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发不出声音的地方

有读者跟我说：“其实我一直在等你写写我们吉林，很失望，到现在也没能等到。并不是只有上海人在受苦，我们这种小地方甚至更惨烈，只是外面不知道。吉林全省人口跟上海差不多，但发不出声音，在网上甚至都求不到一个热搜。我们也是人，为什么就只能默默忍受，自生自灭？”

确实，我们无法回避这样的质问：“那些想发出声音而不能，发了声音也无用的人，他们不无辜吗？”

相信我，我也一直在关注吉林疫情，只是在当地的信息来源太少（只有两位朋友不时和我谈起一点），有用的公开报道甚至更少，缺乏诸多可靠的细节，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我也写不出什么花来。

吉林这一轮疫情来势凶猛，3月12日起宣布封省，有的小县城哪怕在此后一个月间从未有过病例，但依旧封城，社会生活全部停摆。然而，在网上几乎看不到从这些地方传出的消息，那仿佛是个舆论场上的黑洞。

偶尔有少数惊人的事件爆出，才会打破这一沉默的幕墙。3月31日，网上一段视频称，吉林省松原市王宓服务区因高速封闭，一名货车司机疑似被困车上20多天没吃东西，最终猝死在车里。这一悲惨而离奇的死亡一度引发了公众关注，但没看到事件内情的后续报道，也就很快在嘈杂的网络上消失了。

4月9日，网传长春蓉桥壹号住户居民王某在业主群里号召进行“敲盆行动”，但她随即等来的不是物资，而是被治安拘留七天并被处以300元罚款，理由是“在政府保障生活物资的情况下”，“意图向政府施压，性质恶劣影响严重”。

这次上海有许多录音传出，无论是市民打给疾控中心专家的、向居委会投诉的，还是跟防疫人员对话的，但一位东北朋友和我说：“吉林被封了那么久，你有看到什么录音吗？没有，别说是你，连我都没看到。”

沉默也有可能是在呐喊。人心都是肉长的，人们不是没有苦处，但说不出来，或者说出来就被迅速阻止了，又或者，他们根本就不会去打那样的电话，因为根据对本地情况的了解，他们明智地意识到，就算打了也没用。

在当地宣布“社会面清零”前夕，有一位长春的朋友跟我说，目睹周围人的困苦，他很抑郁：“吉林的疫情要比报道中能看到的严重得多了，身在其中，愤之、溃之、愧之。这次吉林的疫情，对比过去，看现在、想未来，似乎没有改变的可能。”

吉林人的处境，是疫情之下很多地方人们处境的缩影——相比起上海，恐怕更有代表性。他们共同的特点，就是平日里很少站在舞台中央的聚光灯下，甚至哪怕深受苦难，仍然没能得到这样的机会，发出自己的声音。

这种状况有多严重，从一个细节就可见一斑：听说有些省会城市的医院里，现在医生甚至都觉得闲死了，因为底下县市在大面积封城之后，老百姓都去不了省城看病了。就算能进省城，搞不好出去了回不来，到时没人敢接收，那可就尴尬了。可想而知，那些地方也遭遇了就医难，只是人们都默默自己消化了。

直到前几天，第一财经的一篇《四线小城市的奥密克戎阻击战》，才让包括我在内的不少人得知，安徽淮南市其实从3月28日起也对所有小区实施封闭式管理了——跟上海浦东同一天。那些夹在市区和乡下这两端之间的县城居民承受着最大的心理压力，但连当地人，看来也不知道面对这样的隔离能怎么办。

在“外防输入”的方针之下，最苦的是那些边贸城市。黑龙江绥芬河已封城60天了，悄无声息。只是前一阵的一个不幸事件才让人顺便关注到一眼：4月4日，自媒体“喀秋莎来信”爆出，鸡东县人民医院外科医生时军，因为接诊了一名来自绥芬河的患者（此人冒用其母的核酸阴性报告蒙混过关），导致本县疫情扩散，事后他作为直接负责人，屈辱地戴着手铐脚镣在医院做体检，不堪受辱，用牙刷挑断自己股动脉自杀。

还有广西东兴，这座与越南一河之隔的小城曾因边贸而繁荣，但现在眼看着人走城空。几天前，网上有人呼救：“我们广西东兴市是被遗忘了吗？经历两次疫情，这一次疫情已经40多天过去了，还有新增，我心态崩了。不能复工复学复产，每天呆在家中，分不清今天是星期几。……外面真的有人知道我们这个城市吗？知道我们被封了这么久吗？”

不过若要比惨，可能云南瑞丽才是真的惨：在缅甸疫情爆发后，为了守住国门防线，瑞丽在过去两年里经历了多达9次封城，城区被封合计长达惊人的160天！沿边村寨每个村口都设置了卡点严禁出入，许多村民已有将近一年没出门了。他们咬紧牙关，至今没一例外溢出省，但居民们呆在家里已做了几百次核酸，仍然动弹不得。

人们为什么难以发出声音？很多人都说，那是因为他们忍受力更强、又没有什么渠道可以发声，说了也没人听见，但我想这并不是全部原因。

我发现，很多人都会说：“我们小地方没办法。”这种“忍受力”的背后，是一种宿命论的态度：如果有办法，我也不想，但现在没办法，只能接受。

E.P.汤普森在《共有的习惯》中说，1866年孟加拉饥荒期间没有骚动，那时“许多农村家庭里的人慢慢地饿死，没有发出一声怨言或作出怨恨的迹象”。这种宿命论的态度有时被误认为是淡漠或顺从，但其实是因为人们觉得自己别无选择。

他就此一针见血地指出：“当然，饥饿的骚动者是饥饿的，但饥饿并不命令他们必须骚动，它也不决定骚动的形式。”

我们当下所见也正是如此，有些人甚至美化了这种吃苦能力，挖苦我：“你们上海人有什么好叫的？你们吃的苦多吗？我们更苦，只是不说而已。”

以往人们的普遍感觉似乎是：在一刀切层层加码的防疫之下，小地方资源更少、措施更严酷，却更难让人解决自己的问题、倾听自己的苦处；然而这一次，很多人发现，类似的情景竟然也出现在了上海，他们因此感慨：“上海毕竟也在中国。”

这种“都一样”的感觉或许能给无力者一点宽慰，因为当你发现所有人都“平等地受苦”时，多少会觉得自己当下的处境不那么难以忍受了，有的人甚至很开心，这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怨恨：“让你也尝尝我尝过的滋味。”

即便如此，很多人的关注点仍然并不是受苦本身，而是赫然发现，上海人哪怕封城受苦了，得到的关注仍然多得多。网上有不少图都在讥讽这种不平等：上海人并不见得是最苦，只是叫得最响，结果得到了不相称的关注。

然而，所有人都一起平等地忍受，其实并不能让事情变得更好。此时此刻，最重要的是要意识到：我们每个人都不应受这样的苦，而要推动改变，就必须尽可能地发声。

为什么中国取消了农业税？因为负担太重，把农民逼急了。然而，有研究表明，负担最重的那些地区，农民常常很顺从地就交了，抗争最激烈的是浙江农民，他们要求换取公共服务，没服务就欠缴农业税。实际上，浙江农民的处境不说是全国最好的，至少也在前茅，而他们迫使基层政府让步的结果，是换取了更好的公共服务，这又更改善了他们自身的处境。

发声的目的，不应该只是诉说一下委屈，之后却什么也没发生，又或者，只是得到大家长更好的关爱，而应该是推动改变。也因此，这次有外地朋友和我说：“我们发不出声音，在我们这里没可能，谢谢上海人喊出来，还是要靠上海来推动改变。”

当然，这也不是光靠上海能做到的，这需要我们每个人的呐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