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美、抗中、友台」？——岸田時代中日關係的新試煉

今日應會當選日本第100任首相的岸田文雄，在自民黨總裁選舉期間，曾毫不含糊地說出，他主政之後新政府的「首要任務就是應對中國」等異常強硬的言論。對此，北京的輿論一方面保持高度戒心，同時也傾向解讀可能是「選舉語言」。究竟日本新內閣的對中政策將會如何調整，岸田時代的中日關係何去何從？

筆者以為，要精準評估岸田文雄上台後中日關係的走向，不僅要從岸田本人的政策思維以及執政團隊主要成員的政策色彩來解讀，同時亦不可忽略對中日關係的基本結構、中美對立下的「新冷戰」國際效應，以及日本國內對中國態度的環境變化等影響因素的到位分析。

儘管此次日本首相官邸易主並非「政黨輪替」，內外政策不太可能發生180度變化的改弦易轍現象，然而由於自民黨內意識形態光譜的幅度頗廣，各大老之間的政治理念傾向不盡相同，因此不同的首相及其執政團隊之間，確實也存在一定程度相異的政策取向。

岸田的「鴿派」傳統與日本的經濟現實

基於其過去的意識形態與政策取向，岸田文雄長年被歸類為具「自由主義」傾向的「鴿派」政治人物，在應對中國的政策思維方面，也被視為「溫和派」，除了其個人性格使然之外，還有四方面的影響因素。

其一，岸田文雄的「鴿派」色彩，與戰後故鄉廣島的「和平」形象不無關係。岸田文雄既是廣島人，其選舉地盤亦在廣島。眾所周知，廣島在二戰末期曾遭遇美國原子彈的蹂躪，使這座城市與同受原爆之苦的長崎，以及經歷慘烈美日焦土戰的沖繩，成為戰後最「反戰」及強調「和平」的地區。因此，廣島很難孕育出在政治思想上如同安倍晉三、麻生太郎以及高市早苗這類「右翼指數」居高不下的政治人物。基於如此背景，不難判斷岸田不會是推動右翼政策的急先鋒，筆者斷定他在任內不會親自前往靖國神社參拜。

其二，岸田文雄擔任會長的自民黨派閥——宏池會歷史上的頭面人物不乏「親中派」，岸田亦不無受到影響。雖然宏池會源流深具自民黨一大傳統派系「保守本流」的色彩，然而自1970年代以來也出現過大平正芳、河野洋平、加藤紘一、古賀誠等對中國較為友好的指標性人物。岸田文雄也被視為具有與中國溝通能力的人物，成為安倍晉三在2012年再度上台後，他被拔擢為外相的考慮因素之一。

其三，岸田在安倍內閣擔任外相長達4年又7個月，其間對中國態度較為「溫和」，成為使北京在評估岸田上台後日本對中政策時另一個「較為安心」的「正面因素」。

其四，當然就現實面觀之，中國是日本最大的經貿伙伴，在經團聯等日本經濟界的壓力下，即使像安倍那樣的「右翼大老」那時亦不得不選擇性地客氣應對中國，那更何况中國的經濟規模已是日本3倍的今天呢？易言之，經濟因素可被視為無論如何岸田政府都「不會過度挑釁中國」的最關鍵原因。

「中美新冷戰」下 日本對中態度趨硬

誠然，展望岸田政府啟航後的中日關係，以上堪稱「積極」與「正面」的影響因素固然不應忽視。然而，無可否認的是，與此同時也存在更多令北京頗為不安的「消極」與「負面」的影響因素。

首先，岸田文雄2017年離開外相職位之後的國際局勢已經發生了堪稱歷史性的巨變——「中美新冷戰」格局迅速成形。繼2018年美國時任總統特朗普開始推動「敲打中國」（China-bashing）政策以來，今年入主白宮的拜登總統不僅延續嚴厲的對中政策，並且採用積極組建「民主聯盟」以應對「專制中國」的新策略。

重點是，在「中美新冷戰」的部分影響下，尤其是2019年下半年以來日本政壇對中國的態度以及主流社會對中國的印象全面趨於惡化，除了不滿中國加劇「欲以實力改變『尖閣諸島』（中方稱『釣魚島』）的現狀」以及今年2月施行賦予中國海警得以使用武力的《海警法》之外，也與對北京處理新疆、香港以及台灣問題的手法等普遍產生反感不無關係。

值得指出的是，尤其從過去一年以來岸田文雄的言論中，不難看出岸田本人對「崛起中國」的理解，也已經發生了頗大的變化，包括近年對台灣議題的認知：「專制主義與民主衝突的前線就在亞洲，尤其是台灣。日本需要持續性地更新為台海衝突未雨綢繆的因應措施」，「實際上，日本無法獨自應對。除非與盟邦美國合作，否則我們無法因應。為此展開兵棋推演非常重要」云云。

岸田文雄的如此表述，不啻清晰地折射出他的政治意識形態，更彰顯了他對「中國威脅」發自內心的危機感以及傾向與美國聯手應對「台海危機」的政策方向。對北京而言，這些政策主張顯然充滿挑釁意味，且赤裸裸地踩了「中國主權」的底線。

倘若將岸田文雄的這些「出格」言論解讀為「一半是選舉語言」，那麼岸田甫公布的自民黨高層人事的安排，恐怕已成為另一個對中日關係可能產生「負面」影響的「不穩」因素。

「人權外交」將成中日關係新問題

岸田文雄新任命的自民黨高層人事已經一一亮相，其中不乏北京不歡迎的「對中強硬派」。其中最受矚目的，是幹事長一職任命了最積極推動「經濟安全」政策、強調關注「日中經濟風險」、呼籲與台灣台積電合作共建半導體產業鏈的甘利明。甘利明是自民黨內熟知經濟與財政的政策通，也對中日經貿關係的結構與變化瞭如指掌。由於日本經濟界向來主張改善中日關係，過去日本負責經濟事務的高官亦大多務實乃至正面重視日益緊密的中日經濟關係。然而，如今在經濟上鼓吹「聯台防中」的甘利明成為自民黨內的第二把手，對北京而言，自然並不樂見。

自民黨高層人事異動中，另一個備受矚目的職位，是負責內外政策統籌的政務調查會會長，此次岸田文雄延攬了一度為此次總裁選舉對手的高市早苗。高市是被中國輿論視為與安倍晉三、麻生太郎、稻田朋美等同級的「右翼政客」，不僅揚言若成為首相，在任內會參拜靖國神社，日前還高調且罕見地與蔡英文視訊通話。

值得一提的是，政務調查會下面的諸多政策部會中包含「外交部會」與「國防部會」。該兩會近年已成為自民黨內對中「鷹派」的重要據點，包括去年5月29日外交部會向首相官邸提交了決議書，要求政府慎重考慮以「國賓」身分邀請習近平訪日事宜。該兩會的現任會長佐藤正久與大塚拓，還於今年8月27日與民進黨舉行了破天荒的、首次日台執政黨主理「外交與防衛政策」負責人直接進行的「日台2+2對話」。佐藤正久還是今年2月成立的自民黨「台灣政策檢討項目小組」的召集人，呼籲強化與台灣的關係。另據早前報道，於今天正式亮相的岸田新內閣成員中，曾提倡「美日台安保對話」的安倍晉三胞弟岸信夫獲留任防衛大臣。

此外，岸田文雄與之前安倍晉三後期及菅義偉時期在黨內高層人事上的最大差異，也是最令北京不安的，是隨着岸田的上台，二階俊博正式離開擔任了5年多的自民黨幹事長一職。此舉意味着岸田時期的自民黨高層不再存在「親中力量」，而日本權力中樞一旦失去了「親中」力量的制衡，日後「反中」力量會如何壯大，並影響對中政策，不言而喻。

岸田文雄即將在今後的政府團隊依照「選舉承諾」設置負責應對中國人權問題的「首相輔佐官」一職，儘管筆者研判「歷史問題」不會在岸田主政後失控重燃，但「人權外交」恐怕將歷史性地首次成為中日之間，繼傳統的「歷史問題」、「領土問題」以及「台灣問題」之後的「第四大問題」。

安倍後期及菅義偉時期延續至今的「親美、和中、友台」外交方向，恐怕無可避免地「進化」為「親美、抗中、友台」的歷史新階段。今後觀察中國應對的主要焦點，應是北京是否願意延續，還是放棄「新冷戰」下「分斷美日」的戰略思維。

岸田時代中日關係的主導權，仍然相當程度掌握在北京手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