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程讲稿】NGO与性别在大陆

须知：此讲稿是我在课程《性别理论的中国实践》最后一讲的内容笔录。由于课程是付费内容，且此讲部分文段由于政治敏感无法在大陆传播，希望各位浏览此文档时，务必不要转发到其他任何平台（可以转发matters链接），以方便我本人并文中部分人士能够继续在大陆进行性别知识普及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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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今天我们以音频的形式和大家见面，与大家一起回顾NGO和性别在中国内地的发展历程。这里所涉及到的内容，都是在网络空间或者已发表的刊物中已有的素材，而我所做的工作，只不过是以比较连贯的历史脉络，来帮大家梳理现有的信息。今天我们的大致结构，会从1990年代初开始，讲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的前因后果、讲后续生发出来的性别网络如何在全国各地播撒NGO以及公民社会的种子、讲这些种子如何与2012年逐渐占据媒体视野的女权行动派相连接起来，再讲2015年前后性别NGO所面临的一些困难。我所讲述的故事也好、人物细节也好，会尽量保持准确，所涉及到的情景，也尽量用当事人的原话。如果大家对今天谈论的历史细节有问题，或者发现了说法不同的史料，请务必纠正我的说法。

一．什么是NGO

    NGO，非政府组织，是一种民间社会自发组织起来，进行一种有纪律、可持续、大多时候非盈利的团体行动，一般来说旨在回应、改善、修正社会范围的问题，包括环境、劳工、性别、教育、医疗等。在许多国家，一家民间组织是可以白纸黑字注册成为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的，在内地，一般当我们说起NGO时，我们指的是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或者社会团体，而这三种类型的社会组织都是可以在民政局登记注册的。在这之上，许多时候我们读中国NGO的外文文献，NGO也会被用作描述一些没有在民政局注册的，但是组织形式与民办非、与社会团体类似，组织性质也是非盈利，组织目标也指向一些社会问题的小组、机构，或者组织。在内地，与性别平权运动相关的许多小组没有注册，无论是因为自身的LGBT属性难以获取民政局的认可，还是出于集资、运行模式、或者其他原因主动选择不进行官方登记。

二．世妇会的前因后果

   NGO这一概念进入到中国，最重要的契机可以回溯到1995年联合国世界妇女大会，简称世妇会。由于89年六四事件产生的国际范围的负面影响，内地政府在90年代初急需和国际重新接轨，于是在各处寻找机会。当联合国传出1995年开办世界妇女大会的计划时，中国政府就觉得这是不错的契机，世妇会也确实是第一个在中国举办的联合国会议。同时，1990年代的妇联，尤其是妇联高层，有过许多和国际组织接洽的机会，比如1985年第一次开世妇会的时候，中国妇联就有2个名额去到了墨西哥，后来福特基金会入驻内地，给予许多前往美国学习性别项目相关事宜的机会，妇联不仅内部一直有举荐一些主要的人员参与，也会分发给各地的一些女教授、女公务员，这当中许多人后来在世妇会结束后纷纷牵头组织了中国第一波成型的性别NGO和平权项目。在这样一个具备国际视野的妇联当中，当年身处高层的一些前辈老师，比如当年主管妇联主要事物的张国瑛、世妇会后参与推动许多民间性别行动的黄启璪等，对于世妇会在中国举办的意义十分看重，投入了许多精力以争取1995年世妇会主办权。而当时制约着中国顺利举办世妇会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根据历年的传统，世妇会必须承办一个NGO平行论坛，而当时的北京政府，高层人员对NGO的概念，以及相关的民间组织能量十分警惕，毕竟这一波领导班子是89年六四事件后替换上来的。当年甚至还传闻，NGO会场会有裸体游行、妓女协会的出现等等。联合国方面，在92年底、93年初决定由中国举办世妇会后，也十分强硬地要求，任何感兴趣的NGO都能出席会议。最后，经过妇联从中协调，联合国方面与北京政府也达成协议，原本定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的NGO论坛，改到了北京市怀柔区。熟悉北京地理的朋友们可能知道，怀柔还是挺郊区的，尤其是1995年这一时间段。在至今存留下来的各个回忆录中，大家都能发现吐槽当年交通不方便，去怀柔太远的类似言论，我们不更多赘述。

   我们回看1995年世妇会的意义，我觉得这当中有两处值得提及。第一，世妇会是21世纪性别行动的人脉网络的汇集点，是现如今性别行动的中坚力量收获启发、获得培育的转折点。第二，世妇会是社会性别视角作为行动方法得以在今天的性别社群中被广泛普及的历史开端。我们先从第一点讲起。

   有三个要素可以让我们说世妇会是21世纪性别行动的人脉网络的汇集点、是现如今性别行动的中坚力量收获启发、获得培育的转折点。这三个要素，我通过“体制”、“民间”、“国际”这三个不同的政治空间来标注，方便我们有结构地去回看这一段历史。

   第一个要素，在体制层面，世妇会改善了内地的政治语境，启动了许多相关的政策环境的改变。比如当年江泽民配合世妇会的召开，将男女平等定性为国策，就给后续各类性别相关的提案、各省份性别相关的政策计划，打下了基础，让这些努力有了一个所谓的“老大哥这么说了，我们就得这么做”的一个谱系。与此同时，北京政府在1990年初，为了迎合国际上其他角色看待妇联的态度 —— 毕竟妇联的主要工作人员是当年世妇会筹办的主要贡献者 —— 开始对妇联进行结构调整，从党政部门当中调整出来，成为了相对独立的人民团体，甚至安排妇联外事人员在世妇会前后对其他国家组织宣布“妇联是一个NGO”，以改善当年国际对中国的印象。现在我们去读一些外文文献，会发现有些学者称呼妇联为GONGO，government-organized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半政府半民间机构，这一性质的源头便可以追溯到90年代初，为整一个妇联结构的松弛度埋下了伏笔，以至于我们现在会看到，高层妇联很像是党政的出气筒，总在传达十分贴合当局意识的性别观念，但一些基层妇联可以非常紧密地与在地的平权组织，甚至包括LGBT小组互相合作的，这么一个样子的图景。受到世妇会的启发，妇联也在转型的当口明确了自身的目标，推动了许多工作，比如包括保护女童、推进妇女参政指标的设立、下岗女工的培训、再就业问题、反家暴、妇女小额贷款等等，这些努力都是在95世妇会后，才逐渐开始的。推动政策环境、将妇联体系从党政结构中拉扯出来，并赋予妇联一定的政治目标，是世妇会在体制层面所做到的。

   在民间层面，世妇会在物理空间的意义上，聚集了国内一大批期望投身性别运动的人。这当中包括了许多当时从事着和妇女相关的媒体或者学术工作的、可能挂了一些妇联职称的半体制人员，比如说由王行娟组织的中国第一个妇女热线、陈明侠召集的反家暴网络、我们在课上讲过的河南的周山村项目、云南的以高校老师、社科院研究者为主的行动小组等这些团体的历史源头，都可以追溯到95年世妇会。不仅仅在国内，世妇会当时的辐射效应，甚至带动了韩国、日本的女权行动。到现在为止，每年内地会有一个女权学校，过去有一届女权学校就是在韩国举办的，这也多亏女权学校的主办人曾经在95年世妇会前后积累的与韩国方面的人脉。总结来说，世妇会培养了第一批中国NGO 的积极分子。

   最后，在国际层面，世妇会为NGO这一概念正名，方便了已经怀有一整套性别视角的工作方法的基金会资源进驻到内地。1995年为了召开世妇会，北京政府做了十分广泛的动员工作，如果我们穿越回去坐当时的出租车，出租车司机就会跟你侃，他们对世妇会的印象就是妓女游行、艾滋病，会说什么“准备好白床单，万一有裸体游行就用白床单罩上”一类的话语。而当时，因为六四事件，国外对中国的了解也是很封闭的，通过世妇会这一契机，福特基金会、宣明会、乐施会等国际基金会，得以在中国开展工作。这其中的历史情节，涉及到后来为什么性别NGO与国内其他公益行业联系不够紧密这一问题的答案，如果我们回归到95年，就会发现，性别是公益、NGO等概念最先在中国得到定位的问题，也是最先获得国际上的资金、知识支援的社会问题，而这一谱系与许多在2008年汶川地震后才逐渐兴起的国内公益行业的谱系不同，这当中生出了性别NGO与如今的主流公益行业对话困难的一部分原因，我们待会儿会更详细地讲到。

   在体制层面改善了政策和妇联的政治环境、在民间层面汇集了性别平权积极分子、在国际层面引入了资金、知识工具资源，这是我们说世妇会是21世纪性别行动的人脉网络的汇集点、是现如今性别行动的中坚力量收获启发、获得培育的转折点的三个要素。在此之外，世妇会的意义，也体现在它对社会性别视角的普及。

三．社会性别的主流化

   在世妇会之前，性别工作是怎么做的呢，我们从1982年这一个年份讲起，因为1982年是文革结束之后，妇联收录第一批经过大学教育的工作者的年份。当时，从大环境到小环境都在坐改变，比如农村责任制刚刚开始，城市改革也即将触发、婚姻法刚刚颁布、买卖婚姻的覆盖面仍然很广，社会学研究重新起步等等，而在1984年，中华女子干部管理学院，也就是后来的中华女子学院，在转型时期缺乏一套教材。顺着改革开放的实用主义精神弥漫在体制内外的各个角落，中华女子干部管理学院所需要的教材在一定程度上需要涵括应用性强、指导性强，能够回应当下妇女问题所在的方法和理论。而当时，教材编委会能够接触到的材料，大多是30年代中国的妇女研究，比如沈君慧、刘王立明、罗琼等人写的书，这些30年代活跃过的女权主义者的知识结构，大多是西方启蒙教育和中国反帝国主义精神的集合，在方法层面，比如怎么收集数据这一类问题上非常专业，但是在分析框架、问题意识方面，绕不开“解决妇女问题是为了解决国家问题”这么样的一种民族情绪。而经过了文化大革命后，马克思主义成为内地学术的方法论标杆，妇女仍然是贴附在宏大的共产理想之下的社群，不具备独立的主体性，包括李小江、刘达临、佟新等后来在内地妇女学界和NGO行业都有所建树的前辈，在当年都直觉性地意识到，性别平等要做好，真正需要的，是一种尊重女性主体、能够激发个体的主观能动性、有赋权意识的理论。在这样的理论之下，性别平等拥有它独特的意义，是和国家统一、阶级平等议题相持平而不是作为这两者的附庸才存在的目标。 

   而这一种理论，就是后来通过世妇会全面进入中国的社会性别主流化，gender mainstreaming。当然，社会性别主流化的工作方针，并非是一夜之间，随着世妇会的召开便被普及的，它在世妇会之前就有脉络可循，但世妇会仍然是这一脉络的重要的推进元素。90年初，正因为得知中国有可能举办世妇会的消息，民间团体开始主动推进性别知识的传播。这当中有两个重要的历史节点。

   第一，是福特基金会在1992年资助的各类性别学习机会，第二是1993年在天津召开的妇女理论研讨会，关于这个第二点大家可以去翻看提供给大家的课程拓展阅读第二周宋少鹏老师的那篇文章，这里我们主要讲第一点也就是国际基金会在90年代初为内地提供的各类资源。福特基金会在80年代中后期启动大中华区域的性别平权项目，而像类似基金会，如果现在有了解基金会在中国运行状况的学员可能知晓，到如今也是，基金会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是钱花不到好的机构身上，整体环境中缺乏可以资助的、有能力的好团体，所以当时在世妇会开办前期，92年的时候，通过福特基金会一位叫Lisa的项目主管，以及当时的项目干事葛友俐老师，组成了一个东西方学习小组，不仅翻译了许多性别相关的外文文献，也为福特培养了一个潜在的行动者网络。

   世妇会之后，福特资助的许多项目的具体执行人都是从当年的东西方小组培育出来的，包括冯媛、卜卫、刘伯红等人，而也正是在这一小组中，许多人第一次接触了gender这一概念。在学习小组之外，福特也资助比如伦理学家邱仁宗老师，每年开两次女性主义宣讲会，也给许多行动者提供了接触女性主义理论的平台。如果上过我们第二节课的学员，会知道gender在1990年代初被翻译进国内的时候，被冠以十分实用主义的包装，由于最初翻译的情景是基金会通过希望把性别工作落地成为一种解决社会问题的工具，所以gender在英文谱系中可能有的，比如和比如后现代主义这一类深奥的理论的联系，在90年代初翻译到中国的过程中都是缺失的。如果说92年在各地冒头的性别学习机会成为了以后在NGO界别工作的人群提供了接触gender的历史节点，那么93年在天津召开的妇女理论研讨会则是向主要以学术为身份标志的人介绍了什么是gender，什么是社会理论。 

   这里标志着性别运动在中国十分有特质、也和国际范围内性别运动不谋而合的一点，那就是学术工作，和社会工作之间互相支持、互为补充的关联性。在国外，这一种关联性多少有着本末倒置的意味，毕竟女权作为一种理论在学界的兴起正好匹配上了女权作为一种运动在社会空间的退缩，许多女权运动家判断大局势不那么好了，所以投身到了学界。在中国，这一点恰好是相反的。其实这一点从很早期的中国传统文化就有迹可循，无论是所谓书以明志、学以致用的思想、到知行合一的哲学说法、再到很主旋律的“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学术和行动在中国思想史中一直是相辅相成的。在性别平权的语境中，这种相辅相成多少有些讽刺。为什么这么说，如果我们回顾性别平权项目在内地的实施历史，会发现，最早期，很多行动意义非常强的项目，都是披着学术研究的包装，或者在某些学术掩盖的面貌下进行的。比如高小贤老师借着中国妇女理论研究会筹备组的外壳在86年开展拐卖妇女的调研活动，比如北京大学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在95世妇会后借着北京大学这个标签的掩护承接许多性别案件，甚至到现在，性别运动的一大部分中坚力量都是一些身处高校内部，以学术工作为首要任务，进而通过担任NGO的理事、监事、或者受聘为项目专家来进行行动的人。

   这里稍微提一句内地性别行动在品牌策略上的特点。如果大家回想得起周山村案例的主要责任方，河南教育研究中心，包括最近源众性别发展中心改名为源众家庭与社区发展服务中心，再有比如昆明的明心社会工作服务中心，这些NGO单从名称来看，其实很少能直接捕捉到，噢他们是在用女权的方法做性别工作，这样的信号的，比如河南教育研究中心，听起来像是研究教育的嘛，核心服务项目怎么会和性别挂钩。我个人的观点是，这是内地性别行动“外敛内放”的特质的具体显现。大家去搜索香港大学钱钢教授关于内地政治语象的分析研究，钱钢老师每年都会做一期语象分析，会发现内地的政治气氛从2014年开始是呈现逐渐收紧的景观的，这其中就有时不时从妇联最高层传达出来的“男主外女主内”的文化信号，再考虑到比如Metoo事件和性别公益所一定涉及到的人权问题，民政局、国安对性别公益网络是着重关照的。内地的政治逻辑中，语言怎样设计、文本怎样编辑，是关系到政治意义、政治合法性的问题。比如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习近平讲话精神，在官方妇女理论的文本中哪个在前哪个在后，哪个有指导性意义、哪个有纲领性意义，这些字词需要做到完全的精准。这一种对文字表述的极致管控，转换到当局对性别议题的谨慎态度这一场景中，导致结果就是许多因为自身业务需求也好、因为以促进与当局对话的策略目的也好而必须保持民政局注册身份、或者保持一定主流在场性的机构和团体，必须在对自我品牌的命名问题上做足够保守的考量，以避免直接在白纸黑字的档案中标榜出女权、性别等可能增加不必要审查的元素。而实际上，这些机构和团体的主要人员，在线下的工作、会议的交流场合中，基本都是以女权主义者自居的，对妇女问题的理解也绝非什么妇女群体贤妻良母这样的格局。比如河南教育研究中心，大家从我们第四节课周山村的案例中应该能够体会，所进行的绝对是超前的平权工作。这就是我为什么说内地性别机构在当前大环境中外敛内放，外在好似收敛，但实际是开放的。

四．社会性别的培训

   好，那么我们回到社会性别主流化这一概念。95世妇会对于性别人脉资源的汇集，附加在社会性别主流化这一刚刚进入中国境内的工具之上，由此便出现了所谓的性别培训，这在以后将会是贯穿起大中华区域性别行动的脉络的关键。密歇根大学的王政老师出版过一篇论文，Global Concepts Local Practices，其中有一环十分重要的论述便涉及到95世妇会后如雨后春笋般冒出头来的性别培训项目。如果我们纵观性别作为一种运动，人员网络永远都是极其关键，如果并非最关键的元素。2018年兴起的Metoo运动最能说明这一点。为什么女权主义在内地，相比较劳工、早期的环境倡导、公民社会倡导、民权运动等等异议力量被逐渐解散后仍然有一定的活跃和曝光度，首先便是因为——按照吕频的话来说，女权“连接了千万从未能言说的女性的经验，并且由她们自己，把愤怒转化为责任性的行动”。在不同性别之间互相凝聚力量的过程中，十分重要的纽带是发生于线下的、面对面的连结、共学和相互疗愈。在2012年之后互联网逐渐兴起后，一部分线下空间的人与人之间的联结逐渐转换阵地到网络空间，但在以性别为职业方向的公益人、社工、律师、学者、和行动者社群内部，性别培训从1995年以来是承上启下的历史枢纽。在这里，性别培训的历史可以分为两层来讲述，第一层涉及到体制内女性公务员培训，第二层则是民间性别行动的培训。这两类性别培训，基本上都是在1995年后，最初由境外基金会资助，配合欧美、香港台湾地区的知识资源，以达到撬动参与者的女权意识，从而促使她们更加专业、可持续地将性别平权进行下去，这么样一个目标。

   性别培训在体制层面的显现，从1990年代初就有迹可循。比如说后来创办了北京红枫妇女心理咨询中心的王行娟老师，在1988年的时候，挂靠在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下，组办了一个妇女研究所，和《中国妇女杂志》联合，以后者的名义开展了九期一直到2000年初全国女领导干部的培训工作，除了一般管理学的内容，当中就包括了社会性别观念的普及，进行了比如为什么女领导干部参政这么困难、为什么女领导干部在岗位上往往只是副职等等这一类的分析和教育工作。如果大家去大学图书馆，有可能找到一本叫做《中国妇女参政的行动》这么一本书，是内地第一本从性别视角研究妇女参政问题的学术工作，就是王行娟老师当年的团队的作品。另外一方面，李慧英老师参与了一直到临近这几年的女领导干部培训工作，李慧英现在是中央党校社会学系的教授。在1995年世妇会开办前后，李慧英老师张罗了几个中央党校的同事，在校内开办了一个妇女研究中心。在98年的时候，中央党校的研究中心就寻思着在党校中青班搞社会性别培训，但中心之外没有一个人理睬。李慧英最后找到妇联，当时任妇联办公厅主任的李秋芳老师，现在是国务院港澳事务专员，撬动了妇联的资源，与李慧英的团队合力推进了针对中央干部的社会性别培训，一直进行到现在，在各省的党校也都有逐步的推进。自从2008年汶川地震之后，国内许多公益行业的发展开始起步了，带动了比如影响力投资、公益创投等概念，针对女领导干部的性别培训也顺着这一股潮流，成为了一些NGO而非仅仅是体制内妇女研究中心的主要工作任务，比如广东的启璞计划，就是针对乡村妇女干部的培训项目，资助方是李嘉诚基金会，项目责任方则是专业的公益人员或者大学教授，这整一串的链条不再仅仅是体制内的力量。

   体制层面的社会性别培训所造就的人员脉络，以公开的资料范围来看是比较难以知晓其全貌的，相比较之下，民间的社会性别培训历史可以让我们更清晰地辨认出，从1995年世妇会到2000年初性别NGO兴起，再到2012年女权行动派初显苗头的历程脉络。

   1993、1994年前后，福特基金会的葛友俐老师，在我们提到过的东西方小组或者是在私下里朋友间的交流当中，就一直希望能制作一本社会性别培训手册。我个人未能求证这份手册是否最后真的面世了。而社会性别培训的历史重要性，要从反家暴网络和GAD，性别与发展网络，这两家人脉网络讲起。反家暴网络成立于1999年，在2014年终止工作，是全国最早专门反对家庭暴力的NGO。反家暴网络的号召人是社科院法学所的陈明侠老师。也是在参加完95世妇会后，陈明侠老师逐渐接触到了社会性别的分析方法，觉得这一是一种处理问题十分有用但很少被关注到的视角；而也因为陈明侠老师本身从事的也是婚姻家庭法的研究，再加上家庭暴力这个概念第一次才在1995年世妇会被提出，在那之前，官方对一部分外宾在家暴上的态度还是中国没有打老婆这回事儿——总之1999年，2000年，陈明侠老师就召集了一些法律专家、妇女问题研究专家、把2000年之前已经开始逐渐扎根的性别资源用网络的形式团结起来，使得北京各机构、各部门之间可以共享资源。反家暴网络本身则是以专家团队或者网络中单个成员或成员机构的名义，向基金会或者部分大使馆和其他国家的合作署申请经费项目。

   当时在中国有两家基金会对性别的支持起到了十分大的推动。一家是福特基金会，而福特在2000年已经布局了10年的中国性别发展计划，从早期想给钱给不出去到现在终于有人集中起来申请资金，也是耕耘了很久。福特基金会由于相关项目官员对“反对针对妇女暴力”的重视，对反家暴网络一直给予了十分大的支持，也经常联动着在其他资助方那里游说，主要是为北京的性别团体做了很多助力。另外一家基金会，是乐施会。乐施会因为自身机构的基础设施都base在香港，所以对华南地区的支持比较集中。乐施会在1995年前后也一直积极地帮助中国内地建立自己的性别发展网络，最后孵化出来的团体便叫做GAD，Gender and Development。

   反家暴网络到2009年，十年间，所做过的各类倡导和培训已经覆盖28个省、市、自治区，成为拥有71个团体成员，当中有37个各级妇联权益部，24个反家暴热线、庇护所法律服务中心等机构的民间草根组织。GAD也在05年前后汇集了超过100位全国各地从事性别社会工作或者学术研究的专家，开展了很多次关于社会性别观念的普及、培训和针对培训者本人的培训，行业中成为TOT，等项目工作。

   社会性别作为一种技术被培训，它背后蕴藏着的其实是对人的信任。你所培育过的每一个点，在一定机缘下是可以串联起许多其他的能量的。所以，在反家暴网络、在GAD、福特、乐施会等等资源互相帮助、并且也不吝啬对其他并非专注性别的NGO和社会工作者也开放一定培训资源后，有这么几个能量点就慢慢地串联在一起了。

   首先，平行于性别议题，公民社会在早年间是十分火热于各个NGO和草根行动者社群之间的概念，主要也是从国际基金会和香港那边传过来的。在比如也是很早便成立了的环保组织好像是1994年就成立了，自然之友，到后来法律界存在过一段时间的公盟，劳工社群之间等等，许多人都参加过公民社会的行动逻辑相关的培训，天赋人权，要有法律意识、主体意识、平权意识。很有意思的是，我记起来之前我和一个性别NGO的负责人去找她们NGO的办公地点，别人一听我们做性别没有什么兴趣，但一听我那位朋友之前做公民议题，态度就变了就愿意和我们谈话了，也能看出公民社会这个概念在早些时候在草根公益圈的能量非常大。但它最后也确实因为培养了十分之多的民权律师、劳工和敢于在敏感议题上去争取权利的人，在慢慢的打压之下，现在的NGO已经完全脱离公民社会这个行动路径了。

   性别培训的热度一点儿不比公民社会培训的热度差，那么两者当然也肯定有所交集。专注做公民社会的人来参与性别培训，有性别意识的人去参与公民社会培训，这么一种交叉相关的联系中，就有一个很关键的能量点，有一些朋友可能听过，叫北京益仁平中心，在2006年成立，致力于消除疾病歧视，对乙肝携带者、艾滋病感染者、残障人士议题等等着重关注，其中特别多地案件都成为了改变内地法律法规的影响力诉讼代表。由于做的实在是非常成功，也基本参与06年以来的内地很多社会性大事，比如对三鹿奶粉案件的持续跟进等，最终被叫停了。为什么提到益仁平，那就是因为，大家所熟知的许多女权行动派行动，从占领男厕所，到声援疯狂英语李阳家暴妻子案件，都是所谓的益仁平模式。通过制造媒体舆论点点、社会景观占领舆论，提前准备通稿，都是行动者多年总结出来的经验。从现在回看，确实是十分有效的社会行动范本。

   也随着性别培训和公民社会培训更加紧密的结合，催生出了更多的人脉网络集合的可能性：比如我们之前提到过的北京的女权主义学校；或者一直到现在也在举行着的光合作用培训营，大兔就是在那里结识麦子的；广州这边也有相应的比如教大家怎么给人大代表写信，今年就有一位人大代表回复了关于性骚扰的信件；还有全国各地各方组织的多元性别培训等，都是合法的，这当然毋庸置疑。

五．性别NGO面临的问题

   在这一整串的人脉资源连结发展的历史过程中，性别NGO面临的问题也一直都比较清晰，大致有三类，这三类问题之间也都是互相串联着，一个影响着另外一个的。

   首先，性别机构的资金来源和资金多元性太小了。我们已经提到，1995年性别议题比起其他社会议题在高层资源方面要得到先一步的出发。但是先一步的弱点就是，彼时的社会环境对性别议题的认知并非自发进步而来，而是因为官方置办的世妇会，所以即便世妇会提供了人员集结的场地，得以让意识先行的一部分人行动起来，这些人所能获得的支持也只能来源于有机会通过世妇会放大自己的可触及范围的机构、团体，比如福特、比如乐施会。而也正是因为与这些团体从如此早期到现在的合作，双方的信任、依赖、培养起来的工作习惯、所共同经历过的困难，这种资助者与成长者之间的关系，很像一种痛并快乐着的关系，我一边抱怨你基金会什么都管申请程序又太繁琐，但事实情况又是，没有其他基金会愿意资助性别方面的努力，也没有企业家，从1995年到2019年，至今24年，没有企业有足够的性别意识愿意帮助性别NGO。2014年前后，福特也好乐施会也好，资金总量也都逐渐缩水，也就是在这一时间段，依托互联网平台，公民众筹的集资模式即将诞生，但性别NGO一路走到现在，和国际资金的绑定已经很牢靠了，对外筹款的能力也好技术也好并不成熟，在后来，17、18年的比如腾讯99公益日，除了本身服务目标明确、动员能力非常好的部分LGBT组织比如亲友会，性别机构在以往以来还算是稳定的资金支持下没有能够发展出参与公共筹款的眼界、技术和能力。当然，还有一个不言而喻的原因，钱还是不够，要是本身的经济资源足够，直接招募来一两个专业的募款人员也能搞定现在仍然是上升期的公民募捐形式。

   第二个这么些年来一直困扰着性别NGO的问题，是身份权威性与合法性问题。在内地如果想做性别NGO，要么去民政局注册成为民办非企业单位，要么去工商局注册——名义上虽然是公司但仍以非盈利NGO的形式运作，第三种办法则是不注册。

   这时候，如果机构主要成员本身有资源，可以像反家暴网络那样挂靠在官方组织之下，当年反家暴网络挂靠的就是中国法学会，或者就直接以没有注册身份的模式开展行动。无论是怎样的身份，都有着各种各样的限制。

   如果你是民政局注册，那么你的资金来源是比较固定的：基金会、政府购买服务、通过公募平台对外筹款等。对于性别NGO来说这些渠道都有各种各样的不方便，原因在于比如愿意资助性别议题的基金会和项目数量实在太少。像我们刚刚说的，因为95世妇会的脉络关系过多地集中在境外资金，而又因为2010年进行调整的外汇管理政策，加上2016年的慈善法，拿境外的钱真的是越来越难，同时也会给自己招来身份权威性与合法性的问题。

   如果你是商业注册，你首先申请一些基金会项目的钱就会受到限制，有些基金会只给民政注册的民办非企业单位资助。同时，虽然在融资渠道方面不受那么多限制，但在一些项目实施、合作等方面又会有其他不方便，比如当年法学会不能再接受反家暴网络挂靠后，反家暴网络工商注册成为北京帆葆有限公司，和各地公检法的合作、警察的合作都遇到了一定阻碍。当然有些机构工商注册后照样运行的不错，但各家有各家的苦衷，如果不是这里遇见问题，在别的地方肯定有碰壁。

   最后，如果什么身份都没有就直接开展行动，受到管制的可能性相当高；而且非常难以和第三方合作，所要面临的基金会和项目申请的标准也更加严苛。比如复旦知和社，每年想要做阴道独白的戏剧表演就很困难，场地、宣传各方面都有阻碍。为什么无论机构身份注册不注册，怎样注册都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呢，除开大的社会环境对性别议题还未有足够关注之外，是因为性别议题本身多少沾染了一些敏感性原因，为什么会敏感，就牵扯到性别机构发展到至今的第三个问题，那就是脉络问题。

   从1995年世妇会到社会性别主流化这一概念进入中国，到社会性别培训开始在不同场合凝聚各种各样的人员力量，到部分这些力量与公民社会相交互，所催生出来的脉络问题到底是怎样的问题呢。要理解什么是脉络问题，可以从两个性别行动的特质面向入手。

   首先我们讲到过，资金来源单一、身份权威性合法性有问题，这其实意味着，任何新的人员力量想要进入性别NGO的社群，在早期大概率是需要有前置的人脉关系。因为社群内部首先要确认你有性别意识或者起码有学习性别视角的意愿，才能花取十分有限的资金资源来纳入你到体系内工作；而作为一个外人，一般来说都是首先因为各类机缘参与过或者有机会参与一些性别培训，认识起码一两个为性别议题全职奉献的人，才有生出“噢性别倡导可以做成一个工作这样的想法”，从而考虑进入这个行业；而且，配合上我们之前提到过的，许多女权或者性别机构有外敛内放的特征，也确实需要一些人初步的介绍，才能知晓“噢原来这个叫河南教育研究中心的机构是做女权工作”的。所以真正花很多时间投入性别行动，在2012年互联网的女权社群形成之前，都是人带人、类似滚雪球效应那般，我介绍一位你介绍一位，大家一起去性别培训。那么由此催生出的，便有了一个所谓的脉络问题，这样的问题在华南地区一家NGO被关停的案例中特别明显，我们从这个案例入手。

   这一家NGO的建立与华南地区特别有名的一位女权行动者有莫大的关系，这一位行动者培训出来的一个学生是这家NGO的第一个主要负责人，也因为自身的行动历史较为丰富被邀请参加了许多公民社会的培训，而公民社会培训的主讲人呢，他之所以能成为培训主讲人则是因为参与了许多大中华地区的公民社会活动以及培训。结果，当年他参与过的香港的一个公民社会培训的负责人因为香港占中被敏感化了，这件事的影响一直串联到我们华南地区这一家NGO。尽管负责人已经换了另一位，但因为人员脉络上能够追溯到那位在公民社会和性别方面都做了许多贡献的第一任负责人，所以这家NGO在习近平来访这座城市、在华南地区逐渐被曝光许多Metoo事件等等敏感时间段前后，都被民政局找茬——虽然这家NGO没有参与任何民政局怀疑的事件，但就是因为机构的人员脉络上能够追溯到某一个特别有影响力、且行动经历被官方定性为敏感的人物，所以机构就面临诸多困难，最后被迫关停了。从2000年以来许多被打压的性别项目、行动或经历，或多或少其实都是因为人员脉络这一问题，也算是内地政治运作的一种逻辑吧。

   所以，现今还在各地坚持运营着的各类NGO，不仅要为筹款发愁，要为包括机构身份在内的管理和行动模式发愁，也要为如何规避人员脉络这一问题发愁，可以说是局面非常困难了。自从习近平上台之后，对公共空间公民发声权利进一步收紧，无论是女权五姐妹事件还是对人权律师的逮捕，在NGO领域如今很难听到公民社会理念的宣传了，也很少有NGO按照公民社会的行为逻辑在运作，取而代之的，如果大家到如今主流公益界去听，大多是比如项目规模化、公益信托、行业发展这一类的话语框架，把商业运行当中的工具搬家过来，有模有样，尤其再去看所谓的福布斯社会创新30岁以下30人的榜单，这些人所创立的NGO，发展模式、scaling、各种分析手法信手拈来，感觉有模有样，但再也听不到的是比如周山村案例中对人的赋能、对个体的赋权，对主体能动性的培育很少体现在与人接触的公益项目中，虽然性别机构对这方面的意识的保留仍然也算不错。

   为什么主流的公益行业大会上见不到做性别的机构？其实理由在这里也就浮现了，一方面，性别行动的脉络超前于其他多数公益子行业，是从1995年由高层意识强行带动的，在很早就被注入了国际资源，所以行业内自顾自先形成了自我回复、自我审视的聚集，即便是开会，也是性别社群内部自己开；另一方面，是公益理念的不同，性别社群是糅合了国际和港澳台视野的，以公民社会、社会性别主流化、主体能动性等empowerment，赋能的框架在提供服务，另一方面，现今逐渐兴起的公益行业则是从商业领域吸取创意，不做empowerment，多的是development，发展；最后一方面，性别社群从1995年到现在，经历了太多，主流社会对性别议题的认知仍然是十分落后的，去和主流公益界的人交流，她们会很纳闷，不理解性别有什么值得做的，再往商业领域走别人会更加不理解，尤其是富豪榜前几位，我面见过其中一位，对性别议题嗤之以鼻。包括北京的联合国妇女署，每年坚持和一些国内十分有流量的比如王石、马云等创造对话机会，这些人对性别的意识也十分需要提升，只能说路还很长吧，还需要太多的努力。

好，今天我们的课到此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