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潮汕籍青年的忧与爱

最近又重提起关于故乡潮汕的讨论与思考，一片荒蛮与文化交织并存的谜一样存在的土地，对于在外求学的潮汕籍青年而言，对这样一个文化系统，是既体认又疏离的。对于待了十几年的土地，不能说没有感情，可是从旁观者的角度来看，对这一文化体系所呈现出的原始的保守，还是不得不保持剥离的态度。是恨铁不成钢又无法割断，是忧与爱。

之前读了《潮汕文化三人谈》之后，写了一点小感悟——

谈及潮汕，总会自觉不自觉被贴上标签。外面的人看来不无误解，生活其中的人往往也存在着傲慢与偏见。一方面，作为“省尾国角”并且是有待发展的经济特区，其与外界有效交流的平台自然无法比肩北上广，其对外展示的形象便不外乎“潮汕美食”、“宗族团结”、“刻苦耐劳”、“多神崇拜”、“重男轻女”……，以地域区分人群，刻板印象中自然充满着或美好或糟糕的误解。另一方面，深居其中的人，往往有着“偏安一隅”的心态，或言之为“小富即安”，甚至更有“此地最佳”的井蛙之鸣；伴随着此种观念而来的，便是对不能说潮汕话的“外省人”的偏见与排斥。对自我族群身份的认同所衍生的傲慢，与对“非我族类”的偏见，其实是花开两朵、并蒂而生，与种族主义不无关联。当然，如果将上述并不太美好的现象再深入观察，便不难发现，在该区域中，但凡办点稍微正经的事，无不需要“有人”，人情作为一种高于货币的等价交换物通行其间。作为前现代社会的遗留，“人情观”正如空气中的病菌一样，顽强并且野蛮生长，生生不息，其衍生出来的话题与反思，或许能从某一方面解释为何经济特区经济有待发展。

我曾经写过——面对污水横流的菜市场，顿生亘古不变之感。当时没有解释何为不变，不变，非外在事物的兴衰，而在于对父辈观念的承袭，并包含着动物性生命的本能机械重复。不变的实质，在于深受观念之苦尚且不自知。这是就世代居住于此的原住民而言。

陈平原教授在《六看家乡潮汕》一文中曾提到：“从小地方走出去的读书人，很容易有这种感觉。初出家门，回望自己的故乡，往往更多看到其缺失与遗憾。”读及此处，联想到龙应台曾在《野火集》里将台湾比作“生了梅毒的母亲”。血液中流淌的东西，并不如赘肉一般，可用最锋利的柳叶刀切除。于是，缺失也好，遗憾也罢，身体的逃离与精神的返乡可以并行不悖地存活在同一个人身上。

如果有选择的余地，个体，或可选择不被裹挟在集体概念的恩威棒之下。

我所焦虑的是，乡村从被压榨、被损害到被消费，其剩余价值还不断地被开发，“衰败”不过是乡村的表征，其背后更深层次的，是一种祖辈轮回、无可奈何的死循环。维持乡村得以运转的一整套所谓的人情原则，深入游戏规则的人自然早已认同，并也无可救药；而对于未入局者，却是一种乡愁的消耗。衰败的乡村不足以被厌弃，前现代的丛林价值观在乡村的世代承袭，才是回不去的故乡的真正症结。吊诡的是，走出来的人可以选择随时回到故乡，待在故乡的人却未必能够随时出去。

我所思索的是，能否寻求一种平衡，即在个体得以自由发展的同时，乡土不只有被抛弃的唯一命运。最终的指向，应该是，人，作为一个自由独立的个体，如何寻求身心安放之所在，是否有理想的生活方式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