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4 袁凌：守夜人高华

野兽按：二零一二年，袁凌的“新闻特稿”或“深度报道”如同井喷般问世。他写没有人关注的陕西煤矿务工人员的硅肺病现状，《血煤上的青苔》、《尘》等作品轰动一时，后又创作《守夜人高华》、《走出马三家》等经典特稿，奠定了在新闻特稿界首屈一指的地位。

我也是那个时间注意到袁凌的，那几年也常常在报亭购买《lens视觉》杂志，《走出马三家》就登载在那份杂志上。

袁凌：守夜人高华

1991年8月21日夜，南京鼓楼区一幢筒子楼宿舍的厨房里，收音机传来苏联紧急状态委员会政变落幕的消息，挽救旧体制的最后一次努力宣告失败。与此同时，高华写下了《红太的阳是怎样升起的》（以下简称《红》）这本书的题目。

在逝世前的回忆中，他在病床上说到，当时自己明确地感到历史到了一个临界点，需要克服恐惧和畏难，写下来。

21年过去，高华走到了自己人生的终点。但这本书留了下来。它是战胜恐惧、虚无和日常生活平庸感的成果。

在遗体告别仪式上，来自北京的学者张鸣喊了一嗓子“高华，天会亮的！”

这句话在网上引起了一些争议。在张鸣看来，他当时的感受是真实的。如果说在21年前甚至是更早的青少年时代，高华努力要克服的恐惧来自“红太阳”及其余威下的全民盲视，那么今天的天色更近似一种“白夜”。在这样的年代，一个探索者觉察的某种黑暗，更多地是由他个人在内心承担起来。

在近亲眼中，高华是一个常人，一个温良的亲人。他们有些难以理解外界对这个亲人的关注。甚至在他写作《红》那些年里，妻子刘韶洪也不知情。

病榻之上，高华曾经自嘲式地告诉张鸣，自己或许不该做党史研究，接触到了很多的黑暗。如果做古代史，可能会好些。

在杨奎松看来，这种黑暗感更多是党史研究者面临的材料阙如。政治禁区、人事忌讳以及档案保密，使得研究者如同燃薪照室，只能见到自己目力所及的部分。

这样的困难，使得做学问的党史研究者人才寥寥，有后继无人之感。主流的党史研究，摆脱不了执政党家史的色彩，实为“党史政治”。由党史转向近代史，成为尚有追求的学者不得已的路数。然而不探究党史，又何以追溯与理解当代中国的命运？

高华反其道而行，以研究民国史的外人身份闯入，为党史去政治化。在黑暗之中，死死执住显露的轮廓一角，举着手中一盏老式的油灯，试图穿透那庞大黑暗的全体，直至燃尽了自身。

这是一份守夜人的身后履历。

 沉默的遗言

高华逝去后的家里，拥挤地堆放着他的书，除了那些有幸安置在书柜里的以外，只能占据着卧室和客厅的大部分地面。

这像是少年高华去借书的九中留守处，凌乱的书籍落在库房的黑暗和尘灰里，高华用一只蛇皮袋，每次从那里面带出一些来，付出的是在那个年代可惜的一个炸油球的代价。

这是一所消失的中学留下的遗言，由于不合时宜的天主教血统，它在史无前例的年代里被解散了，少年高华透过沉默翻译了它。由此，他在语录声的帷幕后初步获得了自己的语言，也就是理解这个世界的能力。

跟着高华去留守处借过书的妹妹高慧回忆，他可以通过每天翻看家里订阅的《参考消息》的人物排名推测出当时的政治局势，比如陈伯达以致林彪的失势。恐怖的红八月，高华从母亲的手中抢下她正要投入火堆的《普希金诗选》。在学校里，十四岁少年高华的作文被贴到墙报上，女同学刘韶洪对于其中出现的巴枯宁、克鲁泡特金这样的人名和理论引述大为佩服，埋下了她多年后克服出身顾虑与高华恋爱成婚的情愫。好友贺军则和他认真讨论毛主席有无可能按叶剑英的话活到一百五十岁的问题，结论是不可能。这使他们避免了一辈子活在红太阳之下的郁闷。

也是在这个年代，在大人们刚开始从语录声中溜号，为小家庭自制沙发或者五斗柜的时候，少年高华已经开始从各种材料中注意到延安整风这个隐晦的名词，并本能地觉出它和红太阳之间的某种关联。

这里面或许含有某种血缘基因。高华的父亲曾经是南京地下党的重要成员，从事情报工作。在解放南京过程中，地下党表现“过于突出”，甚至不合时宜地与南下部队在国民党总统府会师，在解放后的“降级、控制、淘汰”普遍政策中，处境更为不利。高华父亲长期担任秘书一类职务，又在58年顺理成章地成为补划右派，即使他在整风中一言未发。在文革中，父亲因躲避批斗出逃，声讨的大字报和通缉令贴到了家门口。亲近的好友贺军收到了学校的警告和家里的“隔离令”，妹妹高慧则在学校里被人称为“狗崽子”。高华在六三年考上了南京外国语学校，却被政审卡住。

“一打三反”的高潮中，全校学生被拉到路边，目睹行刑车队经过，接受专政教育。而西哈努克亲王访问南京，高华和别的黑五类子女被集中起来，不准参与欢迎这位中国人民最亲密的朋友。没有资格看到西哈努克的高华，却有机会看透时代的表象，获得一种内心视力。

内心视力让高华懂得物质和精神之间的交换规则，作出的却是用炸油球或一双等外品袜子换取借书的选择。在八年的商店柜台生涯后，他没有安分当一名油水不缺的售货员，以第一志愿报考处于调剂地位的历史系。数学不好的他只考上了专科，隐伏多年的能量却在久违的校园中爆发。在大学同学郭必强的回忆中，他总能成为占座的高手，和熄灯讨论的中心人物。两年后的南京大学专升本中，他成为仅有的四名中选者之一，当年在仓库中依稀回响的历史遗言，终于日渐变得清晰。

 逝去的潮水

当高华写下红太阳这个题目之时，八十年代的潮水刚刚从中国这块滩头上退去。后来者很难领会那个时代，一个白糖、螺纹钢、茶叶蛋和四化、文学寻根、思想新启蒙分头并进的时代，一幅时代床单下裹着两条同样健壮亢奋的大腿，今天我们听来已感隔膜：“物质文明、精神文明”。

因此我们或许难以理解，高华在26岁的“高龄”坚持要求入青年团。高华当时相识的学长萧功秦，到今天仍旧保留着骑摩托车长驱千里的习惯，让人很难和他的“新权威主义”高论联系起来。以后滴酒不沾的高华，在86年以前却是不辞大醉的豪客。在他的结婚酒席上，好友贺军为了拼酒，事先误服苏打，导致酒宴翻江倒海，在一片狼藉中收场。和别的搭上大学末班车的大龄青年们一样，这一代人的青春像是永远不会结束。

本科期间，高华和郭必强一起参加了一位天津同学张罗的《文革史》写作小组，一群初生牛犊分头攒出了书稿，直到碰见迎头断喝，才知道在这个时代里学术仍旧有禁区。

读研之后，高华和颜世安参加了哲学系师生的圈子，参与翻译《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中的一本《摆脱困境》，这套书追随的是此前著名的《走向未来》丛书的轨迹，却生不逢时，只留下了那个时代的余韵。这本90年出版的灰色书籍的封面上，仍然可以查到译者高华的名字。

一代人延长了的青春，和顾准想象中的“神武景气”一起逝去了，戛然而止。那个夏天，高华流下了人生少有的泪水。黑发开始侵入灰白，十年前在大学课堂上听到老师讲解《报任安书》时沸涌的血液，这时已经沉静回流。

过往的圈子消落，好友云散。好友贺军出国，和高华一起专升本的同学张华下海。年过而立的高华，在筒子楼宿舍的冷板凳上安顿下来，开始独自面对党史的坑道入口。

 害虫与红太阳

在八九年北京的一次会议上，萧功秦和高华碰巧分到一间屋，从此订交。高华告诉过去的学长，他正在转向研究中共党史。“党史比国民党史有趣，国民党很沉闷。”他打趣说。

二十年后，高华的这句话让张鸣想到自己当年哼着小调下井。张鸣曾经在山西的煤矿上做过数年矿工，每次进入黑暗的巷道，心里都明白自己未必能再回到地面。故作轻松的小曲，能带来些许安慰。

90年代开头，几个朋友开始听到高华要写一部延安整风专著的设想。这本书不打算申请课题，像司马迁的《史记》一样，是一本私人著述。

高华一直没有告诉妻子刘韶洪，自己这次的爬格子和过去有什么不一样。但郭必强有一次去高家，高华十来岁的儿子高欣兴奋地告诉他，“爸爸在写一本伟大的书。”

“伟大”这个词，大约是他在爸爸的自行车后座上听到的。高华时常载着儿子去幼儿园和小学，在车轮周而复始的节律中，他把这本书的心理分量，稍稍释放了一些给少不更事的儿子。

单纯使得孩子可以承受“伟大”这样的词，而在父亲高华的内心，却还要加上“平庸”的重量。作为南京大学一个普通的讲师和副教授，高华按照年限出成果，评职称，分房子，养儿子。从单身宿舍，过渡到两家共用厕所的套间。成堆往家里买书的同时，也要留心其它支出的短缺。日常生活的平庸感总是和恐惧合谋，一起杀死伟大，这在高华熟悉的莎士比亚戏剧里并不少见。

南京的房子冬天没有暖气，高华的小房间又朝北。冷板凳变得更冷，却保留了内心的清醒，使人没有在材料的黑暗中晕眩。在那些烦杂琐碎，闪烁躲避，欲言又止的历史记叙中，他再次听到了遗言。

遗言来自于王实味身后的野百合花气味，在几十年的历史尘灰后，他成了一个不便深究的空洞名字。在烟雾缭绕的宾馆标准间里，高华对萧功秦谈到王实味和丁玲命运的异同。也可能来自延安和平医院中那两具被福尔马林浸泡的不知名遗体，他们无疑是因国统区的沉沦无趣投奔延安的知识分子。还有那些以AB团名义被杀的红军指战员，他们死于自己的同志手中。

和国统区的暗杀行为不同，这些人都是在革命的炫目光辉之下被杀的。他们的命运和冉冉升起的红太阳形成了表里交织。这使得他们的遗言更加渺不可闻。在阳光下杀人的传统一直延续到高华的少年时代，他回忆起1970年“一打三反”行刑车队上被五花大绑的邻居母亲，也想到了父亲的仓皇出逃。他想要辨识被红太阳的光辉抹掉的人形空白，说出那些失踪了的语言。

在杨奎松看来，高华的父亲是革命者，又是知识分子，他天然同情这批人，关切这批人的命运之秘，也能体会他们的心路。

这里没有当年父亲搞地下工作时的卓绝胆略，以及《风声》这样的惊险剧情，一切淹没在日常生活平凡的外观下。但像一座阳光下发出细微嗡嗡声的变电站，只有走近的人才能觉察出其中悚惧。在多年后的一次聚会上，高华的一个提议让张鸣印象深刻——齐唱《我们是害虫》。“我们是害虫，正义的来福林，把我们消灭干净！”唱到这里，在座几位非主流学者大约都想起了“要扫除一切害人虫”的豪言，和少年时代提着石灰桶参与的卫生运动，领会到当年高华或自己“爬格子”时尽力克服的、被体制的石灰消毒的恐惧。

当颜世安最终看到成书时，他告诉刘韶洪，高华要“一举成名”了。

而当年认为父亲在写一本“伟大”著作的高欣，在书稿完成时已经成年。他对书的第一印象是“真实，真实得可怕”。

张鸣说，《红》是一本毫不粉饰的书，一本不想给谁留面子的书。用他的窑工经验来讲，这是在炉火纯青的窑里烧出来后淬水冷却的砖，热情和冷静同时达到了极致。这一点使《红》的品性超越了迄今所有的党史研究著作。它以冷静的穿透力开辟的实证党史学方法，让一批后来者找到了犁沟。

《红》没有在大陆找到出生地。这本书到达许多读者的手中时是破碎的。为了通过边检，人们不得不把上下两编书拆散，分散着夹带进来，以致引发了一场律师起诉海关的官司。更多的人是依靠复印传阅。它的挑战性的名字与考古式精确性的内容一起，引起了巨大的争议。在高华评教授职称时，它不便于被用作学术成果公示。

但它传播到达了那些主流著作不能想象的边界。一个普遍的传闻是，杨振宁到南大访问时，特意对时任校长称许高华。这多少卸去了高华当时身受的压力。

“他关心的是根本性问题，想回答我们今天为什么是这样。”第一个用“伟大”来称呼父亲著作的高欣说。

 历史的人质

2008年春天，经过上海肝胆医院的一次检查，高华被诊断为无癌变症状。此后，高华与妻子在公园里拍了几张照片。

萧功秦看到这些照片，一直难以忘怀。“这是我看到过的高华最美的照片，他就像鲜花一样，刚刚经历了病痛，又见到阳光，有一种绽放的感觉。”

这缕阳光或许是上帝赊借给高华的最后一次宽限。不久，被推翻的癌变再一次确认，高华奔向了生命的加速度过程。

此间，高华经历了诸多人生变故。2005年，他调任上海华师大的经历一波三折，在已经赴华师上课的最后时刻被不可抗力中止，有似数年后的贺卫方赴浙大事件。参与引进高华的杨奎松，对此番顿挫遗憾不已。2009年，高华的母亲去世，已经患病的他尽心侍候，夜晚在母亲病房打地铺。高华去世前三个月，父亲辞世，走完了他伴随着隐秘和申诉的一生。父母的相继去世，或许对高华有强烈的心理暗示。

癌变中断了高华后期着力的文革史研究，他已经完成十余万字的当代史林彪卷被迫停笔。

如同矿难事故表明的，人们向黑暗索要矿石的同时，黑暗也在索要它的代价。它要求的往往是那些最好的探路者。

一个真正的探路者明白这一点。因此高华在对张鸣自嘲不该接触太多黑暗材料的同时，没有抱怨自己的疾病。他只是坚持不让儿子高欣从事自己的行当，即使他从小在自行车上和书店里培养了儿子历史方面的兴趣。相比起子承父业，这种选择更接近中国先驱者面临的情境真实，如同鲁迅或者李慎之。

对身患的癌症，高华认真的态度，像面对一项必须又无法完成的课题。探望的朋友们，没有人能看见他忍受痛苦的表情，甚至会在病房里忘掉高华病人的身份。他接受了所有能接受的治疗，复印装订每次的检查报告，研究自己病情的预后。他甚至并没有“与病魔赛跑”的想法，如同一些好友暗中希望于他的那样，在生前留下一部完整的文革史研究专著。他在病中的看书、带博士、开会、讲座和写论文，完全和以前一样认真，不因为癌症做出什么改变。

在病中，高华出版了《革命年代》。去世前一年多，他写下了读龙应台《大江大海》的一万七千多字的长文，剖析六十年来两岸国人的心路与命运，追问尚未破解的历史谜团。没有人能够想象，文中穿透历史的洞察力与浩渺情怀，出自一个晚期肝癌病人。与其称为论文，不如说是诗歌与奇迹。

朋友们始终相信，高华身上是可能出现奇迹的。在去世前三天，萧功秦告诉高华，要做好完全相反的两种准备，发生奇迹或接受命运。高华平静地点头。

遗憾的心情，高华只对妻子流露过一次。他说，“发现癌症之前，我对历史材料的洞察力刚好到了最佳状态！”一个新来的夜班医生当面告诉高华，他的病情严重，已经报了两次病危。高华事后对妻子说：“她当我是铁人！”

即使开始内出血，高华并没有因为时限不多而放弃。他把止痛膏剪成八分之一到四分之一来贴，防止头脑产生依赖性。他提到自己的结局可能是和孙中山一样的大出血，对此他并不吝惜，但想要最后保住自己清醒的头脑，以致整洁的仪表。去世前三天，他理了发。在最后的时间里，他和摄影者胡杰彼此心照不宣，留下那些清癯端庄的镜头，生命的白发失去水分，剩下透明的精神在自燃。

2011年12月26日，历史终究带走了它的人质，夜晚留住了守夜人。告别的白被单之下，高华平静的面容，留给世界最后一个隐喻。病床上摆放着诗人北岛最新的诗集《守夜》，这是他最后时光随常翻阅的读物。

余杰：石头凭什么呼吸

——袁凌《青苔不会消失》

2018-09-04

来自陕南山村的袁凌，在编辑眼中的样子是：“他微微弯腰，一身朴素的休闲装搭配不很高的个头，很容易就淹没在人群中。眼神闪烁着看向前方，仿佛有一种隐隐的怒和威严。在真的看到来人之后，又现出某种奇妙的，属于青少年的害羞神采。”

在我离开中国前两年，偶尔在北京方舟教会主日礼拜中遇到袁凌，彼此只是简单地交谈过几句。那时，我的处境极度恶劣，老朋友一个个地进了监狱，我再也没有结交新朋友的愿望。我只知道袁凌也靠写作为生，或许被生命中的黑暗所压迫，到教会来寻找上帝。我不知道他后来有没有找到上帝，数年以后，我读到他写的名为《石头》的诗歌，心中略感安慰——“神说/不要回顾/免得你变为石头//那我们能是别的什么？//除了在贫乏的地面/我们何处会长成花朵？/山口的微风里/都是稻草人//水流在卑下之处/阴处的雪长久不化//倒影模拟身体/风筝学习飞鸟//石头凭什么呼吸/感到周围的空气。”

正是在我离开中国的二零一二年，袁凌的“新闻特稿”或“深度报道”如同井喷般问世。他写没有人关注的陕西煤矿务工人员的硅肺病现状，《血煤上的青苔》、《尘》等作品轰动一时，后又创作《守夜人高华》、《走出马三家》等经典特稿，奠定了在新闻特稿界首屈一指的地位。这本《青苔不会消失》就是袁凌从多年写的特稿中挑选的十二个故事，分为“卑微者”、“出生地”和“生死课”三个部分。书名来自于作者的一首短诗：“青苔不会消失/只要世上还有/最后一个穷人。”他笔下那些卑微的生命，连小草都算不上，如同无根的青苔，却更加倔强地生长在找不到任何一点养分的石头上。

袁凌曾以当地状元的成绩考入西北大学，后又就读于复旦大学和清华大学，然后在多家媒体担任记者、编辑和管理层，如果继续这条路，多少也算是“成功人士”。然而，他始终无法适应城市生活的尔虞我诈，一度回到老家的山村过极简的乡居生活。在当地，他是一个人们没怎么听说过的作家，在乡村县城四处游走，如同一个不务正业的怪人。他的父亲是一名退休的乡村医生，曾期望儿子进入政府做官，如今看清了儿子的前程不会像其他后生那样风光，也只好由他去了。这么多年来，袁凌一直在准备着那项特殊的事业——写作，但既使说出来，乡里人也弄不明白，文字的东西毕竟不像一所大房子、一辆好车和账户里的存款那么具象。如果没有在大城市买房、当官或经商，在乡亲们眼中就是一名标凖的“失败者”。其实，袁凌也买了房，只是和乡亲们预想的不一样——那是一间坐落在八仙大山溪半坡上的土屋，屋前长满了青草，屋后埋着一截水管，水从山谷里的泉水中引来，滋滋地流在草地上。袁凌写道，这流动着的水管“像是有一个灵魂专意藏在地下的”。

今天中国的乡村早已不是昔日鸡犬之声相闻、民众彼此守望相助的乡村，即便是沉从文笔下安静淳朴的“边城”也被滚滚红尘吞没。袁凌的回乡写作的计划被迫夭折，他又进入城市，成为一名租房住的、连医保也没有的“低端人口”。他艰难地活着，写那些更艰难地生活的同胞时，没有了旁观者的距离感。“即使一个人走遍了世界，也不会见过所有的艰难，永远有一些艰难比艰难更艰难”，袁凌不会像那些当上作家协会主席的作家那样鼓励“低端人口”与祖国“共度时艰”乃至“分享艰难”，他也知道自己的写作解决不了任何一个社会问题，即便对那些具体而微的个案也无甚帮助。但他愿意默默地记录，并确信这些记录能成为历史的一部分，如同卡夫卡所说：“你活着的时候应付不了生活，就应该用一只手挡开笼罩着你的命运的绝望，同时，用另一只手记下你在废墟中看到的一切。”

不是小说，也不是新闻，是生命的相遇

美国作家卡佛在小说集《大教堂》中说过：“我小时候，阅读曾让我知道自己过的生活不合我的身。我以为我能改变，但这是不可能的，不可能就这样，在打一个响指之间，变成一个新的人，换一种活法。我想，文学能让我们意识到自己的匮乏，还有生活中那些已经削弱我们并且正在让我们气喘吁吁的东西。文学能够让我们明白，像一个人一样活着并非易事。”我想，这也是袁凌以写作为志业的根本原因。当年，在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读博士的第二年，他得到了《新京报》的工作机会，可以进行一线的新闻采访写作。于是，他断然退学，这让作为思想史家的导师葛兆光教授深感不解。挽留不住袁凌，葛兆光回复说，“与其多一个不情愿的学者，不如多一个有良心的记者”。

其实，袁凌并不满足于做一名敢于说真话的记者，否则就不会屡屡离开所供职的顶尖媒体了。他写的暴露现实黑暗的稿件，常常遭到中宣部封杀，这是前辈良心记者刘宾雁早已有过的遭遇，不足为奇；更重要的是，其内心深处出现了如同瓷器破碎的声音，他不能接受自己的文字被粗暴地阉割——这正是御用文人的代表人物、《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所享受的受虐狂的生活。有一个笑话说，胡锡进年轻时采访过一个老太监，太监表示：热爱大清，怀念大清，希望大清继续执政。胡锡进问：“大爷，满清政府腐败无能、丧权辱国，公然与中国人民为敌，你为什么支持啊？”老太监说：“没有了大清，我的鸡鸡就白割了。”胡锡进陷入沉思，掏出小本记下来，这句话从此成了他的座右铭。

与之相反，袁凌笔下的人物，没有一个能进入帝王将相主导的《二十六史》。他深情地描写在山沟里刨食的家人，他记得自己文字的起点，那个沉默而坚实的地方——“外婆这一代的有一层人，她们像是别人生活的背景，已经没有价值，随时可以拿掉。但实际上，她们却比那些在前台活动的家长和队长更可靠。像是砌筑田地的石坎，长了发黑的青苔，长年沉默，没有抽枝发芽的风光。但抽掉了它们，田地会即刻崩塌，收成化为乌有。也像是田地本身，孕育了这里的一切，却从不发出响动。只有俯伏触地，才能听见摩挲泥土的风声。”我的外婆也是这样的老人，善良、坚韧，当然也愚昧——她一辈子省吃俭用，却将外公的退休金全给了许诺她进入“西天极乐世界”的、到处都有房产的女尼姑。

袁凌所写的底层人物，不同于左派文人闭门造车的美好想像：凡是穷人都是好人，凡是穷人都是道德高尚的人，凡是穷人拥有张承志、梁晓声式的“清洁的精神”。《兰考弃儿》一文，从那场垃圾场旁边棚屋发生的吞噬七条孩子生命的大火写起，揭示了知名度仅次于焦裕禄的兰考妇女、“孤儿之母”袁利害光影交错的复杂人性。袁利害很难用“好人”或“坏人”来定义，她身处美善与邪恶的边缘，在政府不作为之处稍有作为。她拯救了许多弃婴的生命，她给予弃婴的生存条件却比不上中产阶级家庭的宠物猫狗。袁凌没有给出善与恶的判断，他只是描述事实，将判断的权力交给每一个读者。

袁凌的写作是克制的，克制是写作的最高境界。袁凌的写作，不是文学，也不是新闻，是无法归类、无法命名的生命与生命相遇的故事，是中国先贤所说的“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也是圣经中所说的“爱邻舍如同自己”。

人们向黑暗索要矿石的同时，黑暗也在索要它的代价

在本书中，有好几篇文章都以矿工为主人公，写惊天动地却又寂静无声的矿难，写可怕的职业病硅肺病，写失去亲人的家属们如何修补残缺的家庭。袁凌的编辑罗昌平回忆，他至今能背出那些《血煤上的青苔》中的句子：“因为他们是残废者，是人生还没来得及展开就被命运的被单收殓起来的人”：“遭遇了一个人的矿难……这是一个被消音的过程，没有镜头的聚焦，没有不惜一切代价抢险的场面，没有怒斥和追责”。还有《守夜人高华》中的引题，“如同矿难事故表明的，人们向黑暗索要矿石的同时，黑暗也在索要它的代价。它要求的往往是那些最好的探路者。”在思想史的层面上，《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一书的作者、历史学家高华，也是一位在黑暗隧道中一生挖掘不止的煤矿工人。若不是太过辛苦、太过付出，他怎么会英年早逝呢？多年以前，我在香港中文大学跟高华有过一次简单的谈话，他是如此小心谨慎，不敢臧否时政，可是一谈起他关心的历史真相来，立即滔滔不绝，跟此前判若两人。高华无法忍受无边的黑暗，就在黑暗中燃烧自己。他的提前离开或许是一种幸运，否则当习近平时代开幕后，他将看到又一轮“毒太阳”冉冉升起，必定会痛感自己的书完全白写了。

如果黑暗像棉絮一样厚重，身处其中的人不仅无法寻找光明，还会失去视力，像陈光诚那样在黑暗中明辨是非的人，万里挑一。在袁凌家乡的山沟里，有一位在矿难中失去双目的老人，连明暗都不能感知。但就在灾难过后，他依靠摸索和内心的直觉，重建了整个生活，“从屋里的活路，到五亩坡地的劳作，养上学的女儿，送走生病的老伴……他的身影不是矗立的巨人，倒是绵绵匝地的青苔，铺成修复世界的小径”。这用残缺感官经受的世界，竟是一个完整的世界，而缓慢走过这世界的人，也切切实实创造了属于自己的生命节奏。对于这些早已注定失败的人而言，没有光荣的胜利可言，挺住就意味着一切，若要类似于正常人那样生活，“那他一定有些另辟蹊径，遵循着一种持之以恒的灵感”。痛苦有时会让人上瘾，让人浸没在其中，有时候则像公开的秘密，让人不断从新的日常中醒来。在《青苔不会消失》这本书里面，痛苦是一块随时可以改变方位的座标，它挑战着人的极限，而那幸存下来的人，被淮许开始另一番人生。

中国的煤炭产量位居世界第一，这是“厉害了，我的国”的又一有力证据。然而，在中国，矿难无时不刻都在发生，成为煤炭产量数字之后的秘密。煤炭是黑色的，也是红色的，煤炭被血染红了。我记得有一部名叫《无神之地》的美剧，以一种阴郁的风格讲述了西部刚开发时一个矿业小镇的故事：在一次矿井倒塌事故中，小镇一日之间失去了所有成年男性矿工，剩下一群寡妇和孩子。这个小小的“女儿国”如何在强盗肆虐的环境中生存下来？幸运的是，她们遇到一名百发百中、弹无虚发的侠客，侠客保护她们免于盗贼来袭的灭顶之灾。然而，在今天的中国，没有任何一个侠客可以在“沧海一声笑”中拯救矿工及其家人，因为他们面对的不是一群游寇，而是制度性的腐败与残暴，党比匪更坏。

在山西等煤炭产区，矿难让那些后台不够的官员下台走人，却对那些后台足够硬的官员毫发无伤——李鹏的儿子李小鹏照样升任交通部长。每一次改革，得益的总是特权阶层，底层矿工的处境越来越糟糕。袁凌写道：“煤改至今，很多人仍然在老乡、亲属开的黑口子下矿，每年开春出去的人，总有一些没有完整的回来，变成了灰，或者失去了四肢神经。每一条山坳里都埋着遇难者的骨灰，每座老屋的床铺上，都可能躺着慢性死亡的身体。人口不到三万人的八仙镇，隐藏着上千座矿工的坟墓，和上百名残疾的矿工。他们的亲人也成了落伍者。落伍者的数目不少于前行的人群，却像绵绵的青苔铺地，没有醒目的机会。”这段话没有一个字在发出公开谴责，却比任何谴责的话都更有力量。

死亡从来都不期而至

这本书的书名是《青苔不会消失》，似乎隐喻着某种对生命的乐观期待。但是，全书又处处充满死亡的气息，跟作者的另一本书《我经历的九十九次死亡》似乎遥相呼应。

袁凌有着异乎常人的破解死亡奥秘的好奇心。从死于意外火灾的、身体残缺的弃婴，到死于一场春天雷暴的诗人海子，每一个人的死亡，每一处生命的废墟，都不是偶然和枉然的。王多权的父亲从矿上回家时，已经患上不可治癒的硅肺病，他却挣扎着劳动，为了给家人留下一口甘甜的水井。袁凌写道：“王多权的父亲花费了整个春天，从河里背沙和水泥上坡，一个人砌好了一口水泥井。水井封盖的当天晚上，父亲为从学校回来的母亲和小侄女做好了晚饭，突然说胸口发甜，似乎是提前尝到了熬成的麻糖滋味，接着大口的血喷涌出来。……等着母亲喊人回来，他的胸前和四周，洒满了最后的热血，像一个矿难现场。……那天，王多权感到，父亲是把所有的血献给了自己，使他再也不敢想到死亡。”这样筋疲力尽的死亡，可以跟苏格拉底的从容赴死相提并论。苏格拉底临死前叮嘱弟子帮他还欠朋友的一只鸡，他更是坚信“每个人身上都有太阳，主要是如何让它发光”。王多权父亲的生命在死亡降临之前发了一次光，他向死而生，他那最卑微的爱也比煤炭更沉重。

硅肺病人柯尊玉在亲戚家的灶屋里断气，相依为命的哥哥正在屋外洗碗；黄均兵去世前几个月，吸掉了二十几钢瓶氧气，外带众多的吸氧包……读着这些故事，我仿佛认识这些早已一无所有的硅肺病患者。我父亲年轻时候曾在四川的一个铁矿山当工程师，那个时代的大学生往往自告奋勇去“祖国最艰苦的地方”，父亲当然也不例外。每天，他都与矿工一起下井；而母亲的心整天都悬在空中，担心父亲上不来了。有一天，父亲突然病倒了，医生说是硅肺病，就用硅肺病的药治疗，却让他的病情继续加重，医院下了病危通知书，我差点就变成刚出生就没有父亲的孩子。后来，父亲转院复查，才确诊为肝炎，又经过一番治疗，才得以痊癒.从此，在我们家，硅肺病成了一个谈虎色变的名词。在袁凌的笔下也一样，硅肺病毫无仁慈之心，吞噬了一个个鲜活的生命，而中国现有六百万硅肺病病人。

在死亡肆虐的小镇上，袁凌清醒地知道作为外来者的限度以及写作本身的限度：“矿工的新坟土上，长短插着几只点燃的香烟，是他在世时光些许苦味的安慰。时间停顿在人吃煤和煤吃人的节奏里，而我们只能在这里住宿一晚，忙于回到县城，洗去钻入皮肉的煤炱。那些黑洞洞的井口，就像是通向地狱本身，载着矿工们的箩筐在其中消失，我们等不到他们下一班上来，也降不到他们所处的生存底部。”陶渊明说：“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而在死者的葬礼上，歌郎唱着相似的丧歌：“亡者在世受煎熬，听我歌郎道一番。你在山西为好汉，抛下妻子挣银钱。到头做了家乡鬼，一抔黄土实可怜。”文字不能拯救生命，也不能战胜死亡，文字却可以召唤遥远的地方素不相识的同路人，让人们不再如此孤独无助，这或许就是袁凌永不放弃写作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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