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 用新闻影响今天：《冰点》周刊纪事|李大同
野兽按：在2006年1月《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被中宣部停刊之前，都是我每周必读的报刊。2006年1月25日，还在老家过春节的时候，听到了"冰点"周刊被勒令停刊整顿的消息，还蛮是惊诧的。
《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自1994年创刊以来，刊登了大量反应社会现实，关注底层民生和抨击腐败等丑恶现象的文章，深受读者欢迎。
有关"冰点"周刊被停刊整顿的原因，曾出现了不同的猜测。有传闻说，"冰点"被停刊是因为刊登了台北前文化局长龙应台撰写的文章，题目是，"你可能不了解台湾"。文章中有一段话说，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
"冰点"周刊时任主编李大同向BBC证实了这次停刊的直接原因。他说，"他们使用的借口是我们在1月11日发表中山大学教授袁伟时的文章。然后以这个为理由让冰点停刊。"
袁伟时教授的这篇文章主要讨论了中国的历史教育问题，题目是"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文章说，中国发生反右、大跃进和文革这些灾难的原因之一就是"我们是吃狼奶长大的"，而且现在的中国青少年还在继续吃狼奶。文章以鸦片战争为例，批评中国的历史教科书不顾历史事实，闭口不谈中国方面的责任，对中国人进行了仇视外来文化的教育。
当时冰点周刊停刊事件，还曾经成了舆论场的热点，李大同与另一副主编卢跃刚发公开信表达抗议，此举曾获十余在京的退休共产党干部和自由派知识分子联名声援。被短暂停刊的 《冰点》重新出版，但作为抗争代价，李大同和卢跃刚被调至报社内新闻研究所。后来我陆续读了在香港出版的李大同的《用新闻影响今天》以及龙应台的《请用文明来说服我》，算是明白了事件的来龙去脉。
现在后头看，冰点事件就如当年的延安整风运动，先把体制内的自由媒体消灭了，统一思想，然后2008年开始就是消灭体制外的自由言论，直到今天的黑暗无边。真的是一步都不能退呀，一退，他们就得寸进尺，直到你无路可退。
之后好多年都没再听到李大同先生的消息和声音，直到2018年2月26日，一封李大同致北京市人大代表的公开信在社交媒体广泛传播。据BBC中文报道：
李大同称，经与他意见相同的选民讨论并共同同意，决定向北京市人大代表发出紧急呼吁，在即将召开的十三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投出反对票，否决关于取消宪法规定国家主席任期的建议。
“1982年宪法对中国国家领导人任期不得连续超过两届的规定，是中国共产党和全体中国人民，经过文革巨大苦难，痛定思痛后采取的一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政治改革举措，是防止个人独裁、个人凌驾于党和国家之上的最高也是最有效的法律制约……也是邓小平最重要的政治遗产之一。”李大同说。
公开信称，“中国只能在这个基础上前进，而绝无任何从此倒退的理由。取消国家领导人的任期限制， 将被全世界文明国家所耻笑，开历史的倒车，将埋下中国再次陷于动乱的种子，始害无穷。”
“我不管它会不会通过，作为一个中国公民，我应该尽到我应尽的责任，把我的意见告诉代表，至于你怎么做，我就不管了。不是整个中国都同意修宪，只不过大家都被封口了。”李大同告诉BBC中文。
发出这封需要勇气的公开信，担不担心自己的人身安全？对此，李大同告诉BBC中文，“在逻辑上，北京市人大代表是代表着北京的几百万选民的。我是一个选民，给代表我的代表写一封信，表达我对某个建议的不同意见。在法律上非常安全，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我都这把年纪了，还怕什么？”
“通过了也没关系，历史经常就是这样，往前走两步，往后退一步。但这个事情是违反世界文明的发展潮流的，是站不住的，会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闹剧。”李大同说。
除了李大同，中国女企业家王瑛也以同样的方式公开表达了反对。
回溯历史，屡教不改，屡败屡战，但正因为有这些不识时务的人，中国也才有改变的可能。
今天又想起了2006年6月在香港出版的李大同先生的《用新闻影响今天：冰点周刊纪事》，也不知道今天还有多少读者还记得李大同以及他的这本书？
用新闻影响今天——《冰点》周刊纪事
李大同著
前言
在2005年11月出版的《冰点故事》后记中，我写下了一个预言，即还会有第二本《冰点故事》问世。我写道："仅仅这一年当中，《冰点》周刊所发生的惊心动魄的故事，就足以写一本书了。这本书，我们迟早会写出来的。"
写下这个预言时，我估计至少还要积淀两三年时间。没想到，《冰点故事》刚刚出版不到两个月，《冰点》周刊即被当局"停刊整顿"，由此而引起一场海内外媒体人和公众高度关注的"新闻自由"事件。而我作为《冰点》的创办者，在殚精竭虑苦撑了11年后，最终彻底离开了这个栏目、这个周刊。人生竟有这么多波云诡谲，不免浩叹。
在这份供职了27年的报纸版面上，我已经没有多少事情可做了，能够留给社会和后人的，就是将我所经历过的事情写出来。我称之为当代中国的一个政治标本。如果这个标本能引起注视、感叹和思索，那么，一个职业报人的生命，就会因此而延长，而不论他是否在新闻一线上。
我们这一代中国新闻人，是在中国历史上真正深刻的一场大变革开始时进入新闻界的，从1979年到2006年，在将近30年的时间里，我们学步、观察、反省、思索、实践，现在看，新闻学步的主要坐标有两个：一是中国老一代新闻工作者是如何走到今天的，其中有哪些刻骨铭心的经验和教训；二是国际新闻界同行的职业标准、职业规则和职业技术都是什么。
可以说，从中国老一代新闻界前辈的痛切反思中，我们学到了：新闻决不能说假话，假话曾给这个国家和中华民族带来巨大灾难；我们还学到，在这种党化的新闻体制中，新闻的"党性"与新闻必须面对公众的"人民性"之间，会经常发生矛盾甚至激烈的冲突，"党性"从来都在践踏"人民性"，而新闻从其本质而言，"人民性"绝对高于一切——我们不能对人民大众的疾苦、愿望和要求视而不见。
上世纪八十年代伊始，西方新闻理论和从业原则、技巧方面的书籍开始翻译引进，我们下了工夫研究，可以说无一遗漏。其结果是，我们开始将自己视作世界新闻业的一员，我们与各国同行，开始有共同的新闻价值标准，也开始有共同的新闻制作标准。我们开始认识到并完全同意：新闻不是权力的奴仆，而是权力的监督者和批评者。
通过阅读新闻史，我们了解到，这个行业从诞生开始，曾经充满功利，曾经是政客的工具与喉舌，曾经毫无廉耻地造谣、煽动、人身攻击和下流，然而在以百年计的发展过程中，在一个个发行人、总编辑、杰出编辑、记者乃至各级法官的努力下，新闻自由的大厦终于得以建立，严密的保障公信力的职业原则得以确立，职业道德开始有章可循，新闻对社会前进的巨大推动作用开始展现……新闻史上所有那些可歌可泣的前辈的理想和行为，那些影响深远的为报道的权利而发生的诉讼案例，那些深谋远虑的大法官的判词，都让我们心潮澎湃。我们由此而有了强烈的职业共同体的归属感。
这种学习、反思和确立新的价值系统、职业规范的过程，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已经基本完成。1989年，中国新闻界集体喊出了"不要逼我们说假话"，成为民主抗议洪流中的一支醒目的队伍。
显而易见，我们这一代新闻人所建立起的思想体系和职业忠诚，与我们所身处其中的一党专制的新闻体制之间，或明或暗，会发生怎样的冲突。在某种意义上，我们这一代新闻人的从业历程，就是与传统新闻体制"博弈"的过程。这是时代的宿命。
总有一天，我们都会回首，看看自己给所供职的报纸留下了什么，给自己的读者留下了什么，给后来者留下了什么，给历史留下了什么，给新闻这个职业留下了什么……
如果能够得出这样的判断：我们给中国的新闻自由，留下了一块堪为基础的砖石，那我们就心满意足了。
正是基于这样的职业归属感和历史感，才有了《冰点》11年的历程。在《冰点故事》里，我概述了10年中的故事，主要是一个大报编辑如何面对中国和反映中国的故事。那时的《冰点》，是一个每周出现一次的专版；在这本书里，我将讲一些《冰点》周刊的故事，从2004年6月开始，《冰点》扩展为每周一次四个版的周刊，组成了新的团队，开拓出新的报道领域和报道方式，产生了更大的社会影响，直至被当局勒令"停刊整顿"。在这本书里，我将主要讲《冰点》如何面对权力的故事。
本书读者会看到，真正的新闻如想在中国大陆得以报道，编辑记者就需要不断地与僵化的传统体制、与宣传部门的官僚"博弈"——而这样做，不仅需要技巧，需要勇气，还需要不断超越功利的诱惑……而我们得到的，是莫大的职业快乐。
对行业外的人来说，这点快乐也许微不足道，也许不值得为之付出个人的代价，但是，如果你在自己从事的职业里感受不到快乐，又何必干这一行呢！
我们宁愿为此有所付出。
第一章《冰点》周刊诞生
2004年年初，一个报史上从未有过的发展契机，突然出现了——一家上市公司北京大学青鸟公司，同意出资一亿元，参与到中国青年报的发展中来。两家经谈判达成协议，成立合股公司，中国青年报负责报纸的编辑出版，青鸟公司负责报纸的发行、广告和经营。
这在中国传媒界，绝对是一件大事。此前，北大青鸟也曾投资人民日报，创办了一份在人民日报名下的市场化城市报《京华时报》，经过两三年的打拼，基本在北京市场站住了脚跟。然而中国青年报是传统的主流大报，虽然名义上是团中央的"机关报"，实际日常报道，却直接归中宣部管辖。这类所谓"中央级大报"，是执政党意识形态宣传的主要承担者。报纸办得好坏的评价标准，从来不是市场的占有份额和读者的欢迎程度，而是看你宣传任务执行得如何；这张报纸的领导者是否有升迁的可能，也取决于这个。
可只要你是报纸，是需要读者掏钱订阅的，无论是公费还是自费，都有面对市场的问题。谁愿意花钱订报，天天用来"宣传"、"教育"自己呀？如果执政党当局为让这些媒介专心执行宣传，根本不必理会市场，前提条件是国家财政拨款，将这些媒体的办报经费、人员工资福利统统都包下来，那也还说得过去。但没人给你这个钱，所有办报经费和人员工资、福利和保险，都是你自己解决，实际上是自负盈亏。截至到目前，除几家"副部级"以上的媒体还有国家财政拨款扶持外，其余"局级"媒体即便社会影响再大，财政也不给你一分钱，反过来，你还要向主管机关和中宣部上交"管理费"！
这就出现了中国主流媒体管理体制上的悖论：一张报纸，如果想生存和发展，必须要靠满足读者的需要，这样才能保证有足够大的发行份数，才能得到广告客户，报纸才能盈利，也才能使自己员工的工资福利逐渐有所改善。可这些媒体必须执行的宣传任务却是"反市场"的，即便这些报纸以公费订阅为主，有权批准订报的官员也只订他觉得"好看"的报纸，这通常是各地以市场为目标的"城市报"。于是，中国报纸的时代格局是，传统主流大报，因生硬的宣传越来越不受读者待见，发行量逐年萎缩，开始亏损；而全国各地的城市报，因不执行宣传任务，从读者喜欢的休闲、消遣性报道起家，逐渐壮大，报道内容也越来越涉及重大严肃的主题，社会影响越来越大，盈利越来越多。"主流媒体边缘化，边缘媒体主流化"，正是当前中国传媒面貌的生动概括。
在这种大环境下，一家公司竟然投巨资给正在"边缘化"的传统主流大报，绝对属于风险投资。据了解，这家公司的董事会成员多数反对，只有董事长坚持，认为这是一项"战略性"投资，后来勉强通过。这位董事长的看法并非完全没有根据，因为中国青年报在所有传统主流大报中，确实是最具有市场潜力的报纸。这张报纸的发行量虽然同样在逐年萎缩，但仍然是大报中最好看的报纸，发行量仅次于行政强制订阅的人民日报；社会影响力仍然不同凡响；这家报纸的编采队伍，仍然是最好的，能拿出第一流的报道。如果传媒管制有所松动，这家报纸必定会是转型最快的大报。
对中国青年报来说，这绝对是一次难得的扩张机会。长期以来，中国青年报囿于资金瓶颈，难以扩版，每天薄薄的8个版，因为缺乏足够的广告收入，却要卖8毛钱，成了中国最贵的报纸，这种情况是难以为继的。现在，突然有了巨额资金的投入，先不说别的，首先就可以扩版了，可以先在信息量上有所增加，保持住已有的市场份额。
在2004年上半年，中国青年报内部从上到下做了多次讨论，即利用这次难得的融资机会，办一张什么样的报纸，设定一个什么样的版面格局，采用一种什么样的薪酬管理模式。鉴于没有任何先例可循，这次改版、改制既是一次重整旗鼓的机会，也可能一着不慎，满盘皆输。
这次传统大报公司化的"赌博"后来输了。既输在中国办报的大环境上，也输在设计方案和领导者局限性上。如要详加分析，也可以写出一本书来。在这本书里，仅就这次改版、改制的政治涵义略加涉及，因为从改版一开始，《冰点》就卷入了风口浪尖。
这次改版的方向，最后被命名为"将中国青年报办成一张全国性的政治、经济大报"。这个目标，对不同的人来说，是有不同的涵义的。
对我们这些供职其中的报人来说，办报目标是否正确，只是一个可行性问题，即我们的读者，是否要看这样一张报纸；目前报社的编采队伍，是否具有办这样一张报纸的能力。在这方面，报社内部有多少不同意见的争论都是正常的，甚至是必不可少的。譬如我本人就不赞同这个目标，我认为就中国青年报的资源和能力而言，最有可能办成一张"政治、文化大报"。
然而这个举动，几乎立刻就被汇报到报社的主管上级团中央书记处那里，不言而喻，也会通报到中宣部那里。这引起了官员的高度警惕。在上级主管官员那里，这个前所未有的举动，有两个明显的"危险倾向"：一是可能改变中国青年报是团中央"机关报"的性质，"政经大报"是什么涵义？这还是"机关报"吗？二是资本首次进入主流大报，虽然现在说是不涉及编辑部事务，久而久之，难道资本甘于只管广告发行吗？难道不会想方设法以资金挟持报纸为资本说话吗？这张报纸究竟谁说了算？！
上层官僚对这次融资改制的条件反射，是可以预计的。但他们会怎样做出反应，没人会知道。
主导这次融资改制的，是中国青年报党组书记、总编辑李学谦。
李学谦是1998年底，从团中央宣传部长任上调任中国青年报总编辑的，当时只有40岁出头，是总编辑层最年轻的一个。然而他没有办过报，对一张报纸的领导者来说，缺乏新闻从业经历无疑是一个先天缺陷，中国青年报的历史上，还没有一个这样的总编辑。
鉴于《冰点》历来直属总编辑管辖，李学谦到任后，接管了审阅《冰点》大样。有意思的是，他没有报纸经验，一时搞不清楚怎么"把关"。看了两三期《冰点》后，他来我办公室，问："大同，老徐（前任总编辑）怎么把握你们的言论尺度？"
我立刻意识到他与以前历任总编辑的不同之处。原来中国青年报的总编辑，都是在本报慢慢成长起来的，从业一开始，就生活在种种政治禁忌当中，面对一个选题、一篇成稿，条件反射般地先作政治风险考量，以致形成了一种习惯，也可以叫做"风险恐惧症"。不是这个行当的人，很难体会为什么一个"提法"，一个"词儿"，一个"全称判断"，就会引发事端，遭到中宣部批评。
很明显，李学谦年轻了一代人，思想较上一代开放，也有新知识的储备。原来我们以为他既然曾是宣传部长，把关尺度应该严得多，可他看了两三期《冰点》大样后，几乎没有任何改动，他不认为有什么"风险"。这时，他对报纸的感觉是正常的，和一个读者没有什么两样，哪来那么多"风险"？
但是，身为一张大报的主要把关人，看不出风险就是最大的风险，何况《冰点》这样一个老挨批的版面。他一定觉得不踏实了，干脆直接问我。我择要而告。
从此，李学谦直接看了6年的《冰点》大样，没有枪毙过一篇稿件。有若干篇按常规注定难以见报的高度敏感的报道，也同样出笼了。他经常下去跑，听到各地读者对《冰点》的直接反馈，回京后总要来向我转述一遍，他深知《冰点》在读者中的地位。可以说，在维护《冰点》的品质上，他做了一个大报总编辑通常难以做到的事。
在报社面临改版、改制的局面下，尽管我并不赞同他的许多做法，他仍是《冰点》最重要的支持者。
2004年5月初，李学谦打电话叫我去他的办公室。此时，据预定的改版日6月1日，已不足一个月的时间了。
"大同，"他说，"我要向你提出一个不情之请，你有当场拒绝的权利。"
"说说看。"我有点摸不着头脑。
"报纸马上就要改版了，我想请你将《冰点》扩为四个版的周刊。我知道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任务，何况你已经在《冰点》熬了将近十年。这是一个看起来非常过分的要求，可还是想听听你的意见。你也可以现在就拒绝。"
我没有当场拒绝。心态却颇为复杂。近十年来，《冰点》的选题难度在不断增加，读者的口味早已不是创刊时一段时期内讲好"普通人不普通的故事"就行了。这种题材的分量，已经明显感到压不住一个整版的版面。《冰点》已经历史性地被要求涉及政治、社会乃至历史方面的重大题材，这对《冰点》记者也提出了更高的调查和写作要求。我时常有一种频临崩溃的感觉，以至多次向总编辑要求能否给我放两三个月的长假，让我再也不去想《冰点》的事情。当然，这只是玩笑话，我知道毫无可能。总编辑也知道毫无可能。
现在，不仅没有减轻我的负担，反倒额外再加上三个版，这是一个可能完成的任务吗——我毕竟已经是五十岁出头的人了。
也许真应了那句话：性格即命运。我从来不是一个主动逃避的人，面临一个我毫无把握的任务，我宁愿"战死"也不愿意"不战而降"。职业理性告诉我，这很可能是一个"陷阱"，几乎注定要输，而且会输得很难看，可不知为什么，内心深处又有一种面临新的挑战时的兴奋。如果能够做成，《冰点》将会产生比以往更大的影响力，这对一个职业报人而言，绝对是一个难以抗拒的诱惑。
我告诉学谦，让我考虑一下。在快步走回办公室的路途当中，我实际上已经决定要干，干吗不试一下？！显而易见，四个版的周刊不是原来的冰点团队能够支撑的，新增的三个版在内容和形式上都不能再采用原冰点整版特写的方式，要有新的组合，毫无疑问，这三个版都需要有强有力的责任编辑。
第一步，我要选定副手。我想到的第一个人，就是卢跃刚。卢跃刚是一个报告文学作家。无论是长相，还是性格，都有些独行侠的味道。但在李学谦到任后，他始终没有合适的位置，隔三差五来一趟报社。我俩被安排在同一个办公室，他也时而出马写一些冰点稿件，现在，是让他正式出山承担重任的时候了。
我立刻给跃刚打电话，告诉他这个安排，问他是否愿意合作，共办《冰点》周刊。跃刚几乎没有迟疑，说：干！
我脑子里的第二个人选，是采访中心的副主任杜涌涛。采访中心副主任基本是个闲职，没有多少非做不可的具体工作。杜涌涛曾经对我说过，在2003年年终的个人总结时，他自己就写道：这是无所事事的一年。这种坦率给我留下很深印象。要知道，多数人都会在这种总结当中罗列出一系列"工作业绩"。杜涌涛也有美文记者的声誉，而《冰点》恰好要求记者有较高的写作水准。
跃刚答应之后，我便在电话中问他，你觉得涌涛怎么样？跃刚说：很好哇！我便请他去问涌涛一下，是否愿意加盟冰点。
不一会儿，杜涌涛就满面笑容地进到我的办公室，说：跃刚给我打电话了，我愿意干，采访中心呆得太没劲了！
似乎在一眨眼间，编辑团队的问题就基本解决了。我迫不及待地马上就在报社内部网上发出了招聘《冰点》周刊新任记者的告示。没过一会儿，李学谦电话打下来，笑着说："大同，你太急了，党组还没有宣布这个决定呢！"
但是我们不能等了。《冰点》周刊的版面格局设计和新记者招聘同步进行。很快，一伙名牌大学毕业的年轻记者进入冰点，除原来《冰点·特稿》版作为周刊封面予以保持外，另增设《冰点·文化》、《冰点·探索》和《冰点·人物》版。卢跃刚、杜涌涛分别担任"文化"版和"人物"版责任编辑，刘县书任"探索"版编辑（半年后由报社资深编辑邓琮琮接任）。《冰点》周刊的记者是：董月玲、蔡平、刘元、冯玥、江菲、刘万永、包丽敏、周欣宇、蒋韡薇、徐百柯。版式编辑是胡建。后来证明，这是中国青年报所能组成的最优秀的记者团队。《冰点》周刊一跃而成为报社第一大部，内部叫做"冰点特稿部"。
办刊方针很快予以确定，记者们开始进入选题。
万事俱备，只待开张。勿庸置疑，新的《冰点》团队中的每个人，都处于一种迎接新挑战的兴奋之中。
2004年5月24日，就在改版前夕，突然通知全报社部门副主任以上中层干部下午在报社六楼大厅开会，团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赵勇要来讲话。这种事情，已经很多年没有发生过了。谁也不知道，他会讲什么，在这样一个关键的时刻。
第二章公开信与署名权事件
6楼礼堂里人头涌涌。我和跃刚在最后一排坐下。团中央书记什么时候在报社全体中层干部会议上讲过话，已经记不清楚，因此赵勇专门选择在改版前来，会说些什么，有些悬念。此人我们还从来没有见过。
赵勇开始讲话了，越讲越离谱——他究竟想干什么？
他从一个纸口袋里抽出几页纸，说这次来，特意找出了1951年团中央书记处关于创办中国青年报的决议，这上面说中国青年报是团中央机关报，机关报是干什么的，是贯彻团中央书记处的工作方针的，你们是机关报工作人员，要明白自己是干什么的。
他继而大批什么"抽象的大报"，不能以"理想主义"办报。执政党维持政权有"两杆子"，一是"枪杆子"，一是"笔杆子"，你们是"笔杆子"，是用来维系政权的。
最可笑的是，他还举出前不久印度总理瓦杰帕伊下台为例，说这就是因为"舆论导向出了问题"。他竟然不知道印度是个民主国家，有充分的新闻自由。
他明显有备而来，讲话指向非常明确，就是要严守"机关报"标准。他声色俱厉地对编辑部中层干部发出了威胁，说：你们谁不想在这儿干，今天打报告，我明天就批。
他的话还没讲完，坐在同一排的叶研就愤而起身，嘴里骂着："轮得上你来教训我们吗！"拂袖而去。
赵勇来的目的已经很明显，完全是针对这次改版目标为"全国性的政治经济大报"。他实际上是来划禁区，不仅谈不上一点"与时俱进"，还想把中国青年报拉回到五十多年前去，而且耍出这样一种拙劣而蛮横的小官僚态度。我不禁万分诧异：如今怎么什么"鸟人"都可以当团中央书记了！
主席台上的李学谦脸色铁青，自然也明白这是对着他主导的改版目标来的。但他不得不表示：赵勇同志的讲话很重要，我们要认真贯彻执行。
第二天，学谦来问我对赵勇讲话有何看法。我回答他："通篇屁话！还从没有一个团中央书记到报社来这样张牙舞爪过。"
其实，赵勇的讲话，和我们每周必听的中宣部"精神"没有什么本质不同，陈陈相因罢了。在对官方"屁话"的敏感程度上，我们早已麻木。没人会把他的讲话当回事。他说他的，我们干我们的，两股道上跑的车嘛！
可跃刚不同。他已经多年没有作为部门负责人听过"领导讲话"了，赵勇的这次讲话极大地刺激了他。他怎么也咽不下这口气去，告诉我们：他要给赵勇写一封信，痛骂一下这个小官僚。
半个多月过去，他果然写好了一封信，长达一万三千多字，先发给我们几个朋友看。文章写得大气磅礴，酣畅淋漓地痛斥了赵勇之类的党内官僚，对中国青年报人和报人文化也做了非常到位的阐述。政治上超级敏感之处在于，这封信里，多处提及与"六·四"有关的人和事。
问题在于，这封信发不发，怎么发；是给赵勇的个人信件，还是一封公开信。
毫无疑问，这封信如果只给赵勇本人，没有多大意义，在这封信里，"赵勇"只是官僚阶层的一个符号。而如果作为公开信发出，将会立即构成一个政治事件，对报社、对卢跃刚本人都会带来不可预计的政治风险。因此，有一些朋友得知此事后，出于各种考虑，都力劝跃刚不要发表。但这是个人行为，是否公开发表，只能由跃刚本人最终决定。
跃刚思考了一段时间，下了决心。2004年7月5日晚上11点多，他终于将这封信发表在了报社内部网的公共留言薄上。
赵勇阁下：
我们必须进行一次直言不讳的谈话。阁下五月二十四日下午在中国青年报中层干部会上的讲话令报社许多同仁及我本人的极度反感和失望。阁下代表本届团中央书记处在中国青年报树立了一个恶劣的形象，一个小官僚"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的形象。阁下的讲话，传达的信息很多，剔除大话、套话和言不由衷的话，择其要点有三：一、谁要是不听话，随时随地可以滚蛋，虽然阁下的原话是"谁要是不想干，今天打报告今天就批准"；二、中国青年报是"团报"，不是"抽象的大报"；三、不能用"理想主义"办报。阁下的讲话充满了教训、恐吓和无知。
……
这样荡气回肠的文字已经很多年没有看见过了！
公开信在公开留言上停留了不到一个小时即被删除，约有四十几次点击，也就是说，报社内约有四十多人看到了这封信。第二天，李学谦给卢跃刚解释了必须立即删除的原因。跃刚表示理解。
其后一个多星期，似乎平安无事。因很快被删除，公开信看来并未起到"公开"的效果。报社领导大概松了一口气。可是，不久之后，人们就开始领教什么叫"互联网社会"。
突然有一天，这封公开信出现在北京一家不知名的小网站上，旋即被众多海外中文网站发现转登，迅速构成了海内外新闻媒体的重要话题，国内众多网站BBS上也纷纷开始张贴，一时间，人人争相下载、复制、传阅……
可以想见，在这个人人谨小慎微、整个社会弥漫着功利、犬儒之气的政治氛围中，猛然间冒出这样一封不畏强权、大义凛然的公开信，如同冬天里炸响了春雷。不管是哪个行业、哪个部门的人，看完信后都感到"出了一口恶气"，"大快人心"。不少外省和中央部门高级官员，也纷纷传话过来，"写得好！""条条都在理！"
当局迅速做出了反应。7月15日下午，报社党组书记李学谦找卢跃刚谈话，传达了团中央书记处对公开信的四点定性结论，翌日又在部门主任会上做了传达：
第一、《公开信》从内容到形式都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违反了四项基本原则和新闻宣传纪律，内容涉及1989年《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和"六·四"等敏感话题，已经为境外敌对势力所利用，造成了恶劣影响，是典型的自由化；
第二、这封信涉及许多人和事，事实上伤害了很多人，很不道德，也严重损害了中国青年报的利益；
第三、这封信进行了人身攻击，对赵勇"五·二四讲话"的观点断章取义，也有谩骂和污辱；
第四、对这封信造成的恶劣影响和后果，卢跃刚要承担责任。
跃刚怒不可遏，说要再写一封信，公开批驳这些所谓的"定性结论"。
问题在于，他们究竟想让跃刚负什么责任？会不会有进一步的打击报复？会不会有组织措施？而根据党内规则，这不过是一次在报社内部发出的批评，没有任何处分的依据。
很快，我们又听到了另外一个消息。党中央分管共青团的政治局委员王兆国对此事有一个批示："要淡化处理"。
我们分析，这封公开信虽然令当局万分恼火，但已经引起海外媒体的高度注意，如动用撤职、开除等组织手段，将会引发更强烈的国际舆论。而当局也明白，这封公开信传播甚广，深得人心，如果变本加厉，将会破坏中国政府的国际形象，因此宁愿暂时按兵不动，伺机再做处理。
跃刚很快写完了就"定性结论"致周强和赵勇的抗辩信，长达一万数千字。他当面把信交给李学谦，要求转交，同时把这封信的副本交若干报社负责人和几位密友。他承诺，如果团中央不再做进一步的打击报复，他本人将不会接受海外媒体的采访，也不会将抗辩信公开。而如果团中央没有同时遵守这个承诺，打击报复，这封抗辩信将立即公开。
不久，我们几人接到了跃刚的授权书：如他有任何不测，我们有权自行处理这封抗辩信。确实，对这个专制政权不能抱以任何幻想，他们什么手段都使得出来。
《冰点》周刊刚刚开张，就因为这封公开信而处于和官僚们公开对抗的风口浪尖上。从此，《冰点》将成为官僚们严密监视的对象，我们的办报环境会比以往更为艰难……
而官方的政治报复，忍了一个多月后，悄然而至。
在听到王兆国"淡化处理"的批示后，我们一度认为当局学聪明了，宁可容忍，也不愿事态继续扩大，这可视作时代的进步。然而事后证明，我们总是"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当局确实"聪明"了，但这决不意味着他们放弃了报复。
2004年9月1日下午约两点钟，本报内部网的公共留言簿上，突然发出了一个通知：从下周一开始，取消所有版面上责任编辑的署名。通知没有提供任何理由。
这是在玩儿什么鬼花样？！
"版面责任编辑署名制"，是中国青年报十多年前就实行的制度。编辑署名有若干好处，首先有利读者和作者直接与这个版面责任编辑联系，提供批评、建议和商量稿件；其次有利于强化编辑的责任感和荣誉感——你的版面是否有错、是否受到读者欢迎，都不能滥竽充数，当"南郭先生"了。这个做法立即被其他平面媒体引进，很快又扩展到广播、电视媒体，至今早已是中国大陆媒体的成例。如今，不作任何解释地要废掉这项制度，只能是出于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
我们立即作出了判断：这是中宣部和团中央再也不愿意看见卢跃刚的名字照样每期出现在《冰点·文化》版面上，下令报社取消卢跃刚的编辑署名。而如果报社只通知《冰点》这样做，我们必定要求提供正当理由，这个理由是拿不到台面上来的。于是，想出这么一个馊主意——形象的说法是，以全体编辑的署名权为"棺材"，掩埋卢跃刚！
《冰点》副主编杜涌涛立即发留言问："为什么？给个理由先。"没有任何人回答。也没有任何人再发问。
又打听了一下，当总编辑李学谦对一个副总编辑下达这个指令时，这位副总编辑也感到不解，也问了一句为什么。回答是：别问了，执行吧。
又过了一会儿，李学谦找卢跃刚去他办公室谈话。跃刚当面确认了取消编辑署名权是"上面"的决定。他告诫学谦，这样做将会产生后果，可以取消他本人的署名，本来也不在乎。学谦说只取消一个人的署名，外界会有强烈反应，这是他"最后的决定"。
每一个人，都会依托自己的经验来判断前景。这样一件事，究竟会产生什么卢跃刚所说的"后果"，李学谦显然缺乏思想准备——在团中央这样的官僚机构里，"官儿大一级压死人"，确实很难发生抵抗上级命令的事儿，然而这是在中国青年报。
早已过了下班时间，整个编辑部大厅里阒寂无人。我没有回家，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反复思考应当怎样对待这件事。我面临着艰难的选择。
实际上，跃刚的公开信，肯定影响了《冰点》的办报环境，是大家都心知肚明的事。他本人也为此主动提出不再在版面上署名，以免连累大家。这个动议遭到我们一致反对，说这正中赵勇等官僚的下怀，等于主动缴械。公开信是个人对个人的批评，而版面责任编辑是对公众负责的，是按职业规则从事的，取消署名权必须依据职业规范提供正当理由。
现在，不讲任何理由的政治报复终于来了！
从法理上讲，个人行为只能个人负责，个人承担所有可能的后果。但取消《冰点》一个副主编、版面责任编辑的署名权，难道是可以容忍的吗？难道这不是对《冰点》整体的挑衅吗？对《冰点》团队之中一个人的打击报复，如果我们置身事外，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还会有下一个！——这是决不能接受的。
而反抗这个指令就会让总编辑李学谦下不来台。他其实只是团中央的挡箭牌，这个举动无非是在执行上方命令。何况，无论李学谦在其他方面有什么缺陷和过失，在支持《冰点》上，他始终如一，不少看来有重大风险的稿件，他都予以放行，比前任总编辑还要大胆。这次改版，不仅提出将《冰点》扩为周刊，还力排众议，给予《冰点》稿酬包干的经济支持；在报社改版动员大会上，更称《冰点》是中国青年报的"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公平地说，他对我们几个有业内声誉的资深编辑记者，抱有内心的尊重，曾专门设宴与我们几人恳谈，与《冰点》保持了良好的工作关系；今后，《冰点》的发展，仍然需要他的鼎力支持。作为《冰点》主编，我应该为"署名权"跟他大干一场吗？这对《冰点》的前途意味着什么呢？
整整一个多小时，我举棋不定。最后，一个"理由"最终说服了我自己——跃刚的这封公开信，发布前给我们几人看过并征求了意见，我们也分别提供了意见。因此，这封公开信已不能视为是跃刚个人的事，公开信完全代表了我们的意见。他不是为了自己在表达，而是为了中国青年报、为了中国新闻界的权利在表达。现在，对他的报复，就是对我们全体的报复，除了迎头痛击，没有别的选择！
决心既下，立感轻松。我马上开始起草抗议——不过，怎么写需要一点"谋略"。晚8点07分，我将抗议留言发在公共留言簿上：
署名权是不是传媒从业人员的一项基本权利？
看到编前会××布置的下周一律取消版面责任编辑署名的"指令"，不胜诧异，不禁要问，这是为什么？
其后，跃刚怀疑是自己连累了大家，提议只取消自己的名字。其诚可感。
然而我要问，署名权是不是传媒从业人员的一项基本权利？毫无疑问，是！
这项权利有两个基本含义：一、这表明编辑、记者对自己所编辑的版面和采访写作的见报稿件，负有职业责任，即要为版面和稿件所出现的错误负责，为此承担必要的制度制裁；二、这是一个编辑和记者因工作出色而获得职业声誉及社会评价的惟一途径，是绝不能被随意取消的！80年代中期以降，这早已成为传媒界的行规。不要说报纸杂志，就是中央电视台的所有节目，结束时都要打出几乎所有为这个节目做出贡献的人员的名单，甚至连"总制片人"——台长的名字都要打上。
名记者、名主持人和名编辑，是一家媒体最重要的资源，没有这个资源，还谈什么主流大报？！现在取消版面编辑的署名权，下一步呢？如果跃刚作为记者采访写作，是否也同样取消全体记者的署名权？究竟谁有权取消？以什么理由取消？通过什么程序取消？这是必须回答的问题！
多年来，我是一个足不出办公室的普通编辑，生性不喜交往和热闹，在新闻界，几乎就不认识几个同行。但是，我不断地接到各个大学新闻学院的讲座邀请，还要抽空参加难以计数的新闻节目评奖和新创栏目策划，接受不胜其烦的访问，不是因为我在这些大学和媒体有什么熟人，而是同人们从我所编辑的版面上认识了我和评价了我。除了读者的评价以外，这是我最大的成就感了——如今，这项权利竟然要不加任何解释地被取消？我本人对此表示极大的愤慨和抗议！
也许，事情果真像跃刚猜测的那样，是为了取消他本人的署名权而殃及所有的编辑，这真是令人啼笑皆非的掩耳盗铃之举——如真想打击报复，干脆取消跃刚的编辑权，这样还有点李逵的味道，不必这样偷偷摸摸的，实在令人不齿！
回到家里，已经10点多了，我上网看，两位同事已经跟帖：
看了大同的公共留言，闷在心里一下午的郁火荡然涤尽。我只有一个感受：痛快！大同的态度完全表达了我的态度。
除此之外，我还想说的是，这样一项"举重若轻"的决定，以这样一种"轻描淡写"的方式告知，是对每个编辑劳动的蔑视，是对"人"的无视。它背后的那股劲儿是--我…告…知…你！你们听着！
所以，当你试图温和地询问其中的缘由时，换来的必然是冰冷的沉默。这一点早就想到。
没有理由就是理由！换句话说：我说的就是理由！
在一个集体嗫嚅、公开失语、私下吞吐的环境里，看过大同的公共留言后，心想：中青报总算还残存着那么一股浩然之气。
请求知情并决策此事的领导，就大同提出的问题，给大家一个回答。我宁愿相信在这件事上，卢跃的想法（怕连累大家）是过虑了……编辑署名问题，其实是非常重大的，它关系到我们每个人的职业责任感和荣誉感，也关系到本报的业务标准，即什么样的人可以对本报的要闻、言论（话题）、经济……"守土有责（则）"。
又过了一会儿，跃刚自己出来澄清了事实：
今天下午学谦跟我谈话，确认取消版面责编署名的原因正如我所猜测，是因为我的缘故，"上面"要求取消我的《冰点·文化》版责任编辑署名，忌惮舆论，于是把"责任编辑"们都当作了烂西红柿，一块都倒掉了。我提醒学谦，此举重大，把包括中国青年报在内的业界公认并沿袭了十几年的规矩取消，应慎重考虑，收回成命，只需将我一个人的名字拿下，否则会有后果。学谦说，如果只拿下我一个人的名字，外界会有强烈反应。他说，取消版面责编署名权是他最后的"决定"。
7月14日中午，学谦和志春向我传达了团中央对《公开信》的四点政治结论，虽然上纲上线，调子很高，但是，并没有采取所谓的"组织措施"。我本人当场拒绝了团中央的政治结论，并回应了四点意见。之后，我写了《申辩信》。在这个过程中，我严格恪守了我的承诺，默默编稿子，做一些实际的工作。没想到"上面"步步进逼，倚仗权势，打击报复，进而侵犯大家的权利。对此，我深表遗憾。
本来，我多次主动说过放弃责任编辑的署名权，大家分析可能诱发事端。我想也对，我已经至少十七年没有署过"责任编辑"了，外界一直把我当记者看，决不会注意"责任编辑"署名。现在好了，事态发展到今天，我还能说什么呢？我只能说，我尊重并支持大同捍卫署名权的声明。我也将视事态的发展情况，做出进一步维护自己权利的行动。
我估计了一下形势，觉得仅仅在报社内部发出抗议未必能推翻这个决定，当局总是习惯于"不能让步"。一不做二不休，索性将事件搞大算了！我立即又发出第二条公共留言：
回到家里，言犹未尽——取消本报全体编辑的署名权，其阴暗动机和行为方式，足堪构成本报报史上最大的丑闻，也是中国新闻界的丑闻！
为捍卫自己的正当权利，我声明：如果下周我的版面责任编辑署名权果真被无理蛮横地取消，我将立即以公开信方式向全国记协投诉，并同时诉诸全国新闻业公议。
好了，前一封公开信余波未了，又要出一封？！这下反击力度足够了。睡觉。
9月2日上午。一上班，报社编辑记者的公共留言接踵而来，图片总监贺延光直指问题实质：
昨晚未上网，今天早上才知道采通的热闹。其实，当昨天看了取消编辑署名的通知时，就已有了两个判断：1.原由始自卢跃刚，不好公开封杀他，干脆将所有编辑一勺烩。2.此小伎俩必会引起社内强烈反弹。果然应验了。
我想，所有的愤怒不仅是要为自己编的版面表示负职业责任的署名权问题，更是对以如此阴暗的心理处理卢跃刚的抗争。
卢跃刚何罪之有？作为报社诸位领导，你们对赵勇的训斥真的接受吗？你们那时真的不了解大家强烈的愤懑吗？
据说，这次取消署名，是有上面的人说了话。我要问的是，这个"上面"是谁？是中央政治局？是周强？还是赵勇？说实话，在"公开信"如此公开的情况下，我很难相信周强赵勇竟能愚蠢地作出封杀卢的决定。我更不相信是中央的声音。顶多，是有在"上面"担当职务的人的"意思"罢了。
还据说，有"上面"的人的"意思"是，卢跃刚的公开信矛头表面是对着团中央，实际上是对着党中央的。我说，您别用文革中惯用的语言吓唬人，那种方式早落伍啦！您就是真那么想，能不能换个与时俱进的言词表达。
退一步，即便就是反对担当高官高职的你，你也代表不了团中央、党中央！有本事，你们就下个处理卢跃刚的"红头文件"！
总之，我不希望"上面"凡事都要与大多数人为敌。我更不希望社领导人为地制造政治地震！
其他同事也开始纷纷呼应——
职业荣誉和尊严，让我们"是同行，在同行"。呼唤职业精神。
严重同意大同等诸位老师的意见。取消跃刚老师的编辑署名权是一场中国新闻界的丑闻和"地震"；取消中青报全体编辑的署名权同样也是。编辑的荣誉与耻辱，全都维系在他所编辑的版面上。对外界而言，署名权是维系这种光荣与耻辱的几乎惟一方式。
纵观近几年报社乃至上级的某些决策以及对一些人和事的处理（我可以列举一系列的案例），给人的感觉几乎是愚不可及，不知是百姓维权意识提升了？还是领导水平降低了？
下面的话，本来不想说，但没忍住。
这次跃刚写信，引起强烈反应和产生极大影响，而没见有打击报复，甚至没听到公开批评，对跃刚等钦佩之余，不禁让我感到诧异，特别是一些原来本报已离开的老领导、一些大报老总编级领导也再三问我，难道真的没动卢跃刚？他还照旧工作？没受影响？除了作肯定回答外，我做不出什么解释。搞不清楚上头的事，也许他们不想告诉大家。我想，权且理解为一种进步吧。
显然没有超越人们的猜测和担忧。
听到不署责编名字的消息，第一反应是不可思议，一秒钟之后就和所有人一样想到是找办法处理卢跃刚了。然后去看大同及各位留言——该说的都有了。谁也明白的事，怎么就这么愚蠢地做了呢？这个方案是两个月思索的结果？为什么要给正努力开创新局面、竭尽全力拿回媒介影响力的中青报整这么一个地震呢？
南周鄢烈山，历经磨难仍可署名编版，虽然署的是笔名。但业界谁不知晓？对方又岂是傻瓜？只不过彼此心照不宣留个面子而已。对外，虽不敢再公开称其为南周的旗帜，但是在其社内乃至在业界，他又岂非旗帜乎？
如此蝇营狗苟、鼠窃狗盗，还妄谈办什么"大报"，真令人恶心。公开信出来后，外界看对跃刚没有什么动作，还夸赞说"进步了"呢。看来真是高看了他们。本性难移！
"本报记者"这四个字让人太累了，经常让人想到要为荣誉而战，还经常赔本什么都赚不来，干脆借此东风取消罢了。胡乱弄点东西拼上，管他是谁干的！
可以署拼版工的名字，让打上门找麻烦的跟他们对命去。
呵呵，义正辞严，嬉笑怒骂，一时不亦乐乎。留言文本被立即送到团中央去，一场报社的"群体性事件"似乎迫在眉睫。
上午11点多，李学谦找我谈话。他当面问我："你的公开信会写些什么？"
这我哪儿知道啊！我心说"学谦，对不起了"，嘴上却只能说，"你等着看吧！"我可不想费神费力真被逼到写这玩意儿的份儿上。
我们坐等事情发生逆转，感觉上，这"指令"根本无法贯彻了。下午得知，团中央几乎立刻就决定了收回成命。
下午5点，学谦又找我上他办公室。进去，他递给我一张纸，问我："你看这样写行吗？"
我一看，是他亲自手书的撤销"指令"的通知。既然这样，就没有必要推敲字句了，不管用什么理由取消都可以。我扫了一眼说，"行！"
很快，通知上网发布：
为避免将版面上发生的差错与编辑直接联系，原拟取消各版责编署名。现考虑到本报长期以来的作法和部分编辑的意愿，各版责编仍按原来方式署名。
总编办
2004.9.2
至此，团中央对跃刚的政治报复，在编辑记者一片反对声中被瓦解，总共历时一天！
这是一次我们与官方面对面的政治博弈。自我1979年进入中国青年报后，从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谁也不会想到，这样的事情还会发生，甚至不止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