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民科”有几句话想跟“民哲”说一说

这段时间，一位读海德格尔的农民工曾植在墙内网络上很热，CDT转载的一篇文章《GQ报道｜工厂里的海德格尔》有对他的详细报道。

读完那篇文章后，我觉得有满肚子的话想跟曾植说，因为我刚好被人家称为“民科”，哈哈哈哈，在博士满街走、海龟遍地是的今天，这个词跟“民哲”一样，也是满含着调侃甚至贬义的（不过我才不在乎呢）。

在很多方面，我都跟曾植非常些相似，例如我也在一所不入流的大学里混了几年，只不过我比他多混了一年（大四不算，因为忙着找工作，根本没怎么学习），然后混到了那张除了刚毕业那几年用过几次就再没用上的文凭；例如我也跟他一样不务正业，他好歹还去工厂打过工，我却当了差不多二十年的“灵活就业人员”，也就是无业游民；例如我和他都不喜欢那个写在身份证上的“法定姓名”，偏要给自己另起不被法律认可的名字（而且不止一个）；例如我也跟他一样，在自己的业余爱好领域内，被科班出身的专业人士认为水平已经跟硕士差不多（我听了这话就笑了笑）；例如我也跟他一样，想把自己的业余爱好成果出书，并且同样联系了一些出版机构，虽然在运气比较好的情况下得到了回音，但那只是非常含蓄的婉拒。

我想对曾植说的话可能比较残酷，但是，如果我们敢面对这个残酷的现实，说不定还能从中找到一条出路。

第一个残酷的事实就是，我们作为“民科”和“民哲”，想要在体制内学术机构弄到一个跟自己业余爱好对口的体面工作，那几乎是不可能的。原因很简单啊，这些年欧美知名学府毕业的海归们都不一定能在这种单位找到满意的工作，就算找到了也不一定能站稳脚跟，更何况我们这些业余爱好者呢？这也是过去几年有人发表论文要使用我的资料我都同意，但他们希望把我作为第二或第三作者在他们的论文上面署名，却都被我婉拒的原因。我不想在那些单位里混，我也不图这个虚名。

第二个残酷的事实，那篇报道里已经说了，“同等学力”是很扯的事情，如果没有权力（意思是自己或近亲在当官，而且是当很大的官，至少要跟习仲勋当年的官差不多大）和金钱（有钱的话就可以到国外找个被兲朝教育部承认学历的大学混张文凭）的加持，在国内想凭着出版一本书敲开研究所的大门，几乎也是不可能的。

但没权没钱还有聪明才智，如果你有勇气重新参加高考，读个哲学专业，还是有可能拿到那一纸文凭的。

第三个事实没有前面那两个残酷：如果你想出版那本书，也不是完全不可能。那些出版社不理你，主要是因为出学术书普遍不赚钱，很多学者出书其实都是依靠相关部门的资助，什么国家xxx基金之类的，拿去找出版社买书号、交编辑费、印刷费等等。业余爱好者要出这种冷门书，要么自掏腰包，要么众筹。你还别说，我还真见过有人为出书而众筹的，而且还是在国外一家出版社出。你现在在网络上有一定名气了，可以试试走这条路。只要你能酬到钱，书本身又没有什么触痛共匪全身g点的敏感内容（想来海德格尔也不会批评共匪兲朝侵犯人权没有民主自由），国内就有大把大把靠卖书号维持生存的出版社随便给你挑，当然不要找什么广西师大出版社之类的机构，人家是大社（虽然其实也是变相卖书号给民营机构），挑那种没什么人知道的出版社，例如什么群言啊、言实啊……之类，他们的书号费可能比较便宜。

只要能凑到钱，然后找到某个卖书号的出版社，那本书的版权就好说了，国外出版社都知道兲朝是官办出版社垄断出版业，到时候由卖给你书号的出版社跟他们买版权就行了。

说完残酷的现实，再说一点比较让人感到安慰的。

其实，前现代社会的欧美国家，他们的科学、文学（甚至说不定也包括哲学）等领域都是有很多业余爱好者的，例如孟德尔，他的本职工作是神职人员，业余种种豌豆，种着种着就把自己种成“遗传学奠基人”了。还有达尔文，他本来读的医学，因为受不了解剖尸体的血腥场面，也跟曾植你一样没有念完大学就退学回家了，然后他又想去神学院混个文凭，结果误打误撞对生物学产生了兴趣，最后也没当上牧师，改行养蚯蚓养藤壶种兰花，养着养着就把自己养成演化论的奠基人之一了。还有研究化石的，也有不少人是业余爱好者，例如前几年上映的一部女同电影《菊石》，它的女主人公就是以一位英国的女性业余化石研究者为原型的。文学领域内的业余爱好者就更多了，欧洲的很多大作家都是学法律出身，你看杨支柱那么敢胡扯乱编，就说明他具有一定的文学天份，应该也跟他学法律出身有点关系。

最后的最后，祝你享受自己的业余爱好。在这个国家，有业余爱好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能把阅读海德格尔当作业余爱好，那更是14亿人里头也没有几个的超级奢侈业余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