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新真的有“特权”吗？

新冠病毒肺炎（COVID-19）肆虐大陆已有月余，想象中的拐点仍没有到来。在中共十八大后的众多涉及重大公共利益的事件中，很少有像今日的肺炎疫情一样，大陆多家媒体能够持续、深入的报道和进行有限的追责。如果对大陆近些年的新闻监管有所了解的话，那么对封城之后的媒体报道一定会感到惊讶。

像财新、《财经》、《三联生活周刊》、《中国新闻周刊》、《新京报》、《北京青年报》等媒体在疫情报道中皆有不错的表现，上述媒体合力为读者描述了新冠病毒肺炎何以至此的图景。在这之中，财新的报道引起的讨论和传播尤为突出，从最早对管轶的采访，到连续几期杂志脱销，再到最近对武汉养老院的连续报道，财新赢得了广泛的赞誉。

但是，在赞誉声中也出现了对财新“特权”的质疑，如已被大陆当局全面封杀的法学学者张雪忠就撰文《财新不应是我们点赞的对象，而应是我们反思的对象》，文章称：

财新并不是言论自由的典范，而是我们普遍缺乏言论自由的象征。

如果每个人或每个新闻机构，都可以像财新一样报道且不会被打压，但财新的报道却比别人更出色，那么我一定会毫不吝啬地为财新点赞。如果只有财新可以享有这种待遇，我为什么要为它点赞？在这种情况下，财新的存在并不是言论自由的体现，而是言论特权的体现。它的存在，只是一种得到权力特许的存在。

如果有些领域，对别的媒体都是禁区，只有财新可以报道，可以不用担心被报复，那么，财新作为一种特殊的存在，只会更加凸显我们自身被剥夺言论自由的现状。点赞财新，就是点赞我们自身言论自由的缺失。

要知道，财新在疫情发生前已经存在很多年了，但我们并没有因为它的存在而幸免于这场灾难。但是，如果我们大家一直都普遍享有言论和新闻自由，那就极有可能避免这场灾祸。

很快，笑蜀就反驳了张雪忠的“财新不应是点赞对象论”：

南周被庙堂中的肉食者极度衔恨时，他们在江湖上以这种恶意揣测的箭射向南周；当炎黄春秋杂志被庙堂中的肉食者极度衔恨时，他们在江湖上以这种恶意揣测的箭射向炎黄春秋。南周被整肃和炎黄春秋被整肃终于遂了他们的意。当中国舆论界只剩下一家财新时，当财新以巨大勇气追踪疫情真相时，他们毫无事实根据的恶意揣测的箭又射向了财新。

普遍的言论自由当然必须追求，但普遍的言论自由跟现实中仅有的一点点有限的言论自由决不冲突，决不应该对立起来。追求普遍的言论自由和珍重现实中仅有的一点点言论自由恰恰应该并重。当我们没有普遍的言论自由时，追求普遍言论自由的切入口之一，恰恰是以仅有的一点点有限的言论自由作出发点，将之逐渐扩大、逐渐普遍化，而不是基于阴暗的阴谋论、基于恶意揣测损毁之。后者无疑是不利言论自由进程的，客观上是痛恨这仅有的一点点有限的言论自由的庙堂肉食者的帮凶。

我想，张雪忠本意并不是像笑蜀所称的那样将“恶意揣测的箭射向了财新”，而是在呼吁追求普遍的言论和新闻自由。

那么，财新真的有所谓的“特权”吗？如果有，这种“特权”又是来自哪呢？

财新的记者编辑们从来不认为自己有所谓特权，今天，财新一名资深记者发朋友圈称，“姐下定决心了，打算改姓赵，更打算动员同事全部姓赵，因为不改对不起社会上一干人的期待。”戏谑嘲讽之情溢于言表。

是的，财新过往的一篇篇重磅报道都是其采编团队费尽心力完成的，很多时候财新都是顶住压力刊发了这些报道。同时，财新和其他媒体受到的监管压力是一样的，一旦中宣部对某负面事件下达禁令，禁令对大陆所有媒体都是具有同等效用，财新并没有无视禁令的特权。

实际上，对财新“背景深厚”、“有后台”的猜测在民间已经流传多年，而所有的猜测其实都可以归咎为对《财经》、财新创办人胡舒立女士的猜测。那么，胡舒立——这个被美国《商业周刊》评为“中国最危险的女人”，又有什么背景呢？

2010年，《纽约客》驻中国记者欧逸文（Evan Osnos）写过一篇关于胡舒立的特写《禁区（The Forbidden Zone）》，这应该是目前已知的关于胡舒立的最详细的报道。（原文：https://www.douban.com/doubanapp/dispatch?uri=/note/71491559/）

文章是这样描述胡舒立的：

1998年，胡舒立依靠两台电脑和一个借来的会议室创办了《财经》，从那时起，她已经在领导这本杂志的过程中展现出了近乎完美的判断——判断多大程度的坦率和挑衅是这个政权能够容忍的。

作为成果，胡舒立得到了一连串的的独家新闻，并逐渐和那些后来的高官建立了联系，这串名单是无人能比的：今天，高西庆掌管着中国两千亿美元的主权财富基金，王岐山是副总理和经济政策的制定者，周小川是央行行长。北京的很多人都想知道，早年建立起来的这些关系多大程度上保护了胡舒立，但她坚持认为，人们高估了她和权力的接近程度。

每一则报道都在修正着胡舒立对自己能够走多远的计算。渐渐地，胡舒立能够精确地感觉到一个敏感的话题何时才能够安全地进行报道。

我问程益中：为什么胡舒立的遭遇如此不同？他说，《财经》已经达到了一种高度，这将它置于低级官僚的势力范围之外。但他同时指出了差别所在：他的报道旨在从根本上消减警察的权力，而《财经》的关注点则是提升政府的工作。“《财经》的话题没有影响到根本的统治体制，因此它相对安全，”他补充说，“我不是在批评胡舒立，但《财经》在某些方面是在为一个更具权力或一个相对更好的利益集团服务。”

不出所料，胡舒立的看法有些不同：“我们不考虑这个或那个集团——我们考虑的是整个体制，以及所有能够达成改革的东西。”

从这篇报道我们能够看出胡舒立的成长轨迹：出身于大院，小时候当过红卫兵，青少年时期参加过上山下乡，六四时支持过示威者，随后被停职十八个月，之后成为一名忠诚的反对派（loyal opposition）。

对胡舒立和财新传媒最准确的概括是，他们没有什么特权，不过是一直在试探新闻自由的边界。2018年朱军性侵事件被爆出时，中宣部很快对各大媒体下了禁令，财新顶着禁令报道了此事，最终的结果是总编辑被叫去批评了一顿，说“你们要是再报就把你们关了”；去年猪瘟肆虐大陆时，各个媒体早早收到了禁令，财新在接到禁令后仍然让记者采写了三万字的猪瘟稿件，为了试探压力，编辑部决定将稿件分成三篇，并且在第一篇刊发的稿件中加入了大量官方文件，刊发后发现没什么事才决定继续刊发剩下的两篇猪瘟稿件。

对于财新的采编团队来说，他们从不认为自己有什么特权，他们内部也常常抱怨监管越来越严，他们所做的不过是扎扎实实做报道，然后用勇气和智慧去试探新闻自由的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