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别离

• 一、译名里的“别离”

电影原名为波斯语，英译为”A Separation”,华语则多翻译成“一次别离”。

就我个人而言，日语翻译里的“别离”反而更贴合这部影片所表达的“多层概念。”

导演阿斯哈·法哈蒂（Asghar Farhadi）在接受采访时也说:“Separation”涵盖了诸多的层面，如何去理解，这个问题需要留给观众自己。”

A Separation of….”这个语法结构提供了一种开放性的解读方式，但中文翻译的“一次别离”却隐约有种一锤定音的意味，弱化了电影本身的多重寓意。

更重要的是，看完整部电影，你会发觉所谓的“别离”并没有太多的向过去告别的意思，也并非是一个位于时间轴上的重要节点，而是将各种“别离”全都交织在一个故事中，且无论在哪一层面上，都显示出了一道鲜明的分野与裂痕。

导演阿斯哈•法哈蒂正是通过描述两个不同阶层家庭的碰撞来揭露出这道隐藏在事件背后的裂痕。同时电影本身也是一次对伊朗社会的白描。

通过一对夫妻的离婚案间接反映了现代与传统、道德与法律、诚实与谎言、婚姻与爱情、父母与子女、移民与留守等众多问题的别离。

影片也有着伊朗电影一贯的优秀特点，纪录片式的摄影手法，用长镜头和非职业演员的表演最大化的还原生活的真实面貌。

因为森严的宗教信仰，伊朗电影和周边几个国家大相径庭，比如土耳其电影的完全的欧化，俄罗斯电影的通俗和故事性，伊朗电影则受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影响巨大，风格写实，镜头语言朴素，追求纯净的影像风格和简单明快的叙事。

电影主题往往是对本土现实、本土文化和体验的一种殷切关怀。很多人提到伊朗电影可能都会想到“小鞋子” (1997)类似风格的人生哲理儿童片，这多与1979年后伊朗电影的改革有所关联。

1979年后的伊朗电影主要有三种形式：流行的毫无艺术价值的“垃圾电影”，官方推崇的为宗教及政治服务的宣传片， 国际上受到认可的蕴涵人生哲理的儿童片。

马基德•马基迪 (Majid Majidi)的《小鞋子》在全世界享有赞誉，用一种极简主义的叙事风格，靠孩子天真的童年打动了全世界，但温情感人的背后，贫穷暴露了这片土地上的真实。

而《一次别离》的导演阿斯哈•法哈蒂出生于1972年，作为伊朗的第三代电影人，无论是从现实隐喻还是诗意哲思，从剧情编排还是镜头语言，从传统的美学观念还是作者化的个人见解，《一次别离》都非常完美。

插一嘴，那一年(84届)和《一次别离》竞争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正是张艺谋导演的《金陵十三杈》，这部耗资六亿的大制作可以说是当时华语电影里的精品。

而有趣的是《一次别离》的制作成本仅仅为30万美元。

• 二、精英与精英的别离

电影原声:

首先我们需要认识到一点，近现代化并不等同与西方化，可是近现代化一定要西方化。国家在本土文化的基础上进行西方近现代改革，便是伊朗社会的现状。更准确的说是以中产阶级为代表的人群为主的现代化主导了国家的运行。

纳德(Nader) 和西敏 (Simin) 所组成的中产阶级家庭，显然是伊朗社会中精英的象征。

他们有房有车，受过良好的教育，有体面的工作，负担得起护工和家庭教师的开销。但导演阿斯哈通过开篇那接近4分钟的长镜头，透露出这个中产家庭正遭遇到的解体危机。

一反惯例的是，哪怕是在离婚的审判现场上，西敏依旧承认纳德是一个得体而正派的人。他们唯一的分歧在于，西敏拿到了出国的签证，因为她不愿女儿在这种环境中成长。

至于是何种环境，导演阿斯哈狡猾地略过不表，点到为止。

其实伊朗也是现代化改革成功的国家。只是伊斯兰教的思想和政府对文艺产业的监控很严格。一切的前提是在政府的条条框框之下，自由是有的，只是没有绝对的民主和自由。

而与此同时，面对妻子想要移民出国的意愿，丈夫纳德却拒绝离开。他的理由是，不愿离开患有老年痴呆的父亲。

这里老年痴呆的父亲是个明显的隐喻，可以试图理解为一个老迈而病入膏肓的国家。他象征着伊朗社会的过去，那些政府的条条框框在一些思想西化的中产阶级眼里早已病入膏肓。

西敏质问纳德，你父亲还认得出你这个儿子么？纳德回答，这又有什么区别呢，我认得出他是我的父亲啊。

国家失序的症状之一，便是中产阶级的逃离。

离开还是留守，纳德和西敏无疑代表了这一群体中两种截然相反的的观点。

颇具意味的是，纳德在法院的长凳上对着女儿 特梅(Termeh) 举手起誓时，却不想把身边和他拷在一起的士兵的也牵了起来。

选择离开的大可自由地离开，决心留下的却处处被僵硬而麻木的体系所掣肘，还有比这更绝妙的讽刺么？

• 三、民众与精英的别离

电影原声:

比起精英内部的裂痕，民众与精英之间已然是一道鸿沟。而这也正是整部电影着墨最多的部分。

护工瑞茨 (Razieh)和她的丈夫(霍贾特) Hodjat无疑是底层民众的象征。

他们在身处精英阶层的纳德和西敏面前，几乎毫无话语权。 Razieh在和纳德的薪资谈判中使出了浑身解数，但所有的努力都在后者的一句“下午之前给我个答复吧，这样我也好找别人”前烟消云散。

而她的丈夫，背了一屁股债的Hodjat也只能祭出“如果我干得不错，能不能加点？不满意你可以不付钱。”这种以退为进的策略。

对此，隔着玻璃窗的纳德根本不置可否，他只顾提出自己的要求：你明天来吧，带上身份证。

在精英阶层的眼中，Razieh和Hodjat他们，无疑属于一个和自己全然不同的群体。

如果细心留意的话，影片里纳德和西敏的对话中，几乎一次也没有出现过Razieh和Hodjat的姓名。

对他们来说，民众只是一张张模糊的面孔。

电影原声:

其中一场戏是这样的：纳德下班回家，目不直视地称呼Razieh为“女士”，边敷衍着她的问候，边直奔女儿的家庭教师而去，主动打招呼并称对方为“Ghahraii太太”。

两相对照，区别立现。

电影原声:

另一个更明显的桥段是：纳德的女儿Termeh在法院的走廊里背诵课文：“在萨珊王朝时期，人们被划分为两个阶层：上层特权阶层和普通阶层(the normal class)。”

她的外婆立马纠正说，是"普通民众(the normal folks)”。而此时占据镜头的，正是Razieh和Hodjat的女儿，她在一旁鹦鹉学舌地附和着Termeh的背诵。

导演的用意再明显不过：分离的阶层观念，不仅是后天的自然演变，更是一种人为的假定和预设。

而在双方的直接交锋中，这种差距更是体现得尤为突出。

在法院里，面对纳德和Ghahraii太太条理清晰的反驳，Hodjat只能愤懑地对法官说，“我没什么可失去的了。”然后他指着纳德，“我的问题在于，我没法像他一样能说会道。”

他情绪失控，被判蔑视法庭。这种来自公权力的蔑视使他除了以头撞门之外再无他法。而他的保释担保人，还必须要有公务员或企业主的身份才行。

其后，Hodjat放弃了在法庭上的言辞争辩，转而试图用自己的方式来获取真相。他闯进学校逼迫Ghahraii太太对着《可兰经》起誓，而誓言完成的那一刻便意味着他最后的出路也被堵死。

与此同时另一边的纳德则完全不同，他只通过一个简单的实验就证明了，他不可能如Razieh所说的那样，把她从门口推落至台阶，因为这根本不可行。

此时，在民众与精英分离的背后，还隐含了另一种层面上的离别。

宗教信仰和世俗规则之间的离别。而无论从哪种层面上来看，高下立判，胜负已分。

事实如此，在精英阶层面前，普通民众彻底居于被动。平时，他们处于一种失语的状态。而当他们试图抗争时，又完全力不从心。

但吊诡之处在于，在纳德的父亲，“伊朗国家的象征”患病之后，西敏选择离开。”中产阶级的逃离“。

有工作有女儿的纳德无暇顾及，只好选择雇人帮忙。而这恰恰正是沉默而弱势的Razieh担负起了最脏最累那些活。

活生生的社会写照在这场阶级的斗争里被无比精准的刻画而出。

• 四、道德与现实的别离

电影原声:

在事故发生之后，尽管纳德、西敏与Razieh、Hodjat处于相互对立的立场，但他们都在各自道德的约束下被卷入了这场纷争。

只不过，一方信守的是传统的宗教道德，另一方遵循的则是世俗世界的法律规则和个人道德。但这还只是一个开端。

Razieh的看护工作受制于宗教道德，在为老人洗澡之前，还需要打电话向宗教权威请教是否可行。

在这个一路狂飙的现代世界里，古老的宗教观依然顽强地延续着它的生命力，传统和现代的裂痕也因此日渐彰显。

而因为顾忌丈夫Hodjat的感受而不敢坦白车祸实情的Razieh，一边要将这出戏继续演下去，一边又暗暗地受到道德的谴责。

电影原声:

想到自己说出的可能是难以确证的谎言，而瑟缩崩溃地说：不，我还有疑虑……

这种挣扎一直持续到纳德和西敏愿意出钱赔偿，才触及到她的底线。讽刺的是，她道出实情的理由并不是担心会给自己的女儿带来负面的影响，而是害怕会招来可怕的诅咒。

她的丈夫Hodjat同样是一个虔诚的信徒，也一个因无力养家而自责的男人。当Razieh袒露车祸实情后，他想收下赔偿金并承担独自说谎的罪过。

此时，在与宗教道德的冲突中，身为父亲和丈夫的责任感最终占据了上风，赢得了一场近乎自残的胜利。

纳德为女儿温习单词，告诉她写正确的答案，即便因此被扣分也无妨，则是一处用来勾勒人物性格的铺垫戏。

在顺便嘲笑僵硬的学校教育之余，更是在表明纳德是一个在维持“原则”的同时也试图挣脱“权威”束缚。他不介意为坚持原则付出小小的代价。

但面对法官的追责时，他却违心地说了假话。

当恪守道德便意味着遭受法律的制裁，当坚持的代价过于高昂时，向现实妥协成了一种无奈的选择。

其后法官要求询问他的女儿Termeh，纳德既没有鼓励她说出真相，也不曾怂恿她为他圆谎。他没有勇气向上攀升，同时也拒绝继续坠落。

他的不选择，却等同于将选择的重担转移到了Termeh的肩上。而这一转移，不想却成为了另一种别离的肇因。

讽刺的是，往往越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越容易说谎，反而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社会底层更加真实。但法庭显然更倾向相信受过教育的阶级。

道德和法律，诚实与谎言犹如风中飞絮般摇摆。影片在这方面的剧情编排让人惊艳，一场官司被编剧处理成了犹如推理嫌疑片，扑朔迷离的线索逐渐推进剧情，各执一词的据理力争，简直上演了一场《罗生门》。

人性的自私，信仰的挣扎，亲情的博弈，现实的贫苦，无论真相如何，双方都有各自的难处。

平民百姓的善良和诚实却是出于对信仰的恐惧，事实上绝对的信仰往往等同于绝对的恐惧。

• 五、童年时代与成人世界的别离

电影原声:

Termeh和Razieh的女儿一起玩桌上足球的那一场戏，是全片中为数不多的几处亮色之一。

那个时候，她们还生活在一个用童话与课本堆砌出的世界里。

那是一个黑白分明的世界。当她们的父母不约而同地选择用谎言来应对时，灰色出现了。

她们被迫承担起了不该由她们承担的重负，保守着一个昏暗浑浊的秘密，她们成了各自父母沉默的同谋。

而后，Termeh迫不得已在法官面前不动声色地帮着父亲圆谎，转眼又在汽车后座上泪流满面。

这象征着她的童年时代从此崩塌，而在它的废墟之上隐约出现了一个不可捉摸的成人世界。临近结尾时，这两个孩子那阴沉对视的一幕，堪称全片最惊心动魄的画面。

在这沉寂的四目相接中，两个小女孩一同在向她们的童年时代无言地告别。而与此同时一个残酷的成年仪式完成了。

在这里阶级的存在更多的是通过继承，现代化社会与古代封建里出奇的一致。国王即使早已死去，可人性里的思想和社会里的规则都试图把每一个人洗成“工具”。

• 六、纳德与西敏的别离

电影原声:

纳德与西敏的别离是整个故事的源头，同时也构成了诸多“分离”中最浅显可见的一个层面。

事实上，分居起初只是种姿态，是一件纳德和西敏用来博弈的武器。纳德以为女儿和自己更亲，她不走，西敏也不会走。

西敏知道女儿为了留住她会呆在父亲的身边，所以除非纳德弃子认输，她也走不了。

两人之间，便维持着这样一种微妙的平衡。但西敏和纳德在是否该支付赔偿金的问题上相持不下，以至于所有本已被按捺下的矛盾瞬间井喷，情势的发展渐渐超出了两人的控制范围。

当西敏朝堵在门口的女儿大喊：“鬼才答应过！”时，一切都变得无可挽回了。

影片最后，导演又安排了一个纳德和西敏在法院长廊里等候判决的长镜头，女儿Termeh的选择在这一刻早已无足轻重，所有的“别离”都在这里等待观众给出自己的答案。

每个人都心存秘密，都有自己的不得已，或者因为宗教信仰，或者只是因为个人道德。影片临近结束时，纳德与西敏错落地坐在一扇门的两侧，神情漠然的等待审判。

而与此同时镜头切回他们的女儿身上，虽然做出了决定但几番哽咽，含泪而无法说出口。

结合前文，如果父亲一辈象征着这个国家的历史，而孩子这一辈就象征这个国家的未来，女儿Termeh最后会选择跟母亲一起出国彻底被西化，还是像父亲一样留着自己的国家对未来充满期待？

孩子的未来正如这个国家的明天，究竟该何去何从，需要时间说话。

结语

在影像快餐化时代，我们的眼球多数已经习惯了漏洞百出的虚假故事，它们用玄虚来取代实质，用人工来取代真实，用视觉刺激取代心灵对话。

资本的过度介入让影像变得越来越奢华做作，越来越猥琐暴力，电影沦为毫无感染力的资本逐利的工具。

当奥斯卡把最佳外语片奖授予《一次别离》时，我们似乎看到即使在这个时代好故事仍然是能“脱颖而出”的，就像麦基的“故事炼金术”仍然是能引起广泛共鸣的，但是这些都不能改变资本和电影的基本游戏，这台疯狂的机器仍然需要用大量劣质故事来喂食，并塑造着我们的文化。

“文化离开诚实而强有力的故事便无从发展。”麦基写道，“不断地耳濡目染浮华、空洞和虚假的故事的社会必定会走向堕落。我们需要真诚的讽刺和悲剧、正剧和喜剧，用明丽素洁的光来照亮人性和社会的阴暗角落。”

在这个意义上，《一次离别》正是以“明丽素洁的光”深深地打动了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中的观众。导演阿斯哈用“诚实而强有力的故事”，让一场虚构的冲突具有了直抵人心的光芒，照亮了日常现实。

有阳光就会有背光的一面，这很正常，真相往往就在极端和普遍的拼凑之后。

《一次别离》，很轻的电影和很重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