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为止任何现代革命都没有的致命武器”

今年以来，随着奥密克戎病毒肆虐全国，中央和地方政府从算“政治账”的高度来执行“动态清零”的防控措施，但结果令人沮丧，非理性、不科学的防疫措施不但未能压制疫情在多个重要城市爆发，反而对经济运行和社会发展造成重大的打击。在一桩又一桩惨烈的人道主义悲剧之外，动态清零引发的供应链中断、中小企业倒闭、失业率增加、综合收入减少等问题更是结构性的，影响深远，因为它们事关很多人的基本生计，特别是劳工阶级遭遇的困难前所未有，工作和生活处境急剧恶化，因而反抗的声音和行动不断发生。工人阶级在这一次的抗议运动中再一次体现出了坚实、可靠的先进性，成为引领学生运动、市民抗议的先锋。

供应链断裂、企业的出走与破产

从经济角度来看，供应链中断的直接原因是各地政府的恐慌式封控，交通物流被人为截断，物资运输被层层设卡，导致生产企业的原材料、零部件供应不足，而已完成的产品无法出库交货，这种两头堵的状况严重影响供应链的运转效率，伤害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根基。因为政府官员只用下达一份文件或一个口头指令就能封锁道路、关停工厂，但是要重启一条供应链却很困难，可能耗时数月，因为供应链会因为缺少某个末端的中小企业而运转不了。

对此，不少跨国企业正加快重组供应链，把部分零部件转移到中国之外生产，以减少供应链再次中断的风险。比如，日本工业机器人制造大企业安川电机2027年将在日本国内建立新工厂，用来生产提高家电等节能性能的核心部件，以降低中国产部件的比例，减少依赖；另一家日本企业大金工业也计划在2023年实现即使没有中国制造的部件也可以生产空调的供应链。就这一点而言，跨国企业仅从成本考虑的“逐底竞争”原则被打破，地缘政治和风险管控正成为全球生产网络调整的重要考量，因此，中国的制造业发展和劳工阶级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冲击。

以珠三角为例，受订单流失和原材料成本上涨影响，传统的出口加工企业经营状况愈发困难，不得不压缩规模甚至停产结业。今年6月，东莞创电电子有限公司宣布公司订单减少，回款受阻导致严重的经营困难，不得已自2022年6月27日起停工停产；7月份，东莞库珀电子受多家跨境电商的货款拖欠，大量成品积压在仓，造成恶性循环，国内外订单严重脱节，呈断崖式下跌，近年来生产经营年年亏损，难以为继，于7月18日正式停产结业；同样是7月，深圳某企业发布通知，称鉴于当前新冠疫情的严重及全球国际贸易形势之影响，使该企业的订单量缩减、生产部门的产量骤停，导致生产经营极为困难，经研究决定，从2022年7月份起，已逐步减少了周六日及平时的加班，现决定于2022年9月1日起至2022年12月31日止放假；到了8月，多家历史悠久、在外贸出口业久负盛名的老牌制造企业，在停产停业苦撑无果后，也终于撑不下去了。29日，深圳威利马电器制造有限公司和富龙电器制造有限公司发布公告宣布提前解散公司，31日东莞爱高电业有限公司正式停业。这三家不是普通的出口制造企业，均成立超过30年，一度是出口制造企业的标杆，比如爱高电子厂曾是东莞厚街第二大工厂，在九十年代拥有一万多名工人。

劳工的困境加剧

这些倒闭的企业只是冰山一角，制造业受到的结构性冲击远比08年金融危机时更严重，而劳工阶级会遭受更持久和痛苦的打击。东莞一家企业的《停工停产待岗安排通知》里写道工厂将于2022年7月1日起正式停工停产，不再提供工作岗位；8月1日起不再向员工支付工资报酬，也无法提供住宿、饭堂条件或食宿补贴等福利，企业每月发放相当于东莞市最低工资的80%的生活费。东莞现在的最低工资标准是1720元/月，这意味着在停工停产期间工人每月只有1376元，连交房租都不够。实际上，这是工厂逼迫工人自行离职而逃避解雇赔偿金的惯用方法，工人为了生计不得不另谋出路。但是，在制造业整体处于衰退的环境下，农民工无论是在哪个行业、哪家工厂工作，都会遭遇一系列困境，包括但不限于结构性失业、劳动条件恶化、收入不平等加剧、劳资矛盾增加、抗争运动频发。

国家统计局8月公布的7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4%，其中16-24岁人口的失业率达到惊人的19.9%, 超过美国和欧盟水平，而外来户籍人口调查失业率为5.5%，其中外来农业户籍人口失业率为5.1%，这一数据部分地反映了农民工的失业问题，但真实情况只会更糟糕。过去几年网约车、快递外卖等平台经济的快速发展吸纳了相当一部分从制造业衰退中转移出来的农民工，特别是美团，数据显示今年疫情期间两个月内新增骑手58万人，其中40%为制造业工人。

但是平台经济的就业吸纳能力受到消费规模的限制，达到一定比例后就很难继续增长，而且随着就业人数的急剧增加，平台便拥有更大的市场议价权来调整算法促进竞争，导致劳动条件恶化和收入水平降低，这是网约车司机和外卖骑手目前普遍面临的问题，他们不得不工作十几个小时才能拿到三四千元的收入。相比于制造业，平台劳动是不稳定就业，更缺乏社会保障。从这个角度看，制造业衰退的后果之一是催动整个劳动力市场的灵活化，官方宣称的2亿灵活就业人口中占大多数的还是农民工群体。

即使制造企业躲过了倒闭的命运，但在疫情之下复工复产仍面临不少困难，特别是如何保证员工管理符合防疫要求。上海市在四月份要求复工企业做好全体员工的每日健康监测和登记，坚持一日两测：早上做抗原检测，晚上做核酸检测。同时，执行各区域之间的物理隔离，实行工作场所、住所“两点一线”管理，所有人员在指定岗位工作和住宿，最大限度减少不同区域之间的人员直接接触。清华大学的李稻葵很早就提出这个建议，即工人在工厂旁隔离，一边生产一边隔离，这种安排如果是短期临时性的，工人尚可接受，但是一旦疫情持续很长时间，工人就会陷入某种程度的“强迫劳动”。

据媒体报道，3月14日，上汽大众就开启闭环管理，安排了8000余名工人吃睡在工厂，部分员工在临近下班时突然接到了加班的通知。令他们始料未及的是，原本通知里的半个小时变为直接封闭在工厂里数星期之久。上汽集团为工人们准备了行军床、帐篷和瑜伽垫，到了晚上，“大家整整齐齐睡在里面”， 封闭期间每个人每个班次工作时长大约10小时。员工吃住在工厂面临很多现实的挑战，因为大多数企业基本没有完善的基础设施，比如足够大的食堂和足够多的宿舍，怎么解决吃住，洗澡和休闲时间的去处都是难题。打地铺、睡睡袋，住帐篷成为成千上万中国劳动者的日常。

上海理光数码设备公司在厂区里放置大量集装箱，每个集装箱里放六个床位，只给员工发放基本的生活用品和方便面等最基本的食品。上海英资企业纳铁福传动系统有限公司实行厂外“定点住宿”的模式，对员工进行“封闭式”住宿管理，“点对点”专班车通勤，即工人每天在住宿点吃完早餐，做完抗原测试等准备工作，统一乘坐公司班车前往工厂。每个厂外住宿点均有专人负责后勤保障工作，每日向公司管理部门汇报入住情况，以及抗原，核酸检测结果。保安人员每日向公司汇报门岗工作点核查结果，确保每一次的人员进出均符合防疫气泡管理的要求，这就是复工复产的前提条件。

睡在生产车间，帐篷，或者集装箱里，用硬纸板当作床垫，条件艰苦，腰酸，腿疼无法避免，同时工人没有任何自己的私人空间和自由时间，这已经近乎是劳动集中营的生活方式。而且很多企业为了把停工停产的损失追回来，要求员工无偿加班，或者增加工作强度。比如复工后的特斯拉改变了此前8小时的轮班制生产节奏，让员工每天工作12小时，一周工作6天，休息一天。 5月初，一汽大众党委提出“奋战60天，打赢上半年”的口号，在1至4月只有一半时间正常生产的情况下，坚持2022年产销目标不动摇。据一汽-大众生产管理部总监杨海介绍，“5月初以来，长春基地1.8万余员工采取闭环管理、15天休1天、双班21小时拼抢等措施，努力将疫情造成的损失抢回来”，结果是5月，该基地第一次突破产能历史纪录。

闭环管理下的必然抗争

疫情下的高强度工作，加速了工人劳动条件的恶化，进一步暴露了资本在政策默许下对财富的追求，更加剧了一直以来存在的劳资冲突。在5月6日和27日，上海广达电脑的工人们两次因为疫情期间闭环生产管理过于严格，而冲出厂区表达抗议，与保安人员发生冲突。为了减轻工人的劳动强度，上海市总工会要求每日加班不得超过3小时，这反映出工人实际面对的可怕的生产压力。郑州和广州疫情的爆发更是引发又一轮大规模的工人集体抗争，郑州富士康工人和广州海珠区制衣工人连续多日在工厂宿舍区和城中村与身着白色防护服的警察安保人员对峙，而且不时发生激烈的肢体冲突，他们高喊“要维权”、“付我们工资”、”解封”等口号，反映了政府和企业在一刀切地执行动态清零过程中忽略了工人的基本生计需求，令他们处于恐慌绝望的状态，因而只能用实际行动来反抗。

郑州富士康工人是因为被企业和政府承诺的高额返费欺骗而示威抗争，广州海珠制衣工人是因为被工厂被封控，做不了旺季订单，手停口停而游行冲卡，他们的抗争都是自发的，诉求也是经济性的，但正是这样的激烈行动展现了鲜明的政治意涵，进而挑战政府的动态清零总方针。因为这些工人处在社会的最底层，抗风险能力最低，但他们接受的都是官方对于新冠疫情的不科学的刻意的误导宣传，不了解奥密克戎病毒的最新发展，不得不最大程度地接受和忍耐政府看不到尽头的极端防疫措施，他们既害怕病毒的传染又苦恼生计的困难，这种矛盾情绪积累到一定程度就自然爆发出来，在走上街头跟大白冲突的那一刻，他们就做出了选择，要生计不要封控。从这个角度看，郑州和广州的劳工阶级的抗争是打响对抗动态清零的第一枪。

郑州富士康工人抗争的重要意义在于打破了政府为了稳供应链保订单而欺骗、牺牲工人利益的企图，工人用实际行动告诉政府和企业他们不会被动接受高度剥削、没有安全保障的所谓闭环生产安排；广州城中村工人日夜冲卡的行动也表明只管防疫、不顾民生的做法也是走不通的，政府即使调动大量的警力来封控，也是疲于奔命，制造悲剧，既不能管控住疫情，又会激化扩大社会矛盾。所以说，在所谓的毫无动摇坚持动态清零总方针下，工人的抗争彻底打碎了政府既要防疫又要经济的白日梦，如果再继续搞下去，只会出现经济社会崩溃的双输局面。错误的政策引导和基层的层层加码，导致经济显著失速，各行各业长期不景气，持续的疫情防控让经济的所谓韧性断裂，国家面临系统性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风险。真正是“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失民心者失天下”。

郑州和广州劳工阶级的抗争已经成为全国反封控、要生计运动的前导，多个城市的大学生和市民也纷纷走上街头表达抗议，并大声喊出了89年以来最大胆直接的口号，这表明当政府用算“政治账”的逻辑搞动态清零时，普通的民众也会就清零的灾难跟政府算“政治账”。这一次始于富士康工人抗议、激化于乌鲁木齐大火的跨地区、跨民族、跨阶层的全国性抗争运动再一次表明，在各种类型的政治和社会运动中，劳工的力量是最坚实和可靠的，并且始终处于先锋的位置。卢森堡曾高度评价工人罢工的意义，认为工人发动的罢工是“迄今为止任何现代革命都没有的致命武器”，它的发生是必然和偶然的结合，也是群众运动自发和自觉的体现，既是经济斗争，又是政治斗争。当前中国正处于大变局的过程中，经济社会面临结构性的变化，劳工阶级为了应对他们处境的恶化必然会持续不断地行动，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也必然会不断学习，直至超越改善自己生计的需求而追寻更广阔的社会进步，这是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和市民运动百川汇流的交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