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民对城市的权利 | 《地理媒介》笔记 𝟚

利用我们的城市

“城市死了。”

这种论调在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西方社会中大行其道，随着工业化过程导致的城市中心空洞化和城市便捷外扩的发生，城市被破坏，都市性问题也变得日益严重。“都市性”被视为一种生活方式，主要是一种社会复杂性和人们遭遇差异性的方式，它构成了社会生活新的动态面貌。

在城市空间问题上，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在1968年提出了“对城市的权利”，他所说的对城市的权力并非明文规定的正式权利条款，而是强调需要城市居民作为居住者（inhabitant）而不仅仅将城市作为容身之所占据（habitat）他认为，城市是遭遇差异性、自发性和玩乐的地方。列斐伏尔的“利用”（appropriation）概念包含了各种形式的市民行动，这些行动重新创造出日常生活的政治。

对城市的权利着眼于社会交往、传播和城市时空挪用的实践，列斐伏尔的著作对一代法国和其他地区的城市研究者产生了影响。

公共空间的转型

工业资本主义城市的出现以来，人们对城市中公共角色和未来所抱有的担忧始终在增长。在过去20年间，因为许多旧的工业化城市空间的消亡推动了许多城市复兴计划的诞生，与此同时，媒介技术开始转向数字融合、计算化的转型也在发生，媒介开始成为重造城市公共空间的关键力量。

地理媒介通过改变社会交往的时间节奏和空间设置，已经成为当前公共空间政治的核心。城市公共空间作为城市交往和沟通实践节点的功能正在被新的逻辑全面改造。具体来说新媒体带来的信息记录、归档、分析和获取功能增强了建立联系的能力，社会生活中跨越国家和其它界限的交流获得了新的重要性，地理媒介描绘了“新的尺度”和“新的速度观念”。

超工业化

系统对生活世界（lifeworld）新的殖民化背后，数字技术的发展将原本分开的系统和部分更为紧密地链接整合起来，构成了更为收紧的回路。伯纳德·斯蒂格勒将这个趋势描述为超工业化（hyper-industrialization）的逻辑：实时的功能（生产），进行超级分割后的各种目标（精确的市场营销，对消费的组织）。

生产、消费、金融、物流和营销之间不断增强的融合，精简的生产和零拖延的后勤保障都是超工业时代的主要特点。现代资本主义虽然释放出巨大的生产力，却没有能够生产出有利于自身更新的条件，资本主义在这方面的失败与各种技术快速发展带来的长期不稳定性紧密联系在一起。

斯蒂格勒认为，“超工业化”资本主义让资本主义原本的政治象征领域发生了解体，替代国家治理的信仰的缺席加上民族国家想想背后同质化的文化共同性导致了消费逻辑“趁虚而入”，全民入侵社会生活。与此同时，数字媒介多用于数据搜集和用户分析等工具化用途，传播资源被市场营销和安全行业利用，这是一种极大的浪费。

城市与数码技术的结合构成了新秩序形成过程的关键所在，这种新秩序将文化实践与数字技术的“产业”逻辑以新的方式联系起来。文化被整合到消费体系中，这种局面可能遮蔽了文化与传播、与技术、与其他人等其他关系存在的可能。

成为公共

关于公共空间和政治行动的讨论可能是一个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悖论。汉娜·阿伦特与列斐伏尔一致认为，公共空间的“公共性”应当通过公众集会和演讲等具体地行动来建立，即政治性的集会和交流行为通过其本身的实现构成了公共性。

从这个角度出发，“公共性”必须与自由主义赋予个人能动性的特权区分开来，而且，这种观点对于人们通过具身集会构成公共空间的过程更为看重。此外，公共空间只有能够集中并容纳差异和不同意见，才能真正具有公共的属性。

在现代城市环境中，公共空间是陌生人自发短暂的新型社会交往最为主要的发生区域。而数字网络构造了新的规模、强度和时间性，这使得公共性和公共空间的构成关系更为复杂。

与陌生人对话

以亲属关系和个人关系为基础的传统社会，已经被更为匿名的社会交往以及由合同和市场体系规定的非个人的现代城市治理模式代替。乔治·齐美尔（Georg Simmel）非常重视陌生人在现代城市文化体验中的作用，他认为“大城市”的生活产生了新的城市主体，陌生人城市的出现改变了社会生活的空间关系。具体而言，在这种关系中，物理距离近在咫尺的人们可能实际相隔万里，而物理距离千里之外的人却可能亲密无间。

在陌生人中生活给城市生活注入了新的个人和文化自由，但同时城市生活也面临着非人化和文化影响丧失的危险。

芝加哥城市社会学的代表人物之一路易斯·沃思认为，城市市民比较不同文化的能力构成了重新创造传统的自由，也增加了涂尔干所谓“无序化”的风险。如果文化差异构成了现代城市，这些差异也可能阻碍社会规范的最终形成。

维持与陌生人之间的关系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改善现代城市的存在性困境，书中展现了许多交锋的观点。但毋庸置疑的是，现在人们最为“熟悉”的常常是电视上的知名主持人或者某一社交网络中的个人主页，而居住在隔壁的邻居却常常彼此互为路人且看上去难以接近。新的移动性重新定义了城市的居住节奏。

我们如何传播

逻各斯，是欧洲古代和中世纪常用的哲学概念。一般指世界的可理解的一切规律，因而也有语言或“理性”的意义。亚里士多德认为，人们之所以居住于城市是基于对逻各斯的共享的需要。我认为可以说的更为宽泛一点，即传播实践的需要。分析在城市公共空间发生的传播对于重新思考社群与传播之间的关系有战略性的意义。

理查德·桑内特（Richard Sennett）提到了“社会技能”，他相信，在公共场合与他人的交往相较于理性辩论尤能培养共存所需的社会技能。具身和情感互动维持了一个相互差异的集体，在建立公共社会交往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在公共场合行动需要我们在独立于合作、突出个性和寻找他人的共性之间，通过协商达成总是不稳定的动态平衡。那么，在怎样的条件下地理媒介与公共空间的联结才更有可能培养社会主义文明所需的各种技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