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3 | 孫小椒專欄：極端防疫後，香港音樂現場還能站起來嗎？

2022 年 11 月 22 日

當我們討論閉關鎖國如何強行把香港拉下世界行列，首先想到的常常是經濟，但事實上，音樂也是。

（示意圖）孫小椒專欄：極端防疫後，香港音樂現場還能站起來嗎？Live、演出、演唱會（Unsplash）

作者：孫小椒（資深媒體人、流行文化觀察者）
原文發佈時間：2022年11月14日

10月剛剛結束的my little airport演唱會觀眾席上，據說曾發生過一個小小的插曲。在某一個場次，當演出者表演到熱切之處，有一批觀眾情不自禁地從座位上站起，卻遭到了坐在他們身後另一批觀眾的斥責。批評者認為他們遮擋視線，甚至在一些群組展開了關於演出文化的小小爭執。而在後來的演出中，這個爭議消失了：樂隊成員阿P在演出間隙問道，大家看show想不想站起來？說完這一句之後，全場都站起來了。

這樣的事情在其他有正常演出文化的國家，大概不可能發生，但出現在香港的演出市場，是有其可悲的背景。

新聽眾受防疫措施規訓，老樂迷堅持衝破限制

自2020年全球疫情大流行以來，香港的表演舞臺可謂命途多舛。首先在很長一段時間中，香港政府禁止任何演出舉辦──在那段近乎宵禁的日子中，這已經不是市民最優先的問題，畢竟連吃飯和出行都有大量限制。漫長的演出禁止生涯結束之後，香港終於逐漸允許藝術表演，但加上了諸多限制。

首先是座位限制，以前獨立音樂演出中自由走動的場地安排不被允許，所有觀眾能夠都必須有固定位置，觀眾被釘死在位置之上；其次是座位數的控制，這一點隨着香港疫情的變化時鬆時緊，有時每4個人必須有一個空位，有時每8個人必須有一個空位，但總之，整個場地絕對是坐不滿的。至於觀眾觀看演出全程必須佩戴口罩等細則，則不一而足，林林總總。

這些規則，正在潛移默化地重塑香港的演出文化。以觀賞音樂演出的文化為例，上述爭執在2020年之前完全不可想像。對於主流演唱會的觀眾，演唱會的模樣大概沒有太多改變，但對獨立音樂的香港聽眾來說，自由零散站立著觀賞演出的記憶正在裏逐漸遠去。站尚且不能站，更別說在重型、小眾一些的現場音樂中出現的互動，例如跳水（表演者躍下舞台讓觀眾接住）、死亡之牆（觀眾分成兩邊，再隨音樂快速衝向對方）、pogo（隨音樂上下跳動，收攏手臂的輕度碰撞）、 mosh pit（聽眾隨著音樂互相衝撞）、headbang（隨音樂上下甩頭）、circle pit（繞圈衝撞），則更難以重現了。

在大多數時候，聽眾被鎖定在自己的位子上，站立起來扭動一下身子，揮揮手，甩甩頭，就已經是能活動的極限了。在一些重型樂隊演出的現場，我看見過聽眾與演出場地的拉鋸：總有一小部分聽眾，一個個從座位上溜出，竄入內場，向舞臺前湧去，在佔據內場大部分空間的一排排椅子的間隙，艱難地小範圍地mosh pit，甩頭，玩遊戲。畢竟獨立音樂是關乎突破限制，樂隊們樂見其成，主辦方大多也不想阻止。

因此，最後大多由害怕負上責任的場地方廣播呼籲，派著保安一次次分開人群，甚至威脅主辦方將腰斬演出，才讓主辦方出面阻止。人群一次次地被要求回到自己座位，又一次次地趁著音樂流出來，在最後一個樂隊的演出的時候，誰也無法阻擋聽眾的狂歡。

這當中是有一些音樂文化生長的力量。但不可否認的是，這樣的遊戲始終有限，而廣泛的規則始終有更大的影響。

在年輕人作為主要參與力量的2019年香港反修例運動發生之後，一大批新的年輕聽眾開始關注和欣賞本地音樂，他們開始形成自己的音樂品味和偏好，而這種本地關注與他們在運動後對於香港本土文化的重視不可分割。就在這一批新聽眾進入音樂演出市場時，他們首先接觸到的卻是扭曲的、受限制的欣賞文化，形塑了他們的觀賞習慣。

比起其他地區，香港的音樂觀眾本就算是不太愛動的，在熟悉情況的聽眾隨著音樂遊戲時，新觀眾被座位的楚河漢界分隔開，無法加入和體會這種快樂，甚至不知道前面那些人在幹什麼。my little airport現場的插曲就是這種情況的一個側面表現，乃至有人將之歸為老樂迷和「跟風」新樂迷之爭：畢竟就在不久前的2019年，他們的演唱會內場還是和所有正常演出一樣，不設劃位、自由站立。

閉關鎖國擋住的不只是經濟，還有世界的音樂

看似小小的座位限制，還有一個漫長深遠的傷害：音樂演出中的一個重要形式，音樂節，正在香港消失。是的，這些日子以來一直依然有名為「音樂節」的聯場演出在舉辦，當中不乏優秀的演出，這有賴主辦者們在夾縫中的努力；但我所說的，是作為一種生活方式的大型音樂節──舉辦於開放場地，觀眾憑一張門票入場後可自由走動，最好有多於一個舞臺，甚至除了音樂表演外也包括其他多元體驗和活動的音樂節──實質上已經暫時在香港消亡了。

【全文見《孫小椒專欄：極端防疫後，香港音樂現場還能站起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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