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讀書記錄

2023 年 5 月 31 日

耳語者、叫魂、鄰人、毛澤東時代和後毛澤東時代等

《耳语者: 斯大林时代苏联的私人生活》（2007）

[英] 奥兰多·费吉斯Orlando Figes（当今英语世界俄罗斯研究的一流大家）

The Whisperers: Private Life in Stalin's Russia。廣西師大的M書（2014）。

引言：

斯大林统治的持续恶果之一，就是造就了一个沉默而顺从的民族，像安东尼娜一样，学会了缄口不谈自己的过去——同样的，有人甚至欺瞒自己最私密的亲友。孩子受到教诲，千万小心，以免祸从口出，不要将家里事讲与外人，在外看到什么，也不要提供自己的判断或批评。“我们孩子必须学会听和讲的规矩。

P684。20世紀90年代初，現在被廣泛認作口述歷史在前蘇聯的鼎盛時期，特別是對照于普京時期，威權政府的復辟已驅使許多俄羅斯人回到沉默寡言的舊習慣。在第一個（口述歷史的）高峰時期，人們亟想記錄的只是（主要是）受迫害的真相，以及逮捕、監禁、平反的細節，而不是塑造自己人生的內心創傷，對背叛的耿耿於懷、對失去的親情的痛苦回憶。

曼德爾施塔姆、索爾仁尼琴、薩哈洛夫、佈羅茨基。堅持內心的價值和信仰

許知遠的導讀《沉默的记忆》也寫的很棒：

“可以随时背叛父母。贵族的遗产，资产阶级的商铺，农民的土地，艺术家的自由创作，都不再属于个人，它们都被收归国有。国家给你提供一切，从公共宿舍、集体农庄到文化生活。倘若你试图抵制等待你的是巨大的暴力机器。在斯大林的指挥下，这个机器不仅碾平哪怕最轻微的不服从者，也同样令他自己身边的革命者殒命。

接下来，苏维埃最初的理想色彩逐渐退却，取而代之的是一套由秘密警察、庞大官僚体系维持的系统。它也对个人做出了少许让步，允许你维持一些个人的生活方式，比如家庭习惯与消费口味，但苏维埃随时有权力干预你的生活。1936年的一期党报《女工》这样写道:“党不干预共产党人的日常琐事，也不为之设立标准。它并不要求每一位党员在生活中遵守一定的行为规则，只要求他们在私人生活中的所作所为，以党和工人阶级的利益为重。”

这种矛盾最终导致了一个极度虚伪的社会的诞生。它在苏联的晚期，尤其是勃列日涅夫时代达到了顶峰。理想早已破碎，恐惧减弱却仍旧普遍存在，人们就躲入私人生活的享受主义中，这样的社会私欲高涨、犬儒盛行。

不过，你实在不能指责这些普通人。面对如此的恐惧记忆与现实的压迫，倘若你要继续生存下去，就必须学会自我调整。倘若极权主义是建立于个人意义消失之上的，普通个体就要主动忘记构成个人意义的来源——你的家庭传统、你的独立思考、你对未来的想象，你就必须压制这一切。唯有让自己符合党的规定，才可能是安全的。但党的路线也是随时变化的，斯大林与列宁不同，赫鲁晓夫又否定了斯大林，倘若你要在这剧烈的转变中既保持安全又避免精神分裂，你就必须既谨慎--严格压制自己的真实想法、紧跟路线又迟钝——让内心的道德、不安的声音彻底沉睡。当时的流行说法是“知道得越少，活得越容易”

但没人能保持绝对的沉默，于是在这样的系统中，每个人都成为了“耳语者”，只是对自已最信任的人悄悄地说出自己的感受。

它以崇高的价值与道德诱惑人，而靠使人丧失价值与道德来维系它的存在。也因此，它的后遗症尤其严重，需要更长的时间与努力来修复。普京的再度上台、他的强硬姿态，再度证明“潜入内心的斯大林心理”并未消失，它偶尔还有局部复活的冲动。”

《叫魂：1768年中國妖術大恐慌》(1990)

孔飛力(Philip A. Kuhn)教授在第十章“主題和變奏”中寫到：“到了這個時候，中國的帝國制度本身是否已達到了非使‘政治罪’成為政治生活一部分不可的地步？”

在“普通民眾：權力的幻覺”一節中，他寫到：“一旦官府認真發起對妖術的清剿，普通人就有了很好的機會來清算宿怨或謀取私利。這是扔在大街上的上了膛的武器，每個人——無論惡棍或良善——都可以取而用之。在這個權力對普通民眾來說向來稀缺的社會裡，以‘叫魂’罪名來惡意中傷他人成了普通人的一種突然可得的權力。對任何受到橫暴的族人或貪婪的債主逼迫的人來說，這一權力為他們提供了某種解脫；對害怕受到迫害的人，它提供了一塊盾牌；對想得到好處的人，它提供了獎賞；對妒嫉者，它是一種補償；對惡棍，它是一種力量；對虐待狂，它則是一種樂趣。”

“對大多數人來說，權力通常只是存在於幻覺之中；或者，當國家清剿異己時，他們便會抓住這偶爾出現的機會攫取這種自由漂浮的社會權力。冤冤相報仍然是中國社會生活的一個顯著特點。”

《鄰人：波兰小镇耶德瓦布内中犹太群体的灭亡》（2011）

格羅斯Gross

Neighbors: The Destruction of the Jewish Community in Jedwabne, Poland

2017，中央編譯出版。想起Timothy Brook的書《通敵》，對國內抗日戰爭時期地方精英的研究

按：災難不僅來自敵人（納粹、希特勒等。他者），更來自我們自身（鄰人，即和我們一樣的人，我們的內心，人性本身）。所以這些災難和民主體制、女性主義及對父權製（男權）的反思、資本主義社會的自我調整一樣，都需要我們持續的捍衛和努力，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Continuous small improvement

波蘭斯大林主義的社會支柱並非猶太人，而是這個國家的流氓無產階級。

要想認識極權主義的毀滅性，我們還要看見那些未發生的事情：“未被寫出的書的書目”，未被想到的想法，未被感受到的感覺，未被完成的作品，未能自然終結的生命。

對憎恨（resentment）的制度化。分而治之的策略

由於政府進行社會動員，並要求公眾遵循國家支持的制度和規範，人們逐漸在不同程度上與政府共謀，鎮壓了他們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