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报档案：1989年胡耀邦讣告
野兽按：前几年常去纽约时报中文网溜达，对于一些历史报道很感兴趣，有点旧闻记者翻寻旧档案的感觉。
纪思道
2016年6月3日
本文最初发表于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逝世30周年之际，欢迎重温时报当年的讣告。——编注，2019年4月15日。
4月15日周六于北京——中国政府宣布，胡耀邦今天过世，享年73岁。他生前帮助中国偏离正统的马克思主义道路，在六年的时间里领导全球最大的共产党组织，直到1987年1月被迫辞职，自此失势。
官方通讯社新华社表示，胡耀邦4月8日突发心肌梗塞，未能挽救。他是在上周六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发病的。
胡耀邦来自贫寒的农民家庭，14岁时离家加入内战中的共产党游击队。他的活力和冲劲把他带到了北京的权力巅峰。然而，这些特性也注定了他的结局，因为他有一种倾向，事前不经过仔细考虑，也不和同僚讨论，就冒出惊人的言论，让其他官员很恼火。
不迷信神圣
对于胡耀邦而言，没有什么是神圣的，对毛泽东的记忆不是，就连筷子也不是。在1984年前往内蒙古时，他建议中国人可以开始使用西方餐具。
“要放点刀、叉，多买点盘子，同桌分吃，中餐西吃，”他建议。“这样可以避免传染病。”胡耀邦的同僚吃了一惊，责备他批评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之后他就放弃了这个想法。
在中国，谨慎常常是一种受人珍视的品质，但他是一个例外。胡耀邦属于最早放弃中山装，喜欢穿西服、戴领带的领导人之一。当有人问他，毛泽东的哪些思想适合用于中国经济现代化时，据说他回答的是：“我觉得没有。”
胡耀邦是邓小平的长期门生，70年代后期在帮助他巩固权力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在80年代早中期的中国自由化进程中，胡耀邦负责日常事务工作。然而，他令人瞩目的职业生涯蒙上了一层阴影，因为它的终结更加引人瞩目：1986年12月到1987年1月那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事件，包括带来动荡的学生示威活动、最高级别的官员对他的各种指责、他的辞职，以及后来抵制西方民主影响的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
他的辞职成为了后毛泽东时代中国的一个里程碑，原因有几个。它显示了快速变革与个人风格仍然面临着相当大的阻力，尤其是在“老革命”和军方官员当中。它还打乱了有序的接班计划：胡耀邦本来可以接替邓小平成为中国最高领导人，结果却为一些更加谨慎的官员的崛起敞开了道路，比如当上总理的李鹏。
辞职和镇压
胡的辞职及随后对知识分子的弹压，也加剧了许多人对中国共产党的幻灭，增加了北京将其意志贯彻于各省的难度。
“我不是一个铁石心肠的人，”有报道引述胡的话说。“我是个性情中人，有血有肉的人。”这是个公允的评判，这位领导人把注意力都放在改革和未来上，无暇顾及左右，以至于失去了权力，不能再对未来的改革施加任何影响。
1981到1987年担任党的最高领导人期间，胡耀邦经常处在邓小平的阴影之下。在香港大学的中国学者托马斯·陈(Thomas Chan)看来，胡虽然出言坦率，却从未越过集体决策程序行事。和邓、毛不同的是，胡耀邦的地位始终没能达到可以单方面采取一些重大行动的地步。
尽管如此，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邓渐渐不再插手国家的日常管理工作，胡在将中国引向市场经济和更开放的政治体制的过程中还是发挥了巨大作用。从某些方面看，他和他的政治导师有些相似。和邓一样，胡身材矮小，身高勉强到五英尺，但充满活力，讲求实际，并且说话不管不顾，经常因此惹来麻烦。
党和军队内的一些人批评胡耀邦向市场的推进过快，并且过于容忍异见知识分子。在多个城市发生学生示威活动，要求获得更广泛的民主后，连邓也不再站在他的一边。
在“辞职”之后，胡耀邦保留了政治局的职务，但似乎再也没有发挥过多大的影响力。此后他很少公开露面，看起来总有些悲剧人物的色彩：他象征着一个领导人推行改革时应该维持在怎样的限度。
胡耀邦1915年11月出生于湖南浏阳，那是一个中南部偏远地区，以辛辣的食物和难以控制的农民著称。出身贫困农民家庭的胡耀邦小时候没上过学，不过后来自己学会了认字。他在12岁时第一次参加了反叛活动，14岁那年，他离家出走，参加了共产党的反抗组织。
1934、1935年，胡耀邦参加了富有传奇色彩的长征，是参与者中年纪最小的一批人中的一员，当时这些共产党反抗者从中国东南部出发，历经6000英里的徒步跋涉，抵达在西北部新开辟的根据地。而后他成为一名军队的政治官员，并很快获得上司邓小平的赏识。在共产党获胜后，胡耀邦跟随邓小平来到北京，成为中共青年组织负责人，在那个职位上待了15年。
毛泽东在1966年发起文化大革命后，邓小平失势，胡也受到牵连。他被人剃了头，送到农村看管牲口，连吃睡都跟羊和马在一起。邓在1973年到1976年曾恢复权力，胡的政治生涯也在那时起死回生。而后在1976年初，文化大革命即将结束的时候，二人再次被罢免。
一场划时代的会议
毛泽东死后，在1977年，国家开始寻找新的方向，邓、胡开始了缓慢的回归。在1978年底的一次划时代的中共中央委员会会议上，胡耀邦不但进入政治局，还成为党的组织和宣传部长。胡获得了影响力，并帮助邓巩固了他的权威。他自己的威信也迅速提高。
1982年他成为党的总书记——一个重新创设的职位。
经过1987年1月的一系列秘密会议后，他开始失势，那些会议的内容至今仍不为外界所知。1987年1月16日，一名表情凝重的电视新闻播报员宣读了一份声明，称胡耀邦“检讨了他担任党中央总书记期间，违反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在重大的政治原则问题上的失误”，已经提出辞职。
退隐那几年
胡耀邦随后深居简出，《北京周报》(Beijing Review)在1988年报道，他平日里会读中国革命元勋的回忆录，修习书法，走路锻炼身体。1989年4月，有报道称他在政治局一次会议期间突发心梗。两天后国务院总理李鹏说他去医院看望了胡耀邦，说他正在康复。
胡的“辞职”似乎伤害到了党的声誉，但同时也强化了他的形象。越来越多的人，尤其是一些知识分子认为，他是一个在政治上不愿随波逐流的人，并为此付出了代价。
睿智的宰相向皇帝进谏，得到的却是奚落和罢黜，这是中国民间传说中的一个传统主题。在许多中国人眼里，胡耀邦似乎就属于这样的情况。
时报看中国
从胡耀邦之死到天安门的枪声
储百亮
2014年4月16日
很少有哪位被罢黜的领导人的去世时间能带来如此重大的后果。1989年，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参加会议时，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突然脸色苍白、摇摇欲倒。他请求离席，并因心脏病发作而倒地。25年前的4月15日，住院一周的胡耀邦离开人世，他的死引发了以天安门广场为中心的声势浩大的示威活动，示威活动在6月3到4日的武力镇压中达到高潮。
鲍彤表示，若不是因为胡耀邦突然离世，学生抗议者会失去一件强有力的象征性武器，当时的领导人无法轻易斥责悼念胡耀邦是非法的。鲍彤曾在1989年担任党内高级幕僚，胡耀邦倒地时，他就在会上。抗议、镇压和后续的意识形态寒潮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的政治格局，官方依然对这些事情讳莫如深。
鲍彤在北京接受电话采访时说，“没有这个事情，一切会很不一样。那次事件的导火索是是否允许学生按照他们的要求哀悼耀邦。”党内官员常常互相以名字称呼。
胡耀邦生前，许多人都认为他体现着共产党较为宽宏大量的一面，愿意实行一定程度的政治自由化；在他死后，这种看法甚至更加深入人心。邓小平和党内其他元老指责胡耀邦对学生抗议和异见知识分子的立场太软弱，而后于1987年1月解除了他的总书记职务。1989年，哀悼胡耀邦成为了公众表达不满的一件工具，不满情绪是因为腐败，以及迅速变化的中国社会遭受的政治束缚。
“实际上，胡耀邦去世是燎原的星星之火，但我们不可能知道，若不是他离世，事情会有多大不同。”北京的学者周舵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说。1989年6月4日之前的几天里，他参加了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绝食抗议。6月4日那天，他和其他人与军队展开了谈判，要求军队让剩下的学生离开广场，免遭血洗。
“我们在1988年就开过会，与会者都在讨论国家的未来，人人都觉得，接下来的一年会出问题。”周舵说，“政治改革停滞不前，人们的期望值被抬高，而后变成失望，保守派正日渐得势。事实证明，是胡耀邦的死把所有的因素聚到了一起。”
胡耀邦去世两天后，数千名大学生从北京西北部行进到市中心的天安门广场，随即占领了广场。他们要求当局允许他们参与追悼胡耀邦，还敦促中共领导人追随胡耀邦那套更为开明的做法。接下来的几周，示威活动扩展到了全国，吸引了大量的普通市民、甚至吸引了一些忘乎所以地想尝试自由表达意见的官员。抗议激发了民众日渐强烈的呼吁，他们要求实施政治问责制，结束审查制度，逐步走向民主，不过，大多数参与者都接受由一党继续执政。
前中共高级领导人的秘书鲍彤说，如果没有胡耀邦离世的火种，“社会会出现不同意见，可能还会出现一些尖锐的冲突，这些冲突大概会和物价或什么有关。但是这个事件使这些问题成为邓小平的面子问题。”
刚开始，由邓小平幕后掌控的领导层出现了分歧，对于如何处理骚乱犹豫不决。接替胡耀邦担任中共总书记的赵紫阳及其盟友倾向于以相对缓和的方式回应学生的要求，学生们要求当局放松审查制度，让共产党接受更广泛的公众监督，并承认抗议是合法的爱国运动。
然而，邓小平推开赵紫阳，下令在北京城区实施戒严，以镇压他认定的由反动派一手策划的“动乱”。邓小平警告称，让步只会招致对方得寸进尺。一开始，北京各处的抗议人群堵住了军队。然而，经历了数周的犹豫和准备之后，邓小平命令在北京周边集结的数以万计的士兵于6月4日夺回天安门广场。士兵用实弹射击威胁要阻碍军队前进的人群，愤怒的居民时或向士兵发起攻击，点燃士兵的车辆。
自1989年以来，关于6月3日和4日以及此后数天内遇难的具体人数一直存在争议。政府起初说共有将近300名士兵和平民死亡，但却从未提供细节。据外部观察人士估计，共有成百乃至上千的平民遭到了致命性枪击，或是被刺刀刺死，或是遭到了军车碾压。不管到底有多少人，中国政府始终希望人们淡忘此次流血事件；今年是天安门事件的25周年纪念，看样子，官方届时肯定会通过审查来压制纪念活动。
近来，经过多年漠视之后，中国共产党低调地向胡耀邦表示了敬意。但是，中国国家媒体都没有对意义重大的胡耀邦逝世纪念日进行报道。一些香港报纸和中国大陆网站报道称，胡耀邦的门生胡锦涛于周五拜访了位于中国东南省份湖南的胡耀邦出生地。胡锦涛是2002年至2012年的共产党总书记。中国网站上的许多报道随后都被删除。
身形瘦小、面容慈祥的胡耀邦曾是一名人称“红小鬼”的儿童革命者，14岁时便加入了共青团。20世纪8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他都在积极推行邓小平的经济改革措施及一项政治正常化措施，以便治愈毛泽东时代留下的创痛。然而，他的开明倾向和冲动的处事方式惹怒并最终疏远了邓小平及其他共产党领导人。不过，胡耀邦仍然得到人们的敬爱，由此保住了自己在政治局的位子，这个领导团体当时共有17名成员。
1989年，有流言称胡耀邦是因为遭到抨击而倒下的。这些流言虽然没有依据，但是，关于胡耀邦在4月8日政治局会议上倒下的具体情形，仍然有不少相互矛盾的说法。
支持对抗议者采取强硬立场的中国前总理李鹏写过一篇关于1989年事件的文章。文章后来遭到泄露，并于2010年发表在了香港。胡耀邦“突然脸色苍白，呼吸不均，双手发抖，”李鹏写道。胡耀邦“慢步向门厅走去，突然一下倒在地上。”
但是，当时也在会上的前共产党幕僚鲍彤却说，他记得胡耀邦倒在了官员们在中南海会议厅所使用的一张桌子上。中南海是中国领导人居住的地方，四周有围墙包围。
鲍彤说，“会议在讨论教育局的一份文件。”
“耀邦说，‘紫阳同志，我觉得有点不舒服，我想请假。’紫阳问他，因为他看见他把手放在心脏的地方，‘耀邦同志，你是不是心脏问题发作了？’”鲍彤说。胡耀邦回答道，有个医生诊断他得了心脏病。
鲍彤说，“他一边解释，一边倒在了桌子上。他无法走路，然后紫阳说，‘啊，你心脏病犯了！别动，耀邦，千万别动。’”
“他双臂张开倒在桌子上；紫阳说，‘赶紧叫医生，’然后他问会上有没有人带硝酸甘油。江泽民支支吾吾了一下说到，“我没有心脏病，但是我的老伴儿总让我带，’然后他就把药拿了出来。但是没人知道这药应该怎么用。紫阳说，‘有谁知道这怎么用？’然后其中一名工作人员说，‘我知道，我知道，’然后他就把药放进了耀邦嘴里。”
曾在胡耀邦心脏病发作后对他进行治疗的王敏清医生在发表于2010年的一篇文章中说，时年73岁的胡耀邦可能因为操劳过度而加速了死亡。王敏清写道，医生要他卧床静养，让护士帮助他解大小便，但他不听劝告。
他“总想下床，”他写道，“ 胡耀邦没能绝对卧床静养。”
储百亮(Chris Buckley)是《纽约时报》记者。
翻译：陈柳、张薇
从广场上到红墙内：那些跻身政治局的六四亲历者
杰安迪，储百亮
2013年6月4日
北京——连续四天，400多位中国最杰出的富有政治才智的人聚集在北京一家宾馆烟雾缭绕的会议厅里，焦虑地辩论着国家的未来。
那是1989年4月，中国在进行经济改革十年后，开始面临政治自由化的呼声。几天以后，天安门广场爆发了抗议活动，与会者的人生从此走上了截然不同的道路。其中有几位成了今天的国家领导人，比如中国总理李克强；另一些则因被指控支持抗议活动而身陷囹圄或者流亡国外。天安门抗议震动了共产党，最终以6月4日士兵大举进入北京、开枪打死了几百名赤手空拳的抗议者和旁观者而告终。
曾帮助组织那次会议的陈一谘说，“会议的气氛是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后来，不可能再召开像那次那样每个人都愿意直抒己见的会议了。”
今年是六四流血事件的24周年，也是共产党新领导层上任后的第一个周年，新领导层中有不少与1989年事件有密切且矛盾关系的官员。很多如今的高层领导在20世纪80年代还处于他们政治生涯的初期，那个时代，允许什么、禁止什么的边界没有今天这样泾渭分明，也没有被如此严格地控制。他们当年的职业和友谊，以及他们有时的观念与那些在六四之后入狱或被罢免的学者、官员和政治顾问们的有些重叠。
几乎没人认为去年11月上台的新一届中国领导人会推翻官方对六四事件的定性：一场必须镇压的反革命暴乱。但是，他们曾陷入当年那次政治试验的经历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与其前任相比，如今的领导人是否会对新的想法和讨论持更开放的态度。
虽然中国领导人公开辩论经济改革的不同方法，但是他们对政治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难以听到。至少在现在看来，任何对20世纪80年代更自由精神的潜在接受，都被晋升到了高层的那些人所必需的因循守旧所禁锢，这些人害怕自己被怀疑是意识形态异端。
然而，六四事件的教训以及其压抑的后果对新领导人来说也许是负担，如果他们面临另一次政治反抗则尤为如此，曾担任赵紫阳助手的吴伟说，赵紫阳是致力改革党的领导人，在镇压发生前不久被罢免。
吴伟说，“对现在的当权者来说，这依然是个沉重的政治包袱，即便他们还不能对此进行公开讨论。经历过那次事件的人现在正值中年或者稍老一点，这依然是他们心头的一个结。”
据曾参加会议的原新华社编辑仲大伟称，现任政治局常委的25位委员中有六人曾参加那次会议，今年57岁的李克强总理是其中之一。其他与会者包括国家副主席李源潮，中纪委书记王岐山，以及负责有关宗教、少数民族以及党外组织政策的俞正声。
这些后来成为中国领导的人中有不少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涌进大学的，他们渴求知识和自由思想，在之前的10年文革期间，人们只能死记硬背毛泽东思想，大学由于意识形态运动大部分处于关闭或者停顿状态。在当时的照片上，他们都穿着蓝色或者绿色棉外套，提醒着人们那是他们曾希望逃脱的单调遵从。
在天安门动乱的整个过程中，现任国家主席兼党总书记的习近平在东南部的福建省任地方官员，远离北京的抗议活动。但他的父亲习仲勋是支持经济改革的共产党元老，也是胡耀邦的朋友。曾任党的领导人的胡耀邦因其自由倾向于1987年被罢免，他的突然死亡，使得上千名学生前往天安门广场表达自己的哀伤，也发出迈向民主的要求。
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Monash University)中国共产党历史学家孙万国(Warren Sun)称，有些迹象显示，习仲勋曾间接地表达过他对军事戒严的反对，但在六四之后很快站好了队。
六四事件发生前，中国在最高领导人邓小平的带领下，抛弃了毛泽东时代的意识形态狂热，开始进行市场改革，允许农民、工厂主以及商人摆脱国家的约束。伴随经济改革的是新思想的酝酿、以及对政治开放和文化创新的呼声，但也遭到党内保守派领导的一场针对“精神污染”的反击行动。
北京作家陈子明说，“我们当时都认同的是中国必须进行改革，迫切需要如此。学生和学者之间唯一的真正分歧在于，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哪个应该最先进行，或者是同时进行。”
当前中国的很多领导人在那种如火如荼的气氛中开始攀登政治阶梯，在当时，官员与一些倡导更激进变革的人打交道、甚至对他们表示同情并不罕见。学生时代的李克强曾与胡平和王军涛有过交往，后二者是积极投身于1980年不受拘束的学生竞选的激进分子。朋友称，有时李克强会参加学校的沙龙，学生们在那里辩论选举政治、西方思想以及威权统治的暴行，直到深夜。
朋友称，那以后，李克强被党内官员劝说放弃了出国留学机会，当了共青团的一名干部。
王军涛说，“当时我们有很多相同的看法。很多让我们发生分歧的问题那时还没有出现。” 王军涛在六四事件后被关押，在1994年去了美国。
其他未来的领导人也有类似的背景。现任中纪委书记的王岐山曾在20世纪80年代与其他年轻学者一起提倡改革死板的计划经济，他们被誉为“改革四君子”。在那个十年的后期，他担任《走向未来丛书》的编委成员，该系列丛书很受学生喜欢。
陈一谘曾是主办那次会议的政府机构主任，他回忆说曾与王岐山多次长谈，也在1988年与李克强有过一次长时间的对话。在提到中国最近退休的一批领导时，他说，“我的印象是，这一代应该比胡锦涛、温家宝那一代人要更开明。”
到了1989年，分歧导致了共产党领导层内部的分裂。尽管已出现十年经济增长，学生和学者却因为官员腐败和共产党不愿效仿席卷前苏联阵营的政治改革而不满。更多公众也因官员特权、以及物价改革带来的通胀而十分愤怒。
这些矛盾在胡耀邦死后爆发了，当时在天安门广场上的悼念活动升级为争取通过向民主迈进以及言论自由来限制权力和党精英阶层特权的诉求。
赵紫阳以及党内高层其他相对温和派人士提倡用慎重的政治自由化和新闻自由来平息不满。但强硬派则认为自由化会带来危害，不能解决问题。他们得到了邓小平的支持，邓小平一直热衷于经济改革，而不是政治改革。
民主倡导人士王军涛回忆了自己与前大学校友李克强在1989年5月中旬的最后一次见面，他说，“在学生时代，(李克强)经常直抒己见。现在他已经不像过去那样爱冲动。他变成和其他官员一样的人，对领导唯命是从，但我觉得他仍有正义感。”那次见面时，李克强与一群领导一起劝说学生停止绝食，回到教室中去。
等到5月20号政府宣布在北京进行军事戒严时，赵紫阳已经失去了权力，邓小平和党内保守派正在准备对聚集在天安门广场的学生进行更严厉的镇压。两周之后，携枪的士兵和坦克辗过天安门广场，中国又经历了一场清洗和关押的震撼。
据曾经相识的人称，为了度过这次逆转，李克强和共青团的其他官员靠无情的实用主义打消了人们认为他们对党不忠的怀疑。他们参加各种会议，谴责天安门抗议是反革命行为。王军涛说，“在党内生存，你必须成为一个机会主义者。”
6月4日的镇压发生之后不久，习近平的妻子、军乐团歌手彭丽媛曾与其他表演者一起在天安门广场慰问军队。一家人民解放军杂志1989年发表过她演出的照片，照片曾在今年在中国互联网上短暂流传，后来消失了，可见政府对那段历史仍然很敏感。
曾为官员的吴伟说，“党的体制会改变人。一旦你走上了这条路，你就学会了一条：如要保护自己，就必须保护这个体制。但是我不相信那个时代没有给他们留下印记。”
杰安迪(Andrew Jacobs)自北京，储百亮(Chris Buckley)自香港报道。
翻译：张亮亮
时报档案：2005年赵紫阳讣告
JIM YARDLEY
2016年6月8日
北京，周一，1月17日――前中国共产党总书记赵紫阳因在1989年要求民主的天安门抗议事件中支持学生而被剥夺权力。家人说他于周一在北京某医院逝世，享年85岁，他从周五便已进入一系列中风发作导致的昏迷状态。
过去15年来，赵紫阳一直被软禁在家，其地点距离他在担任中国领导人期间曾经工作过的办公室并不遥远。
对那些认为政府应该重新评价天安门血腥镇压的人来说，受到长期监禁的赵紫阳一直是一个有力的符号。他责备高层领导下令采取军事手段，也拒不接受官方将示威活动称之为“反革命暴乱”的说法。
他最后一次在公共场合露面是在1989年5月19日，他来到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中间。他请求他们撤离，道歉说自己来得“太晚了”，并且警告他们，当局正准备驱逐他们。现在人们已经知道，赵紫阳是在被政治局解除职务后立即赶来与学生们会面的。
戒严令于翌日宣布，成为6月3日至4日镇压行动的序曲，士兵们在全北京向抗议者开火，射杀了数百人，或许更多。赵紫阳到天安门探访学生的行程中，他身边的助手也颇值得关注，他便是中国的现任总理温家宝，一张著名的照片拍下了目光茫然的他。
赵紫阳在天安门事件中的角色遮掩了他的其他功绩——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中国最高领导人邓小平的领导下，中国推行全面经济改革；而他是这些改革的主要设计者。他曾推动开发沿海省份，建立经济特区以吸引外国投资，建立出口枢纽——这些是当前中国经济支柱的蓝图。
“邓小平的整个经济政策中有很大一部分实际上是赵紫阳的想法，”1984年赵紫阳传记的作者沈大伟(David Shambaugh)说。“沿海省份的发展、农业、价格改革和工业改革——这些都是赵的主意。邓因此获得赞誉，但它们其实是赵的主张。”
与邓小平和毛泽东不同，赵紫阳在共产主义革命期间不是军事英雄。他也没有参加1934年至1935年的长征。长征可以说是1949年创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那一代共产主义领导人的重要人生阶段。
相反，赵紫阳是从省级官员逐步获得升迁的。他1919年出生于中国中部的河南省，1932年加入共青团，六年后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参加了抗日战争以及之后的内战，但他的职位大多是行政方面的。
赵紫阳在经济方面并非科班出身，但他展现出务实作风，并且取得了成功，最终引起邓小平的注意。1949年，共产党获胜后，赵紫阳被派到中国南方，他把重点放到土地改革问题上，在广东省稳步获得政治提升。
在新成立的共产主义中国，没有什么问题比土地问题更具政治性。为了实现毛的社会主义乌托邦构想，私有土地遭放弃，代之以农业合作社。但是1958年至1960年误入歧途的集体化政策“大跃进”成为历史性灾难。在粮食生产崩溃导致的可怕的三年饥荒期间，估计有3000万人死亡。
1962年，时任广东省最高官员的赵紫阳推出一个方案，解散人民公社，把私有地块返还给农民，实行家庭生产承包责任制。这种方案取得了成效，成为帮助中国其他地方恢复农业生产的典范。
不过，在政治上，赵紫阳没有获得回报。1967年，在文化大革命对“修正主义”思想的清洗中，他遭到迫害，在一家工厂里强迫劳动四年。1971年，他复出，在内蒙古自治区担任官职，看起来是一名洗心革面的毛泽东主义者。他发表演讲，反对私有经营和物质刺激。
但他的转变似乎不是非常真诚。1972年，他返回广东任职，1975年调任四川。他在四川推出类似于之前在广东实行的土地改革，放松对工业的控制。他允许农民和工厂给自己的产品定价，这一决定带来三年的产量提高。
他的表现也引起了邓小平的注意。邓原籍四川，在两次清洗中幸存，1976年毛泽东去世后，他最终成为中国的最高领导人。邓小平想通过实用主义方案而非意识形态试验来解决中国的经济问题，1980年，他把赵紫阳调到北京，担任副总理。
那年下半年，赵紫阳被提升为总理，成为名义上的政府首脑，主抓经济。遵照邓小平的指示，他大胆进行经济改革，扩大农民和某些行业的自主权。1987年，胡耀邦因为被认为对学生抗议太宽容而被免职，赵紫阳被任命为中共中央总书记，成为邓最可能的接班人。
对此，他似乎有顾虑。
“我不太适合当总书记，”在获此任命之前约一个月，赵紫阳在接受美国一家电视台采访时表示，“我更适合管理经济事务。”
不过，赵紫阳并不缺乏胆量。在1987年的一次中共党代会的开幕式上，他发表了著名演讲，宣称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阶段可能要持续100年。他说，因此中国需要试验各种经济手段来促进生产。
这是一个非常巧妙的提法，把市场经济试验纳入社会主义的发展框架之中。
但是，赵紫阳的政策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顽固派中树敌众多。1988年经济过热时，他们便归咎于他。当时通货膨胀严重，腐败报道频出。在名义上自己领导的政府中，他的影响力开始减弱。他的敌人还抨击他接受政治自由化。“他认为中国政治改革的目标是建立民主和法治，”吴国光说。他是当时赵紫阳在多项事务上咨询的顾问之一，目前在香港中文大学教授政治学。
传记作者沈大伟说，1989年赵紫阳的权力快速流失，他越来越急迫。5月4日，他未经邓小平的许可，向天安门的抗议者发表了一个和解的讲话。在镇压之前数周，在抗议进行之时，赵紫阳和当时的苏联领导人米哈伊尔·S·戈尔巴乔夫(Mikhail S. Gorbachev)在北京会面。在世人看来，这是两位志同道合的共产党改革派的会面。
但是，赵紫阳告诉戈尔巴乔夫中共中央委员会的所有重大决定必须获得邓小平的批准——当时邓表面上处于退休状态——这注定了他的失败。虽然这几乎算不上泄密，但公开谈论邓的角色犯了大忌。这也被认为是赵紫阳发出的一个信号，表明政府对抗议者的要求采取不妥协态度，是邓小平的意思。
邓小平很快剥夺了赵紫阳的权力，后来撤了他的职。赵在被软禁的数月里遭到中国媒体辱骂。但是，他最终没有受到任何指控。
“他坚信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他们的观点是错误的，”沈大卫在赵紫阳去世前这样说。“在过去15年里，他没有一丝一毫让步。”
即便在隔离期间，赵紫阳也会成为新闻，尽管可能只是在国外。1998年，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访华期间，赵紫阳发布了一封信，呼吁中国重新评估天安门镇压并承认犯下了严重错误。对那封信的报道在中国遭到禁止。
在20世纪90年代，对赵紫阳的软禁放松了很多，他开始走访中国各地，尽管是在监视之下。不过，他要求去中国南方度假进行自己热爱的高尔夫球运动时，仍需获得最高领导层批准。
他在世的亲人包括第二任妻子梁伯琪、四个儿子和一个女儿。
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
本文最初发表于2005年1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