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黔东南造村的年轻人

我想去茅贡镇看一看。

这个念头在辞别左靖后的几个月时间里不断膨胀，直到我再也坐不住。说来也巧，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中，我获悉了继左靖之后、前往建造茅贡镇的建筑设计师的线索，对方名叫陈国栋，外号“白毛”，他和他的团队“無名营造社”正在以贵州黔东南为基地，一个村一个村地盖房子。

那段时间，我正在协助左靖编辑《碧山12》《碧山13》这两本杂志书，两本书谈论的是同一个主题：建筑师在乡村。我的电脑里躺着近二十个建筑师营造乡村的案例，在编辑过程中，我发现不少建筑师的工作事实上超出了设计单体建筑物的范畴，甚至参与了对整个村镇的规划改造。他们所考虑的，不单是与建筑营造相关的职业范围内的事情，还要应对诸如政府关系、村民诉求、公共文化和生活等涉及社区营造的议题，可以说，这些深入乡村的建筑师所做的，正是对“乡村建设”字面意义的实践。

我没有什么理由不去一趟黔东南了。除了看一眼茅贡镇在左靖推行“乡镇建设”时期所取得的成效，以及在“后左靖时期”的建设进展，也要去实地走访陈国栋和他的团队在一些村寨的营造工作，了解建筑师在乡建实践时思考的是哪些问题。

我和陈国栋约好时间，立刻订了去贵阳的机票，在贵阳龙洞堡机场附近租了辆车，开始了黔东南之旅。我的计划是先前往雷山县白岩村，考察了解無名营造社的一个在建项目，接着往西到黎平县的茅贡镇，再一路向南到黄岗村——陈国栋他们在那里还有另一个项目在进行中。每一个目的地之间的车程都在二三个小时左右，最多不超过四个小时，我打算在黄岗村休息两晚再返回，结束这趟五天四夜的旅程。

从造一间厕所开始

黔东南，全称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位于贵州省东南部。亚热带季风气候带来充沛的水气，使得这里即便在盛夏也不过分炎热。潮湿的雾气，崎岖的山路，少数民族与世隔绝的原生态，构成了这片丘陵地带的全部。很多人通过青年导演毕赣的两部剧情长片《路边野餐》和《地球最后的夜晚》认识了黔东南，电影里关于时间、记忆与梦境的故事为这处秘境增添了闪烁的诗意。

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由于地域偏远，交通不便，贵州一直是全国农村贫困程度最深、贫困人口最多的省份。2018年，仅黔东南地区仍有9个国家级贫困县，占该州所辖县市数量的一半以上，黎平县也在其列，而雷山县则一直到了这一年末，才终于拿到号，排进等待脱贫摘帽的队伍。

一进入黔东南境内，当地的困境就以一种令人意想不到的面貌出现——这里的道路危机四伏。8月正逢当地雨季，国道上常有山体塌方，道路的一侧被落石掩埋，有的石块巨大，像拦路悍匪，车辆必须小心绕开；遇到塌方出现在弯道，我就忙不迭地按喇叭，提醒（假想中的）对向来车。一路上我都在担心万一前路被封，这趟走访计划恐遭泡汤。进入黎平县后，路况更糟糕了，从茅贡镇前往黄岗村的路上，为了看到更多村寨风貌，我特地避开高速，但始料未及的是，乡道几乎没有一段好路，尽是碎石坑洼。我心里暗暗叫苦，即使放慢车速，还是在颠簸中度过了三个多小时。濒临绝望之际，一条簇新的柏油路从天而降，我犹如在沙漠中跋涉良久陡然见到绿洲一般欣喜。这条平整的柏油路蜿蜒曲折，将我一路送上山，直抵黄岗村村口。我看了一眼时间，两个多小时的车程，我花了超出一倍的时间完成。

一条宽阔的水泥大道从村口延伸到村里，两侧的木制房屋中夹杂着几间木头颜色较新的民房，都是挂了招牌的民宿，数量并不多。虽是旅游旺季，但这一路上也见不到几个游客。到分岔口处，村落一下子开朗起来，屋舍鳞次栉比地展开，近处铺着一块荷花池，荷花开得正好，寥寥几个游人围在池边漫步拍照。村子里安静得很，几个村民坐在亭子里闲聊，一些老妪则独自坐在屋前的条凳上，她们穿着朴素的侗族服饰，灰白的头发盘成发髻，脸上表情木然，身体久久不动，任时间在她们周围流逝。

荷花池旁坐着一栋鼓楼。鼓楼是寨子里的公共建筑，外形像个宝塔，镶着白边的青瓦从伞型塔顶一层层翻下来，底层厅堂的中央通常有一个圆形火塘，四周设有一圈长凳。村民们在这里休息会友，也在这里举办重大的庆典活动，遇到族里有事情要商议，或是纷争待裁定，也都会到鼓楼来解决。这样的鼓楼在黄岗村一共有五栋，代表着寨子里的五个房族。

在村里走走，总是见到鼓楼里闲坐着一些男子，各个年龄段都有，他们围着火塘，百无聊赖地坐在长凳上，有的人在磕烟袋，更有人躺在一侧打起了盹。这里头通风好，夏天凉快，冬天火塘里生起火，这里又比家里暖和——总之大概是比自己的家更好的去处。耐人寻味的是，这群无所事事的人里极少有女人，我在村里遇到的女人——除了坐在房前打发时间的老妪们——手里都有活儿，她们或是挑着扁担走在村里，扁担上挂着收割的草料或装着货物的麻袋，或是在溪水旁浆洗衣物，在屋子前生火做饭……

孩子们则永远活力奔腾，他们在鼓楼内外窜来窜去，在溪水里嬉戏。大中午的，我路过一个小男孩，他从屋里旋风一样跑出来，手里举着一根钓竿，他跑到溪水旁，把钓线甩到水中的石头缝里，一脸严肃地钓起鱼来。我在一旁陪了一会儿，想看看他能钓上来什么，但他先后着急地提了三次竿，什么也没有获得。

黄岗村是一座有八百多年历史的侗族大寨，2012年入选了第一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但相比三十多公里外的肇兴侗寨，旅游开发的脚步迟迟未能走进黄岗——当然，这对包括我在内的不少人来说，是个非常好的消息，这使得外来的人到这里后看见的，不仅仅是建筑，依旧还有原生态的生活和文化。但对于村民们而言，尤其是年轻一代，他们希望的是能搭上旅游快车，早日摆脱贫困。

过度开发势必给村貌带来不可逆的摧毁，不开发又实在是太穷了，天平两端应该各自加上多少砝码，没有人知道答案。

在黄岗村闲晃了一天，我终于等来了陈国栋。我本应在来黔东南的第一天就和他在白岩村会面，但他因为要为小孩办点手续，在日本京都滞留了几天，回到上海后，因为第二天才有直飞贵州黎平县的航班，又耽搁了两天。现在，他已经到了黄岗村，“不过我先吃点饭”，他在微信里这么跟我说。接着他约我下午三点左右到工作站聊一聊，并且问我是否有计划到其他的村子逛一逛。

我正在山上的一个观景台休息。山脚的黄岗村整个落在一块盆地上，青瓦屋顶密密麻麻的，中间秃了一块，露出一小截水泥路，五栋鼓楼插在密不透风的青瓦中，塔尖格外突出。这是一幅典型的侗族传统村寨远景。这样的景象，我在过去的四天里已经见了不少，对于再去其他村子逛一逛的邀请，我有点意兴阑珊。我决定再回村子里走一走，慢慢地走到工作站去见陈国栋。

工作站离村口不远，是一间不起眼的木头房子，门口挂着“中国扶贫基金会”和“中国旅游集团”的牌子。陈国栋坐在里面吃饭，弓着背，眼睛紧紧地盯着面前的笔记本电脑，见我来了，他从椅子上弹起来迎接，然后解释他正在开视频会议，请我稍等片刻。我一再表示不要客套，他仍坚持喊我“郭老师”：“郭老师不好意思哈”“郭老师辛苦了辛苦了”。他个头不高，下巴蓄着胡子，墨镜架在头上，笑起来嘴巴咧得大大的，笑声也洪亮。

视频会议是关于在黄岗村建造一个厕所。陈国栋称它是“不太被主流建筑圈子关注的东西”，但这件事非常有意义，虽然时间匆忙，他鼓励大家还是要试一下，并把它作为课题继续研究下去。

黄岗村的厕所很难不引起注意。要绕到有水塘的地方，见站在水塘上的小木屋，极小，一平方米左右，有人蹲在里面，露出一个头来，那就是黄岗村的厕所了。头的上方是人字形的瓦片屋顶，壁板的高度稍微挡一点风雨，又不妨碍人在里面能够欣赏景色；脚下就是水塘，不臭，有些水塘铺满了浮萍，绿汪汪的，下面有鱼。有时候看到四五间厕所站在一起，还起到社交的作用。也有更加简陋的厕所，一个木头箱子，没有盖，藏在禾仓下方，蹲在那上面，一点隐私也没有，现代人大概要觉得十分没有安全感。

这样的厕所侗族人使用了千来年，直到今天也没有完全荒废，随便在村里走走，就会看到有老妪蹲在里面，或正走出来，一边漫不经心地系裤头。陈国栋后来提供了这样的说法：水塘里长期沤制的肥料，会通过母鱼进行分解，同时滋养水生植物和微生物，这些水生植物捞来喂给家畜，家畜的粪便经堆肥处理，再用来肥沃黄岗人赖以为生的糯禾稻田；待到第二年开春，水塘里的母鱼下了籽，鱼籽育成的鱼苗被转移到耙耕后的水稻田里，鱼在稻田中自由自在地觅食，以杂草和水里的浮游小虫为食饵，稻鱼鸭共生系统便进入又一年轮回。

以前，村子里一家一间厕所，现在三百多间厕所只剩三十几间。这次的起因是一个乡村设计大赛，由中国扶贫基金会主办，其中有一个设计厕所的参赛团队，陈国栋等人担任他们的导师。按陈国栋的说法，是要建造“黄岗村第四代厕所”。比赛的其中一个环节是“营造”，也就是由当地的工匠和参赛者一起动手，把设计作品造出来。两天后就要造了，眼下却无法从该团队提交的设计中挑出一个好方案。没办法，主办方说，那你们就自己设计吧。

陈国栋为此感叹，“乡村的工作也很无奈，因为他们有很多不确定的东西，无法提前决定、设定好。”但他接着又说，“不过我倒是挺理解的。”

乡村的问题很复杂

陈国栋的故事要从茅贡镇说起。

2017年6月底，茅贡镇政府找到陈国栋，用了三天时间游说他。三天后，陈国栋当着镇政府的面毅然拍板，决定从日本回国，来茅贡镇重启茅贡计划。这个突然的决定立刻被传了出去，远在东京的朋友打电话给陈国栋的太太，说，听人家说你们全家要搬到贵州的村子里去了？陈太太又意外又恼火，向丈夫提出离婚。

三十三岁的陈国栋发现自己处在一个进退两难的位置。一年前从京都府立大学博士毕业之后，他跟家里拿了钱，在日本开了一间建筑师事务所，取名“無名营造社”。在日本办公司很难，注册就花去了他二三十万人民币。“这还是小事哦，”他说，“最主要是我已经把家安在了那里。”当时他的女朋友已经工作了五六年时间，他把对方“骗”到日本，两人就在日本结了婚，又花了一百来万的存款，买了最好的家具，把家安置好了。没多久，两人有了小孩，夫妻俩计划让小孩在日本长大、接受教育，未来的生活正在展开，就在这样的情况下，陈国栋突然决定回国。

起初他也没有回国的想法，虽然他不太愿意这辈子就待在国外，认为这不是长远之路，但回国能做什么？家里给他在国内找了一个在大学的工作，但他不喜欢。他喜欢乡土，喜欢学术研究，但这些养不活一家人。那时候他在京都主持事务所的工作，承接了一些中国的房地产项目，每个月都得往国内跑。他记得当时接了个在合肥的案子，一个售楼部，每星期必须从京都飞回国跟甲方汇报工作进展。“我去！真的是把我折磨死了！”他说话的样子像一个劫后余生的人，“而且商业那种东西，整个人都快被它磨没了。”

茅贡镇政府就在这个时候找上门来。

当时的茅贡计划已经荒废了八个月，左靖离开后，镇政府急切地想要找到下一个运营团队。茅贡计划陈国栋是知道的，而且很熟悉。2016年8月粮库艺术中心开幕时，陈国栋还组织了一个“了解黔东南”的游学活动，征集了几十个人过来。

那之后，左靖和任和昕就想邀请他回国，但他不敢。他对黔东南很感兴趣，还在念大学时，他就常到这一带跑动。这边的乡村有一种建筑物叫禾仓，是村民用来屯放粮食用的，为了防火，常独立于民居、建在与村落有一定距离的水塘上。禾仓总是以成片的建筑群落出现，这在其他国家、甚至是中国的其他地方，都很少见。他觉得这种建筑构成“非常刺激”，查了一下，国内竟然没有人研究这个。之后，他将黔东南的禾仓研究写成了一篇博士论文。但说到回国参与乡建，说白了，左靖他们描述的那些，他不敢相信，而且他觉得左靖过得太辛苦了，那条路不是这个时代的年轻人想走的，加上無名营造社在京都刚开始运作，他便拒绝了。

但一年后，他的心态有了很大的变化。这次，镇政府请他回来管理运营整个乡创小镇，以及再建造一批新的房子。他从中找到了一种方式，既可以扎根在当地做研究——这对喜欢做研究的人来说特别爽；又可以做实践——而且这种实践给的空间很大，相当于这个地方的建设就由他主导。更关键的是，镇政府对他说，七八月份就有一拨建设款项会到位。

钱来了，要开始造房子了。他来不及判断命运到底是成全他还是考验他，他被一种豪情壮志包裹，觉得很刺激，义不容辞。

我问他后来怎么跟太太解释。他说：“真的是我想做的事，她也会支持，不是一路人也不会走到一起。”于是全家人又从日本搬回国内，定居上海，太太在家照顾幼儿，陈国栋则摩拳擦掌，开始了他在茅贡的造村行动。

茅贡镇位于黎平县的西南部。这个镇子本身正如左靖所说，毫无特点。和中国许多乡镇一样，新旧建筑杂陈，商业落后。我从雷山县出发，在到黄岗之前，按计划先在茅贡休息一晚。抵达时是傍晚六点，镇子上一片安静，路上几乎见不到行人，像为了静候夜晚降临，人们把一切活动都停歇了似的。

雨也停了，天空仍很阴沉。我在粮库艺术中心门前见到了陈国栋的助手陈洁，一个短发女孩，戴一副很大的眼镜，穿着宽松的白衬衫，远远站在那里向我挥手，看上去很有朝气。

陈洁安排我住进茅贡乡创公寓，就在粮库艺术中心旁的一个斜坡上。房间在三楼，没有电梯，得自己把行李提上去。房间内部设计简洁清爽，有一种日式的朴素美感，家具和地板都由杉木制成，这是黔东南传统建筑的主要材料。卧室和起居室用一扇杉木做的禾仓门隔开，卧室很小，高起来的榻榻米上摆着两副床褥，卫生间和淋浴室也各自独立，照顾到了多人使用的需求。

房间内都没有空调。黔东南的夏天气温虽然不高，但山区雨季的空气十分湿溽，我又不耐高温，无计可施的我，入夜后只得把窗户打开，让外面沁凉的空气进来。进来的还有循着光源而至的飞蛾，大大小小，在起居室里乱撞。此时如果关上窗，室内就会变得闷热，有风扇也没用，我就把窗前的一盏台灯照向窗外，徒劳地希望能将这些虫子重新抛回黑暗中。

晚上八九点后，整个茅贡镇就睡着了，粮库艺术中心这一片没有路灯，四周安静得像黑暗吞噬了声音似的。陈洁还在楼下办公室的某一个房间里工作。吃完晚饭，在走回公寓的路上，我问她在这样的夜里一个人工作不害怕吗，尤其工作完，夜很深了，还要摸黑走回空无一人的公寓。“习惯了就不怕了。”她笑着回答。

第二天早上，我才得以大致一窥这里的样貌。茅贡乡创公寓是無名营造社在当地改造的其中一个内容，主要为内部人员使用，偶尔也向访客（比如前来采访的记者）开放，象征性地收一点费用。公寓的两侧有接待中心和茅贡乡创学院，后面的山上是木屋酒店，酒店还没盖完，木头骨架空荡荡地立着。陈洁带领我从公寓沿着回廊往下走去粮库艺术中心，回廊弯弯绕绕，在第二个转弯处我已经迷失了方向。艺术中心里，开幕时左靖策划的两个展览还未撤走，得知有人参观，几条纪录片视频也开始循环播放起来，一切原封不同，就和两年前一样，差别只在于，参观者只有我一人。

在回廊四处绕绕，会发现有些小展厅上了锁，我想大概是为了节约资源，毕竟这里不是旅游景区，不会时常都有大量游客光顾。在粮库艺术中心两侧，是共享办公空间和艺术家工作站，还有一个食堂，为访客准备一些当地的家常小菜。刚到茅贡的那个晚上，我就坐在食堂外的回廊下就餐，吃的是猪肉炖白菜豆腐火锅，还有食堂阿姨自己腌制的一些小菜。

在一张无人机拍摄的茅贡镇的照片里，这些项目所在位置被不同颜色的长方块框起，标注了名称，照片下方写有“茅贡乡创孵化中心”。这样的平面图还有两张，分别是“茅贡百村百工中心”和“茅贡百村木构工场”。陈国栋想得比较多，只是在乡村造房子，未必能有实际的帮助，造完房子之后，能不能造产品、造文化，让它成为一个系统？

他发现黎平县拥有黔东南地区最好的木构技艺。当地还有个特殊职业，叫掌墨师，说起来就和现在的建筑师差不多，只是后者在电脑上画图纸，掌墨师在木头上画，画的是高度、坡度、需要多少材料、榫眼怎么开，再交给木匠去做。

盖房子的时候，掌墨师会在现场制作丈量工具，主要是一些木条子，一根柱子一根丈，一套房子搭下来，往往会有好几箱不同长度的木条木签。这些工作需要很优秀的逻辑能力和记忆力，于是成为一个掌墨师就不能凭兴趣，而要看生辰八字，生辰八字决定了一个人的资质。他们在漫长的一生里要盖许多鼓楼、花桥、民房，为村里人使用，人们尊敬他们，给予他们很高的地位。后来，砖房进入生活，掌墨师的作用弱了，话语权也没了，地位顿时向后退，成了现代语境中所谓的技术结构工人。

陈国栋他们找了一个在英国念导演专业的朋友，花了几个月时间，采访了当地78位掌墨师，了解了侗族木构建筑的搭建流程和材料，拍了一部纪录片，同时还策划了展览，展出各种侗族木构建筑模型，以及掌墨师的肖像照和他们每个人的手部特写。他们希望这些纪录片和展览可以使更多人接触到木构的精华，也帮助当地人认识自己的文化价值所在。

还有一件事，陈国栋觉得不做很可惜。他在京都念书的时候，认识了一位名叫澳谷三穗的教授，对方开设了“地域创生”的新学科，在京都府的资助下花了五年时间调研和准备，接着开始授课。陈国栋有幸担任了对方的授课助手。这位教授把那些在田里种大米的、在森林里捕猎的、在乡下开民宿的人都请到学校来授课，跟学生分享他们的经验，启发学生从不同角度出发，思考乡村的建设；学生放假后还可以到这些地方实践。这段经历令陈国栋大开眼界，他便想在茅贡也搭建这样的平台。他找来许多机构，威尼斯建筑大学、同济大学建筑与规划学院等等，在茅贡乡创学院的墙上挂牌，设立工作站。然而，这十来块木牌在那面灰砖墙上挂了一年多，未激起任何动静。

“前几天茅贡才刚开门，不知道您听说了吗？”陈国栋突然问我。

“你说的‘刚开门’是什么意思？”我想，难道一个镇子还能关起门来？

“就是整个茅贡镇我们造的那些房子，门被农民锁起来，关了一个多月。”他说道。

我想起左靖在茅贡遇到的死胡同，便问他是否资金周转这次又不灵了，拖欠了工匠的尾款。

“不是拖欠尾款哦，是只能给尾款。”他把“只能”二字的语气加重，笑了两声。

“怎么说呢，在茅贡，我们真的好像在做公益，因为我一分设计费都没收。”他犹豫了一会儿，接着说道，“然后还贴了很多钱。哈哈哈。”他随即又大声地笑起来，好像这件事的滑稽远远胜过给他带来的困扰。

2017年7月，建设资金如期到位，陈国栋开始动工建造那三张平面图里标注的项目。三个月后，资金供应跟不上了，所有工程戛然而止。起初，陈国栋和两个合伙人也拿工资，八千元一个月，9月过后，他们主动停了这部分支出，只发员工工资。十几人的团队，加上扫地做饭的工人，每个月的工资支出多达两万多。

“头发都快掉了！”他笑着嚷嚷。我问他钱从哪里来。“我自己掏钱啊。”他说。他从他名下的其他公司调钱过来，苦苦撑住。

谁都无力挣脱资金短缺的掣肘，无论是2016年的左靖，还是2017年的陈国栋，甚至镇政府自己。政府想把茅贡建设好，为此付出了许多努力，但复杂的现实就像剥洋葱一样把各方力量一层层削弱，最后，所有的营造定格在2017年9月底。我在镇上看到的那些已经搭起来的木头，未完成，在原地一动不动，好像工人只是下了班，明天还来敲打，又好像没有人会再回来。所有人的心也沉下来，在无望中等待戈多。

月升日落，风推云走，唯一变化的是季节。进入11月，黔东南的气温一路下跌。这里的冬天并不美，时常下雨，天气阴沉而又非常冷。陈国栋感到很辛苦。不只是他，整个团队都失去了活泼，缩着脖子，没有心思策划任何活动。

“我们都拿着棉被包着。冻得我啊！”他心有余悸地说。茅贡公寓里没有取暖炉，也没有经费去采购，大家就自己凑钱买。“我那会儿太辛苦了，实在扛不住了。”

但他还是扛到了春天。2018年3月底，他离开了茅贡。

“我觉得做公益倒也还好，我无所谓，对年轻人是个锻炼。但最让我痛心的，就是你在茅贡看到的这所有的东西，那几个建筑物就……那些都是你的作品啊。”他无比遗憾地说道，“包括我们策的展览，我们花了几个月弄好了资料，就差几万块钱把它实现出来。没有。都被扼杀了。”

但是他选择和这一切和解。“没办法，我认为这些就是乡村建设实际发生的问题。它不美好，也不至于很差。”

“至少还是做了一点事情。”我说道。

“对。它就是这么一个状态。哈哈。”

活着的文化才重要

2013年，建设美丽乡村被写入中央一号文件，两年后，另一份文件再次提出，中国美，农村必须美。在中央的鼓励下，全社会被一股兴高采烈的建设乡村的热情感染。可是关于什么是美、怎么美，上面给出的标准和指导很抽象，只一点是肯定的，要突出地方特色，不能照搬照抄城市的规划现象。不过，村民们在这一点上却很难和政府取得共识，如何造自己的房子，他们有自己的想法。

这几年，外出打工的人挣到了钱，有了钱，就要盖房子。陈国栋告诉我，2017年的夏天，茅贡镇周边的村落风貌开始剧烈地变化，一年的时间，他数了一下，仅地扪村就盖了近四十栋砖房。在他看来，这种力度是很“恐怖”的。美丽乡村政策在这个现象背后推了一把。国家给了每个村一笔基础建设资金，用于修路、通水电和治理垃圾污水等。但路修好了，水泥盖浇车就能进到村子里来，新的建筑材料得以大举侵入原始的木构村庄。

村民要住新房子，毕竟是合理需求，政府无法加以干预，但保护地方风貌又是硬指标，双方都需要做出妥协，黔东南地区于是出现了一种颇具特色的建筑形态，在砖房上加盖木构屋顶，或是把围挡吊脚楼的混凝土外墙涂上仿木纹的涂料（也有的地方由政府出资统一贴上木头贴面），再把烟囱做成树的造型。“在我看来特别畸形。”陈国栋说道。

木构建筑在黔东南是一种区域式的存在，按陈国栋的话来说，规模之大，是连中国人自己也很难想象的。在车子不断沿着山路蜿蜒攀爬时，不经意间，木构房屋突然一整大片地出现在前方的山谷，极具视觉震撼力。停车远眺，可见到河水从远处来，穿过村子，穿过风雨桥，马不停蹄奔向远方。少数民族的农耕生活场景和传统木构建筑一起，构成一幅原始的田园风貌，满足了城里人对乡村的一切浪漫想象。而砖房却冒失地出现，一栋两栋……像一滴墨水迅速在国道两侧晕染开来。

乡村对城市的拙劣模仿，使陈国栋一度感到悲愤，当然，他现在想开了，观点彻底改变了。他认为“原生态”的说法是一种对贫穷的粉饰，具体到黔东南一带，这里的农民仍在使用牛耕进行劳作，生产条件和生活条件都非常落后。“黄岗就是这样，（一户人家）一年才一两千块的收入。”他认为农民有权力追求更好的生活。

对大多数农民而言，更好的生活的样本在城市。他们毫不客气地给房子贴上瓷砖、建起罗马柱，模仿城里的有钱人，用荣耀装点门面。但近几年，有些人的观念开始改变，他们就是那群生活在茅贡周边的掌墨师。在配合無名营造社建造茅贡镇时，年轻人告诉他们，要改变房屋结构，这里增加一点，那里减少一点，他们感到奇怪：工艺虽然和以前一样，可是为什么要盖成这个样子呢？等到房子都盖好了，他们又去看，从那些新的结构里看到了惊喜，便觉得原来木头盖的房子也可以很美。

外来者不应该干涉当地人的做法，似乎是無名营造社成员的共同观点。陈国栋的同事韩旗裕用温和平静的口气说道：“我们也不能怪他们去盖砖房或者罗马柱，这是他们的选择嘛，他们有权力选择以什么方式延续自己的文化，如果他们选择了砖房，没有问题啊。”他想的是，乡村建设的关键在于引导。“所以我们把木构重新再设计、再生，让他们意识到他们的文化延续还有另一种可能。”

城里人、而且是年轻人来到乡村，也用我们原来的东西啊，这说明我们的东西是有价值的，是可以挖掘的——如果这样的想法在村民的脑中产生，就像一株植物，顶部长出来的新叶都相继凋零，枝干上的一个节点突然在某一天发出新芽，一个在未来具体而微的新局面就有了基础。“我觉得这是我们在做的这件事情其中的一个意义。”韩旗裕说道。

事实上，有些地方的村民们或许还意识不到这些木头房子在学术和文化上的真正价值，却早就知道城里人喜欢这个。他们把房子重新修缮，隔出一些房间，装上抽水马桶，换上新被单，向城里来的游客开放。利用大众旅游和民宿产业来提振乡村经济，在中国东部的许多实践中被证实有效，于是黔东南的政府也乐于扮演积极的角色，在旧屋改造上给予相对宽松的政策。雷山县是黔东南一带最先发展大众旅游的地区，黔东南的第一个景区——西江千户苗寨就在雷山，距它二三十公里的西边，郎德上寨正在努力跟上来。

在我刚进入黔东南，车子往雷山县白岩村行进时，陈国栋发来微信，建议我可以顺路到郎德上寨看看。“郎德是雷山县重点打造的村寨，那里旅游开发的思想比较浓烈。”陈国栋说道。从他的角度看来，西江千户苗寨的影响已经蔓延到整个雷山县境内，许多村寨的原生文化已被严重破坏，只有表演，没有生活。

我把车停在公路一边的郎德景区停车场，公路另一侧有一座吊桥，几个伙夫正赶着驴从桥的另一头走过来。进入景区后要先经过一条商业街，五六百米长，看上去新建成不久，新铺的石板路，人行道装饰着鹅卵石。鹅卵石铺设工作还未完成，几个当地工人正蹲在路沿上劳作，把一颗颗小石头种到水泥砂浆里。但沿街的商铺多数已经开张营业，游人三三两两，漫不经心。我路过两三个卖菜的苗族阿婆，她们坐在树荫下的藤椅上，菜篮子在路边摆成一排，一旁的肉贩子光着膀子聊天乘凉。那天的天气极好，阳光把街道两旁新房子的木板墙晒得发亮，也晒得我头疼。

商业街尽头是一座高大的廊桥，在那后面，在一个有保安检票的等候区，观光摆渡车接上我，沿着一条平整的公路上山，郎德上寨豁然展开。河水在这里拐了一道弯，山的前面，木建筑一层层往上搭起，近处一块块绿色的稻田宛如铺在下沉舞台上的地毯。许多屋檐下方整齐地晾着一批批白色被单和毛巾，像一个美好纯洁的集体梦想，沐浴在阳光下。村子里有一块石碑，一人高，上面刻着几个大字：“奥运圣火走过的地方”。

陈国栋希望我来看一个项目。“挺奇葩的，”他在微信里说道，“十天时间，设计施工完成了两栋建筑的改造工作。”

他说的是一家叫“循美上寨”的民宿，运营方是西江旅游公司。“西江千户苗寨你知道吗？那是总公司，我们郎德是它的一个分公司。”一个接待专员介绍说。民宿所在的三栋建筑是跟村民租的房子，这是当地的一个扶贫试点——租村民的房子，改成民宿和餐厅，由像西江旅游公司这样的国企经营二十年，二十年后再还给村民，经营权也一并交接。试点如果搞得好，政府就会多扶贫几家。相比自己花钱把房子改成民宿，还要时常操心生意好坏，这位专员认为这样的交易对村民来说非常划算。

無名营造社改造的是其中的两栋房子，是当地的文物建筑。“听说是两百多年的房子。”陈国栋后来跟我说，但他紧接着又说道：“只是听说，我也没见过它本来的样子。”

本来的样子早就被先前另一家设计施工单位破坏了。他们进场后，掏空了屋子里的一切，无视原有的房屋结构，自由地对文物建筑进行再造。县领导来验收时，压不下怒火，在现场狠狠地数落了两个多小时。但大发雷霆无济于事，火烧眉毛的，是省里的领导十天后就要来当地审阅这个项目。無名营造社临危受命，一群人在郎德待了十天，从村里搜来现有的道具改造成灯罩和器物，从广州调来家具，二十四小时不间歇地工作。

房子现在的样子散发着新生的气息，这股气息混杂着一丝轻盈的新木头的味道，和凝重得推不散的油漆味。新铺的地板和楼梯踩起来吱吱呀呀地响，柔和的灯光笼罩着木头家具和白墙。屋子里的时间流逝得很慢，只有几处门梁上的“折叠门”、“旋转门3个”这样紧张仓促间忘了妥善处理而被留在木头上的字迹，像一股穿过懒洋洋的大脑的电流，提醒着十日造屋的教训。

我问那位西江旅游的专员这所民宿的订房率。“这几天基本上都住满了。”他告诉我，“我们也才开业十天。”

“才刚开业吗？”我惊讶地问道。

“他们完工得早，我们后来搞得慢。”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或许是天性不善言辞，也可能对突然来访的陌生人心存戒备，这位专员总是吝于透露更多信息。

我在房子里转了一圈，角落里摆放着别致的装饰，专员告诉我那原是当地人捕鱼的竹篓。我又指着一楼公共空间的一个火塘问他：“这是之前房子里就有的吧？”

“是的，但这个是我们加上去的。”他说的是火塘上方悬空垂吊的一个铁壶，“我们根据这边的生活习惯弄的。”

我从民宿出来，沿着青石板路往下走，一群小学生聚集在一旁的一块大石头上，大概是夏令营教官角色的成年男子正在向他们宣读一些注意事项。小学生们对这样的地方充满好奇，东张西望，叽叽喳喳，像雏鸟一样按捺不住急切要去探索的心情。我继续下到奥运石碑处，两三百米外是一座风雨桥，那里堆积着一团来自游客们的喧哗声和笑声。与桥上的花枝招展形成对比的，是不远处独自站在河里的一个男子，他裤腿高高挽起，脚边的鸟笼子里，一只快乐的小鸟正上下扑腾水花。

告别郎德前，我问西江旅游专员，寨子里的年轻人多不多。他告诉我，这里20世纪80年代末就开始了旅游开发，提供了很多机会，外出打工的人大多都回来了，在村里经营民宿和农家乐。

民宿，农家乐，还有民族风情表演，是黔东南传统村落旅游开发三件套。在郎德上寨，上午十点，以及下午四点，寨子里钟声就会响一响，村民这时就放下手头的工作，穿戴上苗族服饰，从四面八方赶到寨门口迎客。这是一项任务，每一户都要出人出力，女子唱歌跳舞，为客人送酒，男人举着芦笙列队吹奏。

黄岗村的情况也一样。我下午在村子里散步，一个年轻的妇女从家门口走出来，穿着侗族传统服装，一只手还在摆弄头上的银饰。我问她去哪里，她说去迎客，我又问去哪里迎客，她说去村口。走几步，又见到一个穿戴齐整的年轻男子从前方的台阶上快步走下来。我问他去迎客吗，他大声说是啊，去唱大歌。

我没有亲眼见到他们迎客的阵仗，但我们在黄岗村的那两天正赶上农历七月七，村子里有另外一种烟火气的热闹。

我经过了一群在小桥上烧茅草的男人，黄色的茅草堆叠得高高的，然后他们放一把火，火苗呼地窜起好高，蓬松的草堆顷刻坍缩成黑色废墟，火一点点灭了，浓烟滚滚。我凑过去看热闹，以为就只是烧茅草而已，结果他们从灰烬里扒拉出两头羊和一只狗，把我吓了一跳。羊和狗都已烧成炭一般黑，肢体僵直，狗的嘴巴还微张着，看起来就像三尊铁铸的装置艺术作品。村民们动手宰杀起来，也没有分工，忙成一团，每个人脸上都喜气洋洋。一个男人从远处高兴地赶来，手里提着两副刀具。他赶到现场后，把那只死狗单独拎到一边，按在地上，接过水管潦草地冲一下，刀高高举起。我连忙走开，躲到路的另一侧。

村里的女人却不这样打发时间。女人总是在干活。8月是花生收成的时节，午饭后，妇女们就搬出凳子坐在门口择花生。我路过一户人家，站在旁边看了一会儿，我又凑上去问，这花生择好后是煮呀还是烤呀。她们回答我，煮着吃。我又问，那这花生叶呢？得到拿去喂马的答案。我翻翻堆在一旁地上的花生叶，叶片上都是虫蛀的洞，还有黄色叶斑。我说我可以尝一颗花生吗？女人们笑了起来，大方地说，你吃吧。我便丢了一颗花生到嘴里，花生的味道清脆甘甜。

村子里热闹的还有众多家禽，它们有的愚笨，有的耀武扬威，有的无所事事。一只鹅为了保护身旁孵蛋的伴侣，寸步不离，见人就凶。两只公鸡在小路上打架，翅膀扑来扑去。一群鸭子打算偷吃一个农妇担子里的粮食，遭到驱赶后却不逃开，躲在屋后偷偷观察，见有机可乘，又摇着尾巴一拥而上，跟在农妇身后亦步亦趋地走远了。还有一只水牛，卧在溪水里，一个老汉在岸上洗它，用像拖把一样的东西轻轻刷扫它的身躯。

晚饭后，我在晒谷场上又遇到这头水牛，它被系在场中央，月光洒在它身上，一身皮毛油光锃亮。我这时才发现它的个头巨大，牛角有力地向后弯曲，上半部涂着一层银粉。六七个老汉围坐在附近，白天洗牛的老头也在其中，彼此间言语不多。牛的神态骄傲威严，不像一头劳动的牛，而更像是得到爱护的宠物，被主人特地带来会友。后来我得知，这头水牛其实是黄岗村的水牛王。水牛王半个月后去参加斗牛，再次凯旋。我从民宿老板娘发到微信朋友圈的视频中看到，这头牛的身上披着红色披风，腰上系着花翎，威风八面，由一众敲锣吹笙的族人护着巡村，向没有参加斗牛的鼓楼炫耀。

在陈国栋看来，所有这些民间生活的方式，才是真正需要被保护起来的内容。所谓文化，就是生活，而不是建筑、服饰或食物这些被提炼、被凝固的文化符号。但生活是流动的、自由生长的，这也意味着它会为了适应环境和时代变迁而调整方式。

“比如说侗族的衣服，”陈国栋举了个例子，试图解释他的观点，“因为生活方式改变了，所以现在没有什么人穿，但我们现在看到的侗族的衣服，也是经过几千年几百年演变下来的，如果没有人继续去做这样的研究，让它顺应现在的生活方式，它以后一定也会消失。”

在黔东南驻村以来，他时常质疑和反思自己的角色，甚至害怕别人问他，在乡村造这些房子能真正为当地带来什么。“我就说句实在话，”他说，“做不了什么东西。我都不敢说我们做这些事情的意义在哪里。”

重建一座老屋，让城里人来旅游的时候住在里面、拍照片发到社交平台上，这不是乡村建设的全部意义。地方旅游发展起来了，村里人从县城回来经营民宿和农家乐，也不是乡村振兴的唯一路径。如果没有人继续务农，没有人从事和乡村有关的生产生活，乡村便不是乡村，乡村的文化便得不到有效延续。陈国栋提到东京周边的村子，还有京都大阪奈良附近的村子，那里的人还在务农，务农就是他们的生活方式，生产工具和手段优化了，但他们还在过着农民的生活。他说起去日本乡下调研，跟当地农民聊天，发现他们对于种田有许多心得，乐于分享很多知识层面的经验，他很欣赏这种状态。“当然他们收入很高，而且社会对他们很认可。”他激动地说道，“这样一来，整个社会的运转就比较良性。”

他所了解的黄岗村拥有相当棒的资源，是目前黎平县境内建筑和生活风貌保存最好的传统村落，并且是中国罕见的、还未被杂交水稻冲击的地区。这个村子拥有48种糯稻品种，最野生的可以追溯到一千年前，这里的人至今一天三餐吃的都还是糯米饭。

“激活。”他说，“比如我们去把黄岗糯米酒真正激活，从酿酒开始研发，提升这个技术达到一个高度，再设计好看的包装。”他提到在东京银座有一个卖大米的店，“你看日本人敢于在那样一个地方卖大米，全国各种品种的大米，而且生意超火爆，卖的米超贵，还可以在里面体验米的文化，就像星巴克旗舰店。”

日本人在银座开了一间大米的旗舰店，这件事振奋着他——如果有一天中国也能达到这样，大家就不用考虑农民的生存了，因为这就真正解决了乡村的核心问题。

“我不想把自己定位为一个设计师。”陈国栋话锋一转。

我问他，那么你要如何定位自己。“也不知道。”他笑了几声。他仍然惦记着挂在茅贡乡创学院墙上的那几块牌子，就好像那些牌子其实是挂在他心里一样。有朝一日这些牌子会搭成一座桥，村里的能工巧匠可以从这座桥上走出去，去城里传授经验，城里的年轻人可以从桥的另一边走过来，带来知识和活力。

“我一定要做这个事情。一定要做。”他强调了两遍，“做不了大的，从小的做起。”

新上山下乡运动

陈国栋始终有一份来就来了的乐观。“不就是工作嘛”，他语气轻松地说道。真正的难题，是忙起来的时候好几个月不能回家。挂念家人，错过孩子的成长，这些让他痛苦。还有一个问题时常困扰着他，他也说不清是不是他能力之外的，但毕竟他们一群人到这里来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乡村留不住年轻人。

这是所有乡村问题的起点，也是所有乡村问题的终点。在这个现象面前，建筑师的力量太薄弱。但他们自己就是年轻人，如果他们能在乡村活得好，也就使这一切努力更有说服力，能带领或影响更多年轻人回来。这是陈国栋的理想。

他的想法得到了韩旗裕的共鸣。韩旗裕当时还待在城里，在各个商业项目中浮沉，觉得日子过得没意思。陈国栋来邀请他加入茅贡计划，造房子，一并探索农村新青年的生活方式。他听了陈国栋这么说，心里涌出一种情怀，想到农村扎根、驻地，干点事情，去做一个新乡民。

韩旗裕是这么理解“新乡民”的：城市青年回到乡村，真正跟村民们一起生活，站在他们的角度思考，住和他们一样的房子——当然这个条件是差了一点，但要去了解这些，尽量融入，才能为这个地方带来一点——可能不是很多的——改变和影响。到茅贡之后，他和陈国栋一起提出了“新上山下乡运动”的口号。

我问他，在乡村活得好的判断标准是什么。

“就是你不想走，你愿意留下来。”他说。他希望提供一个大环境，让每一个到乡村来的人，不管从事建筑还是文创，都能有所获得，而不是过得很落魄，很勉强。“当然也不是要去向谁证明什么，而是我们自己喜欢这样的状态，在农村切切实实乐观地活下去，走一条不同于城里的道路。”

我是在白岩村和韩旗裕见的面，在当地一户人家的厅堂里，和無名营造社一起吃晚饭。我到的时候已经接近九点，他们还没开饭。据说晚饭吃得晚是当地人的生活习惯，村里人白天上山干活，太阳下山了才回家，回家后开始做饭，总要等到九点才吃得上第一口。無名营造社的年轻人来得拖拖拉拉，找碗的、取筷子的、盛饭的、找位置坐的，一阵混乱后才终于都入席，菜也上齐了，用小碟子小碗装着，都是些家常菜，其中还有一份他们下午跑去雷山县城打包回来的干锅鸡翅。

年轻人们还特地买来了啤酒，没有杯子，便倒进碗里。大伙儿举起自己的那碗酒来，欢迎我的到访。我因为要开车，便举起了盛饭的碗。

“我以饭代酒吧。”我说。

“那大家就一起‘碰个饭’。”韩旗裕带头说道。

我问起他们在白岩村的项目。“我们要建一个组团，”他们说，“就在小学那里——亮灯的那个地方。”他们往窗外一指，我看到黑夜的旷野里亮着一盏小小的明亮的灯。“会有民宿、餐厅、工坊。”他们补充道。

韩旗裕坐在我的对角处，一身黑衣，方脸，眼睛不大，戴着眼镜，蓄着小胡子。他自我介绍是白岩村项目负责人，随后向我们说明村子里其实有两个团队，一是無名营造社的这群年轻人，另外一个是中国扶贫基金会的驻村代表，今天在场的有国哥。

“我们国哥是侗族娱乐圈的，你可以让他给你表演一两首侗族大歌之类的。”韩旗裕说道。

国哥在一旁笑着，眼睛眯了起来。“没有啦，我这行已经好久不做了。”他羞涩地说道。

第二天中午，我见国哥一个人倚在窗前的美人靠上，便过去问他什么是侗族大歌。他说那种演出就和“印象刘三姐”一样，他表演了三四年，后来知道扶贫基金会要来做这样一件事，就辞了表演过来。“我觉得做这个事情能够实现我的个人价值。”他对我说道。

国哥说的事情是中国扶贫基金会在2013年发起的“百美村宿”项目。这个项目会甄选符合国家贫困标准的村子，通过开发乡村旅游来帮助它们脱贫和发展。白岩村是最近入选的贫困村，由三星集团投资一千万，委托扶贫基金会在当地成立合作社，规划和使用这笔钱。基金会会与项目村陪伴建设，除基础建设，还要帮助当地把旅游项目运营起来，三年后撤走，不带走一分钱，项目无偿赠送给当地村集体，村集体成立合作社，让全体村民入股——贫困户还可以多一股，年底统一分红。黄岗村的建设也是同样的模式，不同的是，出资建设黄岗村的是中国旅游集团。

国哥告诉我，之前有一家在国内小有名气的服装公司来过白岩村，占用了这里的十亩地，但来了半年却什么事都没做，以至于当政府后来把这块地签给扶贫基金会时，仍有一部分村民以为他们还是那家服装公司的人，责怪他们占着地又不做事。“后来经过沟通，他们也都明白了，看到我们就会说，‘你们是来帮扶我们的’。”他说到这里时，很是骄傲。

这十亩地就是村小学所在的区域。从村主干道旁一个陡坡向下走一段，穿过晒谷场就到了。無名营造社计划在这里建造一个集合工坊、学堂和创客中心等项目的组团，但这些目前还只是电脑里的方案。眼下在这块水泥地上，废弃的校舍静静地立在一侧，教室里横七竖八躺着破旧的课桌椅，黑板上还留有“xx爱xx”这样的粉笔涂鸦，课桌椅和涂鸦的小主人们早已被迁往县城的学校，统一住在集体宿舍里。校舍外面是一个篮球场，另一侧有条长廊，从那里可以俯瞰整个山谷。八月的山谷是青翠的，梯田铺着薄薄的齐整的稻子，从对面的山上一级级跌落到谷底，再从谷底的这一侧一级级翻上来，在最高处托举出一整个白岩村。

白岩村是道路边上的村子，沿县道两侧分布，村子很小，大部分民族风貌已经消失，若不是特地前来探访，这里不会是一个使人格外留意的地方。2018年，白岩村的人口有646人，其中贫困人口多达222人，青壮劳力外出务工了，村里只剩留守儿童和老人。

我走到晒谷场时，见一个小小的阿婆担着两担收割来的杂草，拄着拐从稻田里走上来。她的腰背被担子压得低低的，一步一步走得很慢，上到晒谷场后，她卸下担子，擦了擦汗，坐在台阶上休息。阿婆穿着蓝色塑料雨鞋，裤脚挽到膝盖处，头上的一块白布收住头发，她的手指关节粗大，左手戴着劳动手套。我凑上前试图和她交谈，但她不识得说汉话，和我鸡同鸭讲地聊了几句。我伸出一只手，试着抬了一下她卸在一旁的担子，担子纹丝不动，我又用上两只手，加上更多力气，担子仅被我抬离地面寸余。知难而退后，我心中不免对面前这位像干红枣似的阿婆生出复杂的情绪，既佩服她那把与年龄不相称的力气，又为她现在的生活而感慨。阿婆休息了不到一刻钟的时间，无言地起身，挑起如命运一样沉重的担子，拄着拐离开了，小小的身影消失在晒谷场的另一侧。

無名营造社的年轻人告诉我，白岩村的晒谷场每天晚上都会响起练习芦笙的声音。芦笙是苗族人和侗族人都特别喜欢的乐器，村子间常有比赛，逢年过节也必定要吹起芦笙伴舞庆祝。以前苗人喜欢聚在室内演奏。传统吊脚楼的室内，有一个空间打通了上下楼层，成为一个开阔的垂直中庭，相当于在房子内部拥有了一个小广场，在这里吹奏起长长的芦笙来游刃有余，载歌载舞也不显得局促。但随着生活方式的改变，人们有了更多对生活空间的需求，他们在中庭处搭上隔层木板，赋予这处空间其他的功能，如果要吹芦笙，便到室外去。

韩旗裕带我们去看村里的几栋老民居，扶贫基金会向村民租下这些旧房子，下一步要修造成民宿，房东可自由选择是否入股，入股后就能从民宿的经营所得中分红，但租金就要相应少收一些。这些旧房子的底层原先用于圈养家畜，起居和仓储分别安排在一、二层，现在不少村民则在底层围挡出砖混的厨房和厕所，解决日常需求。在仓储层，房屋的全木结构一目了然，但层高很低，若不加留意，脑袋就会撞上横枋。有趣的是，几面墙上都开了一些门，门外却没有落脚的地方，以前人们习惯在屋外架一把梯子，不经过起居层，从外头直接翻进来。

韩旗裕一边带着我们在村里穿梭，一边耐心地讲解木结构房屋的改造重点，譬如加强隔音，加固结构，抬高横枋等等。白岩村不是传统村落，相对于黄岗村而言，無名营造社在此地的改造活动拥有了更大的自由度，新建的房屋也被允许添加现代的建筑元素，最关键的是，对于他们提出的改造方案，“当地人欢迎，政府干涉力度也小”，这令韩旗裕跃跃欲试。“作为设计师，有机会去做一些木构上的尝试，我还是感到很兴奋的，而未来这些建筑能不能成为村民盖新房的一个示范，也是我努力的目标。”

我们一行五六个人戴着帽子和斗笠，顺着小学旁的坡道走到梯田里，走在田埂上，风从山上下来，在山谷里盘旋，把盛夏的暑气吹散。韩旗裕回头说，大中午的村民都不出来，但是下午的时候，在田埂上走着走着，会看到这里有一个老头，那里有一个老太，在除草、疏通水渠。“现在看过去，稻子都黄了，快要可以采收了。”他说道。

他还告诉我们，这里的蛇很多，有时候中午很热，潮湿又下雨，它们就溜出来。他说起有一次在路边看到一条蛇，然后一辆汽车开过来，那条蛇就像弹簧一样弹到旁边的田里。韩旗裕特别怕蛇。“在茅贡的时候，我们去稻田边烤鱼，傍晚时分那蛇跑出来，蜷在我的包旁边，我把包拎起来，那蛇老大了，这么粗，这么长。”他用两手比划，“我吓死了，叫得老大声。”

如果能耐得住寂寞，乡村生活并不真的很辛苦。在来白岩村之前、还待在茅贡镇的那个冬天，工作很是清闲，他们就跑到附近的村子里去收集各种凳子，想策划一个叫“坐文化”的展览。每个周末，他们到瀑布边抓鱼，做饭，唱歌，在镇子里放露天电影，还邀请茅贡的村民一起过了茅贡镇的第一个圣诞平安夜。

一月份的一天，他们去额洞村，发现有许多老人坐在鼓楼里围着火塘取暖。那天正好村子里没电，大伙儿没事干，就跟老人们一起挤在鼓楼，一阵心血来潮，年轻人抱出吉他，掏出小鼓，自顾自地唱起了民谣。当地的老人们也听不懂，觉得他们很有趣，唱的歌旋律也好听，不到二十分钟，村里的妇女牵着小孩也被吸引了过来。三月份他们又去了一趟额洞村，有八九十岁的老人还记得他们的表演，拉着他们的手问，你们怎么都不来啦？还带着吉他吗？

后来在黄岗村，我跟陈国栋说起这件事，他说很多人对乡村有误解，有些长辈朋友过来看一看，觉得“嗷，你们在乡村过得好苦啊”，但事实上他们过得很开心。他随后打开电脑里的照片，一一向我展示用相机记录下来的乡村生活。“大多数时候我们还是在吃吃喝喝啦。”他说道。

我说：“对啊，看照片都在吃吃喝喝。”

“乡村也没有那么恐怖啦。哈哈哈。”他开怀地笑道。

时间回转到我在白岩村、和無名营造社的七八个年轻人坐在矮矮的凳子上围着长桌吃饭的那个晚上。我问他们在这个村子里生活会不会无聊，其中一个年轻人说，不会啊，星星特别好看。说话的这个年轻人大学刚毕业，班里的很多同学都去了深圳。在他的描述里，城里的生活是这样的：每天早上八点从宿舍出门，到隔壁的公司上班，在办公室里坐一天，在办公室里吃饭，晚上十一点下班，然后回到宿舍，路上连星星也看不到。他觉得这样的生活还不如他的。“我在这，虽然没有下班时间，但是我上个厕所，路上就能看到星星。”

能看到星星，就是一种意义。

韩旗裕这时在一旁悠悠地说：“没有下班时间，但也没有上班时间。”立即得到所有人的附和，他们说，对对对。

韩旗裕又说：“城里工作节奏很快，容易猝死。”其他年轻人立刻捧场道，“很吵，也很挤。”

韩旗裕又说：“这边越活越年轻。”说着他又补充了一句，他说，希望如此。

一个男孩立刻嘲笑他昨晚吃栗子时把门牙磕没了。

“返老还童。”韩旗裕不甘示弱地反击道。

在一片轻松的氛围中吃完了饭，我们一群人走到路上，那个喜欢星星的年轻人立刻提醒我们抬头。那天晚上没有月亮，天空中群星拥挤且璀璨。我们站在路中央，齐齐仰着头。这期间有人看到了流星，发出一阵惊呼。“在哪里在哪里？”其他人着急地往流星划过的方向看过去。这样的事在那个夜里一共发生了两起，有人见到流星一个，我则是那个喊“在哪里在哪里”两次的人。

在那个夜里一起看星星的年轻人们，并不都会在村子里一直待下去。有的人下个月就要去日本留学，有的人只是暑期来实践，有的人违逆了父母的期许，心头压力重重。在这之后，还会有人加入，会有人离开，在这来来往往中，村子里会有新房子被一点一点地造出来，农民的收入会一点一点地增加，城里人对乡村的了解也会一点一点地丰富起来。因为这样的希望和憧憬，这一条不同于城里的道路，虽然走得艰难，却让这些驻村的年轻人的心更踏实。

陈国栋对他团队里的九零后赏识有加。他眼里的九零后，生活状态很接近他所理解的国外年轻人，“就是低欲望，”他说道，“并没有说我到了一个公司一定要赚很多钱，而是看这个工作是不是有趣。”经过他的观察，他发现当代的年轻人不着急买车，也不着急买房，和上一代人，甚至和八零后相比，关于人生的许多观念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所以未来的生活方式一定会很多元，这里头就会有些年轻人愿意回到乡村。”他不无乐观地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