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敗者回憶錄87：愛荷華的「中國週末」

2021 年 11 月 17 日

我又提到，台灣近十年來鑑於內外處境，對輿論的壓制有所放鬆，「在石縫中茁長的台灣文藝的草木，就顯得特別精壯，它在文藝方面的成就勝過大陸三十年的文壇」。

1976年四人幫倒台後，左傾文化極端專制的時期結束，言論控制有了鬆動，而最先作出反應的，是文學作品。文學作品表面是「虛構」的，不會直接觸及具體人物，因此反而更能真實地無顧忌反映現實。比照歷史，我當時寫過：歷史除了人名和年份是真的之外，其他都是假的；小說除了人名和年份是假的之外，其他都是真的。這是極而言之的判斷。

文革後，最先出現的是「傷痕文學」，寫的是文革悲劇，個人遭遇的不幸，等等。繼而，文藝界在批判現實的道路上又走前一步。1979年7月號《人民文學》刊登了小說「喬廠長上任記」，寫了文革後一間工廠的人事混亂，加上投機取巧、走後門風氣氾濫，使一個決心想搞好業務的新廠長，反而受到數不盡的咒罵、譏笑和誣告。8月號《詩刊》發表了「將軍，你不能這樣做」，講一個受文革迫害後重新走上領導崗位的將軍，大搞特權，竟下令拆掉幼兒園，為自己建樓房。

這些事，與其後揭發動輒千億的貪腐事件比較，當然見怪不怪了。但當時是轟動的。

因為這是中共建政以來大陸未出現過的文藝現象。過去中共一直嚴格執行毛澤東的為工農兵服務、為政治服務的路線，只能歌頌光明，不能揭露黑暗，使文藝創作思想單一，內容單調，許多在中共建政前卓有成就的作家，1949年後在思想箝制下都寫不出好作品。到了文革，極左文藝路線更發展到沒有人性、沒有愛情的荒謬程度。因此，當1979年我看到大陸文藝界出現了批判現實主義的苗頭，深有感觸，覺得是好兆頭。正是在這時刻，我訪問了美國，參加了9月中旬在愛荷華舉辦的「中國週末」討論會，並作了講話。

愛荷華大學設有「國際寫作計劃」，每年邀請世界各地的作家到愛荷華這個環境優美的大學城，過幾個月自由自在、沒有政治干擾與審查的美國生活。「計劃」由詩人保羅·安格爾創辦，那年他退休，轉由他的妻子、台灣著名作家聶華苓任主席。文革後，在1978年，他們和兩個女兒同訪中國，並通過中國作家協會邀請中國作家赴美。1979年中國派出蕭乾和畢朔望兩個作家參與。蕭乾大名鼎鼎，畢朔望不知何人，據聞是作協黨組成員。中國首次派出作家訪美，想是認為有黨員「照料」的必要。

過去，已經有許多台灣和香港作家參加過「國際寫作計劃」，但那一年是中國大陸作家第一次參加，讓人感覺奇怪的是，「計劃」邀請台灣來參加的王拓和瘂弦卻沒有來。參加「中國週末」討論會的，香港來的是我和戴天，台灣有詩人高準，旅美的作家學者不乏名人，包括於梨華、陳若曦、鄭愁予、歐陽子、劉紹銘、周策縱、葉維廉、李歐梵等。

我第一次去美國，又是第一次參加這樣的國際會議，若不是對當前中國的文藝現象已經醞釀了好一陣的想法，不吐不快的話，我是不會答應出席發言的。

雖已經是四十多年前的講詞，但我至今仍然覺得有些段落很用心，在當時也是適切的。

我講到當時在中國，人民有強烈要求，就是實現民主化和現代化，民主化是使人民有權，現代化是物質文明的進步。但統治階層中還有不少人，基於本身的既得利益，仍然漠視、壓制、打擊這種要求。面對這樣的時代，有良知的文藝家和新聞工作者，都不應該在人民的重負、苦難、無權面前閉上眼睛。「如果作家們在蘸著墨水如同蘸著自己血肉那樣痛心疾首地表現人民的苦樂……，那就一定可以在未來產生劃時代的文學作品。」

我在演講中提到一個未經研究的印象，「在社會安定、經濟繁榮、人民康樂的盛世中，不會有劃時代的文學作品；在強權統治的專制黑暗時代，也不會有茂盛的劃時代作品。世界各國的文學繁榮時期，若不產生在一個繁榮盛世開始走向沒落的時期，就是多產生在黑暗時代將要過去、光明時代將要到來的時候，……多產生在人民的沉重苦難開始減輕、人們可以吁一口氣的時候。而中國的今天，似乎就是在這樣的時候。」我又提到，台灣近十年來鑑於內外處境，對輿論的壓制有所放鬆，「在石縫中茁長的台灣文藝的草木，就顯得特別精壯，它在文藝方面的成就勝過大陸三十年的文壇」。

我這篇講話，當時引起相當多討論，包括大陸的文藝雜誌，都有批評、爭論與轉載。愛荷華的「國際寫作計劃」也因我這篇講話而邀請我在次年去擔任訪問作家。

現在看起來，當時對中國及文藝界的估計，是太樂觀了。時代給予批判現實的作家鼓勵，但體制給予的限制卻是揮之不去的生死威脅。

1979年9月「中國週末」，聶華苓致開場白。左一是蕭乾，右起：李培德，李怡，高準，陳若曦，周策縱。

（原文發佈於2021年1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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