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的经济政策变化

首先我谈经济史的时候，总会强调一点，过去的经济环境和组织方式和现代不同，所以如果硬要套用现在的经济学的规律和主张，很容易导致更大的理解性偏差，比如我们在讨论国王和王侯那些人的行事方式时就很难区别他们是作为公共主体还是私人个体行事，这种东西严重地影响我们对于财政政策的判断（例如国王的法令到底是真为了自己的家族内部打算还是为了整个国家层面考虑），还有比如现在很难说工人协会和企业协会是公共主体（这句话当然有一定的价值判断，但是如果仔细考虑下工人或者企业协会并非是全体性参加，而是一部分的特定群体设立的，这种情况下制定的规则自然会偏向群体内部而不涉及广泛的公共阶层），在近代史之前的行会却是个不折不扣的公共组织（至少按照意大利自己统计数据看来，大多数时期超过80%的手工业者都加入行会了）。所以我们在分析具体问题时候一定先看清楚真正适用这些政策的人群是不是广义上的群体吧。

所以当讨论到国家政策时候，我们现在仅仅简单考察中央公共管理者的措施即可，但是古代史上，即使那些自认为是中央极权的国家，大多数情况下，经济控制的问题也是实质上掌握在地方的统治者手中，这些不论是诸侯，大名或者贵族的群体很大程度上对于当地人民的经济生活产生巨大的影响。

另外在考虑到当下的经济其实是一种债务货币主导下的经济体，从某种意义上这种超脱贵金属强制以国家信用为担保的体系本身就是一次浩大的实验过程，我尽量不去过度沾染现在货币体系和理论，尽可能还是用更为传统和简单的观点，所以也请之后的几篇文章的阅读者不要就在下方讨论什么最新的货币政策了，因为本文叙述的事件大多数情况既没有发现这些规律，更不一定能准确使用这些方式。

首先对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之前的欧洲来说，政府如果唯一且重要关注的经济问题就只有一条—饥荒，或者说粮食问题。因为在那种缺乏当下便利交通和通信体系的时代，大多数经济上可行的方式就只剩下水路，而如果一个地区足够遥远且缺乏水路运输，从当时的情景来说，几乎很难有密度很大的市镇建立，所以大多数我们现在所了解和传承下来的大城市都基本上和水路离不开。不过粮食问题远远超过当下富裕时代的理解，大多数中世纪的人缺乏足够的食物和营养，稍微遇上一点疾病就会形成大规模的瘟疫，医疗不论公共还是私立都是缺乏的，这使得一旦遇到从未遇见的疾病，就面临大规模的人口减员。

所以中古世纪东西方都不可能有超过五十年以上的大范围的和平时光，一方面或多或少的自然灾难（洪水，干旱，瘟疫）使得人口和产出反复波动，另一方面恐惧于这些灾难也迫使一些统治者采取激进的暴力，通过战争来一定程度上摆脱经济的困境和人口的问题，所以在自然经济下，不会存在一个长期性稳定的和平发展，即使考虑到像古代中国这么大的体量理论上能平衡住一些粮食的短缺，但实际上在王朝存在时间内也经常发生大规模的造反。对于欧洲更小体量的国家和更缺乏耕地的国家来说，超长时间地管控粮食风险就成为基本上无论如何想做但终究做不成功的事情。

当然面对那种极其简陋的经济环境时，加洛林王朝的统治者选择最为简单的方式，对于食品供应和贸易进行持续性的控制，包括酒，油，肉类，蔬菜，甚至到照明用的石蜡和木材也是服从于粮食贸易的控制措施之内。虽然大多数情况下有些经济性的产品更多是紧急情况下采取的措施控制，但是大部分还是永久性的措施，比如在我们现在考证那些国王发布的法令上，诸如米兰公爵的文件中，像“小麦充足保障居民的需求”，“每个农场的草地不能超过可耕地的一定比例”，“土地上拥有者必须种植一定量的橄榄树和杏仁树”这类的语言，从某种意义上这些种植不适合也产量不可靠的农作物的条令成为了研究者中对于中古时期市场不完善的研究是有很大帮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