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紅還是菁英：面對公眾的差異

近幾年，隨著素人透過社群平台與直播發聲，網紅也成為許多特定主題的意見領袖。例如：媒體傳達錯誤農業相關資訊時，網友馬上會想到某位網紅提供的糾正資訊；當沒時間關注時事的時，馬上就可能想到某人做的懶人包平易近人；又或者，需要了解科學的正確知識時，我們馬上就會想到特定的粉絲團。

當任何人都可以在不同平台自由發聲時，確實很難區分哪些網紅是專家，哪些網紅只是炒熱話題。無論如何，這些網紅確實得到眾多民眾青睞，慢慢形成公共平台的意見領袖。這時候，相信有許多的典型專家或社會菁英，對於社會的非典型現象感到不安，甚至認為專家或菁英將不受到民眾信任，民主將走向多元論的民粹主義。但是，本文認為或許是時候反思，為什麼網紅對社會的影響，已經有機會凌駕於傳統媒體或菁英專家？

一、當說理被視為冷漠

首先，第一個問題是，為什麼菁英(或高知識分子)，面對現在的社會環境，大部分是沒有辦法成為意見領袖？蠻大層面的原因是出在「太過於執著於說理，而無法動之以情」。另一方面，學者或高官在普遍民眾的刻板印象中，往往生活和社會現況脫節。除此之外，平常也缺乏在公眾平台普遍行銷(教育、評論)所具備的知識或訊息。

不管上述的消極態度是為了讓自己的意識形態保持中立、不想沾惹是非、不願把時間花在非專業的事物。或許還是要考量一個問題，當這類稱自己為菁英的人，突然冒出來講理論、引用專家文獻、仗著自己是某方面的權威，真的在當代社會仍有影響性嗎？專才教育的社會底下，多數民眾都具有大學以上的學歷，就算某個菁英或專家是特定領域的權威，大部分的人也不見得知道在自己面前高談闊論的「是誰」。換言之、不具有公共形象就如同街上的路人，無法塑造出強烈的印象與信賴。

二、當議題牽涉到價值判斷

社會許多的議題並不是非黑即白。例如，主張吃素的組織、廢死團體、基礎收入、社會公共宅等。當這類的主張形成許多不同層面的正反意見時，代表它們的議題不具有普遍性的解答，而是牽涉到價值判斷。對於長期講求明確答案的教育體制的學生來說，可能碰上價值判斷的議題會很容易陷入二元論，甚至以自身的所信念的主張作為支持的立場。但是這並沒有錯，反而許多的網紅、專家、菁英在做的也是相同的事情。例如：有沒有人曾經想過，台灣真的是非走科技代工的產業不可嗎？為什麼文化藝術是相對不具發展性的產業，卻是許多年輕人願意投入勞力的市場？曾幾何時，大學教育看重的是技術性知識，而非基礎性知識的發展？

相信大部分的民眾，哪怕是沒受過菁英教育。基本上，透過社會的歷練都能夠清楚一個道理：任何主題式發表的資訊，前提都是發文者對相關議題有興趣，進而做進一步地談判。哪怕是最嚴謹的科學研究，為了達到特定的結論，面對特殊的情況(無論是經費來源、輿論、信仰)都可能做出截然不同的研究結果。

語言和文字在這種情況就是在說服人，差別只在於菁英說服人的方式跟素人網紅的方式有所不同。那麼面對價值判斷時，台灣的文化(或民眾觀感)就需要列入考量。例如：台灣多數人是講求務實的實踐，而不是空說理(俗稱的講幹話)。

三、信賴感是什麼？

讓社會產生顯著影響的因素，最重要的是信賴感。過去多數人很信賴專家與菁英，但是隨著兩個因素將導致普遍民眾變得無法全然相信：(1)當專家或菁英不再是稀缺性的存在：高等教育產出許多專才，無論是否為社會上定義的菁英，皆可能影響到專家們的說話分量。(2)當專家或菁英不符合社會期待的標準：這部分牽涉到新聞媒體提供什麼樣的資訊給我們，如果大部分的情況都是負面消息，那麼對這類人士的信賴感就會降低。

若從這個角度切入，真正的問題或許就不在於事後的民粹導致對菁英(或高知識份子)的不信賴，而是在民粹之前菁英是否有做到長期與民眾對話的社群經營藉以得到信賴？

再來則是要考慮到大部分民眾是如何地運用時間，以及是透過什麼樣的媒介來接收資訊。例如：為什麼社會從上到下(上班族、研究生、國高中生、菜市場的阿嬤)都可能或多或少聽過特定幾位網紅的事情？以及為什麼這些社會菁英卻沒辦法像個精神領袖，讓大部分的人對他們有印象？其一，大部分的人能夠運用的時間少，根本沒工夫看長篇大論的文章，然後自己花時間消化跟理解；其二，網路讓任何人都能夠發表自己的意見，這個時候傳統的發聲管道就不見得能被注意。

最後，或許有人會認為專家(菁英、高知識分子)，沒必要像網紅那樣搞得自己像個說書藝人。但是，如果所謂的專家，沒辦法讓自身圈子以外的人們認同自己是專家，那又憑什麼認為幾句話就能影響普遍民眾呢？或許不是有個頭銜或執照，就足以對撈過界的議題(或牽涉甚廣的現象)帶風向。

四、小結

關於網紅與菁英之間的關係，這就讓我想到柏拉圖。他覺得應該將說故事的人都踢出城邦，因為他們會左右民眾情緒。但是從當代社會來看，如果一個人(組織)連帶動民眾情緒的能力都沒有，那又如何在廣大民眾面前展現自己的專業？除此之外，也需要留意一個普遍的社會現象「菁英聽不懂民眾的語言，菁英的語言不為民眾所認同」。或許，現在的社會是需要如同荷馬史詩的吟遊詩人。這個角色，可以同時穿越於民眾與菁英階層。他所訴說的故事，透過的是虛構的世界反映現代問題，並且用比較柔性的方式將自己的建言藏在其中。這麼做不見得可以直接解決問題，但是可以讓廣大的人民(不分階層)試著反思問題背後的意義與可能的解決辦法。相較於辨士力求的是強而有利的主張與製造衝突對立，說書人在做的是間接的反應社會，並且柔性的提出自己的解決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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