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性问题和制度性问题

在读上社会学之前，其实我关心的主要是制度性问题，即那些白纸黑纸写出来的不合理的规定，以及公权力对个人自由的侵扰。不过，在社会学系，似乎已经没人关心这种问题了。

结构性问题更加微妙，核心是自然化和正常化。有些事情会自然而然地发生，有些不会（或者为了发生，必须付出额外的代价），例如异性恋男女走入恋爱和婚姻，就是结构性的。没人规定必须这么做，这么做了的人也说不清每一个促进它的力量是什么。它未必是一个问题，但确实是结构性的力量在驱使它。并且，在这个主流之外的异端，就会感受到「结构性压迫」，此时结构就变成了问题。

读了社会学半年多，我对以结构性问题为中心的学科态度，其实是心情复杂的。对我的中国成长经验来说，有形的来自公权力的操弄，远远强过无形的结构性压迫。如果连白纸黑纸写出来的东西都无法（至少在形式上）兑现，无法谈论，考虑无形的结构性问题是否有点过早？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是自由（共和）主义者：即关心的是一个政治参与能够得到制度性保障的基本协议（所谓宪政），以及促进对公共议题的讨论（所谓公民社会）。至于这个协议下，人们想要讨论什么，其实都行。

但这种态度面临很多实际困境。首先，它已经被说烂了。再说一百遍，似乎也无法撼动统治者。更重要的是，它似乎也失去了动员能力。尤其是，在西方宪政民主显然遇到了严重问题的当下，它看上去吸引力就非常有限。

其次，普通人感受到的切身之痛，或许并不能直接上升到制度性问题，或者说，这种上升本身就带有立场。普通人感受最大的痛，比如劳动议题，比如性别议题，确实很大程度上是结构性的问题，而非制度性的问题。在就业和婚恋的事情上，就算每个选择都是自愿的，也无疑被重重压力环绕。宪政一定能解决这些问题吗？

再往深一层，制度性问题和结构性问题的关系是什么？这里可能左派和右派的思路差异就浮现出来了。如果更多把人看作是社会中的人，Ta所受到的结构性影响是先决性的，那么制度性安排其实就是结构性安排的后果。例如从左派来看，马克思说的生产力决定生成关系，而具体的法律制度则是这种生产关系的体现。又例如葛兰西的观点中，真正的战场（所谓阵地战）是夺取公民社会的霸权，而制度性安排只是反映了这种建立了的霸权话语。

所以历史上，哪怕是在威权或者法西斯国家，左翼也没有把自由民主宪政当成终极目标在追求。

而从右翼的角度看，个人是起点，在不同的制度安排下，就会产生不同的个人间的互动模式，即社会文化。这个视角下并非否认结构性问题的存在，而是强调个人对「结构性问题」是可以超越的，尽管当然要付出代价。但这本身不是问题，任何重要的事业都是艰难的。

当然上面说的也可以重述为方法论集体主义vs方法论个人主义，并且和左右政治光谱也不是完全对应。总之是个复杂问题。

说回我自己的复杂感受，具体是这样：一方面我确实觉得以政治哲学为主的宪政和自由主义讨论，基本上已经说不出新的东西了。而那些无形的起作用的力量，从学术上来说确实更有意思。把这些不可言说之物说出来，非常有智力乐趣。社会学和人类学确实让我获得了比哲学更多的乐趣。

但另一方面，抛开学术不谈，我仍然不能完全接受「结构优先」的看问题的方式。人在世上生活和行动，如果一切都被政治化，未免也太悲哀。并且，认识结构性问题，和具备具体行动的能量和方向，仍然是两回事，而后者，即所谓的「能动性」，在当下的社会学话语里还是太少太少。这大概是因为结构性问题容易理论化和系统化地谈论，于是总能出一些大师。而能动性问题则因人和处境而已，很难一概而论（不过能看到，从Graeber到项飙，都想要做一种更从行动者出发的社会学/人类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