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洋]防疫的代价与中国的选择
基本上，我国的各方面数据出来，会给各国的“抵抗疫情”决策提供依据：五万亿量级的以上的经济损失vs几万或者几十万人死亡
防疫的收益：目前还没有全国的估算。但是按张文宏主任的数据，之前预测上海不控制是80万人感染，控制的最好预期是8万人感染，但实际只有几百例。这是防疫的收益。按照死亡率最好情景0.2%来算，上海和不控制比，最少最少避免了上千人的过早死亡——或者，借用最近很流行的话来说，就是避免了一个家庭的悲剧重复几千次。如果用1%这个较为乐观的数字看，那么在上海一地至少避免了一万人以上的过早死亡。
防疫的代价：二月本来应该是春节假期结束后第一个月，不受春节影响的。但是PMI只有26.5，较1月腰斩。这就是防疫的代价——要指出的是，这绝不是代价的全部。就算三月全部返工返岗（现在看完全做不到），二月这种重创意味着各种政策的环境都面临一个剧烈的恶化。比如环保、去杠杆、挤泡沫等该做的政策。而经济重创的公共健康后果，还有待评估。
作为各国决策者，要思考的是——五万亿量级以上的经济损失vs悲剧重复几万或者几十万次，选择哪个？能选择哪个？当疫情已经爆发（不是出现）后，抵抗疫情到底首先是公共卫生问题，还是经济和财政问题，在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认知。
这样看，我们就能理解决策者在H1N1上当事国的决策逻辑。也能理解美国CDC不进行测试和公布、伊朗不停工和封城。
但这样看，你也能看到，我国在政策选择时，选择了公共卫生危机应对作为应急管理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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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不用argue：如果早处理，不至于是现在这个局面。
首先这里谈的是疫情爆发后的政策选择，体现出不同国家的价值取向。
其次，现在看，各国都存在这样的可能：因为各自的制度弱点被攻破或政策环境约束，而疫情爆发。因此，观察疫情爆发后的政策取向是蛮重要的独立问题
第三，早控是小数据下的不确定性决策问题，价值观（目标函数）差异的影响较小：不管价值观（目标函数）是什么，决策选择不会差太多、损失预期的幅度也一样都会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