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歷史脈絡看香港運動（3）：社會運動的軌跡（中）

3.    香港社會運動的軌跡

香港社會運動有源遠流長的歷史，由19世紀的多起罷工潮[1]、「妹仔[2]」解放運動、到二戰後「火紅年代[3]」的反殖運動、「四反[4]」運動。在戰後，不少關注住房、教育、性別、勞工等範疇的團體進行組織和倡議，以壓力團體的方式抗爭，要求政府施行惠民的政策。在1980年代的主權移交之際，政制改革獲得遠超其他議題的關注，各範疇的積極份子在民主運動的旗幟下匯聚成共同陣線，也定調往後30多年社會運動的主旋律。下文將記述由1980年代至「反修例」運動前，在香港的民間社會曾出現的重要抗爭事件、政治思潮和抗爭路線的遞嬗軌跡，這些發展也成為2019年香港爆發大型社會運動的背景。

（中）篇包含以下兩部分：

3.3 2003-2013：主流民運外百花盛放的社會運動
3.4    2009：泛民主派步向分裂
3.5 2011-2013：本土派崛起

3.3 2003-2013：主流民運外百花盛放的社會運動

這個時期，「泛民主派」繼續主力參選、發展政黨、和「建制派」在議會裡拉鋸，雖然持續號召每年的「六四」和「七一」示威，但在普羅大眾當中並沒有投票以外的直接動員能力。

在議會的拉鋸外，大量由青年人和社運團體自發組織的街頭「直接行動」百花盛放，「街道和網絡取代議會，成為政治運動和公共論述的主場景」[5]，這些行動包括2004年的「反市區重建迫遷」、2007年的「保育天星、皇后碼頭」、2009年起長達數年的「反高鐵」抗爭。這些社會運動的關注較政制改革廣泛，對中港融合、「發展主義」、「地產霸權」的批判都成為焦點。一些抗爭帶有左翼[6]色彩，分享關懷基層、批判資本、保障勞工權利和分配公義等共識；一些抗爭深化對「本土」的討論和實踐。其中，「反高鐵運動」中圍繞著財政支出、收地所引致的新界農村迫遷觸發長達數年的抗爭，不僅啟蒙了一代的青年，也帶來之後十多年關於土地正義、香港本地農業、環境保育的抗爭。

儘管在這些抗爭中並不多「成功爭取」的事例，但在被議會路線和「和理非」[7]制約的社會風氣下，開創了「直接行動」的實踐和積累網絡，在後續的社會運動發揮影響。伴隨著媒體報導和公眾討論，靜坐、佔領、衝擊等手法漸漸在年輕一輩間取得支持。另一方面，抗爭的規模有不斷增加的趨勢，由「反市區重建」的數十人、「保衛皇后碼頭」的500人、到「反高鐵」的8500人。在2010年後，社會上對政府的不滿急升、網絡動員變得普遍，社會運動的規模出現變化。在2012年，「學民思潮」發起的「包圍政府總部」行動獲12萬市民響應，迫使政府擱置設立「國民教育科」。在2013年，碼頭工人發起罷工、學生投入後勤和聲援並爭取到社會的支持，同年的「港視發牌爭議」，引發12萬人包圍政總。

「直接行動」的轉向

在這十年的社會運動中，這些體制外「直接行動」的主要組織者是多為1980年代出生的青年，與泛民恪守的議會路線保持距離。

在這些社會運動中，「絕食抗議」和「佔領留守」是常見的抗議方式。為反對「利東街」被清拆重建，居民絕食數日；「保衛皇后碼頭」的示威者佔領碼頭舉辦音樂會和人民規劃大會。從「反高鐵」開始，更多示威者嘗試堵塞道路交通、包圍政府建築、用身體推進警方防線。在「反國教」運動中，「學民思潮」和數萬名市民佔領政府總部、並發起罷課和接力絕食；在「碼頭罷工」期間，數百名學生到碼頭留守支援，衝擊保安的防線，和工人們一起佔領碼頭內的行車道。不少抗爭者指出：2005年數千名韓國農民在「世界貿易組織第六次部長級會議」中結合包圍、衝擊防線、「三步一叩」苦行的抗爭令香港的抗爭者深受啟發，例如在「反高鐵」、「碼頭罷工」中，示威者分別手持象徵土地的白米、身著印有「重奪勞動尊嚴」上衣苦行。

在這些社會運動中，數日至數週的公共空間「佔領」打開群眾自發組織、參與的空間；數百名積極的社會運動參與者的網絡逐漸形成，他們組成行動小組，彼此之間亦有連結。這些社會運動的參與者不少對議會抗爭爭取政制改革的運動路線抱以批判，他們更在乎在這些行動中開展民主自治實驗、創造集體充權的過程。在大大小小的示威中，一些積極份子在這些行動中輪流佔領空間、籌募物資、向外發佈現場資訊，並透過網絡動員更多的市民前來參與。

在當時，主流泛民主派和社會輿論仍認為「用群眾力量脅迫官員或議員順從民意『不理性』、衝擊代議政治的核心[8]。」然而，這些多樣而頻繁的基進抗爭引起社會的討論、不斷挑戰社會大眾對於抗爭的想像。另一方面，在這個時期，雖然警方偶有打壓這種直接行動模式，但在2003年至2014年的5529次公眾活動中，只有16名示威者被起訴。相較於「傘運」後，政府在執法上仍保留一定的現實空間[9]。

第一代「本土」的建構

香港社會目前關於「本土」的認識大多來自2011年後崛起的本土思潮，不過，關於「本土」的討論在2007年的「保衛皇后碼頭」運動已經出現。2006年年底政府計劃清拆皇后碼頭以啟動填海工程，「保衛皇后碼頭」的抗爭者佔據碼頭展開抗爭，更在運動期間成立民間團體「本土行動」。他們舉行多場以「本土」作主題的活動，包括鼓勵民眾「自主自決」參與城市規劃的「保留皇后人民規劃大會」、攝影展、新本土運動論壇和「人民登陸皇后」行動。這些抗爭者嘗試提出一種改寫殖民歷史、批判「發展主義」的本土論述初探。然而在當時的社會，普羅市民主要關注皇后碼頭的歷史文化記憶，「解殖」的本土論述未能廣泛地打入社會的討論。

「保衛皇后碼頭」行動的參與者陳景輝曾寫到：

「天星保衛運動開啟了一種新本土視野，意欲擺脫各種自上而下的官方本土想像（如在利東街和大會堂對出的新填海地上築建格格不入的巨廈高樓式規劃），重拾香港人的主體性……」「假使要讓九七後的香港真真正正地脫離九七前的殖民地狀態，需要做的並不是直接拆掉皇后碼頭此一殖民標誌，相反，我們要作的是真正將政治權力交還下放給香港的普羅民眾。」

左翼思潮的冒起

左翼運動在香港歷史源遠流長，早在19世紀，香港已爆發過不止一場反帝國主義的罷工。香港的左翼分子就殖民主義的禍害、港口工人的苦況、女性的卑微地位挺而抗爭。戰後，不少民間團體如「街工」[10]的群眾組織工作都具有左翼色彩。然而，左翼思潮一直都不是香港社會中的主流，長久以來在冷戰的意識形態下，「共產主義」在市民眼中與極權劃上等號，以致批判資本主義的立場一直都不受待見。在1980年代，主權移交談判激發了爭取「民主」的呼聲，可是泛民主派的議員在各種議題上向資本家的利益傾斜[11]，社會上也較少圍繞社會不平等、貧富懸殊的社會抗爭。

然而，在1997年的金融風暴後，社會不平等問題日益顯著，其中「地產霸權」的問題獲得不少市民的共鳴，樓價飆升、「居屋」停售、公共房屋減建，使市民難求窩身住所；待遇惡劣的外包工作越來越普遍、舊區重建以致居民遭迫遷，種種積累已久的民生問題曝露於人前，也使得主流政制議題外的工運、社運有如雨後春筍般發展。

在2004年，左翼旗幟鮮明的梁國雄（長毛）高票當選立法會議員，在2006 年成立了社會民主連線，為首個主張左翼意識形態的民主派政黨，在議會中帶入了相對激烈和具階級意識的抗爭。[12]2011年，工黨成立，多位議員倡議標準工時、合理最低工資、退休保障等政策。在民間，「舊區街坊自主促進組」、「中大基層關注組」等發展基層組織並有左翼色彩的團體紛紛成立。「改善民生」和「打倒地產霸權」的口號一度成為「七一遊行」的主題。在2007年，出現紥鐵罷工、在2010年，意識形態更為旗幟鮮明的政治團體「左翼廿一」成立，在2013年，出現碼頭工人罷工，社會整體的氣氛出現了相當改變。

然而，在政制民主化的社運主調面前，要推進批判資本、反對勞動剝削的立場困難重重，在議會裡關於勞工保障相關的法例因傳統民主派不支持而進展緩慢；在街頭上也未有一定的群眾支持，未能成為有影響力的運動。與此同時，每逢民主運動抗爭，政府往往以「保民生、拼經濟」作為宣傳，暗指「民主」運動損害「民生」經濟發展，久而久之令民主運動的抗爭者對民生議題心生排拒，甚至將民主和民生視為互相對立的訴求。

3.4 2009：泛民主派步向分裂

以「民主黨」為首的泛民主派政黨是「回歸」初期民主運動的重要力量，2006年，「公民黨」和「社民連」等政黨出現。這些泛民主派的政黨大多視「一國兩制」為保護香港自由法治的制度框架、以「漸進落實《基本法》的民主普選」為目標。

在尋求改變的路徑上，主流泛民主派認為要和中央政府保持溝通，先有望逐步兌現普選承諾，於是發展出發起遊行表態，同時和政府在體制內談判，俗稱「又傾又砌」的互動模式[13]。為令該互動模式得以延續，主流的泛民主派政黨主張「和平、理性、非暴力」（和理非）的抗爭手法，並不認同對體制外更激烈的抗爭。泛民主派在社會運動中的參與並不積極，但一度扮演著「霸佔戰場、搭建動員民間反對運動的平台[14]」的角色。在功能組別的限制下，居於少數的泛民主派議員無法否決議案，但透過發問、提出修訂等方式延長審議法案的程序，俗稱「拉布」。當議案受到公民社會的反彈，「拉布」能爭取時間動員更多的群眾行動。但換言之，議會外的抗爭群眾才是施壓的主力，「拉布」本身並沒有影響力。

2009年年底，特區政府公佈《2012年行政長官及立法會產生辦法諮詢文件》，沒有回應民間關於政改的訴求，也沒有提出邁向雙普選的步驟和日程。於是「社民連」和「公民黨」提出「五區總辭，變相公投」[15]，希望民間透過公投表態、迫使政府盡快實行普選。然而以民主黨為首的「終極普選聯盟」拒絕參與公投，更走入中聯辦和中央「溝通」。最後由中央推出的「妥協方案」在民主黨和建制派聯手支持下高票通過，「五區公投」以低投票率收場，而後中央並沒有如民主黨期盼的繼續建立溝通平台，政改仍然毫無推進。

隨著中央的普選承諾一再落空，社會上的矛盾不斷升溫，溫和議會路線遭到挑戰。2009年的政治風波令溫和議會路線頓失支持、民主派溫和派和激進派幾近決裂、民主黨在支持者間的公信力大幅下降。當體制內的議會路線無法回應社會積累的矛盾，本土派的崛起和大規模的街頭抗爭於是浮現。

3.5 2011-2013：本土派崛起

「本土主義」的出現，很大程度上基於對先前的民主運動與其他社會運動的不滿。隨著政制改革受阻、中港關係惡化（詳見「2008-2014：中港矛盾惡化期」）、香港人身份認同高漲，「本土主義」在社會上崛起。今日香港普遍理解的「本土派」可以追溯至2010年左右圍繞著中港矛盾的討論。其中，陳雲[16]是首位本土思潮的論述者，他的理論為本土派提供了最初期的論述。他在2011年出版《香港城邦論》，自稱「國師」，並以偏鋒的言論在網上受到矚目，吸引了一批支持者。

在這裡我們概括介紹陳雲的重要觀點︰第一，他反對泛民最初提出的「民主回歸論」，認為中國哪怕有民主，未必對香港有利，而泛民將精力浪費於關心中國民主發展，犧牲了香港利益。第二，他主張香港本位、港人優先的政治綱領，追求人口文化經濟資源各方面的自治。第三，為推動自治運動，他提倡族群政治，撰文為網民使用蝗蟲一詞辯護。第四，陳雲認為美國的「香港政策法」未來會成為中美鬥爭中的一環，而香港的國際地位和金融制度對中國有特殊的利用價值，這些可以成為香港自治運動的籌碼。他的觀點受到社會學者孔誥烽長期的補充與宣傳。第五，陳雲反對泛民的「和理非」信念，並為激進抗爭創作「勇武」此一形容詞。陳雲所建立的政治綱領顯然針對傳統的泛民主派︰在政治認同上以「本土意識」挑戰「民主回歸」，在抗爭的劇目上以「勇武」挑戰「和理非」。本土派鼓吹族群矛盾的論述，引起左翼人士不滿，雙方時有爭執。本土派攻擊泛民人士為「大中華膠」，左翼人士為「左膠」^[17]，這些派系之爭一直影響到「雨傘運動」及傘運後的數年。

在當時，本土派所推動的排外立場和新移民搶奪資源的論述並不是社會主流，但在網上頗有迴響。在2012年，因應內地夫婦來港產子的情況，網民籌得十萬元港幣，在報章上刊登「香港人，忍夠了」廣告，暗喻內地人為蝗蟲。2013年，有社福界團體提出司法覆核，爭取到內地來港新移民住滿一年便合乎資格申請綜援，引起社會反彈。從2012年開始，上百名網民透過網絡動員，在新界數個區進行多次「光復行動」驅逐水貨客，具體行動包括街頭漫罵、肢體碰撞、阻擋遊客排隊購物，示威者視之為「勇武」抗爭。在零星示威外，陳雲和一些政治人物成立「香港復興會」、「普羅政治學苑」、「熱血公民」等組織。

註：

[1] 詳見：梁寶龍（2017）。《汗血維城：香港早期工人與工運》。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2] 即婢女。當時蓄婢被視為相同於奴隸制度，與宗主國英國法律違背，最後蓄婢被立法禁止。

[3] 1970年代的激進學生運動熱潮，其中思潮涵蓋反殖、無政府主義、托洛茨基主義等等。詳見：羅永生（2017）。〈「火紅年代」與香港左翼激進主義思潮〉。《二十一世紀》，第161期，71-83。

[4]即「反加價、反失業、反貧窮、反壓迫」。

[5] 鄭煒（2018）。〈香港新興社運的框架和劇目〉。戴於鄭煒、袁瑋熙（合編），《社運年代》（頁37）。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6] 香港近年社運人士通常以「左翼」一詞，跟以往親中共的「左派」區隔，後者自回歸後因為進入建制一方，意識形態變得十分保守，傾向保持現況。

[7] 「和平、理性、非暴力」之簡稱

[8] 鄭煒（2018）。〈香港新興社運的框架和劇目〉。戴於鄭煒、袁瑋熙（合編），《社運年代》（頁37）。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9] 儘管根據《公安條例》，組織和參與未經批准的集會遊行構成刑事犯罪，然而在這個時期，未經批准的集會和遊行往往沒有被檢控。

[10] 街坊工友服務處，由1970年代開始著力服務和組織工業區工人和公共屋邨居民的團體之一。

[11] 1999年，李卓人所提出的「設立最低工資提案」被民主派議員否決。

[12] 在議會審議過程中喧嚷、擲物、去官員住所前抗議乃至衝破警方防線，這些行為屢次被泛民主派批評，亦不為社會主流接受，但開啟了回歸後抗爭激進化的先聲。

[13] 1980年代基層組織者開始主張的倡議模式，即一方面在議會內商議，另一方面在議會外施加群眾壓力。

[14] 馬嶽（2018）。〈民主運動三十年：自由專制下的防衛戰〉。載於鄭煒、袁瑋熙（合編），《社運年代》（頁8）。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15] 在五區分別有一位議員請辭後，根據政策舉行補選，並藉這個機會以「爭取盡快實現真普選、廢除功能組別」為主題變相舉行公投，

[16] 陳雲是民俗學博士，在嶺南大學中文系任教，長年書寫傳統文化及語文相關的專欄文章。

^[17] 「膠」為粵語髒話「鳩」的諧音，有一定侮辱成份。

《香港究竟發生了什麼》是一個關於香港的寫作計劃，也是場記憶與遺忘的鬥爭。我們從2021年的6月9日開始每晚連載，梳理香港社會運動的歷史脈絡，以及從2019年春天至2021年，由《逃犯條例》修訂草案所引爆的民主運動的發展軌跡。希望這個書寫的嘗試，能在阻隔交流的石壁高牆上鑿出一個洞，帶來對話的可能，也煉成連結和反抗的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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