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与悲剧
我算是典型的留守儿童。父母都是出身农村，来到城里经商。他们生下我来，感觉像是遇到一个意外，倒没有多讨厌，更多是不知所措。在我很小的时候，他们去别处生活了，爷爷奶奶带着我长大。而从小学一直到大学，我都在寄宿学校里。
虽然我不太幸运没有父母陪我长大，但我很幸运地认识了一些老师。回想起来，印象最深刻的老师都有这个特点：他们都没有教我什么具体的、考试能用得上的知识，而是些别的东西。
我现在回想起来，对我改变最大的其实是初中的语文老师。
我一直都不是一个很愿意听话的人。我觉得学校很蠢，因为里面有很多莫名其妙的规定。我又觉得周围那些把时间浪费在抽烟和打架吵嘴的同学也没多聪明。我那时候是个邋里邋遢的书虫，不怎么讲究个人卫生。只是着魔一样地把每周二十块的零花钱拿去买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小说和各种能买到的书。我最惹人讨厌的一个爱好，就是在周一升旗仪式国旗下讲话的环节时，偷偷在队列里小声接嘴（而且往往能猜对）。
也许潜意识里我觉得对抗学校的方式就是想办法让自己比他们更聪明。
有一次我买了一本古希腊神话故事集，是古斯塔夫·施瓦布的。看完了之后很喜欢，又顺带买了荷马史诗来看，当时我根本读不懂其中的奥妙（其实现在也不懂），只是当故事看，也不明所以。
当时我的语文老师是个国字脸的中年男人，戴方形无框眼镜，头发理得很短，发丝粗且硬。我当时语文成绩只在中游，也根本没什么拿得出手的东西可以炫耀。但不知道为什么，他好像挺喜欢我的。
我有一次在课间遇到他，就带着一点炫耀的心态去跟他说：我最近在读荷马史诗！
结果他笑着说：如果你有兴趣，可以去看希腊悲剧。古希腊人把悲剧称为“正剧”，你知道吗？
我周围的亲人都知道我是书虫，虽然没有明确反对，但也不怎么支持，还时不时地说如果成绩继续下跌（当时我成绩真的很差）就要把我的课外书烧掉。唯独他举重若轻地对我说可以去看希腊悲剧。我一下子就觉得：这个看上去脾气很凶的中年男人也有不那么无聊的一面（我必须承认他的课我也是不听的，我从来没有认真地听过语文课）。
此后我看书的胆子就越来越肥了。我买过一本古文观止，有一段时间每天看到喜欢的古文就自己动手抄一篇，尽管写字像狗爬，但还是得意洋洋地拿给老师看，老师也一笑置之。也许是这种鼓励给了我信心，让我一直对古代汉语感兴趣。
现在想来，老师好像也没有做什么，就只是在那个追求成绩的环境里放了我一马而已，但就是这样，也让我受益终身。我到现在都有阅读的兴趣，看多了自己也想写，都是些不上台面的蠢蠢欲动。但我也不收敛，放任自己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地看书、听歌、打游戏。现在学了一肚子的杂学，在这个万众失业的年代又偏生都派不上用场，可以说是“教不严师之惰”了。不过好在有他这样“懒惰”的老师，我觉得自己和学校的对立减轻了不少。
学校里也不全是蠢材嘛！
另一位则是我高中的历史老师。这个老师一眼看上去就很特别。他和教我们政治课的老师同姓，但两个人完全相反。
我们的政治老师身兼政教处主任，是个身材矮胖、满面红光、笑容可掬、嗓门洪亮的中年男人。在政治课上，他充满激情地表达着自己对党和国家、特别是逐渐发展起来的军事力量的信心，痛斥西方国家“打人权牌”、“干涉中国发展”的阴谋。当时我们都有点怕他，因为他是政教处主任，得罪了他就是直接去政教处挨骂了。好在他不怎么动用这个权力。
历史老师就不一样了，他是一个极为严肃的人，亦或者是他那张看上去皱纹很多的脸给我这种印象。我无法估计他的岁数，我觉得当时他有五十岁了，但也说不清楚是不是他的气质让他显得苍老。他也有点秃头，剩下的头发略显灰白，也没有那么整齐。他常年穿一件带拉链的黑色夹克。他的声音更是显得奇特，非常粗哑，起伏不平。我猜测他本来的嗓音没那么响亮，但面对着四十几个不安分的学生组成的班级，他又不得不把声音尽可能放大，但是自己精神稍微松懈，又会变回轻声细语的模式，于是又得把嗓门调高……
我当时的班级，班主任是教数学的，班里的人默认学理科，所以对政史地这些科目根本不上心。我则是对任何科目都不太上心，当时刚刚拿到手机，整天听歌、看网络小说，在寝室里和室友聊天，这些课我基本上就拿来睡觉，对老师讲了些什么都只记得一些模糊的片段。
当时还有很多同学跟我差不多，拿这些课来做作业和睡觉。历史老师也心知肚明，于是他的讲课也开始“乱来”，经常是敷衍完了课本之后，就开始和学生聊天，什么都聊。很遗憾，当时我成绩太差，被分配到了最后一排座位和一堆不爱学习的人厮混，再加上我对他说的那些东西也不太感兴趣，所以记得的也不多。
比如有一次我从迷糊中睡醒，听到他在聊外国男人的体味，特别是黑人，身上总有一股奇怪的味道，老远之外就能闻得到。现在想来这种话其实有种族主义色彩，但当时我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对，只觉得没意思，不值得听。还有一回，他好像对学生们的作风很有意见，觉得学生们一边走路一边吃东西看上去非常邋遢。不知道是不是逆反心态，我在大学里就经常一边走路一边吃东西，赶着去上课的时候更是一边骑车一边吃东西，也根本懒得管这是不是没风度了。
他就像一台坏了的收音机，时不时漏出只言片语，我也没指望从他那里学到些什么。
但也正是这个老师，对我说了一句最重要的话，我记到今天。
有一天，我从混乱不安的梦境中醒来，发现台上是他在讲话，也不知他前面是怎么铺垫的，突然讲到了革命的话题。
他当时眯着眼睛对我们这些半大不小的孩子说：“你们知道什么是‘革命’吗？革命，就是‘割命’，人的生命啊就像那个稻草一样，被人拿镰刀一把一把地割掉。”
不光说，他还比了个手势，左手虚握，像是握着稻草，右手握着一把虚空中的镰刀，快速地挥舞着。
我当时就觉得非常震撼。我们这个高原上的小城，在当时虽然也在追赶经济的潮流，各个地方都在学着怎么成为现代城市，但几十年前留下来的革命气息根本无法散去。“革命”对当时的我们是一种不需要讨论，更不需要质疑的绝对正确。
我还记得我们那时做眼保健操，音乐开始之前都会有一个甜美的童声说“为革命，保护视力”。我也曾经见过一个小孩，抢了别的小孩的玩具，他的爸爸开玩笑地问他“为什么你要拿啊？”，结果孩子理直气壮地说“为革命！”，当时我们都大笑。革命这个词太伟大，也太正确了，如果一个人能义正词严地说自己是为了革命而做一件事，那么他好像就有了一定的豁免权。
我人生中第一次听到有人对“革命”表示质疑，就是这个衣着寒酸，行为古怪的老头。我不喜欢他，他一身老夫子的味道，不够酷，也不够温柔，曾经拿课本卷成筒愤怒地抽打调皮捣蛋的学生。
但偏偏是这么个老头让我开始反思：是否我们以前认为天经地义的东西，其实也没那么正确？
从高中毕业之后的一段时间，我曾经在网上看到学校里学生发的一些帖子，里面就曾经提到他，说这个人参加过“那个运动”。当时我还懵懵懂懂，对“那个运动”到底是什么不甚了然。后来政治嗅觉稍微敏感一点，马上就知道了：原来他参加过六四！
我一直没有去找这个老师去核实真伪，毕竟我和他没有太多交情，他估计也不记得我了，也许这一切也只是别人的误解乃至谣传。不过我也得说一句：如果把“参加过六四”这个因素纳入考量，他的古怪就显得非常合理了，他的傲气、他的某种坚持、他与周围环境的格格不入、他对一帮懒得听他讲课的学生阐述什么是“革命”……
多年以后，我也曾“有幸”在一帮懒得听我讲课的学生面前讲课。我也不知道自己能讲什么，课本是垃圾，在课外读物推荐里居然会推荐刘墉。学校对学生也没有任何期许，唯一的要求只是学生不要在学校里自杀给他们添麻烦，除此之外几乎没有任何管束。学生对自己也没有任何期望，学校里到处都是在抽烟的学生，甚至根本不避着老师。
我还能对他们说什么正经的事吗？
我也只能对他们说：你们知道什么是战争吗？战争的可怕不在于死人，因为自然灾害也会死很多人，甚至交通事故，一年下来也会死很多人。战争最可怕的地方在于：人类社会的一切规范都失效了。你们看过……哦不对你们不可能看过，一个苏联的作家叫巴别尔的，他写过一篇叫做《家书》的小说，里面就写一家有父亲和三兄弟分别加入了一场战争的两支军队，当父亲抓到他的儿子的时候，他就能杀死自己的儿子，而后来另一个儿子又能杀了自己的父亲……你们可能觉得战争很爽，开炮很爽，是的，确实很爽，但在战场上人已经不是人了，什么亲情父子情，都是可以丢掉的，实际上这种事在战场上发生太多次了，以致于大家都不奇怪了……
在说这话的时候，我会拿眼睛去扫视课堂，看看有没有睡醒了的学生会听我讲话。
这就是我作为一个不务正业的学生，从我同样不务正业的老师身上学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