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继绳《墓碑》获奖遭山东大学15名教授全力抵制

今天看到某公号转发了一篇2016年初，山东大学15位教授联名给哈佛大学尼曼学会(Nieman Fellows)写的公开信。公开信表达了对该学会将2016年度“莱昂斯新闻良知与正义奖”（Louis M. Lyons Award for Conscience and Integrity in Journalism）授予杨继绳先生的“震惊和愤慨”。这15位平均年纪70岁的教授们，是这样措辞的：

“事实上，《墓碑》一片谎话，恶毒至极;杨继绳毫无责任与正义可言。给杨继绳发此奖十分荒唐。”

尼曼学会在授奖词中称杨继绳“是一个榜样”，“雄心勃勃且无畏”的报道20世纪“最为惨重的人祸，值得那些希望记录人类黑暗而艰难的斗争的人学习。”原本邀请他于2016年3月初亲自前往美国领奖。但 2月17日，杨继绳的退休前任职的新华社“劝阻”他出国领奖，并要求他不接受境外媒体的访问。随后，《环球时报》就此事发表署名单仁平的评论，题目是《对西方奖项多一些心眼，不过分》。2月24日杨继绳先生发表：《读<环球时报>文章有感 》作为回应。

出版于2008年的《墓碑》一书是对中国60年代大饥荒的纪实，该书已获得许多奖项。2013年，《墓碑》获得曼哈顿研究所的海耶克图书奖（The Hayek Prize）；2015年，获得瑞典史迪格.拉森奖（Stieg Larsson）。书中说，在这场大饥荒中至少有3600万中国人饿死，而造成大饥荒的原因，不是自然灾害，也不是苏联逼债，而是人祸。是中国政府1957年以来的大跃进、大炼钢铁、人民公社、食堂化等等一系列违反自然规律、违反人民意志的错误方针政策，造成了这场大劫难，而当时在全国实行的专制统治阻断了民间自救之路，加剧了死亡。

在这封措辞“杨继绳获奖挽救不了“饿死三千万”谣言必定破产的命运”，“掷地有声”的公开信中，老教授们以“学者孙经先”驳杨继绳的系列文章作为依据。孙经先是徐州师范大学数学学院特聘教授。信中还提到：

“孙经先教授和杨继绳还通过报纸、刊物、网络和国际学术会议的形式就上述问题展开过辩论。在辩论中，孙经先教授以确凿的论据、严密的逻辑，驳得杨继绳体无完肤。杨继绳理屈词穷，无言以对，最后发表声明退出了辩论。”

2011年，孙经先在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管、马列所主办的学术理论刊物《马克思主义研究》上发表文章《关于我国20世纪60年代人口变动问题的研究》，得出结论称，“那种认为我国1958年-1961年期间出现了全国规模的非正常死亡的说法，是没有科学根据的”。所谓“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是“重大谣言”。这篇长14页的论文通过引用国家统计局数据和作者的数学演算，指出，造成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出现户籍人口大幅度非正常减少的根本原因，并非如“一些人”认为的是由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引起，而是在1960-1964年期间，从城市到农村的人口大迁移漏报了户籍造成的。此后，他又陆续写了数篇相同主题的文章，广为传播，受到中国左派人士的热烈赞扬，并主张参评全国性的社会科学奖。

《墓碑》出版后受到的反面声并不少，但在此之前，杨继绳都表示：“几乎没有真正下功夫研究的，大都是谩骂”。孙经先发文后，杨继绳认为“孙经先先生提出了一篇有一定理性色彩的批评文章”，是“经过认真研究的批评”，因此“有责任回答”。

经过近半年的研究和走访，杨继绳写成《脱离实际必然走向谬误——就大饥荒年代的人口问题与孙经先商榷》。在文章中，杨继绳指出，孙经先依据的原始数据并不可靠，因此从方法论上站不住脚。孙经先的依据是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人口数据。据杨继绳在文中介绍，这一官方数据是中国公安部三局户籍处（四处）提供的。四处当事人至今（2012年）健在的还有两个人。一位是张庆五，当年户籍处处长，离休前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另一位是王维志，上世纪50年代在苏联专攻人口统计学，60年代在四处从事人口统计工作，离休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所研究员。

杨继绳曾就大饥荒死亡人数问题采访过他们。张庆五回答说：“我们户籍处没有统计，没有形成正规的数字，也没有上报。我个人估计2000多万吧。”王维志的计算结果为：1959年-1961年三年里，非正常死亡大约3500万人。2012年5月11日上午，杨继绳再次采访张庆五。为什么人口数据中总人口增长数和人口自然增长数不一致？张庆五回答：“笼统地说，差额是由统计误差造成的。细说起来，原因很复杂，是多种因素造成的。不同的年代产生误差的情况和原因也不一样。大饥荒那几年的误差主要是死亡漏报造成的。1960年到1961年这个差额最大，主要原因是非正常死亡。”2013年12月，杨继绳在其当时主持的《炎黄春秋》发表《驳“饿死三千万是谣言”》。

2014年7月，两人在武汉的某次会议遇见，会议结束后，杨继绳发表了《关于武汉会议的声明》。声明中称孙经先“完全丧失了学者必须尊重事实的品格，以后孙经先再挑战我，我不再理采。”孙经先对此也予以了公开回应。

双方的公开对峙一直持续到2014年。孙经先给杨继绳写了一封公开信。称“为了学术公平”，自己希望能将两篇文章发表在《炎黄春秋》，并希望杨继绳不要“粗暴的拒绝”这个要求。

在反对尼曼学会颁奖的公开信中，执笔的教授们称：“我们的年龄在68——87岁之间，亲身经历了我国三年困难时期那个年代，对那个年代所发生的事情至今仍历历在目。我们认为，《墓碑》一书对三年困难时期的情况作了罔顾事实、混淆黑白、完全歪曲历史的错误叙述。《墓碑》是一部名副其实的历史虚无主义的代表作。”

杨继绳当年还是没能亲赴哈佛领奖，由《墓碑》译者代为宣读的领奖词里，他这样写：“信，是新闻和历史的生命。中国史家历来重视史德：忠于史实，善恶必书，书必直言。以直书为己任，以曲笔为耻辱的史家，几乎代有其人。为保持史家的节操，许多人不惜以生命为代价。在中国史家的精神影响下，我记录了我所经历的重大事件：大饥荒，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我们不仅要记住美好，也要记住罪恶，不仅要记住光明，也要记住黑暗。让我和大家一起，为记者职业祈愿：愿良知和正义的阳光照亮千万个记者、作家的书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