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和书：写在港警于中大暴力镇压时

11月12日，台湾人欢心鼓舞，在日本进行的棒球12强复赛，台湾以7：0完封韩国队。在看转播前看到港警在香港中文大学又有争议性的抓捕，但也看到段校长已经出面揣想事情应该已经落幕，但在Facebook一片因球赛而沸腾的讯息中，我发现抗争竟还持续著，原来，大学自治在香港已若无物，五味杂陈下提笔写了这篇文章。

   名为港警的国家武装入侵以图书馆为中心的大学校园，就是火与书的对抗。书，向来是脆弱且不堪一击的。不过，人类数千年来仍有许多得以流传至今的书，毕竟，统治者虽不知凡几，野蛮至烧掉书籍仍属少数。

  是以，焚书是中国历史上统治者的淘天罪行之一，基督教文明的十字军东征焚烧伊斯兰的亚历山大图书馆也是最恶劣的纪录之一，此举难堪到至今仍有人试图遮掩推托。将焚书视为罪恶的价值判断其实很古老。数千年间，每个时代的不同社会里几乎都存在著一种观念：社会的知性和智性有其神圣性，因此统治者仅能掌握属于当前人世的权力，其知性与智性则在其权力的边界之外。在西方看作是属于上帝而寄托在修道院的; 在中国它被写为《礼记》或列为先贤尊为祖制，总之，统治者必须对其低头。

   大学自治作为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精神，亦是知性与智性属于政权的权力边界之外的观念使然。中世纪的欧陆政权均对保存知识的修道院带有敬意、明朝好几个皇帝都必须受制于翰林院的集体意见，就连政教连结得最紧密的穆斯林政权，也有苏菲行者的存在。《冰与火之歌》里各种角色均死伤惨重，而最后存活的除了称王的John Snow，象征知识的Sean也活了下来。封建时代尚且如此，现代国家的治理当然也这种观念，而有了大学自治这样的惯例，日本的学术自由甚至是宪法所明文保护的。

  在儒家文化圈的现代化历程，大学不像西方或伊斯兰有著自外于人世的传统，而是有学而优则仕的现象普遍，既然学者往往也能获得统治权力，学术自由与大学自治反倒不太受重视，蔡英文政府在今年以前的施政让台湾各界失望的其中一大原因就是台大校长的任命风波，2016年我支持蔡英文，身为台大的校友也短暂任职过，我也认为管中闵并非合适的校长人选，甚至也耳闻一些他胜出所采用那些不太光彩的「操作策略」，但是，由教育部干涉他的就职是更严重的堕落，虽然教育部对公立大学仍有适法监督的权力(监督其程序是否合法)，但采用行政程序干预校长人选摆明了视大学自治于无物。何况，这是台湾大学，是出过傅斯年这样的校长的台湾大学、是发生过陈文成命案的台湾大学。目前看来，就连在台湾，大学自治仍是岌岌可危的。

  近来，傅斯年的这句话有一些除魅的解释，但无论如何它象征著一种近代知识份子的风骨，此次抗争中共控制下的港府被划开表皮后内里种种喑黯腐朽和恶意都让人沮丧，只有香港人的勇敢以及中大校长段崇治的表现让人还透露著一丝光亮。

  面对当权者的恶火，书本是如此脆弱，这个政权显然对焚书将露出野蛮本质的后果毫不在意，那么，为何多数统治者不这么做？因为，多数统治者都知道当被看穿野蛮的本质，统治将无法长久。权力薰心篡位登基的朱隶知道这道理所以他去修《永乐大典》集天下之书; 祖父与父亲在杀戮中打下的天下，康熙明白唯有学识能够治天下。但这个以理想性最高的社会主义作旗帜的政权，却最明目张胆的燃起恶火，让大学升起狼烟…

身为一个广泛接触批判理论的80后，60年代欧美乃至日本的学运几乎影响了大多数后来影响我的艺术家、理论家和重要学者，也由于成长过程中，89年的那场运动早有一个专有名词是「六四事件」，因此「学运」一词之于我只会唤起那些高喊社会主义理想的激情，即使现在知道了中共这个社会主义政体「处理」学生运动的早留下斑斑血迹，但是60年代那些理想仍然那么真切，我不是香港人自不应点唱愿荣光归香港。我耳边响起的是我唯二能唱完的法文歌L'Internationale。

希望在中大校园里的这些勇敢、坚毅、目前还不够强壮的心灵，能感受五月风暴、安保运动及60年代加州校园里响彻的那个旋律，它的精神不容这个假社会主义为名的政府玷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