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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的胡思乱想,五月的偏执狂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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扭曲的民族自豪感

风靡中国不足三年的瑞幸咖啡,在其伪造22亿销售额的丑闻曝光之后,在网络上居然有人信誓旦旦、言之凿凿的将其奉为「民族之光」的圭臬,理由竟是因为瑞幸在美国上市,纵使其业绩造假属于金融欺骗,但却导致股价大跌,造成美国股民的经济损失,割的是美帝的韭菜云云,因此为中国出了恶气。如此匪夷所思的自慰逻辑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还被多个微信公众大号反复加持为「民族荣耀」,这样的民族自豪感,可能真的是流氓最后的一块遮羞布了。

很多中国人都总爱以民族自豪感来夸夸其谈,谈论的内容无非都是些悠久历史、英雄人物、文化传承、民风民俗的话题,这些内容本质上都无可厚非,平时随便说说也罢,但如果一定要将其供为一种荣耀自我的精神执念,那可能就会彻底变味了。

民族自豪感也许是现代人类最苍白廉价、最无内核、最非自我的一种骄傲。那些总在强调民族自豪感的人,往往无法意识、或选择性的忽视一个事实——这种自豪感的本质仅是一种缺少个体思想的、依靠群体煽动产生的、必须建立在群体情感对立基础之上的自我感动。

人们若要产生正常的情感诉求,是需要建立在某种现实的、与自身休戚相关的事实条件基础之上的想法。而一种正常的骄傲或自豪情感,也自然需要建立在与个人存在直接联系的个人成就之上。

人类是情感动物,很多时候都存有虚荣浮躁的心理动机,一个人若在世界上找不到任何能够引以为傲的东西,而同时其又从属于一个抽象且无实际连接的群体之内,那他很容易就会将这个群体中某些其他个体成员所具备的,并且容易被夸大为群体属性特征的内容,等化为自我的属性特征,并为之沉醉,这种虚构的优越心理,便是所谓的「民族自豪感」。而为了保护这一仅存的,靠着想象而产生的心理优势,盲从的人们会时刻为了捍卫群体的所有外在标签,不惜与其他群体发生冲突,而不会去分辨其中的对错与是非。


民族国家的「玻璃心」

在一个存有若干内生问题(贫富差距、阶级固化、族群不平等、区域发展不平衡、个人原子化、官僚贪腐等)的专制国家,统治者为了可以继续苟延残喘,最简单的方式便是利用宣传操控、教育操控、政治表演为工具,以民族主义为议题,强化丧失心智的民众的向心力,使民众内生出一种围绕民族主义升华之后的类宗教情感。与此同时,权力还会塑造各种虚拟的敌人,将人们的注意力转移到不存在的敌人之上,将内部种种矛盾的根源引向群体之外,所有人口诛笔伐的矛头便一致对外了。

在这样的国度,虚拟的群体国族(大民族)概念,便代表了无上的权威与伟大,统治者通过灌输式、唯一性的规训教育模式,不断向普通民众传输一种每个人都与整个民族群体具有一种血脉传承的伪现实连接,并通过这样的方式,使本质上已经被虚拟化的民族概念,不断得到所有人在精神上的高度认同,并成为所有人的精神图腾。

这样的国度中,民族主义成了一项不可置辩的神圣内容,成为了一种宗教化之后天然正确的议题,所有人都会在虚拟化之后的想象概念之上投射出狭隘、狂热、专横的情感愿景,而一旦这种情感愿景被现实打破,便成为了当下最常见不过的「玻璃心」了。


专制政权的「合法性」逻辑

从现代社会的国家建构角度出发,每一个国家的统治者,都必须编排出一套合理的统治逻辑,以达成自圆其说的社会建构说服体系,使所有被统治者都能够接受权力的操控。这其中的关键,归结到一个点,便可以称为统治的「合法性」——即是统治者必须具备某种可以随时广泛介入民众日常的说服力,其意义就在于被统治者对于统治者管制地位的认同与信服。

当今世界的主流社会模式,大多为多党竞选制的自由民主国家,以及少部分坚持一党制的社会主义共产专制国家。抛开传统区隔的意识形态暂且不提,仅从执政团体是否存在更迭的视角展开讨论,前者多党竞选制国家的政府组建程序,是由公民的投票过程选举产生,这是一个公民自下而上的权利让渡过程,每一个公民都在政府产生的过程中发挥了微小但实质的力量,最终产生的政府需要对每一个公民所负责,如此产生的公权力体系,监督其施政绩效的注视来源,是可以追溯到每一个公民个体的,这也就与其政体追求保障个人自由权利的意识形态,是完整贴合而形成闭环的。这样的国家,政府给人的印象,应当是一套工具体系。

与此不同的是,一党专制国家政体的情况则完全不一样。追溯这种专制国家政体的历史形成过程,一般都是通过暴力革命的方式建立政权的。在建立政权之后,为了契合现代文明社会关于政权根源来自民意基础的普遍论述,通常都会假「人民」之名义进行伪装,但又因为其本质并非是民众选举产生,因而都会有一套利于维系权力架构的欺骗性说辞。而由于是固定的一个团体永久性占据统治阶层的地位,所以不存在民众自下而上组建政权的程序,实质上也就不存有从底层向上而发的监管力量,因此这种国家政体的「合法性」问题,也就不在于要达成政府必须对每一个民众负责的反向逻辑了。

追溯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封建主义时代的君权专制国家,其能够长治久安的原因,普遍在于臣民的安居乐业,王朝的盛世富足,而这样的统治绩效指标,放在当今的专制国家政体依然成立。现如今世界GDP总量排名世界第二的中国就是最好的例证,而统治这个国家的中共也很清楚其当下最大的统治「合法性」就在于民众的温饱无忧,社会的繁荣稳定——可以从其始终维持GDP高增长目标的政治正确,以及追求各种小康脱贫的基层管制目标窥得本质——因此这种一党制专制国家的「合法性」无外乎就是「稳定」二字,也正因如此,这种国家的统治阶层始终都对「维稳」有着痴狂一般的管制追求。而追求社会稳定的根本,则在于维护与满足社会中绝大多数人(姑且称为中产阶级)的最大利益。这其中的关键在于满足的对象,是一个人群团体,而并非每一个真实的个人,因此只要满足了这个人群团体中绝大多数人的群体利益,就能达成政权稳定的目的,于是「少数服从多数」的模式便成为各种社会议题中被奉为不二之选的决断规则。但不可否认的是,在每一个社会事件的对峙争辩过程中,都不可避免会出现一个评判维度的「少数」人群体,而这个「少数」人群体正是被作为牺牲者来对待的,因为他们是属于少数,所以就一定会被压制、被消声、被抛弃。

然而,这种以稳定盛世为支撑的「合法性」终究只是一种基于治理经验的即时效应,其注定会随着政经时局的变化而不断产生摇摆,并且因为整个体系中的每一个参与者都可以随时被牺牲,如同一座看起来虽然很庞大的高楼,却既无深埋公民社会土壤的根基,又缺乏稳固的建筑基础材料,只要暴风雨来得稍微强烈一点,便随时都有倾覆坍塌的可能。


《民粹时代》读后感——我所理解的民粹

民粹主义与其说是一种主义,不如说是一种群体组织的行动模式,其词义在最初的定义过程中,可能就存在一种曲解或纰漏,究其原委,这种现象是一种空心化的社会群体行动模式现象,本身是无意识形态的,但通过被操控的平民政治所加持,便可为其注入任何意识形态的假象,并在这个模式之下表现出群体性心理的偏激进、不理性、不宽容特征。从历史的根源理解,左翼平民政治可能是民粹主义的最早策源能量,但随着时代的演变,右翼保守的思潮逐渐成为了激发民粹行为的最大源泉。而从群体特征的角度出发,每一种属性的平民人群都可以构成乌合之众的群体。

在现代舆论的操控下,民粹主义已经被无设限的贬损为一个负面的概念。当一个标签或口号成为主流话语权的标靶,其所标识的事物便会遭到普遍的痛恨或厌弃,政治斗争中的最常见方法,就是将各种被污名化后的标签贴到对手的脑门上,并引导社会主流舆论对其进行抨击与唾弃。2016年的美国大选中,美国的主流舆论媒体就是这么干的,因为他们代表了传统的自由派精英阶层,而非保守的传底层民间势力。从这个角度应该可以说明,为何川普会被冠以「民粹主义」的头衔。川普早期的参选中,凭借着谄惑、煽动、极端的言说技巧表现出一种与保守主义平民阶层拉近距离的姿态,但严格来说他只是运用了平民政治的手段,帮助其达成选票政治之目的,在夺得总统宝座之后,他最终还是回归到传统的保守主义精英路线,并逐渐得到共和党内部的一致接纳。

现实中许多稳健的自由主义学者,是比较持坚定的传统自由主义保守观点,对平民政治的广场煽动效应的极端做法是较为鄙夷诛伐的。民粹主义的概念已经诞生将近二百年,而今的世界已经走出了以经济利益阶级对人群进行划分的传统方式,进入了所谓的后现代主义时代,但传统的政治社会学认知体系,仍以进步与保守的二元化对立思维,对当下世界普遍性的民粹主义现象进行原教旨概念归类,而不对其进行现实的理性分解,我想这种做法可能还是过于刻板与僵化吧。


死亡之外即自

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大咖加缪曾断言,所有的哲学问题只能归结到一个点,那就是自杀。同样被归为存在主义哲学流派的俄国小说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其小说《群魔》中的人物基里洛夫,是一个总在思考自杀的人,他认为理性的自杀是因为人们认识到世界的无意义,因而为了获得彻底的自由,人们将生死都掌控于自己手中,战胜了死亡的痛苦与恐惧,成为了自己的上帝。这意味着通过自杀的方式,人可以打破某种虚幻的,依存于外在规则的现实存在,故而基里洛夫最终道出「谁敢自杀,谁就能识破骗局的奥秘,谁敢自杀,谁就是上帝」。

最近看了一个脱北者讲述自己冲破恐惧,逃离朝鲜的故事。 在她的整个童年中,接受到的信息,从来都是在朝鲜以外的世界都是黑暗的、悲惨的,而生活在金家王朝之下的朝鲜人民,却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 一个偶然的机会,这位脱北者接触到了外界真实的信息,并历经险象环生的跨国脱逃,穿越几千公里到达可以自由呼吸的世界,不用再时刻惴惴不安的苟活,才恍悟自己的前三十余年,都是在被催眠的虚幻中度过的。 权力编织的谎言,蒙蔽了像她一样的所有朝鲜人民的双眼,遮蔽了他们的思维,控制了他们的思想,使他们对朝鲜以外的世界,定律一般的产生一种条件反射的抵触、反感、 惧怕,国界在他们的世界里,就如同是死亡的边界,只要穿越国界就意味着要体验各种痛苦,金家王朝在他们的世界里就是无所不能的上帝,控制了所有人可以看到的 、听到的、想到的一切。

回到我们的世界,有人思考过人在穿越死亡边界之后,会遇到是什么吗? 崇尚有神论的人们可能会说,上帝并没有告诉人类,上帝只是用「死亡」这一概念,来震慑人类,使人类在自然的状态之下,对死亡产生一种与生俱来的抗拒(不仅是人,包括其他动物 ),人们如果想要体验死亡,一定需要通过痛苦的过程才能实现,这也就本能的驱使人类都会惧怕死亡。

为何上帝创造的规则会是如此? 不但不想让人类知道穿越生死边界之后是何种体验,而且还要设下痛苦与恐惧的规则,来恫吓人类不要轻易主动的迈向死亡,并使之成为一种无法改变的规律,将每一个人都囚禁于现实世界的牢笼之中。 一个人若想打破这份好奇,那就需要像那位脱北者一样,穿越恐惧的界限,以自杀的方式,彻底获得自由,惟有如此,才能探寻死亡边界之外的未知领域。 正如死亡哲学述说的那样——人若想获取彻底的自由,就必须跨过所有虚幻的恐惧与痛苦,抛弃自我的禁锢与遏制,打破难以逾越的死亡之墙。


先有鸡?或是先有蛋?

我的一位长辈是共产党员,他自称是坚定的唯物主义者。我曾不止一次开玩笑的问起他是否相信有神论,他每次都会认真的坦言自己只信奉唯物主义,有神论都是封建迷信思想,显露出一副嗤之以鼻,不屑一提的样子。在中国大陆,曾经的意识形态思维沉淀,与愈来愈容易获得满足的物质条件,让唯物主义论获得了广泛深厚且毋庸置疑的认可,绝大多数的人们都相信理性客观的力量,认为世界是建立在自然科学规律之上的有序因果物质链条,对于自然法则与科学主义的世界观,普遍都持绝对肯定的态度。

虽然很多人绝断的自诩唯物主义者,但也许他们并未真正了解真正的唯物主义意味着什么。一般而言,人们对「唯物论」与「唯心论」的区别,主要判别标准就在于是否认可存在于物质之外有精神力量,通俗理解即是否有「神」,这固然没有错,但这也仅仅只是一个很浅显、很世俗的理解。那到底是否存在所谓的「神」呢?!若要合理的辨析这个问题,我想可能需要将思考的视野尽量拓宽放远,用一种广义的「神」之概念来理解抽象的唯心概念。

在人类理解世界的过程中,物质与精神分别占据了所有的认知领域。早期的人类,囿于智识水准低下的原因,只能依靠各种建立于宗教、信仰、崇拜的精神理解,来解释若干现实世界的存在,而自理性主义诞生之后,人类对自身于现实中的存在地位进行了扎实的肯定,同时因为现代科技获得长足的进步,并借此建立了人类世界不曾有过的物质文明体系,精神信仰与现实理性之间的张力便日趋巨大,人们基于科学主义至上对世界的理解,也越来越得到普遍的认可。

曾经不止一次听闻精神道德无用论的绝断论调,这种论述大抵都认为人们遵循某些精神道德的自我约束行为,都属于伪善,根本无从适应现实世界物竞天择的丛林法则,依靠现实的自然规律行事才是最可靠的理智逻辑,殊不知如此一味单调片面的价值观已经忽略或否定了人类最大的未知——是非善恶观念的人类精神道德谱系到底源于何处?

人类救死扶伤的精神是同类间最大的怜悯道德价值观体现,人类的医学历史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代,自人类存有认知意识以来,医者便是最具有崇高理想道德的职业。而假如一定要以绝对崇尚物竞天择的唯物理性角度来审视,救治他人应当属于完全违逆自然法则的行为,人类用理性的科学手段,改造各种自身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这应当是最大的不自然和不科学,但我们的认知却告诉自己,这只是由人类道德精神所支撑的一种与生俱来的求生本能行为而已,而这也正好可以说明,人类的精神道德应当是属于现实理性的一部分,只是这种现实理性的范畴,人类还暂时无法以科学的方式去探寻了解。

诞生于二十世纪的存在主义哲学主张以人为中心,尊重人的个性与自由,承认人拥有定义现实概念的能力,也拥有运用精神认知思考世界的意识。人的肉体属于自我,人的精神也属于自我,人类是唯一能够产生自我存在意识的物种,人类立于宇宙的起点是「人的存在」,而不是「存在的人」。

前几天偶然想起那个困扰人类若干年已久的经典设问——「先有鸡?或是先有蛋?」,便拉着七岁的儿子一问,小家伙立刻脱口而出「先有鸡」,并给出了颇叫人惊喜的解释——母鸡可以思考要不要生蛋,而蛋却可能是一只已经坏了的蛋。

我突然觉得,这应该是迄今为止,我听到过关于这个设问最富有人道主义精神的答案了。

CC BY-NC-ND 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