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物造就国家——据詹姆斯·斯科特的《反谷》而作
谨以此文纪念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103周年！
国家的起源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倍受关注的问题。很多学者想通过对这一问题的探讨为一定的政治主张提供依据、作出辩护。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对国家起源问题的论述便在于，说明国家产生的条件、国家的作用并指出国家消亡的条件，从而证明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性和资产阶级国家灭亡的历史必然性。
在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时代，考古学才刚刚起步，因此虽然他们注意到了劳动资料的遗骸对于判断已经消亡的社会经济形态的重要的意义，但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部经典著作中，史前史几乎完全是靠人种学和历史学的研究材料来编写的。随着人们对考古材料的认识不断深入，这部名著的局限性就逐渐显现出来。关于国家起源的问题，如今越来越需要参考考古学材料进行处理了。
在本文中，笔者将根据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在《反谷》一书中提出的“谷物造就国家”的理论并结合最新的定量分析，对经典作家的国家起源学说进行一些有益的补充。
经典作家关于国家起源的理论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这一过程尤其表现为生产工具的改进，个体劳动扩大，剩余产品出现并增长，人们开始要求私有制。私有制出现后，贫富差距在氏族和部落内部产生并扩大，而原始的民主机关也从原来接受氏族人民监督的社会公仆逐渐变成了受贵族操纵和控制的独裁机关。随着自由民和奴隶，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的对立日益尖锐化，就产生出站在斗争各阶级之上，将阶级冲突压制在秩序的范围内的第三种力量——国家。马克思主义的人类学家柴尔德（Childe）也接受了经典作家的理论，他认为农业的产生和发展造成了产品的剩余，这使得人们能够生产和消费其他产品，从而导致了非农业生产和商业贸易的专业化。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分工导致了阶级和国家的出现。
然而，这一模式在今天看来存在着两个明显的不足。首当其冲便是关于一个持续不断的、几乎是自然而然发生的技术进步过程的假设。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恩格斯不断强调生产力的发展导致了社会形态的变迁，但是却没有指出技术改进、生产力发展的原因为何。他似乎在暗示技术进步是跨越历史的进程，而技术进步会自发导致剩余产品的积累。这种在现代人看起来天经地义的假设却被证明是错误的。
通过考古学材料我们认识到，距今1.5万年开始广谱革命[i]的原因是大型猎物逐渐消失，使人类不得不寻找新的食物来源。人类定居生活的开始则是因为新仙女木期[ii]及其后的寒冷阶段，使人们不得不集中在谋生资源相对丰富的低海拔地区，人类进行食物生产大致也是由于类似的因素。这些重要的进步都不是自然而然发生的，而是生存压力逼迫下的产物。
在原始社会中不存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积累财富的压力或迫切性，先民并没有动机生产超出当地谋生和舒适的一般标准的物品。一旦需求得到满足，他们就不会再加重自己的劳动负担。萨林斯（Sahlins）指出，狩猎者和采集者也可以轻易地获得超出其眼前需要的食物，但故意通过休闲来避免这样做。对于这个观点，居住于纳米比亚和博茨瓦纳之间的边境地带朱洪西人(Ju/'hoansi) 的生活就是一个明证：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他们平均每周只需花费17个小时就能找到充足的食物供应，另外还有19个小时花在了家庭活动和杂务上。这些采猎者的平均卡路里摄入量为每天2300大卡，接近现代人的建议摄入量。相比之下提出这一营养标准的美国人一周中需要工作40个小时并进行36个小时的家务劳动。朱洪西人不会积累盈余；他们需要多少食物就采猎多少，适可而止。以上的事实说明，技术进步并非自然而然的过程，而技术进步也不必然导致积累。
那么，经典作家关于技术自发进步以及积累财富偏好的信念来自于何处呢？笔者较为赞同埃伦·伍德（Ellen Wood）的观点，即马克思、恩格斯在一定程度上遵循了古典经济学家（尤其是亚当·斯密）的社会进步观，在这个模式中，为了解释资本主义追求利润最大化的驱动力，它假设世界上存在一种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普世理性；为了解释以技术手段来推动劳动生产率改进的驱动力，它假设存在一种持续不断的、几乎是自然而然发生的技术进步过程。经典作家接受了这种假设并把这种“进步”的观点推广到史前史中去。我们已经说明了这种观点在历史理论上的错误性，然而它的危害还不止于此，既然存在着一个自然而然的技术进步过程，那么政治上的进步会不会是自然而然发生呢？“答案是肯定的！”伯恩斯坦这个修正主义头目回答道，“只要民主制度不断进步，就可以在现代社会不发生大痉挛的情况下，和平进入社会主义。”一言以蔽之，这种进步主义的观点是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及其后改良主义思潮的一个源头。
第二个不足便是忽略了对国家机器产生的充分条件的考察。经典作家认为，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当社会分离为经济利益相互冲突、彼此斗争的阶级时，为了使这些对立面，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都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斗争各阶级之上的机关，将冲突控制在秩序的范围内。强调阶级分化是国家产生的前提，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阶级分化并不能保证国家的出现。新几内亚与埃及（大约在公元前5000-4500年）同时采用农业，种植香蕉，芋头和山药，但与埃及不同，食物产量的增加并未导致国家机器的发展。17世纪时，起源于美洲的甘薯传到新几内亚，并迅速取代了较旧的农作物，成为了主要农作物。新作物导致人口和名贵产品的产量大幅增加。在那里出现了产品占有和消费上的不平等，头人（又称“核心人”center-man）常常从其拥趸处取得各种物品，以便为别的群体提供宴飨，但是却没有任何权力的巩固。靠捕杀海洋生物为生的丘马什（Chumash）文化亦是如此，有些丘马什聚落，世袭酋长可以统治1000多人。萨满和一些专门负责搭建独木舟的行家组成了一个小小的精英集团，但这已是狩猎采集社会复杂性的极限了。不仅如此，包括游牧民族在内的很多存在阶级分化，甚至存在奴隶、战俘等强迫劳动人口的社会，都不存在制度化的权力和官僚系统。在这些社会中政治组织的发展程度从未超过人类学家所说的“酋邦”[iii]水平。因此，阶级分化并不是国家产生的唯一因素。
谷物造就国家
谷物与国家间似乎存在着一种天然的联系。中国歌曲《我的祖国》唱道：“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苏联军歌《斯拉夫送行曲》也有：“田野麦浪滚滚，祖国大步向前进”；美国歌曲《美哉美国》中同样有：“粮穗如浪金黄”。而世界上所有的最早期国家以及随后的早期国家无一例外都是以谷物立国的政权。“历史纪录中没有以木薯、西谷米、山药、芋头、大蕉、面包果或地瓜立国的国家。”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谷物与国家之间的紧密联系呢？
国家作为一个拥有诸多强制力量的暴力机关和一个拥有大量专业人士的官僚体系，需要耗费大量的物质资料（尤其是食物）去维持这些脱离生产的人口，因此财政资源对于国家建构是必不可少的。对于早期国家来说，谷物就是财政的基础。
谷物由于具有这样的特性而在国家起源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谷物长在地上并且大致在同一时间成熟。便于征税，可一次收割整片粮作，然后经过脱粒加工便可运走；便于焦土政策，可一次性烧毁即将收获的粮食；可一眼看尽又易于估算产量，容易对税额进行微调。谷物由小小颗粒组成，几乎都是可以无限分割到极其微小的量，同时它的重量和体积也可以满足精算的目的。谷物很适合散装运输。运输谷物比运输其他食物要更加节约成本。在有水运的地方，大量谷物更可以运输到相当远的距离，从而大大扩展了农业的核心地带。
与之相对的是，块茎类作物虽在一年内成熟，但可以安全地再留在地底一年或两年，价值较谷物低，且易腐败变质。豆类则是无限生长型植物[iv]，成熟的个别豆荚可以单独采摘。农民会将已经成熟的豆荚先行采摘、食用或藏匿，以对抗纳税。依靠狩猎、采集或捕捞海产谋生的人口不仅分散并且经常迁徙，再加之他们的产品又是多种多样、容易腐败，所以几乎不可能掌握他们的行踪，更不用说向他们征税了。
因此，罗马帝国的野心尽管再大，它的疆域也扩张不到谷物产区之外。中国早期国家的势力仅局限于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盆地中的可耕地。在这种水稻定点栽培的生态和政治中心地带之外便居住着难以对其征税的而且居无定所的牧民、狩猎采集者以及游耕者。而中南半岛的人民为了逃避河谷国家的统治则选择在山区生活，种植块根和块茎并采用采集和游耕来捍卫自由。
梅沙尔（J. Mayshar）等人通过定量分析得出类似的结论，国家能否产生与农业产品的多寡无关，与农产品的可侵占性（Appropriability）密切相关，谷物是最主要的高可侵占性农产品。通过对比图1、图2，我们不难看出政治组织的发展程度与是否种植谷物具有密切的相关性。在主要作物为谷物的地区，政治组织多为国家（state）或大国（large state），而在以其他植物为主要作物和不种植农作物的地区，政治组织的发展程度大多不超过大酋邦（large chiefdom）。
上述事实无可辩驳地说明，前工业化时代国家往往出现在种植谷物、方便征税的地区，谷物产区之外的人们往往能够通过各种手段抗拒纳税，逃避国家的统治，同时由于他们的产品具有易腐等性质而无法成为征税的基础。因此，在那些地区没有产生原始国家，已有的国家基于财政收支上的考量也不会将其纳入实际统治范围。 国家机器的产生与谷物农业的产生是一个辩证促进的过程。种植谷物最初只是多种谋生手段中的一种，除此以外，依然存在着采集、狩猎等谋生方式。在酋邦中，产品的分配和消费已经出现不平等，但此时这种不平等依然能够靠血缘关系加以维持，然而随着血缘关系疏远、社会规模扩大和战俘奴隶的出现，以亲属关系为基础的社会组织越来越不能为这种不平等提供辩护。于是，就产生建构新制度以维护不平等的必要，而谷物则为新的政治组织提供了物质保障。
随着新的政治组织的发展，它对谷物的需求越来越多，开始强制逼迫（它有能力这样做）农民生产超出他们自身需求的产品（特别是谷物），禁止他们从事其他营生，如狩猎、采集、园艺等，强迫他们迁徙到容易管理和控制的地带，并通过各种手段将农业生产规范化以便征收剩余产品。这一系列举措不仅发展了谷物农业，国家机器也得到增强。更重要的是，由于其他谋生方式被禁止，人民日益依赖谷物农业，谷物的高可侵占特性使农民越来越依赖于垄断性暴力[v]——国家的保护，只有在这种力量的保护之下谷物产品才能免于其他力量（游牧民族、小偷强盗等）的侵占。在这样的条件下，原始社会中的武装的人民变成了国家机器控制与保护之下的顺民。正如人类驯养动物那样，国家机器也驯养了人民。
值得一提的是，在原始社会农牧渔猎和采集等谋生方式间并没有严格的界限，如果条件适宜一个社区可以在运用洪退耕作农法[vi]种植植物的同时兼营渔猎和采集。倘若这种多元的谋生组合能够持续下去，那么国家就绝不会被建构起来。因为当税吏征税之时掌握多种谋生手段的人们能够放弃种植谷物，采取渔猎和采集。那么是什么原因使人们放弃多元的谋生组合，以至于受到国家的统治呢？气候变化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气候的干燥和水源的短缺使人口不得不集中于较大河流附近，同时削弱或消灭了狩猎、采集等谋生方式，而不同社区对水源和耕地的争夺也因此变得激烈。最终由气候变化导致的地理环境限制和谋生资源限制聚拢了人口，集中了谷物，强化了有利于国家形成的条件。在国家建立之后，人口便被人为地限制在国家的控制范围之内，为防止人口外逃建立了高大的城墙，长城就是这一系列高墙中最庞大的。
正如上文所说，生活在原始社会的先民不像生活于资本主义社会的人们，无时无刻承受着市场竞争的压力。由于没有市场竞争的压力，他们不会去积累剩余产品，用很少的时间来工作，享有充分的闲暇。随着国家的出现和强化，人们被逐出了“伊甸园”，税吏在有组织的暴力的支持下，强制没收谷物，人们只有不断延长劳动时间才能勉强谋生。剩余产品就这样被剥削制度创造出来。这种新的生存压力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技术的改进。但是，只要剥削压迫依然存在，技术改进就无法为人类创造出闲暇时光。直到今天，社会积累下巨大财富的同时，努力工作却成为一种公理，工作正在不断侵蚀人们仅有的休息时间。难怪马克思的女婿拉法格（Lafargue）在《懒惰权》一文中提出，劳动的解放在于争取懒惰的权利！
国家建立之后，出现了一个脱离生产的新的宗教的、官僚的和军事的精英阶层，他们与平民之间的阶级分化，随着剩余产品的征用而不断加深。早期国家常常由于各种原因而不断流失人口，也就需要源源不断的补充人口。补充人口的方式无一例外都以暴力为后盾：发动以掠奴为目标的军事行动，从奴隶贩子处购买奴隶，强迫其他原本不属于国家的社群迁徙到国内……这系列奴役行为使原有的奴隶群体扩大，造成了一个任人摆布、役使的贱民阶级。奴隶不断被吸收进入社会底层，这在社会的阶级分化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早先的奴隶及其后代已被同化，吸纳到社会中去，较低的阶层就不断被新的奴隶加以填补，而这种情况进一步巩固了“自由民”与那些被奴役者之间的界线。酋邦中的以血缘关系维系的不平等，现在已经被法律正式地确认，被军事力量有力地加以维持；酋邦中的酋长及其拥趸相对于普通成员的简单区别，现在已经日益扩大为经济、政治、文化等一切方面的，不可调和的对立；酋邦中以个人魅力对成员施加影响的酋长，现在已经上升为居住在高大宫殿里并仰仗警察力量对臣民发号施令的专制君主了。阶级社会最终建成了。与此同时，在早期国家模糊的渐变的界限之外，大量的人民依然继续原先的生活，不平等虽然存在，但是远没有发展到那样令人发指的程度。
基于以上的论述，我们或许可以将“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这一命题加以完善，扩充为：阶级分化是国家产生的基础，谷物农业是国家产生的物质保证，地理环境和谋生资源的限制促进了国家的形成，而国家机器强化了阶级分化和阶级对立，使阶级社会最终得以完成。
早期国家的后果
早期定居社区拥挤的人畜混杂的环境为各种流行病的产生和蔓延提供了“培养皿”，致使人类健康状况不断恶化。几千年后，从定居社区中发展出的早期农业国家并没有改善这种状况，反而使情况更加糟糕。庞大的人口规模和集中居住的城市使流行病迅速蔓延，贸易规模扩大和战争的频繁进行则加快了流行病的跨地域传播。不仅如此，对谷物栽培的推崇和对其他谋生手段的限制造成了较高比重的碳水化合物和较单调的饮食，从而使人们的免疫力下降，使妇女更容易遭到缺铁性贫血的危害。健康状况恶化与上文所说的不平等加剧、奴役和强迫劳动加强等共同构成了一幅对所谓文明成就的讽刺画。
统治精英剥削劳苦大众的同时，文明也在剥削自然。正如人民以消极的或积极的手段抵抗剥削，自然也在用各种方式进行复仇。除了毁林开荒，早期国家往往还需要大量木材以供冶金、制砖、烧石灰、营造宫殿等。为降低运输成常于河流上游靠近水道处伐木以便借河流运输。森林破坏，尤其是河流沿岸的森林破坏造成的河道淤积，水量减少，洪水频发、河流改道直接威胁着建立在冲积平原上的早期国家，甚至摧毁了它们。长期耕作土地使得土壤不断盐渍化，直接造成农作物产量下降，从而人口不断减少。
流行病、生态破坏、繁重的劳役和捐税再加上战争和对核心地带的盘剥，使得早期国家中的生活对大多数人来说都是一场灾难。生活在国家体系之外的人们能够采取多种谋生手段获取更加丰富的营养，人口分散免于流行病侵扰，更别说它们无需受制于国家之中阶级秩序的束缚。因此，逃离国家往往意味着解放，难怪早期的法典中充斥着阻止或惩罚逃跑的禁令。
上述因素往往导致早期国家的灭亡，随之而来的是宏伟的中心城市遭到遗弃或毁坏、人口的分散、精英阶层的消失、社会复杂性的下降、书写现象的绝迹……这一过程在不少人看来意味着令人遗憾的退步。然而，这真的是所谓“黑暗时代”吗？我们需要注意，文明中心的衰落并不意味着文化的消失。在迈锡尼文明衰落后的时代中，人们以口头形式保存了原有神话并创作了《奥德赛》和《伊利亚特》两部史诗，至今享誉世界。人口的分散也不意味着人口的减少，只不过是被强制结合起来的各个模块重新分解出来。强制力量的消失更不意味着秩序的混乱，无论在何种社会习惯都约束着人的行为，小型社会中习惯的力量更为强大。正如上文所说，人们可能因躲避奴役、捐税、流行病、战争、生态灾难而逃离国家，在国家体系之外人们可能过得更好，那么所谓“文明崩溃”不仅可以减少国家强加的负担，甚至可能引入了起码的平等观念。一句话，文明成就伴随着人民的血泪，“文明崩溃”对于早期国家的大多数人而言则意味着福祉的改善。
近现代国家空间的扩张
最早国家在规模上微不足道，它们只不过是被住在广阔地面上非国家型态的部族所包围的微小节点，世界上大部分人口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仍继续生活在不受国家控制、无须纳税的状况下。直到四百年前，地球三分之一的地方仍由渔猎采集者、游耕者、牧民以及独立自主的农艺人所占据。不仅如此，政权处于分裂期、空白期的时代比完整统一、有效统治的时代更加常见。当今世界的图景则明显与之不同，除南极洲以外，凡是有人类居住的地方几乎都被国家所占据和控制，国家本身也日益发展为令人生畏的“利维坦”。国家何以发展到这种程度呢？
近代以前国家在地理空间上的扩张往往被两个因素所限制：正如上文所说，谷物产区之外的人们采用的谋生手段往往不适于征税，如果深入这些“不毛之地”会导致财政入不敷出。同时，生活于国家体系之外的人民也在抵抗国家的扩张，甚至经常性的对农业国家发动掠夺（按照斯科特的意见，这种掠夺应该被视为采集狩猎的进化版），摧毁农业国家的时间在历史上也不少见。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出现事情开始向相反的方向发展了。
虽然前资本主义时代国家空间也在扩张之中，但笔者认为资本主义时代国家空间的扩张有其独特之处——国家空间的扩张与资本主义的扩张相互促进，并且速度不断加快。首先，资本主义将一切事物都加以货币化，这大大增强了财富的可侵占性，从而方便了国家对税收的征收。其次，资本主义时代，生产资料被资本家占有，工人生产的产品归资本家所有，国家不再需要向个体生产者征税，从而降低了征税成本。另外，资本主义时代，在市场竞争的压力下，技术不断进步，使得更多的自然资源有了利用价值，这促使国家加紧瓜分原先无益于在财政上进账的土地。技术进步还提高了武器的威力，最终将非国家的人民击垮，令他们不得不屈从于国家的统治。资本主义不仅依靠“经济的”手段扩张，它也需要“非经济的”手段作为靠山去消灭各种传统的产权结构并代之以资本主义的产权结构，这就要求国家力量的不断增强，使资本主义的帝国伴随资本的扩张而不断扩张。
资本主义国家空间的扩张还不仅仅表现在地理空间方面，也表现在社会空间方面。吉登斯（Giddens）将在政治领域中对被管辖人口的指导称为“监控”。监控作为行政权力的基础，伴随最早国家的出现而出现，我们在上文中看到的国家强制人民迁徙既是一种监控。但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各种社会组织的运行都离不开监控，监控不仅限于政治领域，也遍布到经济和社会生活领域；监控不仅是直接的，也是间接的。国家借由监控手段将它的活动空间扩张到了人类生活的最私密领域。在纳粹时期，有所谓“生育农场”[vii]，在互联网时代，有所谓“棱镜计划”。人们似乎生活在韦伯预言的官僚制“铁笼”里。
国家的消亡
国家的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向我们说明，国家决不能被理所当然、不加批判地视为一种“进步”。国家的存在本身就表明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国家也并不是基于人类的共同利益而建立的。正相反，它加固了阶级的鸿沟，使阶级社会最终得以确立；它凌驾并寄生于社会之上，占据了巨大的社会资源，只为维护让大多数人受尽苦难的剥削制度；在它衰落的时期，人类福祉反而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
正如上文所说，生活于国家体系之外的人民能够威胁农业国家的统治，扼制其在地理空间上的扩张，甚至能够摧毁农业王国，但是却无法消灭国家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由于政治生活上的分散性，他们经常将弱小的邻近部落的人口卖为农业国家的奴隶，或充当雇佣军保卫农业国家。此举壮大了农业国家，从而为自己挖下坟墓。最终，他们失掉了“长子权”。
因此，废除国家机器，将社会积累的财富转化为人类福祉的任务就必须由政治上高度自觉的群体来承担。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造成了现代工人，即无产者。他们越来越扩大的联合和越来越清晰的阶级意识，为私有制敲响了丧钟，随之而来的便是国家的消亡和真正人类历史的开始。
无产阶级在革命实践中创造了一个光辉典范——巴黎公社。它把行政、司法和国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职位交给由普选选出的人担任，而且规定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者。它对所有公务员，不论职位高低，都只付给跟其它工人同样的工资。它解散常备军并代之以武装起来的人民。一句话，它要求废除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寄生赘瘤！
苏维埃政权继承了巴黎公社的原则，不是以辩证法的语言而是以实际行动的语言，将消灭阶级社会和消灭国家的承诺写在了地球表面六分之一的土地上，向无国家社会迈进了一步。然而，巨大的物质困难使俄国革命屈从于官僚集团，苏维埃政权也从革命机关堕落为所谓“正常国家”——社会主义革命希望消灭的那种国家，这最终导致了它的毁灭。苏联的经验表明国家机器绝不会自发地消亡，正如它不是自发产生的一样，因此就需要在工人国家中不断进行政治革命。但是，即使在这样艰难的条件下，苏维埃运动也通过打击既有社会秩序极大地提高了全人类的福利水平。
阶级社会的建构不是一天就完成的，而是一个长期的延绵不断的过程，其中无数次地出现过所谓“崩溃”或“黑暗时代”。同样地，将人类从阶级社会中解放出来的道路也不会一帆风顺。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缩减人们的地位分化和贫富差距，消灭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后，还需要通过科学技术的发展为消灭物质生活资料的稀缺和各种能力的稀缺创造物质基础；还需要逐步提高人的认知水平、认知能力、知识水平，令每个人都能够暂时成为统治者，使一切人都不能成为永久的统治者，从而使行政管理再也不能成为特权的源头，成为统治人的力量，行政管理完成向其本质的回归。这一过程必然包含种种新的斗争，将会出现各种反复。但是，我们“将会拥有一种越来越好的革命和一群越来越自觉的男男女女，这些人将缔造出一个越来越好的革命党，迎来一个越来越好的过渡社会，最终将会离社会主义越来越近”。社会主义革命就是这样一个自我批判的过程。
一切都只是开始。让我们向着资本的边境线走去。你可知，在那古老的传说中，边境线的另一边，是千百万颗富有尊严的灵魂和千百万双自由劳动的手。
[i] 距今1.5万年开始，人类开始接触大量（广谱或杂食指的就是种类繁多）生物，采集植物和果实，猎杀动物，捕捞水中的鱼类。这一过程成为“广谱革命”。
[ii] 新仙女木期（Younger Dryas），是指距今12800年至11500年的一段持续1300年左右的冰期。在此之前地球一直处在温度逐渐升高的间冰期中，由于突然发生了新仙女木事件而导致全球气温骤降，北极冰川南侵。
[iii] 酋邦（chiefdom）是介于部落和国家间的一种社会政治组织。酋邦中的社会关系主要是建立在血缘、婚姻、继嗣、年龄、世代和性别基础上的。虽然酋邦是建立在血缘基础上，但酋邦中存在着明显的资源分化体系（一些人比另一些人拥有更多的财富、声望和权力）以及持久的政治结构。
[iv]无限生长型，即营养生长与生殖生长同时进行，开花时顶梢持续生长而呈现缠绕性或蔓生状态，因此，植株会有已成熟豆荚与嫩荚同时存在的情形。
[v] 这里借用韦伯对国家的定义，即国家是合法垄断暴力的、拥有领土的政治实体。
[vi] 洪退耕作农法，在泛滥撤退后，种子通常被直接撒在年度河流泛滥时所遗留的肥沃淤泥上。洪水造就了一片几乎完全不需耙地或施肥的沃土，不费劳力便可准备播种。
[vii] 为推行人种改良计划，培育所谓“雅利安婴儿”，建立“生育农场”，鼓励精心挑选的德国军官与纯种雅利安女子生育完美的后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