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武汉市第四医院为例看中国医疗改革的困境和出路（60）

       上级机构、保护伞及武汉市第四医院的某些领导喜欢采取运动式管理，与以下几个因素有关：一是专制滥权的流毒仍没有肃清，加上运动实际上是一种所谓的变革方式；二是大规模对医院进行改造的目标，这些目标之宏伟（掩盖的是私利），难以用常规化的方式实现；三是常规化的公平正义机制或是不好用，或是上级机构、保护伞及武汉市第四医院的某些领导能力不足，或是监管部门平时不作为，或是医院领导面对的问题积重难返。其结果，就是整个医院功能的紊乱。而各个部门和单位，为了完成上级机构、保护伞等的任务，为了武汉市第四医院的某些领导、科室负责人不受处分，就只能胡干蛮干，甚至不择手段。医院领导只知道苛刻的考评与严厉的惩罚。在这种情况下，医院滥权管理扩大化和走样变形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往往不惜代价，不择手段，是武汉市第四医院中常见的现象。

        武汉市第四医院运动式的治理方式之所以成为必要，既与上级机构、保护伞及武汉市第四医院的某些领导平时滥权有直接关系，也与运动中常规性的程序和规则被破坏有直接关系。运动往往成为一场破坏规则的竞赛，结果就是法治，公平合理的被破坏。上级机构、保护伞等教唆一些管理者搞流氓政治、小人政治，以奸驭良。同时很容易助长某些科室负责人的投机心理，平时一塌糊涂，只要运动中表现突出，就是好干部，又能得到上级的青睐甚至提拔。

        对于武汉市第四医院而言，上级机构、保护伞及武汉市第四医院的某些领导的滥权和腐败，使抗争者因绝望而生出勇气，激励更多医患团结一致，抵死抗争。滥权腐败的后果只能是用本该由医务人员等公众分享的福利增长和维护正当权益，为某些人（上级机构、保护伞及武汉市第四医院的某些领导）的财富聚集和政绩工程“买单”！何时建立机制追究上级机构、保护伞及武汉市第四医院的某些领导包括滥权在内问题，才是目前医疗改革破局的希望。

2017年，武汉市编制办确定医院名称为“武汉市第四医院”，保留武汉市普爱医院、武汉市骨科医院为医院第二、第三名称。包括武胜路院区，古田院区等。

书记：袁英红 院长：李文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