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島嶼歷史超展開》第六章：逆風而行 第一代灣生
作者／鄭維中
「第一代灣生」小培德的中斷人生
在一六七○年代左右感到前途徬徨，甚至不惜鋌而走險的人，還有一位「灣生」威廉．培德（Willem Pedel，以下簡稱小培德c. 1635-1672）。這位自由市民小培德，即是曾在臺灣熱蘭遮城擔任上尉之湯瑪士．培德（Thomas Pedel，漢籍記載為「拔鬼仔」 ，c. 1610-1661）的次子（上有二姊一兄，下有三個妹妹、四個弟弟）。小培德的母親，有一半暹羅血統、一半蘇格蘭血統，所以他也算是一位歐亞混血兒。小培德生於大員，一六四五年以海軍見習生的身分加入荷蘭東印度公司。一六五四年升任助理。因為生長於大員，他能嫻熟地使用閩南語與唐人交談。
一六六一年五月，鄭成功發兵攻打臺灣後，小培德身為歐亞混血的多語人，便被臺灣長官揆一調遣前去協助與鄭方交涉。在圍城期間，他晉升為下級商務員，擔任諾貝爾（Constantin Nobel，一六五○年抵東亞，約一六七八年過世，漢文資料載為「老磨軍士丹鎮」）的翻譯員，與卡烏（Jacob Cauw，一六二六年生，當時由巴達維亞當局派遣為指揮官，率領支援艦隊前來）一同前去福建沿岸，向清軍求援（因荷蘭已朝貢過中國）。從後見之明可知，卡烏並未完成此一任務，而是逕行返回巴達維亞。隨船而行的小培德，因此也就順勢脫離了戰火綿延的包圍圈。
當一六六二年二月熱蘭遮城守軍投降，揆一率守軍返回巴達維亞後，同年六月，巴達維亞當局派出「出海王（漢籍中的稱號）」博特（Balthasar Bort, 1626-1684）率艦隊北上，預備與清軍聯合攻打鄭氏，希望藉此襄助功績謀求與中國直接貿易（同時也計劃直接攻取澳門）。當時，小培德亦在博特率領的艦隊供職。艦隊於一六六二年九月底抵達福州海域後，由諾貝爾與范坎奮（Jan van Kampen）率少數人為代表登陸，小培德為此代表團的一員，繼續負責翻譯。隨後，代表團獲知，必須前往泉州會見靖南王耿繼茂。小培德則被委託遞送禮物到泉州府城門前。當年冬季艦隊南返時，小培德沒有同去，而是與諾貝爾、梅氏（Philips Mey）兩人，加上其他六位庶務人員，留守福州。康熙皇帝御賜、簽署於一六六三年六月十四日的聖旨抵達福州後，也由小培德負責翻譯為荷文，可見他在代表團中的重要性。
一六六三年夏季，博特再度率艦隊北上，並且於秋季與清軍聯合攻打金門和廈門。冬季艦隊南返後，諾貝爾與小培德仍繼續在福州留守，與清方繼續溝通協商貿易事宜。沒想到，在一六六四年年初，清方忽轉強硬，政策朝向禁止所有貿易發展。二月，福建總督李率泰（c. 1608-1666）表示，朝廷決定只容許荷蘭人在長則八年一貢、短則三年一貢的條件下進行貿易。諾貝爾數年功夫毀於一旦，悻悻然負氣南返，同時命商務員范霍根虎克（Ernst van Hogenhoek）繼續留守福州（此人故事詳後）。由於范霍根虎克認定唐人通事（通譯）不夠可靠，所以主動要求小培德續留福州辦事。
一六六四年夏季，博特率艦隊第三度北上，此次則占領雞籠（基隆），重建基地。至於諾貝爾，則隨艦隊至福州與小培德等人會合後，繼續交涉商務。一六六五年二月二十八日，小培德終於得以離開福州，短暫回返巴達維亞。當年夏季，他又被派去福州，直到冬季才獲得上級許可，結束他在福州一年左右的翻譯員生活，返回巴達維亞與家人相聚。
後來於一六六八年，也就是荷蘭東印度公司炸毀雞籠城、撤出東亞海域的同年，小培德改以自由市民的身分，由峇里島載運貨物到巴達維亞，研判此時應已脫離了公司。翌年（一六六九年），根據教會史學者華倫坦（François Valentijn, 1666-1727）牧師的記載，小培德獲選為巴達維亞城教會小會執事。由此可見他在巴達維亞荷蘭人社群中頗受敬重，或許也累積了不少財富。
但後來在一六七二年，小培德又重返東亞海域，前往澳門與廣州從事走私貿易。當時，澳門與廣州依清廷之命施行海禁，廣州城內亦無任何荷蘭使節或商務人員駐紮。根據一位瑞典士兵波令（Frederik Bolling）的記載，他曾在一六七二年六月，以自由市民的身分，搭上小培德的船隻，前往廣州與澳門。
他們於二十一日抵達澳門周邊群島。由於對這裡的水道不熟，他們不小心駛入了淺水區，船體陷入泥淖，只得下錨，等待漲潮撐起船體。隔天，小培德在群島中某個島的岸邊海灘上，搭起帳篷休息。波令則與其他幾個水手登陸察看。他們與島上漁民遭遇後，由於語言不通，便領了其中一位漁民，前去會見小培德。小培德與他交談後，委託這位漁民，帶信到廣州，給那裡據稱屬於荷蘭東印度公司的人員（當時公司並沒有派駐人員在廣州，或許是某個與公司關係密切的人）。小培德一群人也嘗試派人駛近澳門，去試探能否與葡萄牙人貿易。結果一如所料，對方閉城不納。他們一行人只得返回原本的停泊點。小培德於八月三日，忽然陷入病危，並迅速於四天後（八月七日）過世。一位精通多語、年少有為（猜測約三十七歲）的青年才俊就這麼隕落。水手們為他的遺體舉辦塗油禮後，將大體停放在岸邊，派人看守。之後他們將船隻駛向珠江上游，等待唐人商人前來進行走私交易。剩下一同前來從商的乘員，又合議另派了一位通事前去廣州招商。這樣往返周折，終於在十月七日迎來了一位走私商人。雙方完成交易後，波令等人便於十一月三日啟程返航，十二月三日，抵達巴達維亞。推測小培德的遺體也隨同運返了。
小培德約出生於一六三○年代中期，大概比鄭經略年長一些。他成長於熱蘭遮市鎮最繁榮多元的一六四○年代，並且在鄭成功攻取臺灣時邁入成年，可謂是少有的「第一代灣生」。他的姊妹們，多與公司駐臺牧師或軍官結婚。老培德身為高階軍官，應該對他也有很深的期望，想必希望培養他進入荷蘭東印度公司領導階層，成為高薪的商務員。小培德在一六五四年，被公司任用為助理，六年後，幾乎是預備就要升任商務員時，其父卻在鄭成功登陸當天，就為國捐軀。小培德則從此擔任第一線的翻譯人員，為公司重用，參與荷清聯盟與之後的商務談判。一六六二年荷蘭人撤離大員，於是他全家也搬遷到巴達維亞。
小培德雖不像鄭經生於官宦富貴人家，但他的人生，直到荷軍一六六八年完全由臺灣與中國沿岸撤出為止，其實都在為拓展荷蘭東印度公司與中國的貿易做準備。如同鄭經因為東亞海域的局勢大變，與清廷談判逐漸落入僵局一般，荷蘭東印度公司在一六六四年後，也不受到清廷的青睞。小培德一生到此刻所擁有或培養的技能、人脈，如閩南語能力、歐亞混血身分、公司內的親族網絡等，也失去了用處。兩人命運的轉折點，都在一六六一至一六六二年荷鄭於大員的戰爭前後。因為鄭成功攻臺及後來一連串的演變，導致一六六八年後，荷蘭東印度公司從中國沿岸撤離。小培德不只職業展望黯淡，在喪父之際，還要協助流亡至巴達維亞的眾多家人維持生活。這種困局在他心中激起的煩悶感，可能與同時刻的鄭經不相上下。
如前所述，小培德最後決定脫離公司，放棄原本的職涯規畫（亦即協助公司經營與中國的貿易），轉而重新學習並開始摸索東爪哇與巴達維亞間的貿易事業。可是在一六七二年，他大概仍心有未甘，於是鋌而走險，前往澳門、廣州走私。小培德最終猝死於珠江口外某一小島，這樣的人生結局，想必是他始料未及的。
在一六六二年戰爭所扭轉的命運軸線兩邊，「明亡第一代」與「第一代灣生」，都同樣品嘗到命運的苦澀。說到底，這是因為東亞海域的海上貿易已經無法如同十七世紀中期那樣獲利了。鄭經也好、小培德也好，都在經濟暢旺的年代受到極佳的栽培，也在經濟下行的時代被迫手足無措地應變。事實上，同代中比他們更不甘心的，應該還大有人在。
三藩之亂（一六七三至一六八一年）的爆發，源於駐紮在福建、兩廣、雲南的靖南王耿精忠（1644-1682）、平南王尚可喜（1604-1676）、平西王吳三桂（1612-1678），因無法忍受清政府的撤藩命令，而發起的抗命行動。一六七三年三藩發動叛亂後，隨即各自迅速派遣旗下商人出海前往各國，特別是日本與巴達維亞，從事貿易。三藩手下的商人，應該多與鄭經、小培德成長於同樣年代，共同嚮往著海上貿易的繁華年代。三藩位於大陸，靖南王與平南王自然容易取得物美廉價的商品外銷。可是這樣一來，在清廷實施海禁遷界情況下，卻能成功進行走私形同壟斷貿易的鄭經，可就沒辦法不與華南商人競爭。
結果，表面上是三藩聯手出兵並邀請鄭經助陣，實際上卻是三藩在廣州、廈門、福州各自進行海外貿易且激烈競爭，鄭經也趁機擴張至廈門南北原屬鄭成功勢力的地域，即泉、漳、潮、惠各府。一六七五年，鄭經更宣布免除廈門的進出口稅，藉此增加競爭力，以與仍抽取關稅的廣州、福州兩大口岸分庭抗禮。
對於荷蘭東印度公司來說，既然此時福州與廣州都開放貿易，自不應該放過這個獲利機會。結果三藩商人、鄭經的臺灣船隊、荷蘭東印度公司的商人，在三藩之亂期間，一齊湧入華南的各口岸進行貿易。相互間惡性競爭的結果，僧多粥少，沒有任何一方得以賺取大量的利益。更何況如前面所說，東亞海域流通的白銀從一六六○年代已開始走下坡，利潤空間本就大幅縮減。此外，靖南王在閩北─浙江一帶與清軍開戰，阻斷了江南生絲運往閩廣出海口的道路，實際上也無法提供日本更多的生絲。靖南王除了開放福州通商之外，還派人向英國、荷蘭東印度公司招商，這樣的做法一旦成功，鄭經所控制的廈門將無法與之匹敵。兩者競爭日趨白熱化的結果是最後在一六七六年走上兵戎相見的結局。
來源：Anonymous, Jiorinal der fürnehmesten Fürgefallenen ins Schiff der Vergüldte Fortuna Anno 1672 : welches von Copenhagen nacher Dansburg in Ostindien gehet. Special Collection: Rkps25/SRkps25, Pomeranian Library, Szczecin Pola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