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彩云之南”的故事

云南在中国，一直是一个特殊的存在。在古代，这里是蛮夷之邦、烟瘴之地，同时，也是“彩云之南”——一个存在于想象中的美好地方。

在现代，这里是可以净化心灵的大理，是信息化时代之外的世外桃源。人们纷纷来到此地，在这块最后的“田园”，放松疲惫的身心。

云南雄踞云贵高原，俯瞰着中国的西南大地。中原王朝曾视这里为边疆，其实，从云南的视角出发，这里也是一个十字路口，它北接四川，东连两广，南通缅甸，西面，则与青藏高原唇齿相依。

也因此，各地的文化、人口在这里交流、碰撞，不断塑造着云南的面貌。而云南自身，凭借着其高山巨谷、背靠边疆的地理特点，也不断地顽强生长，试图形成自己的特色。两千多年来一直如此。

历史上，随着时期的不同，各个族群对云南文化的影响，都不相同。毫无疑问，汉化一直是其中的主要潮流。

目前记载的最早的汉人入滇事件是庄蹻入滇。战国时，楚王派大将庄蹻率军开拓西南。经过长途跋涉，穿过黔中郡、巫郡，庄蹻终于进入云贵高原。他此次西来，扩展国土还是次要目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对秦国进行战略包抄。此前，秦国向南发展，吞并巴蜀，不但使得国力更加强盛，而且大大巩固了后方基地。庄蹻就是要在巴蜀的更南方，撬开秦国的后院。

只是，庄蹻的目的地是到了，他却再未回去。史书的说法是秦楚再次开战，楚国巴郡、黔中郡被夺，归路被阻，无法回去。

但第二年楚国就夺回了黔中郡，并屯兵十余万以拒秦国。庄蹻为何没有回去？答案很明显，他想割地自雄，自立为王。年长日久，渐渐与当地同化，同时，也将华夏文化带来此地。

除了汉人之外，其他各族也在不断向云南——这块化外之地迁徙。

唐以前的千余年间，战争是促成迁徙云南的最重要因素。汉人如此，其他民族也一样。氐、羌民族一直是涌向云南的一大潮流。氐族和羌族原来兴盛于西北地区（今甘肃东南部、陕西西部、四川北部一带）。先秦时，秦国逐西戎、并巴蜀，后来，统一六国，在西北建立北地郡、上郡、陇西郡等郡，以强大的武力，解除了西部边陲的危险。

两汉时，汉武帝为断匈奴右臂，设河西四郡，向西打通西域，其后汉朝不断巩固边防、向西扩张。

边疆的博弈很残酷，中原王朝进一步，外族就要退一步。以往凶悍的氐人和羌人为寻找生存的土地，被迫迁徙。西边和北边是大漠和高原，只能沿着大山大河，不断南徙。一路从汉中盆地、四川盆地两边的群山中穿过，再爬上高高的云贵高原，找到一块安居之地。

这就是“滇国”云南，后来云南省也简称为“滇”。通常的解释，是说当地最著名的一个湖泊海拔很高，有个口子向外泻水，湖水泻出时，流浅而急，看起来反倒是像从外面往里流一样，所以这个湖被称为“滇池”，“滇”也成了云南的简称。

历史学家向达提出了另一个极富想象力的解释：“滇”即是“填”的通假字，意谓云南之人都是外界填充而来。云南古地名“滇国”应该是这个意思。结合云南人口史，这个解释也很有说服力。

因为云南的地形碎裂，大多数地方都是高山峡谷，层林密布，交通极为不便，所以，此地一直族群林立，未曾统一。

到了唐朝，情况发生了变化。经过数百年的斗争与兼并，云南形成了六个较为强大的部族，彼此势均力敌，再进一步融合，似乎已无可能。这六个部族分别为蒙巂诏、越析诏、浪穹诏、邆赕诏、施浪诏、蒙舍诏，统称“六诏”。

唐朝适时成了巨大的推手。因为要制衡其他部落，唐廷扶植了一个看似最为恭敬的部族，蒙舍诏。蒙舍诏位于六诏的最南面，又称“南诏”。在唐朝的支持下，将其他五诏逐一消灭。统一了洱海地区。

公元738年，南诏皮逻阁（728-748年在位)被唐朝封为云南王。

云南终于形成了一个统一而强大的政治体。之后，在西南边陲，让这个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朝代头痛不已，有人因此称唐朝扶持南诏为“后院养虎”。

从此，云南从一个边陲之地成为大国博弈的舞台。每逢乱世，它就站在了舞台中央。近代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南下中南半岛，威胁云南。跨过这个十字路口，即可轻松北上四川，包围重庆政府。中国即组织滇南抗战与滇西抗战，打退日本进攻，维护了后方安全。

在唐朝，云南也是处于两大势力之间。它与北边的唐朝、西边崛起的吐蕃不断联合、分裂，相互攻打，影响着东亚大陆的命运。

其实，此时的云南，可以说是该地历史上选择最多的时期。它不仅在空间上处于十字路口，时间上也在一个十字路口。它既不像以后的宋朝大理汉化之深，明确以后要走中原路线；也不像唐以前众邦林立，人少势弱，甚至连主体意识都没有。它第一次形成一个强大的势力集团，试图独树一帜，走出自己的道路。然而，文化的落后与地形的分裂使它又必须依靠两个强大的邻邦。

详细观察南诏在有唐一代的发展，可以看出以后这块土地上的很多问题之源。

唐朝在云南的官方机构为姚州都督府（今云南姚安县），以控制云南北部的羁縻州。南诏因为体量大，其独立性更强。皮逻阁去世后，其子阁罗凤（748-779在位）继承了云南王的封号。750年，他照例去拜访姚州都督。姚州都督张虔陀为人狂傲，素来看不起边地蛮夷，在阁罗凤到访时，与其家人私通，并要加征云南双倍的赋税。阁罗凤忍无可忍，率军攻陷姚州，杀死张虔陀。

唐廷得知消息，立即组织军队反攻。751年，派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率八万大军进攻南诏。南诏节节败退，向唐军求和，又不被允许。不得已，派人前往吐蕃，请求援兵。在吐蕃帮助下，南诏大破唐军，杀敌六万。

战争结束后，南诏和吐蕃正式结盟，两国以兄弟相称，阁罗凤成为吐蕃的“东帝”，不再用“南诏”国号，改称“大蒙”。

753年，南诏与吐蕃联合，再次攻陷姚州。姚州作为唐廷在川南滇北的最重要据点，势必不能放弃。于是，大军再次集结，次年，唐廷命剑南留后李宓，率军南下，结果，被南诏诱敌深入，七万大军全军覆没。杨国忠隐瞒战况，继续派兵，前后死者二十余万人。

此时，唐廷再也无力挥军南进。并不是因为死伤过于惨重，而是因为要面对另一场更大的动乱。

755年，安禄山从范阳起兵，仅用一个多月，就攻陷唐的东都洛阳。为扑灭这心腹之患，唐廷四处调兵，鏖战八年。相比之下，南诏就是手足之患了，可以先放一放。

南诏也趁安史之乱，领土向四周扩张，北据清溪关（今四川西昌一带），西跨澜沧江，东边攻克唐军据点曲靖一带，南边威服骠国（缅甸前身，今西双版纳地区），盛极一时。

阁罗凤去世后，孙子异牟寻（779-808年在位）继位。继续与吐蕃联合，二十多万大军，浩浩荡荡，企图攻占整个四川，野心不可谓不大。

由于唐廷已经从安史之乱中抽身而出，得以专门处理南疆战事。结果，吐蕃与南诏联军大败而归。吐蕃把责任推给南诏，取消其“东帝”称号，改封其为“日东王”。

敏锐的异牟寻已察觉到吐蕃并不值得依靠，但又担心遽然决裂，会引来吐蕃进攻。此前，吐蕃势力已侵入南诏内部，在昆明等地都有驻军。异牟寻在唐与吐蕃两个大国之间摇摆，亲唐廷则吐蕃势削，亲吐蕃则唐廷更加艰难。

当时，吐蕃势大，北边曾打到长安附近，逼得长安戒严，唐德宗几乎出逃。战事安定下来后，由李泌倡导，唐廷制定了一个史无前例的战略包围计划，唐在东边，与北边的回纥、西边的大食、南边的南诏，共同包围吐蕃。如果吐蕃再次和南诏联合，唐廷的包围，就会吃力很多。

族群间的分裂、联合，利益当然重要，对接人的态度与手腕，也同样不可忽视。唐朝的剑南道（后分为剑南东道和剑南西道）一直是与南诏打交道的先锋。793年，一直致力于与南诏和解的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经过不懈的努力，终于收到了南诏同意和解的肯定回复，这令韦皋异常欣喜。

次年，异牟寻会见韦皋派出的使节，正式恢复南诏国号，决定和唐廷联手打击吐蕃。801年的维州之战，是双方最精彩的一次合作，南诏派出军队与向导，与唐军在吐蕃后方的群山中占据有利地形，给吐蕃以重大的打击，让吐蕃不得不回师南撤，从而解除了唐西部边境的危机。

其后，开始了南诏与唐的蜜月期。南诏派出学生到成都学习，汉化程度不断加深。唐廷也不断加深对南诏的了解。

进入9世纪，吐蕃衰落，唐与南诏失去了共同的敌人。加以韦皋、异牟寻等主和派人士纷纷去世，双方关系又开始跌向低谷。

南诏屡屡向唐出击：

• 816年，袭击唐朝的安南都护府。
• 829年，攻打成都，未克，掳掠周边百工、妇女数万人，城外的河流为尸体阻绝。
• 861年，攻打邕州（广西南宁）。
• 870年，攻打成都，未克，大战近两个月，极其惨烈。
• 874年，再次洗劫成都周边。

今天的四川，广西和越南位于南诏的北边和东边，一直是南诏试图扩张的方向。民国时，唐纪尧主政云南时期（1913-1927年），除了越南成为法国殖民地，不能染指，他经常出兵的方向，也是四川、贵州和广西。

南诏在对唐朝不断的试探、打击中，寻找着自己的位置。唐廷在付出重大的牺牲后，还是将安南都护府、剑南道掌握在手中。874年南诏最后一次进攻成都，被其素来畏惧的唐将高骈击败，终于收起了咄咄野心，再也无力扩张。

唐廷未暇修整，中原的农民运动已如火如荼。874年，王仙芝起事。875年，黄巢起事。大江南北，战火纷扰。

而农民起事，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唐廷为应对南诏局势，不断从中原抽调兵丁、饷银。所以《新唐书》说：“唐亡于黄巢，而祸基于桂林”。

南诏是云南历史上最具独立性的时期。它试图通过一场场的战争，冲出地形的限制，结果，次次事与愿违。

武力解决不了的事情，只能通过文化来解决。其后的大理段氏时期，云南已由信奉佛教的汉人掌控，志在守成，不再像南诏一样，动辄称兵。加之两宋时期北边外患连连，卧榻之侧，尽是他人酣睡，也顾不上西南的小国大理。

经过上千年的融汇、交流、碰撞、斗争，云南的文化也极为驳杂，这里毗邻东南亚，是南传佛教的要地。同时，大量汉人不断来此，也受北传佛教的影响甚深。即使是汉人带来的文化，也各不相同。《元史》便记载：“先是云南未知尊孔子，祀王逸少为先师”。王逸少即王羲之。而王羲之信奉天师道。据陈寅恪考证，天师道在魏晋南北朝时是弥漫全国的一种宗教，其起源，便是东部沿海。而云南众多的氐羌族人，势必会为该地的天师道染上他们的色彩。

西来佛教的南北两派，汉人的儒家文化与沿海的天师道文化，北来的氐羌文化，青藏高原的吐蕃文化，都在这里发酵，形成一个奇特的云南。

元朝时，云南虽有云南行中书省平章政事，由蒙古人世袭的云南王和梁王，段氏仍为世袭大理总管。三套系统共同管理云南。大量蒙古人从塞外草原来到亚热带的云贵高原，带来了他们的习俗。

明朝初年，洪武十四年（1381年），朱元璋派傅友德、蓝玉、沐英率三十万大军，平定了云南。在云南设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都指挥使司，军事大权归养子沐英，由其世代镇守云南。明朝实行两套系统管理云南，但相比于元朝的三套系统，其实与云南的关系更紧密。

明朝与之前各朝最大的不同，就是大量迁徙人民过去，填充云南。汉人的数量迅速增长。很快，便出现了“土著者少，寄籍者多” 的现象。明末，云南50%以上的人口，都是汉人了。对中原的离心力，也大大减小。这恐怕也是明末永历时期大将李定国能在云南坚持抵抗满清的原因之一。

汉人数量既占了多数，便为清朝实行大规模的改土归流提供了条件。有了人民，也有了治理的官员。云南已切切实实，与内地连成一体。晚清时，列强要划走朝鲜、越南、西藏、蒙古，却鲜少要将云南划走的。

近现代，随着战乱与国际形势，云南与内地的关系进一步升级。抗战时，云南成为大后方，北方以及东南沦陷区的各路人马纷纷来到云南。最著名的莫过于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组成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建国后，随着三线建设的进行，云南迎来了又一次大的发展，人员、物资不断流入，工业水平大为提高。

今天，云南仍被称为“民俗博物馆”，汉文化的传入，并没有彻底掩盖它原有的独特风情，这里仍有全国近一半的少数民族种类。加上壮丽的云海、夕阳下泛着金光的片片梯田、大片的热带雨林、各种奇异的动植物，让它不负于“彩云之南”这个充满浪漫情怀的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