上。大陸配偶工作權的取得，也不是建立在普遍人權之上，而在於克盡妻職、母職之責，因此，一旦被查獲涉及從事妻職、母職以外的活動，就面臨被遣返的命運。」

她還寫道，「身份證取得和性政治掛鉤的結果，婚姻的真假已然不是國境管理的重點，真正的關鍵在於中國移民女性的性與身體是否專屬於夫，是否服膺傳統的性與性別秩序。」

根據檢方面談和查察的着重點，假結婚的女性們準備了一套「題庫」——愛情故事、同居生活、雙方財力證明（近年來，男方是否買房一度成為評判標準之一）、通話記錄、年齡、生育或計劃生育等，這些內容成為判斷婚姻真假的座標。

到底什麼樣的婚姻才算是真的？麗珊想不明白。

和其他人頭老公相比，她的假老公阿濤「算得上是個好人」。他從不以舉報威脅麗珊給錢，也沒有肢體上的騷擾糾纏。雖然他說話總是有些誇大自得，但麗珊理解，那是不如意的生活烙下的孤獨和自卑。

阿濤肩膀天生殘疾，走路時一高一低，上下搖擺。前任妻子出軌以後，騙走了他大部分的錢，多年經營的燒臘店不得不關張。由於身體缺陷，他一直打着零工，做保安、在夜市洗碗，在社會的邊緣搖搖晃晃地活着。他向麗珊介紹自己是大學生，可是較真問起他有沒有大學畢業證，他馬上噤聲。

他大麗珊七歲，麗珊把他當作在台灣的「哥哥」。去台灣的第二年，阿濤瞄到她通行證上的生日，悄悄買了一個蛋糕，作為慶祝。她曾經借過他2萬新台幣應急，他無償幫她按時繳納每個月的健保費，他們保持着距離，和平相處了五年。

2017年，阿濤在網上認識了一個在香港生活的女人，她自稱是湖南籍的老鄉，和阿濤的祖籍一樣。阿濤和她聊得很投緣。麗珊警示他，對方可能是在騙他的感情。他不相信，執意給女人寄錢、約定見面。

「既然你喜歡她，那你和她結婚好啦。」麗珊說。

阿濤拒絕了。早先去大陸辦手續，他暫住在麗珊二姐家中。擔心妹妹在外地受欺負，麗珊的二姐對阿濤很照顧，她囑咐他，無論如何，要幫助麗珊獲得台灣身份。那一次，阿濤覺得自己受到尊重，他對麗珊說，「我既然承諾了你姐姐，就一定會等你拿到身份證。」

他買好了飛去香港的機票，趕到機場，卻再也找不到那個女人，很久才反應過來自己受騙。從香港回來後，阿濤積壓的抑鬱症復發。他多次向麗珊透露，自己心裏已經承受不住感情的打擊和多次開庭的壓力。每天夜裏，阿濤吃大把安眠藥才能入睡。

有一回，他動了想死的念頭，吞下過量安眠藥，麗珊拖着他上了救護車才搶救過來。出院後，很長一段時間裏，阿濤把自己獨自關在臥室。麗珊看不下去，上門給他做飯，帶他去把頭髮理短。

阿濤最後一次出庭時，精神頹靡，低垂着頭。法官問他，「你為什麼精神這麼差？」他強撐着身體回答，「我怕法官你判我老婆回家，我感到很難過。」

半個月後，飽受抑鬱症摧殘的他，將自己的腳用鐵鏈銬在的涼亭的燈杆上，往身上澆滿汽油，點燃了自己。他死在2018年春末。

每每講起阿濤的死，麗珊都迅速將話題轉移。她可以描述在卡拉OK裏發生的一切景象，但始終不願意回憶有關阿濤的更多細節。阿濤自焚的那晚，作為阿濤法律意義上的配偶，她接到警方電話，前去認領屍體。

他的機車車廂裏，警方搜到了一封遺書。薄薄的兩張紙上，阿濤對家人朋友做了最後的交代，其中有兩句話，是留給麗珊的——

「珊：官司不要打了，別浪費律師費，回家。你還有家人，我是廢人不一樣。我的工作也是保全、清潔。這輩子是沒指望的。」

下一條是，「珊：對不起沒能實現你的願望，回家吧。」

十、回家

2021年6月2日，新竹晴朗溫和。六月以後，熱氣將漸漸包裹這座城市，醞釀新的夏日。人們會聚集在東海岸，或是乘坐火車抵達香山溼地觀海，螃蟹群出沒沙地，山林裏，螢火蟲的活動變得頻繁。新竹迎來了最舒適的時節。

麗珊收拾好行李，走出公寓樓的房子，坐上了一輛事先約好的前往竹北的出租車。她將乘坐飛機回到福建老家。她穿着白色防護服，罩着護目鏡，車窗外新竹的景色縮成一塊小小的方形。出於防疫政策，沒有朋友來機場送她。

她拿起手機，錄了一段汽車在高速路奔馳的視頻，「我那時心裏好痛苦好難受，一路上我一直在想，什麼時候可以再踏上這片土地？」

一年前，新冠病毒席捲台灣，台灣發布八大行業停業禁令。蔚藍卡拉OK暫時關閉，沒有告別，過去歡樂熱鬧的宴會突然散場。沒有工作以後，麗珊白天睡覺，晚上到新竹的街頭散步，戴着口罩，只敢走沒有人經過的地方。她偶爾收到老朋友感染死亡的消息和法院的傳票。

那時候，官司前後已經打了五年，先在新竹地方法院打了三年，後來又移到台北的高等法院。每一次的開庭情況闡述，都會提醒她阿濤死亡的事實。總有人好奇問她，這場官司是不是壓死他的最後一根稻草？

她們勸她，官司贏不了的話，乾脆黑在台灣吧，大不了做一名通緝犯，躲在什麼地方，多少掙點錢。「想好啊，想好啊。」她們在電話裏勸麗珊。

她好像勝利了，拖贏了時間。兒子即將從大學畢業，女兒讀完了研究所。她又好像是迎接了一場失敗。2020年夏天，小兒子給她打來電話，告知她，自己被診斷出中度抑鬱。她明白，自己非回不可。

2020年12月，台灣高等法院宣判最終結果。玉華和麗珊犯刑法第214條使公務員登載不實文書罪，分別量出有期徒刑6月，以1000元折算1日之易科罰金折算標準，被判定罰款約十八萬新台幣，遣送回陸，五年內不許可再申請依親居留及長期居留。加上聘請律師的費用，為了應付曠日持久的官司，她們兩人前後各自花費了三四十萬台幣。

得知遣返的時間後，在台灣的最後一年，麗珊一口氣給自己做了三個美容項目，紋了美瞳線，紋了眉，還做了一次豐脣手術。

進入大陸境內，手機再也登不上外網，不知道怎麼「翻牆」的她，和對岸結識的朋友們漸漸失去了聯繫。她開始適應另一個社會，學習使用支付寶、拼多多、抖音，這些在大陸早已被人熟識的應用軟件。

台灣生活九年存下的錢，除去生活費和孩子的學費，還剩下40萬左右。她用這些錢買下寧德邊郊一間90平的套房。三室一廳，最小的一間不到10平米，她留給自己。她最喜歡的地方是朝東的廚房，那裏很明亮，清晨，東風從紗窗鑽進來。

這是她這一生獨立買下的第一套房子，只是，它還沒有完全屬於她。按4.2%的利率，每個月還款3400人民幣，房貸還剩25年。由於十多年沒有繳納社保，她沒有退休金、醫療保險。她還需要一份工作，撐起房貸、裝修貸和自己的生活，陀螺必須繼續轉動。

對於一個近55歲、只有初中學歷的中年女性而言，找工作變得極其艱難。回到大陸兩年，她換了十餘份工作。

去市場擺攤賣海鮮，一天收入在150塊錢上下，一個月後，海鮮和秤被城管沒收，慌亂中，用了多年的手機被陌生人偷走。換到水果店做收銀員，每個月工資4500。不熟悉電腦收銀系統、眼睛老花，動作遲鈍，她很快被老闆辭退。物流站缺人手，她過去搬快遞，日結工資100塊，最後體力實在難以維持。她聽說新能源工廠在招女工，和同伴一同去應聘，結果路途太遠，電瓶車在半路沒電了，她拜託老闆來接她，無果，只好又把電動車推回幾公里外的家。

接着是——
小吃店打雜，每個月工資3600，月休2天，每天勞動時間超過10小時，體力不支；
酒樓打雜，每個月工資4500，上班十幾天後被年輕服務員頂替；
菜市場幫忙看攤子，每個月工資4500，兩個月後攤子因生意不佳關張；
自己製作小籠包、肉燕擺攤，一天收入50、60；
燒烤店串簽、洗碗，每個月工資3300，月休2天……

以上這些信息，是在一個深夜，她說我記，寫在本子上的。寫着寫着，我和她忍不住笑了起來，笑得越來越大聲，好久才停。我們都明白對方為什麼笑。

「你寫這些，是不是顯得我好笨？」她問。我搖搖頭說，不會。我的腦海中，出現了一個畫面。媽媽很像遊戲機裏的地鼠，每次她想冒出點頭，命運老要把她錘回洞穴裏。

那次丟失舊手機，她給拿走手機的人發消息，「這隻手機不值錢，但是裏面有很多我重要的照片和聯繫人，如果你願意還我，我不會計較，可以給你酬勞。」沒有人回覆她。這些年，腦震盪的後遺症逐漸加重，她出門買菜，有時空手回來，幾袋子菜被遺忘在菜攤。

有關台灣的記憶變得模糊，很多細節不再可考。有一段時間，她聽到大陸和台灣要打仗的傳聞，心裏很難過，問我，「為什麼要打仗？那裏很多人對我很好。如果打起來，死的那些都是自己的好朋友。」

在寧德，她要繼續和他人的目光對抗。前夫找她借錢，被拒絕後，在親戚的酒席上，他故意對着別人大聲羞辱她，「她賺來的錢有什麼可驕傲的，不就是去台灣做雞嗎？」不止這些，他還順帶辱罵了她的二姐、她的母親。麗珊衝到他的桌邊，把杯子朝他臉上揮去，和他扭打在一起。酒席最後以一種荒誕的方式結束了。

她很少再回老家A村。曾經，她怕被人發現自己「在台灣」，現在她害怕別人發出 「去了台灣還不是沒有發財」的譏諷。

除了騎電動車出門找工作，她最常待的地方，是客廳長長的沙發。她蜷在沙發的一角，不知道明天該怎麼度過。興致來的時候，她問我附近有沒有溫泉可以去，或是讓我帶她去咖啡館嚐嚐咖啡。

當麗珊的生活在我面前展露得越多，我越無處怨恨，只好把矛頭指向自己。我和弟弟要不要為媽媽的現狀負責？又要為此犧牲多少？我不可能守在她的身邊，她培養了一個不安分的、隨時想離開家庭的女兒。

愧疚感同樣深深折磨着她。由於自己不再是家庭的主要勞動力，她向我道歉，「媽媽最不願意做的就是把壓力轉移到你身上，總是想這一天能夠晚點來。」

回來的媽媽，像一道凝固在沙發上的道德難題。她在台灣生活時，這些問題從未成為我們的困擾。

2023年夏天，小沛回到大陸。在小沛的房子裏，她向麗珊描述她離開台灣後的場景。

過去鬧哄哄的蔚藍卡拉OK，現在變得冷清，沒有什麼人來往。以前，這陣子聽到某家店鋪倒閉，過陣子，又會再聽到新店開張，或是另一家店鋪重新裝修的消息。但現在，它面臨着一場真正的大退潮。

年輕一代不再選擇去卡拉OK，而是傾向更高檔的娛樂場所。因為面談條件嚴格，辦假結婚的大陸女性越來越少，很難再看見年輕的面龐。和她們同去卡拉OK的女人們如今都接近六十歲，背又彎又駝，還在堅持每天上班，遠遠看上去像一隻只老獸，匍匐在酒瓶堆裏。她們的身體被酒精持續傷害着，喝醉後被人用輪椅推着回家。收入日漸減少，「現在賺錢很難，都是靠熟客、老朋友，他們來就私下多發一點。」

她們不願意離開，用力地把自己的身體鑲嵌在那些棕色沙發上，「在那個環境裏，你想逃脫都逃脫不了。」小沛說，「有的人為兒子結婚買房，有的人為自己賺錢養老，家裏都要用錢。與其回大陸找不到事情做，還不如在台灣貓着。能賺到什麼時候，就到什麼時候。」

表姐小瑤在寧德買了兩套房子，一套留給兩個女兒，一套留給自己。她仍不願回來。麗珊問小瑤，你為什麼這麼拼？她回答，「你知道我還欠了多少債嗎？我還有好多房貸要還。」

如果回家，她們只能選擇低收入、低保障的體力勞動崗位，時時處在被年輕人替代的恐慌之下。2021年，「智聯招聘」發布的一份針對35歲以上的《中高齡求職者就業問題研究報告》顯示，80.1%的中高齡求職者認為找工作的最大困難是年齡限制。工作早已在35歲設下一道嚴峻的關卡，更何況，是早已過法定退休年齡50週歲的她們。

我想找到關於更多中老年女性貧困的信息，希望從中找到她們不願意回來的結構性因素。很可惜，我沒有找到任何可用的調查數據。在一篇報道裏，東南大學研究老齡化與照料勞動的博士後吳心越提出了她的觀點，我想它可以為她們的選擇做補充性解釋——「她們（指中老年女性護理員）已經在社會底層的職業軌道上消磨了自己大半生的歲月，既沒有技能、知識或資歷的持續累積，又處於年齡、性別、階層的多重劣勢位置，只能繼續被困於勞動力市場的底層，面臨有限的工作選擇。」

作為家庭長期的經濟來源，「老小姐」們不能輕易喊停。憑着積累的社會關係資源，在台灣，她們還有一線空間。「我也覺得很奇怪，台灣人會嫌棄人『胖』，但不會嫌棄人『老』，那些七八十歲的老朋友還願意給我們發小費。再怎麼樣，也比在大陸賺得多。」麗珊說。

秋天結束，小沛將回到台灣工作，繼續兩岸穿行的日子，「但過幾年我也要回來啦。我一定會回來的。在台灣養什麼老啊，那時候我們都幾歲了，還穿個裙子站在那邊給人看喔？」

麗珊有不同的想法。照鏡子時，她會試着提拉自己的眼袋和下頜，想象着如何通過微整形手術把這張老去的臉修整一番。一是割去下垂的眼袋，二是打一劑瘦臉針，把寬大的下頜收回去，老年斑是很難去掉了，但可以用粉底遮蓋。

她一直在打聽，遣送回來的姐妹有沒有再回去的。她祈盼着，等五年的時限一到，她可以再通過婚姻的渠道進入台灣，飛回她的夢想之地。

*本文受訪對象皆為化名。

*如無特殊標註，文中貨幣單位為新台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