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與紀錄片--漫談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

前陣子似乎有一次關於紀錄片討論，抱歉，我沒跟到，但隨著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即將到來，我想分享一下自己作為兩屆選片委員與紀錄片外圍者的心得。

我並不算個紀錄片愛好者，但作為新聞系/傳播學院學生，紀錄片的議題製作與真實虛構的界線思考，都是必要的學習。但除去課堂上或電視轉播的紀錄片，我第一次對紀錄片產生「主動性」興趣，則是踏入社會後看的民族誌影展，不論談省籍的「銀簪子」與胡台麗的原住民記錄，都讓我很入迷，甚至成為我讀人類學的動機。

日後回想，這些紀錄片跟之前看的新聞紀錄片，有什麼不同呢？無非就是新聞或議題紀錄片，在時間軸上很明確，只有一個斷片。但這些經過長期蹲點、經過田野的影像，時間性會被磨掉，於是像是捲進一個人、一個家庭或一個部落的生命或日常那樣，你似乎在觀看中就成了它的一部份。

在這之前，我所受到的訓練是快速抓重點的、強調時效性、現時性的新聞議題呈現，但這些紀錄片讓我看到一個相反的形式與作法。我想，自己可能從那個時候開始，就渴望有足夠長的時間採訪或確認背景脈絡，才發現「田野」的重要。而紀錄片，可以說是個方法。

也因為學人類學，我初期看最多的就是民族誌方法的紀錄片（當然，這定義很複雜也可以很廣），但差不多也在那個同時，全景工作室的九二一紀錄片也上院線，我又看見一種長時間刻度記錄議題的方法與成果。而其中「生命」這部紀錄片更是打破票房紀錄，證明紀錄片的市場。

我約莫也是在這個時候認識現在的TIDF策展人林木材。

這幾部九二一紀錄片對當時的台灣，甚至我們這些拿筆的或關注社會的人來說，都很重要，因為它引領我們看到一種議題展現與社會互動的可能。也因為這些紀錄片，我開始認識片中的那些人，馮小非、廖學堂、黃盈豪等等，看著災難後，這種在地力量如何長成。很多九二一後進駐社區的，都是與我年紀相差不多的人，我們都是在還不知道社會樣貌，就先被大震災衝擊的年輕人。因此，九二一重建精神與實踐，大概也影響我們很多。

但當時離那場災難還算近，只是覺得有人把這些紀錄下來了，最近兩年因為寫書重看，忍不住感嘆，以前只是感覺到好慘，可是，十多年後，物是全非，加上許多災難發生的爭論不斷重複，突然覺得那種將自己全然捲入的姿態，似乎已經沒有再看到了。這也讓我這幾年看紀錄片的眼光與選擇從原本的議題或田野，跳到更趨近於「奉獻」的標準。

這不表是我否定議題性的紀錄片。畢業後，在NGO工作時，很頻繁看到一些社福議題的紀錄片，必須承認，在溫情與濫情層次上，台灣人不但很會，且買單。我有時會質疑，但大多數時候還是很吃這一套。

另一個比較頻繁在當時出現的，就是中國人權相關紀錄片，約莫京奧前後兩年，出於某種我也不太清楚的原因，我與台灣中國人權團體互動較多，加上六四對我的影響，所以，我很常去談「坦克人」之類的中國民運片子－－在這個場子，中國自由派朋友非常多，有些也是當時一起在twitter混的，希望大家看了這段莫見笑－－而後，進了旺報文化副刊，我也就更積極蒐羅中國獨立紀錄片，從議題、題材到創作者，試著從這種「不見光」或庶民的管道來認識中國當代社會。而出於某些大家都知道的原因，中國紀錄片分成可以在國內放的，以及在海外放與地下流傳的，台灣，自然成為後者發表的場地與平台。

我也是在這段時間認識吳文光與TIDF。此時TIDF還是一個在台中辦的「紀錄片雙年展」而已，雖說如此，它已展現某種主辦單位稱為「亞洲性」的企圖。我以為，這種「亞洲性」在中國獨立紀錄片影展、放映不斷萎縮消失後，更是凸顯。在東亞，它的目標可能要成為與香港、韓國與日本山形競爭的，有獨特台灣色彩的影展。這只是我作為一個外圍參與者的觀察。

過去我是TIDF固定觀眾，但從2016年起，我成為選片委員之一。那一年，我是亞洲競賽片選片委員－－即是張贊波大路朝天得獎那屆，會成為選片委員也是如前述所說，大概自九二一紀錄片上映時，我就認識策展人並有時能看到些粗剪片，或參與紀錄片討論，加上因為跑過兩年中國獨立紀錄片題材，對東亞紀錄片的「氣候」也略有感覺，當然還有我自己對亞洲研究的熱中。

但即使如此，紀錄片對我仍是陌生的媒介，我對他的判斷也就非常個人與主觀，很多時候，除了好看與不好看外，我會惦記著台灣觀眾需要知道什麼議題或題材，做出選擇－－當然，其他選片委員可能就會看技術、美學或原創性。最後，我們要在彼此的選擇與標準中，做出平衡，完成一份在各方面都有代表性與特色的片單。

每次選片，都要觀看兩百到三百部片，最後選出十到十五部，競爭相當激烈（選擇困難症患者別輕易嘗試），但也因為量很大，大概可以看得出這兩年不同國家、地區的議題趨勢與風格方法。而其中，我最感嘆的，是中國創作量最多、投件數最高，卻最是「失語」，與八年前我接觸到的中國獨立紀錄片相比，衰落得特別嚴重－－我大概看了幾十片沈默看著遠方的老人，與不斷吃草的羊了吧。

為了賺＄＄，暫時寫到這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