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到分不清楚是1948還是1984-《一九八四》
故事縮影—真相源於自我催眠的年代
你日常生活的前提就是有人會聽到你發出的每個聲音，除非週遭一片黑暗，否則就是會有人看到你的每個動作，你就是得這樣生活，而且生活也就是如此，已經習慣成自然了。
當自由是蜷縮在房間的壁龕中偷偷寫著日記，那會是一個什麼樣的時代？溫斯頓·史密斯會告訴你這讓他很恐懼，但感覺好爽。至於為何寫個日記會如此彆扭，還不是為了躲避房間裡的「電屏」，那是掌管國家的黨用來進行政治宣傳以及監控人民的設備，你只能調小音量但無法關閉，而且完全無法掌握，對方會在什麼時候開始監看著一切。在溫斯頓所處的大洋國裡存在著思想犯罪和表情犯罪，所以書中用很滑稽的方式在表現這點，比方說溫斯頓在家裡一直背對著電屏做事，但只要一回頭表情就會換成平靜又樂觀的樣子，真的是翻臉比翻書還快，但細想卻令人恐懼，這表示在這個國家裡沒有人能真正地做自己，大家都要戴上如小丑般笑臉的面具。
他像個機器人般將手臂前後揮動，臉上帶著沉浸其中的愉悅表情，看來有點陰森，但這是公認最適合全民體操的表情。
故事從溫斯頓返家寫日記開始說起，他所處的大洋國是一個共產且中央集權的國度，所有物資都要靠黨來分配，也因此寫日記讓他享受著罪惡的快感，除了寫字的筆和日記本是他偷偷買來的以外，寫日記本身就是容易被羅織入罪的事情。在日記裡，溫斯頓回想著早上例行的「兩分鐘憎恨」活動，這段時間撥放著人民公敵「艾曼紐．葛斯登」的影片，內容不斷指涉葛斯登意圖謀反國家、組織反黨並散布惡意謠言，而用意就在於引起觀眾的憤怒，但即便不憤怒，想想可能有人在電屏後面監視大家反應，你也會感到恐懼而不自主的憤怒。
歐威爾對於角色用上大量反差的描寫，例如溫斯頓在公部門裡的真相部工作，但他的工作卻在修改過去，讓黨現在的一切言論變得合理，甚至營造預言成功的形象，而溫斯頓本人也對更早以前的生活有著模糊的印象，那個沒有黨、沒有老大哥的世界，追尋過去的動力也成了後來他反叛的原因。而愛上溫斯頓的茱莉亞是個年輕的虛構局成員，她在兩分鐘憎恨裡極度憤怒，卻在私下對黨嗤之以鼻；她是反性聯盟的成員，卻享受著用性愛反叛國家的快感；而儘管她總是用小動作表達對國家不滿，但卻無意涉入更深的叛國行動。還有身為內黨黨員卻私下為叛國組織招募新血的歐布萊恩，他扮演著心懷不軌的間諜、也扮演著忠貞愛黨的拷問者；他殘暴無情、卻又如老師般對叛國者循循善誘，像是在引導學生找到正確答案。也因此再度得證，這個國度要戴好面具，你才能存活。
雙重思考是指一個人心裡可以同時抱持著兩種互相矛盾的信念。……就連使用雙重思考這個詞彙都必須雙重思考，因為一個人使用這個詞彙的時候，表示他承認自己在操弄事實，然後趕快雙重思考之後就抹滅掉這項認知，但接著又要再一次，就這樣不斷雙重思考……
溫斯頓不斷追尋過去，但無奈發現沒有人對過去有興趣，黨塑造了更有意義的過去，有什麼理由去接納一個與現在背道而馳的記憶？就連伴侶的茱莉亞也對此類事情興致缺缺，對她而言，生存的價值在於不斷挑戰黨的底線而不受懲罰，沒有理由去觸碰明顯違法的事物。兩人想法差距在歐布萊恩登場並證實反叛地下組織「兄弟會」的存在而日益加大，歐布萊恩看起來是個可靠的中間人，他提供葛斯登的著作《寡頭集產政治主義的理論與實踐》讓讀者看透這國家正發生什麼事。
溫斯頓躲在古董店的閣樓讀著書，這裡是他租來與茱莉亞溫存的秘密空間，書的內容沒有說到什麼他不知道的事情，反倒是驗證他的猜想，也讓他知道自己不是唯一或少數認知到真相的人，他也領悟到世代是有可能改變這一切，但所有的演進都需要時間，不會在這一代有所改變，他們可以盡力傳承，但終歸躲不過他們只是死人的命運。
「我們死定了。」他說。 「我們死定了。」忠誠的茱莉亞回應著。 「你們死定了。」他們身後傳來一個冰冷冷的聲音……
歷史剪影—淪為政治打手的歐威爾
當事情進展不如人意時，人們會用各種有趣的方式來形容當下的處境及無可抗的阻力，近期最有趣的莫過於一再被提起的歐威爾及1984，當然鑒於作品在政治上有很大程度的描述，會引用這本作品的大多是政治人物，只是說歐威爾主義到底代表甚麼？是不是自由遭到限縮，就可以高舉「1984再現！！」等等的標語，為了避免像某些政治人物隨意舉例而遭到訕笑，我們還是先了解歐威爾這個人，並進一步想想歐威爾主義的意思。
歐威爾出生於印度，他的父親理查在這個當時還是英國屬地之處擔任鴉片交易監督的工作，即便這個工作受人敬重但收入卻未符合理查的地位。這點讓回到英國的歐威爾明顯體認到，在二十世紀初這個注重家世的國家裡，他們家是被劃分在沒落貴族中。雖然他後續靠著自己的努力爭取獎學金來到伊頓公學就讀，但可能因為家裡經濟狀況不佳，或者如他伊頓公學的同學所說具備叛逆的精神，歐威爾在18歲那年選擇到另一個殖民地緬甸擔任警察，而也就是在這裡他正面接觸到殖民與集權的政治體系。
青年時期在動盪不安的緬甸度過，讓歐威爾有了謹慎而迷信的性格，他曾告訴當時暗戀的女孩，「自己從殖民地寄回家的書信都會被拆開檢查」，雖然他不知道哪來的自信或證據，但他自認受到監視的心情應該是無庸置疑的。緬甸殖民政府的高壓以及當地的所見所聞，成了歐威爾生命的一部份，以至於他的各大成名作都能依稀見到緬甸的影子。《一九八四》不是歐威爾第一部提到「操控」的概念，從《牧師的女兒》（A Clergyman's Daughter）、《讓葉蘭飄揚》（Keep the Aspidistra Flying）到《上來透口氣》（Coming Up for Air）等作品中，讀者都能窺視到主角面臨著某種來自家庭或職場的重大壓迫，但最後隨著劇情發展，只能眼睜睜看著主角在努力掙扎與奮鬥後，選擇向命運低頭，這樣的劇情相信在殖民地不會是甚麼新鮮事。
發表完《讓葉蘭飄揚》後，歐威爾中斷了他的寫作生涯。此時正值1936年，在後來被視為歐威爾開始關注政治的分界。雖然沒有明確記載原因，但他在該年選擇投身西班牙內戰，支援反佛朗哥的西班牙共和軍（對，就是羊男的迷宮裡那場戰事），對於原因他只輕描淡寫的表示自己厭惡法西斯，但未提及厭惡的原因。在西班牙，他除了目睹佛朗哥的法西斯政權如何施展獨裁統治，另一方面他所處的共和軍也因理念不合而分裂，自己也被共和軍視為需監視及搜查的對象，此時他被迫要與史達林麾下政治警察特務、搜捕異端及清洗專家和軍事指導員實施的恐怖統治周旋。
往後，從歐威爾發表的《回顧西班牙戰爭》一文中可以知道，此次的參戰對於歐威爾有多大的影響。他除了第一次看到極權政府如何肅清政敵外，也注意到資訊操控的影響。他在西班牙所讀的報紙文章與自己所知的事實背道而馳，例如英勇作戰的部隊被貶斥為懦夫與叛徒；這讓他懷疑所謂客觀事實「將漸漸消失」，他相信未來的歷史將反應當權者的觀點而只反映出偏頗的內容。歐威爾總結道，戰時暴行的「信與不信，端看一個人的政治傾向，完全不管事實真相，而且政治境況一有變化，人們也完全願意馬上改變自己所相信的」。
而對於極權政府的理解，歐威爾也開始萌芽屬於自己的觀點，正如他隨後發表的小說《上來透口氣》（Coming Up for Air）裡所闡述的，歐威爾認為執政者對於權力的執迷將遠大於一切，獨裁者的所作所為都是為了鞏固自己的統治。
博林始終認為，新形態的暴君對權力的興趣並不在於要成就什麼事，而是將權力本身視為目標。延伸而言，極權政權會一直密謀不讓人民得到自由，並不是因為這麼做會讓人民變得更好，或者有助於國家達成什麼軍事或政治目的，而只是因為極權政權就是會這麼做。
這些人生歷練在《一九八四》的創作高峰中佔有一席之地，這本反烏托邦小說裡政府利用電屏來監控人民、創造「新語」限縮思想自由、藉戰爭把持著權力並合理化，甚至培養童年的思想警察來監視各個家庭，這些要素將極權政府的統治路線極端化，但令人恐懼的是，在未來的世界中，你完全能看到這些特點活生生在現實中體現。
美國政治曾經站在《一九八四》的對立面，當本書完成初稿時，出版社曾擔憂對於當時正極力拉攏蘇聯對抗德國的美國來說，這會是狠狠打擊蘇聯這盟友的一拳，而且很可能只是莫須有的指控，然而接下來美國卻把本書作為冷戰時的文藝武器，連結當時政府暗地裏推行的「紅色恐慌」，試圖在當時讚揚蘇聯於二戰所做貢獻的民間輿論中，植入反蘇聯的情緒。所以《一九八四》不是現在才被政治消費，而是打從出版後就一直被政治消費。這讓歐威爾很苦惱，自己的作品很常被在野黨用來質疑執政黨，這迫使他發出聲明自己並未質疑英國工黨政府，也並非暗示英國可能會往這樣的未來前進。
我的小說《一九八四》並非意在攻擊社會主義或者英國工黨，而是想揭露集中化經濟可能會出現什麼扭曲的變化，而且共產主義和法西斯主義都已經證明了這點。
換言之，極權才是歐威爾想抨擊的對象，而非只要政府有什麼主觀上值得商榷處，就值得將其與《一九八四》連結。歐威爾給了一個警示，他不認為書中的世界會發生，但類似情形可能會出現在現實社會中，他要的是警惕，民眾應該督導自己的政府。所以下次如果看到有任何政治人物要引用《一九八四》，或許可以善意提醒他。
引用前你至少應該真的讀過這本書。
這本書的場景設定在英國，是為了強調英語種族並不是天生比其他人優秀，若是我們沒有起身對抗，極權主義在什麼地方都能成功發展。
參考資料
- 特搜歐威爾《一九八四》，D．J．泰勒著，時報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