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智宇下山

写在前面：前两天看到学诚被免去全国政协民宗委副主任的新闻，想起订阅的《智族GQ》杂志11月刊里，有一篇叫做《柳智宇下山》的报道。柳智宇是曾经轰动一时的出家的数学天才，没想到在龙泉寺待了八年之后，他的故事有了新的篇章——他选择下山“普度众生”。花了两天时间把纸刊上的1.5万字转录上网，很长，但值得一看。

采访、撰文：吴呈杰

编辑：何瑫

国际奥林匹克数学竞赛满分金牌、北大数学系尖子生、麻省理工学院全额奖学金得主……柳智宇曾被视为不世出的数学天才，背负众人期待。但北大毕业后，他却走上了一条不被理解的道路，赴北京龙泉寺剃发为僧。

出家八年后，柳智宇决定再次调整人生的方向，走出庙门，下山入世，目的是“普度众生”。但对于已满而立之年却未曾完整经历世俗生活的柳智宇而言，“众生”远比他想象中复杂。

黑塞在《德米安》中说：“对于每个人而言，真正的职责只有一个：找到自我。在那之中尽情生活，全心全意、不受动摇地生活。”柳智宇在理想和现实的夹缝间奋力求生，这注定是一条痛苦的、通向自我的路途。

认清自己的道路

蒋方舟身旁坐着一位瘦弱僧人，她拿不准该称呼他贤宇法师，还是柳智宇。沉默了一会，蒋方舟主动开口：高中的时候，我在食堂见过你。

那是十二年前了，高三学生柳智宇代表中国队拿了国际奥林匹克数学竞赛金牌，满分。低两级的蒋方舟崇拜他，公开表示柳智宇是她的偶像。没曾想，在北大读了四年数学，曾经的天才入了佛门。蒋方舟既惊讶，又困惑：“修行的方式有很多种，有点遗憾他的选择这么彻底和决绝。”

即将而立的女作家，终于和青春期偶像第一次正式会面——在龙泉寺呆了八年，柳智宇下山，他打算投身心理咨询，“普度众生”。

见面当天，蒋方舟正经历风波。她在微博上控诉媒体人章文性骚扰，和柳智宇交谈的间隙，她看到章文发表回击“蒋方舟，一直单身，交过众多男朋友”，气的浑身发抖，说感觉血液全在大脑里。

柳智宇问蒋方舟，什么感受？“非常愤怒”，她把“愤怒”重复了9遍。柳智宇主动提议为她心理疏导。当时蒋方舟还不知道，不久后，龙泉寺也会流传出僧人举报住持学诚法师性骚扰女弟子的消息。柳智宇已经看过举报材料，但没有告诉她。

柳智宇带领蒋方舟闭上眼睛，双手叠放于胸前。“第一个步骤，觉察自己当下的状态……第二步，把注意力移动到自己的呼吸上……”

五分钟后，蒋方舟睁眼说，我不愤怒了。柳智宇还在继续：“用一种慈悲心去爱惜……”整套流程结束，他问蒋方舟，怎么突然就不愤怒了。

“我在脑海里锤死了这个人。”蒋方舟干脆地说。柳智宇听完，瘫倒在沙发上。他想引导她宽恕对方，而蒋的做法正好是反面，以暴制暴。

他讲给蒋方舟一个故事。有一次他排队打饭，被人插队了。他有些恼火，转念又想，他也想打到饭，我也想打到饭，为什么不让他先打呢？他便不再生气了。

“只要努力，所有人都能理解。”

“所有人都能理解？”

柳智宇点头，“只是我们还没有努力到那个程度。”

两人在京郊一家五星级酒店见面，柳智宇在此参加一个心理学论坛。他从2015年开始接触心理学，最近开通了一项“佛系心理咨询”，试图把佛教和心理学结合起来。他想赶在学诚事件爆发前“给社会和父母一个交代”：这些年我没有荒废。

蒋方舟问柳智宇未来打算，他来了精神：“我已经联系了各方面资源，政府的、企业的、老师都有联系。”柳智宇说，他最不愁的是公众影响力，“因为我这几年一直是在压住它”。

刚出校门，就进庙门。年届三十，柳智宇还没经历过社会生活。在龙泉寺，手机和电脑都需要打审批才能借用。他的手机里没有打车软件，去年年底，他才第一次注册了微信号。他自幼体弱，我和柳智宇的十余次交谈，很少能超过一小时。“今天可能要早点休息，有点累”，谈话总是这样终止。

下山后，柳智宇想对公众发声，渠道是新浪博客，上一次更新是2010年4月。他每天发一篇，点击量数百。后来，他发现微博更好用，一天发三四条，评论区成了各方干架的战场。他被迫学会删帖和拉黑。

八年前的夏天，参加完北大毕业典礼一天后，柳智宇给麻省理工学院教授Gigliola Staffilani发了邮件。“很抱歉地通知您，我不会成为MIT的学生了。”他准备放弃一年7万美元的全额奖学金，“您可能会很惊讶，我决定把一生都奉献给佛教，并成为北京龙泉寺的一名僧侣。”

发完邮件，柳智宇打包行李上山。父母立刻从家乡武汉赶来劝阻。他们比柳智宇更看重这份走上学术道路的前程，申请出国时，是他们帮儿子查信息、填表格、做简历。柳智宇为父母采摘了新鲜的浆果，挑了几本佛教书籍放在客房。父母并未理会，一番争吵后，把他带回了家。

父母为他准备了两个去美国的行李箱，还安排好了到波士顿接机的向导。7月25日，柳智宇告诉父母，想到北京和同学们道个别。第二天中午，父母再也打不通他的电话了。

出家的打算，他事先没告诉任何人。柳智宇的大学同学记得，学院里流传着“柳智宇是要出国还是要出家”的说法，但仅仅是玩笑话，谁也没想过要成真。

龙泉寺当时新建不久，日后出名，正是从柳智宇的到来开始。记者们来了一拨又一拨，有南昌的年轻人专程坐22个小时的火车来到北京，只为远远看他一眼。僧团只好把柳智宇转移到一个偏远的练功房里。

舆论场上，意见割裂。有人呼吁尊重个体自由，也有一些熟悉他的师友质疑他是否想清楚了。一位大学舍友不客气地说：“他对于佛门的认识，实在是太过理想化……就我有限的所知，寺庙里的森严等级，未必亚于俗世；其间的人事斗争，或许更勾心斗角。”

柳智宇的邮箱至今保留着MIT教授的回信，她说自己被柳智宇的邮件深深打动了：“这是一个人一生中最重要的时刻：认清自己的道路。”

八年过去，柳智宇再次变更道路，准备下山。他想重新建立与俗世的联系。对于他的选择，蒋方舟有些疑虑。她觉得柳智宇比世上绝大部分人都要善良和纯粹，他想要更大程度地去渡人，但他忽略了一点：人们是不是需要被渡呢？

告别学诚

9月的第二天，柳智宇坐高铁离开北京。后座小孩大声哭闹，他侧身盘腿打坐。此行的终点是苏州西园寺。临行前，他给西园寺戒幢佛学研究所所长济群法师发去一封短信：

“法师好，龙泉寺的僧众仍在维护学诚法师，我看不到希望，考虑离开。目前在外漂泊，准备在居士家住一段。西园寺或佛学院能不能给我安排一个虚职？我可以有空来讲讲课，并作一些佛教与心理学相结合的研究。”

年初，龙泉寺两位都监举报住持学诚法师性骚扰女弟子；8月，消息在网络上散播开来。佛教内外，看法不一。在西园寺，一位负责招待的年轻法师忍不住向柳智宇抱怨。“这两个举报的人，我一直真的想不通……你说对佛教的危害有多大？”他涨红了脸，说那些被性骚扰的女弟子是在“耍一些小脾气”：“其实从因缘因果的角度来讲，为什么发生在我身上，这都是每个人的业力……我们讲要忏悔对不对？”

今年2月的一天，柳智宇午睡醒来，看到举报材料，心里“咯噔”一声：“哎呀，怎么办呢？”同时他也心生疑惑，师父至于这样子吗？

刚出家时，柳智宇对学诚满怀崇拜。他前后读了五百多篇学诚的授课和随谈记录，做了详细的笔记。他以学诚的名义发表五篇文章，《中国人的学问》《新世纪，新伦理》《融化冷漠的坚冰》刊于《生命时报》，《多元对话化解信仰危机》《中国汉传佛教与民族性格》刊于尼山世界文明论坛。受戒前夕，他给学诚发去一封邮件：“在大殿前用砂石填砖缝，突然觉得自己非常幸运，哪怕今天是生命的最后一天，还能为三宝，为师父做点什么。”

龙泉寺维系着表面的平静，但僧人们的应对方式，渐渐显出差别。7月，丑闻还没有发酵，我采访了几位龙泉寺法师，都对此事避而不谈。而柳智宇刚加上我微信，就急急地发来：“龙泉寺并没有外界想象的那么好。”“当权者完全没有反思，一意孤行。”“我只有自己发出声音。要让社会知道，龙泉寺至少有一些僧人是在追求真正的信仰和心灵的自由。”

当我追问柳智宇具体情况，他欲言又止。他既愤怒，又有些为难。他顾念和僧团的关系，不想和其他人搞得太僵。除了学诚法师，龙泉寺禁止其他僧人独立发声。下山后，柳智宇接受采访、开通社交媒体、推出“佛系心理咨询”，已被寺里僧众斥为异类。

面对西园寺年轻法师的愤慨，柳智宇没说什么。他处境微妙，当务之急是找到一个落脚处。济群法师接待了他，从佛法教理讲到西园寺历史，慢条斯理。红茶一壶又一壶沏着，柳智宇终于开口，说龙泉寺不少僧人都在另谋出路。

济群继续微笑，夸赞龙泉寺的法师都是难得的人才。但这事他做不了主，要和其他法师商量。

会面结束，天已经黑了。柳智宇低着头，沉默一路。第二天一早，他找到我，说给一位并不相识的高僧提要求是不是“有点过分”：“虽然我也比较有名，但是这样子也是不好，人家对我没有了解。”总之，“我想这样的话就不用勉强了”。

自从举报信公开，柳智宇在佛教界就屡屡碰壁。8月1日，龙泉寺针对举报信发出声明，称学诚为人构陷。柳智宇在一个寺里僧人的微信群中问：“有没有人愿意再站出来批驳龙泉寺的声明？”其他法师提醒，批驳目前宜由外人来做。柳智宇又发：“我们自己得和师父划清界限。”

无人响应。后来，柳智宇准备了一份个人反对声明，也迟迟没有发出。他陷于两难之中，既不想坐视不管，也不想让人觉得他急于撇清关系，落井下石。

直到两个月后，有网友在微博上发表《一个母亲的血泪寻亲记》，控诉龙泉寺强制将女儿和自己分开。柳智宇回想起自己在龙泉寺的种种，忍不住留言：“这位母亲，我能理解您的深切的担忧和对女儿的牵挂。我支持政府介入调查。”

柳智宇是第一个公开批评龙泉寺的寺内僧人。但他同时也说，在过去几年，龙泉寺“为社会注入了很大的正能量”。评论里一片骂声，有人斥责柳智宇不懂感恩：“国内还有比龙泉寺更好的寺庙吗？”他回：“个人要接受批评，团体同样要接受来自社会各界的批评。”

另一些人则不满柳智宇的“轻描淡写”：“看来贤宇法师也是被洗脑出的家，并且深受龙泉寺的精神控制和人身控制。”他回：“不要妄加揣测。”

过去，除了个别法师，柳智宇很少有和僧团师兄弟深入交流的愿望，“我自己想就行了，我为什么一定要告诉你们呢？”经此一役，柳智宇改变了认知：我和其他人太不一样了，不是每个人都享有精神的独立。更重要的问题是，龙泉寺模式到底是否有利于“人的完整的发展”？

和八年前那次不打招呼地上山一样，柳智宇决定不打招呼地从龙泉寺离开。龙泉寺给所有离寺的僧人发了5000块遣散费，柳智宇没去要。他也不打算拿回放在龙泉寺档案室的戒牒（僧人身份凭证），想借戒牒向龙泉寺施压——学诚规定要将证件统一保管，这在寺院中并不常见，很多人非议，这种人身控制背后的真正目的是精神控制。

柳智宇以前没想过此举有何不妥，他很怕自己的证件丢了，宁愿交上去。有一次，柳智宇回家，听从了班导法师不拿身份证的建议，只好在火车站补办临时身份证。现在想想，这难道不是“触犯基本人权”吗？

他给龙泉寺的高位法师发微信，要求拿回当年文章的署名权，并且“如果不和学诚法师切割的话，我觉得龙泉寺就是一个准邪教团体”。对方没有正面回应。之后，柳智宇又给近二十位僧人群发了一条：“所谓‘个人崇拜’，是片面夸大个人作用，把仍在世的个别人物当作偶像崇拜的社会现象”。只有四位回复了他，多是一个“谢谢”或“合掌”的表情。没几天，龙泉寺直接把他的戒牒寄了过来。

9月末，柳智宇找一位心理咨询师做咨询，主题不由自主地滑向了学诚。在催眠状态下，他发觉自己在船上，师父站在岸边，他目送师父变得越来越小。期间他哭了很多次，发现“有些东西还是蛮深的”。接着，他看到了一座寺院，寺里供奉着文殊菩萨。

对柳智宇来说，这是一个与过去告别的信号。

这一切都有什么意义？

2017年底，柳智宇考取了三级心理咨询师执照。母亲资助他参加心理培训的费用。大半年后，他开通了一项“佛系心理咨询”，形式是在微信上文字交谈，每次1个小时。广告在新浪博客上打出去不到一天，柳智宇告诉我，已经有四个人来找他。“看来需求量太大了，我一个人是忙不过来的。”

心理咨询师穆姣阳注意到，开通服务后，柳智宇随时在回微信消息，“一直处在紧绷的状态”。受制于身体，他希望能快速高效地解决问题。

张梦颖是第4位来访者。“你共情的技术有点生硬”，第一次交流结束后，张梦颖告诉柳智宇。柳智宇很快发来：回到我们的关系，我做了很多的努力，你能感觉得到吗？“我也不会怎么介意，”一个月的咨询过后，张梦颖称她的状态好转不少，“因为我知道他的发心是好的。”

柳智宇很早就表现出帮助他人的热情，尽管有时方式生硬。高中时，他是学习委员，代替老师管理纪律。班上大部分同学都调侃他，总结出“柳智宇三句话”：“谁谁你怎么能这样呢？这样是不对的，你这样对你是没有好处的。”

幼年时，柳智宇就和同龄人不同。当幼儿园的小朋友在园子里捉蚱蜢，柳智宇总是独自一人，到处转悠。太阳落山，他感到空虚：一下午又过去了，在我的生命中留下些什么呢？

“没意思，没意思！”柳智宇喊起来，父母和叔叔在客厅看报聊天，奶奶从厨房里走出来，笑着问：“那什么有意思啊？”他答不上来。

柳智宇的父亲是华师一附中的物理老师，母亲是工程师。“这个小孩从小就和别人受的教育不一样。”柳智宇的高中物理老师蒋大桥和他同住一栋教师公寓，他记得柳智宇家里专门建了小实验室，摆满了瓶瓶罐罐。“你说一般的家庭怎么可能做得到呢？”

在老师、父母、同学、柳智宇本人眼中，儿时的他都是一个“听话的孩子”。长辈抛出一个批评的眼神，他就会自责又害怕。他渴望表扬，而最直接的途径就是考高分。他不看电视，不看报，也没有什么朋友。学校组织看电影，他借着影片闪烁的微光，做完了一张物理复习卷。他最期待考出好成绩后的那堂课，“有时候上一堂课，就一直在等着一句表扬的话。”

但听话和认同，是两码事。柳智宇身体不好，体育中考前，老师暗示他不用担心结果。考立定跳远时，他偷偷带上卷尺，生怕考官多算了，但结果还是满分。他觉得这对其他同学很不公平，和父母说要举报，父母一脸惊恐。后来他自己写了一封匿名信，偷偷递到信箱。

因为其他家长的举报，考官事后受到了处分。这无法弥合柳智宇和父母在精神上的分道扬镳。父母教导他成为“好学生”，他曾为此自豪；但他从此觉得，父母不再能理解他要走的路了：“他们所关心的是我的前途会不会受影响，而我所关心的，是一条心灵的出路。”

出路在哪里？那时他觉得在数学。四年级的周末，柳智宇去上刘嘉老师的数学培优班，题目很难，最初一道题都做不出来，费尽脑力，渐渐能做出一两道题。但他并不感到挫败，反倒觉得解法中充满智慧。

每次上完课，已过晚上九点。柳智宇走过繁华的街道，仍在回味课上的细节。他写文章记录当时的感受：“那是另外的一个世界，数学的世界，其中并没有凡庸琐碎的得失毁誉，只有自然的美、人类心智的美。”

与之相比，世俗生活是那样平庸。游戏和异性，青春期男孩的两大欲望，他都极力克制，连与人聊天都觉得是浪费时间。“常常是咬着牙与它们斗争”，因为会使自己“沉沦”。

“脑筋的灵活程度，我教了一辈子书，这是第一人。”十余年后，高中数学竞赛教练余世平还是会对柳智宇竖起大拇指。他凭借优异成绩进了华师一附中理科实验班。高三，柳智宇拿到北大数学学院的保送资格，并入选国家集训队。整个学校都对他寄予厚望，这所湖北省首屈一指的竞赛强校，此前还从未出过一枚奥数金牌。

对柳智宇来说，竞赛之路行至此，不再是探究数学的奥妙，而是在一轮轮机械训练中向金牌靠拢。

就在这时，他发现自己濒临失明。

昔日的队友在数轮筛选中相继淘汰。柳智宇孤身一人，坐在空旷的自习室里与题目搏斗。他突然感到眼睛发涩、酸胀，走路时必须不断眨眼。母亲带他跑遍全市各大医院，均无疗效。等待取号时，母亲念一会书，柳智宇就靠在她的膝上朦胧睡去。检查室里，仪器触碰到眼睛，强光直射，眼皮被翻开。时间一长，眼里充满了各种奇怪的色彩和图像。

他被迫摸索出了一套不用眼睛做数学题的方法：把图形拆解为局部，记在脑子里，就像到一个路口就知道该怎么走。

某种意义上，日复一日地做题，成为一种自我催眠的方式，唯有将精力集中在题目里，才能抵御眼疾的侵扰和外界的重托。但日子久了，困惑还是浮了上来——我这是为了什么？人活着是为了什么？

国家集训队在沈阳封闭训练，华师一附中校长特地从武汉飞去探望柳智宇。饭桌上，柳智宇吐露了长久以来的压抑。他对校长说，我个人不需要这块金牌，而你们一附中需要这块金牌。校长蒙了，数学教练赶紧给班主任文勇打电话：柳智宇现在不想搞了。

“他觉得你们太功利、太世俗了，他要反抗。”文勇揣摩出了柳智宇的心思，叫他回来上课，没提这件事，一周后才找他谈心。文勇用尼采的哲学说服他：你今后在这个世界上需要一个平台证明自己。柳智宇想了想，答应回到国家集训队。

那年的国际奥林匹克数学竞赛，全世界总共三个满分，柳智宇是其中之一。但并非人人都为此兴奋。竞赛是条比高考更残酷的道路，很多天资不够的人快走到头了，才发现此路不通，再去挤高考的独木桥。他们是天才们——例如柳智宇——的陪练。

和同学们微妙的间隙，柳智宇早就感受到了。他将同学们的处境看做一种磨难。他想帮助他们，为此发下“利众生济渡沧海的大愿”。

但这种“大愿”，周围人很难理解。拿到保送后，柳智宇找到竞赛失利被动参加高考的同学乔欢，说现在大家似乎都很紧张，怎样才能帮助你们。乔欢回答，我需要的就是做更多的题目，掌握更多的方法，你的帮助对我不是很重要。柳智宇听完，郁郁地走了。

为了融入同学们，柳智宇开始关心体育和音乐，看同学间争相传阅的漫画书。但他还是抑制不住想要帮助别人的冲动。有一次，他指出数学组一个同学的问题，那位同学在网上痛骂他，得到不少支持。柳智宇这才发现，很多人将他视为傲慢的伪君子，总拿着一套道德说教去批评别人。“你为自己编织了一个多么美好的梦境，但是我要说，梦该醒了。”那位同学写道。

一次奥数比赛获奖后，柳智宇的照片和获奖喜讯贴在了学校墙上。第二天，照片上的头就被人撕了下来。

“克里斯马”

今年7月初，柳智宇回了一趟北大。他挑选了百合、米兰和大红的康乃馨，来到未名湖畔的蔡元培像前，为老校长献上花束。

2006年的北大新生开学典礼上，一位老师讲述了蔡元培革新北大、在五四运动中营救被捕学生的事迹。柳智宇坐在台下，暗自许诺，将来也要成为北大校长。他想在这里实现高中未了的心愿，引领一群人探索“生命的真谛”。

但此时的柳智宇，照顾好自己已是难事。眼疾加重了，他上课只能用耳朵听，还要靠同学们为他读书。“这些内容你能不能帮我说一说”，每当这样恳求对方时，他都难以启齿。母亲放不下心，一字一顿地念高等数学的教材，做成录音带，从武汉寄过来。

更令他在意的是，他发现自己开始对数学丧失感觉。汪亮是柳智宇的十年好友，也曾读数学专业，后来考取了哲学系博士。汪亮说，他们最初被数学吸引，因为数学是“对宇宙大道的一种向往”。但一个阶段过去后，发现“数学只是大道的一部分”。现代数学太艰深、太细微了，一位老师告诉柳智宇，他研究的领域，全世界只有二十个人懂。

即使兴趣消退，毕业时柳智宇的绩点仍排在全年级第四名。但周围很多人觉得，他本应做得更好。大三下学期一次讨论班结束后，导师马翔找他谈话。“大一的时候我本来对数学很有热情，可是一年下来兴趣全无。”柳智宇顿了一会，继续说，“如果我把数学学好了，就能帮我身边的那么多人解决他们的问题吗？”

他觉得数学解决不了人心的问题。大一冬天，柳智宇加入禅学社。中学时，数学便不只是他探索终极智慧的唯一手段，他积极寻觅各种精神资源，有时是儒家，有时是《离骚》，有时又转向了老庄。

在禅学社，他觉得精神指向渐渐清晰起来，原因是遇到了一位艺术系的师姐。师姐声音柔柔的，笑起来像姐姐又像母亲。每天中午，柳智宇都和她约好在食堂吃饭。有一次，柳智宇支支吾吾地说，我总想为别人做些什么，可是似乎做什么都没有用。师姐没说什么，只是一直笑着看着柳智宇。他忍不住泪流满面，长久以来精神上的孤独感，一下子有了着落。

师姐教会他唱佛曲，带他走进《广论》班。他听广论并不相应，但还是按时参加，坚持了一年。后来在自述中，柳智宇把这种选择解释为“走投无路”：“因为我知道除了佛法没有别的办法。”有一阵子，柳智宇每天轮流给学佛的两位同修打电话。

大二上学期，柳智宇和师姐一同到龙泉寺做义工。一队出家人排着整齐的队伍走来。“将来你会不会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师姐问。“有可能。”柳智宇想了想，又补充了一句：“很有可能。”

柳智宇对我说，就是在这时，他立下了出家的决心。他常去龙泉寺，一上山，就找厕所打扫。也在同一时期，师姐即将毕业，许多广论老学员离开，柳智宇转而参加耕读社，担任副社长。

在耕读社一次座谈会上，聊到爱情的话题，大家正争得面红耳赤。柳智宇站起来，只说了一句：“我觉得人不需要爱情！”众人面面相觑，一下子安静下来。柳智宇的名声就此传遍耕读社。

耕读社元老李明博曾带柳智宇去中医学社看身体，对方边给柳智宇按摩，边对李明博说：他的肚子太硬了，肯定长期处于一种紧张状态。“骨子里很固执”，李明博总结。在倡导儒释道三家并重的耕读社，柳智宇的“固执”抬升了他的地位，也激起了内部分裂的矛盾。

在耕读社首任社长的推荐下，一场活动结束后，柳智宇放映了佛教纪录片《和谐拯救危机》。片子有很强的宗教渲染色彩，在社团内部爆发争论。有社员在BBS上弹劾他，历数柳智宇几宗罪：把宗教理念和社团宗旨混而为一；自许高尚，满心想着感化他人；以个人意志粗暴干预社团活动……

但在耕读社时任领导层看来，柳智宇的佛教徒身份是一个加分项：有宗教信仰的人会更愿意为社团付出。换届时，柳智宇接任社长，反对的同学离开。

柳智宇接手后的耕读社进入飞速扩张期，他也在社团中收敛起自己的宗教热情。刚开学，耕读社举办新生心理讲座，两百多人的教室，许多人在门外挤不进来。周末清晨，柳智宇带领社员到清华南门，为路人派发免费早餐粥。那一年，耕读社被评为北大十佳社团。

曾经的低沉情绪离柳智宇越来越远，偶尔觉得心力交瘁，他又会遇到新的求助者。为了帮助他们，我的心力不能低，一定要打起精神来！他给自己打气。

汪亮说，柳智宇身上有一种很强烈的“克里斯马”。这个词来源于《新约》，用来形容耶稣之类具有非凡号召力的天才人物。

不是每个人都能被柳智宇的“克里斯马”感召。刚进北大，母亲就定期从武汉过来，为柳智宇洗衣服。GRE考试前一天，母亲和柳智宇一起去考场踩点。第二天再陪同柳智宇参加考试，目送他进入考场才离开。

父母察觉到了柳智宇想出家的念头。他们遍寻了柳智宇的师长：拜托刘嘉从武汉飞去北京看望柳智宇；找到马翔，让马翔提醒柳智宇专注在数学上；因为基督教可以结婚，甚至让李明博劝柳智宇转投基督教。

柳智宇了解父母的担忧，时常为违背了父母的期望而感到不安，但并不打算妥协。他一开始还会争辩，后来自知无用，就学着在表面上不忤逆父母的意思。母亲叮嘱“你身体寒，要多吃羊肉”，长期吃素的柳智宇就去食堂点上一碗羊肉面。申请出国被他视为“报答父母的恩德”，父母让他考GRE、读美国新闻、看政治学和经济学的文章，他一一照做。

2010年春天，柳智宇收到麻省理工学院的录取通知，全额奖学金。父母高兴极了，盼望着儿子走上数学家的道路。

他们没有等来儿子踏入MIT大门的那一刻。等来的，是“北大数学天才遁入空门”的新闻头条。

父母、老师、同学、记者都在打柳智宇的手机号。手机是开的，但始终无人接听。柳智宇母亲因此大病一场，父亲接受了几次采访，态度飘忽不定，有时他称此事是一起网络恶搞事件，有时情绪激烈，“我们坚决反对孩子的这个决定”。饱受媒体轰炸两天后，柳智宇父亲哑着嗓子说：“让他清静清静，不要再打扰孩子了。”

北大未名BBS保留了柳智宇2009年所写的善行日记，这个签名为“纯净的心”的ID从春节更新到了夏末。日记的通常格式是：观功念恩（别人做了什么好事）、善行和反省。善行范围庞杂，借路人两块钱，柳智宇也有丰富的内心活动：

“今天吃饭的时候有人找我借十块钱，说是北航的学生，没钱回去。我就给了她两块钱，让她乘公汽回去。她问我的电话号码，说以后还给我，我说不用了，你就把钱还给那些大家上乞讨的人吧，还给他们是一样的。她谢谢我就走了。我觉得她有可能是骗钱的，但我觉得即使是骗钱的也需要关怀和帮助，这个社会太缺少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关爱了。但是我又在想，如果她真的是北航的学生，我这样想是不是也没有信任她？那么我内心应该怎么安立呢？”

反省则大多是同一个主题：我做的善行，到底是真心为别人着想，还是仅仅是在意别人对我的看法？

在一个夏日的黄昏，我和柳智宇在他下榻的酒店闲谈。我问出了那个认识他以来就困扰着我的问题：佛法强调清心寡欲，可是总想要帮助别人、影响社会也是一种欲望，两者难道不会冲突？

柳智宇回答说，善法欲——也就是希求成佛的欲望——不包括在内。

“会不会有的时候也和你的私欲缠绕在一起呢？”我追问。

柳智宇背对着窗，轻轻地笑了起来，“那就是我需要修行的一个课题。”暮色淹没了他的脸庞。

找另外一条路

上个冬天，柳智宇找来乔欢等四位高中同学，在龙泉寺聊了一个下午。见面后，柳智宇被拉到了班级微信群里。同学们列队欢迎，过了一会儿，柳智宇的空白头像冒出来一行字：“大家不要把我加到群的事情外传，以免引起波动。”

柳智宇还是乔欢印象中弱不禁风的样子。但她同时也感受到了他想做些什么的强烈渴望。寒暄过后，柳智宇开门见山地说，“我想要帮助别人，我想要改变社会”，询问这些旧相识有什么建议。全程他几乎没有提及龙泉寺和佛教。

从龙泉寺出来后，一个同学说，这个小破庙已经满足不了他。乔欢想起了高中那个总想着拯救世界的古怪男孩，“柳智宇还是那个柳智宇”，她告诉关心的亲友们。

庄子是柳智宇最初的信仰，之后，屈原、蔡元培、孔子，乃至耶稣，都在不同阶段成为柳智宇的偶像。柳智宇曾说佛教是自己的归宿，但乔欢觉得，佛教也只是他自我实现的一种方式：“他可能本来觉得这条路是他最理想的路，走着走着发现跟他想的不一样，他就要找另外一条路。”

出家两年后，余世平两次上山去看他。第一次，他来到传达室，说我要见柳智宇。“这里没有柳智宇，”对方回答。禁不住余世平纠缠，又说：“你想见柳智宇，人家现在法号是贤宇法师。”

余世平说，那我就见贤宇法师。进去后，柳智宇端坐在高台上，被水果和鲜花簇拥。两个义工一直环伺两侧，余世平找不到机会说悄悄话，只能把他带的巧克力送给了柳智宇。

在柳智宇父亲的请求下，半年后，余世平又去了一次。义工把余世平引到接待室，门一关，走了。“机会来了。”余世平转身，冲着柳智宇就是一顿骂：柳智宇你搞什么鬼名堂？你赶快给我出去。

柳智宇招呼老师坐下。余世平一口气说出好几条出路：工作、考研究生、去佛学院任职都行，只要“你不要在这儿搞了”。“余老师，你看我这样能下山吗？”柳智宇笑笑，“现在在网上只要点柳智宇，铺天盖地的都来了。我一下山的话，那年轻人肯定是把我围住了。”劝了许久，柳智宇只反复地说一句话：这个事情我是要走到底。

刚上山，柳智宇就展露出普度众生的愿望，连被白炽灯烧死的飞虫都要拯救。他用饱含情感的4000字详述了如何在三四层楼高的架子间穿梭，制作铁丝网灯罩以隔绝飞虫。最后终于买来不伤虫子的LED灯，他使劲向法师磕头：法师，能不能今晚就安上，我不想再死一只虫子了，我已经不能忍受了！

比起在北大，他有更多时间用于思考，日常生活常被抛诸脑后。衣服纽扣总是扣错，冬天穿围巾，也会穿成歪歪斜斜的样子。贤甲法师担任班导时，经常得刻意过去帮他整理一下。柳智宇会突然露出羞涩的表情，但很快又沉浸到自己的世界里。贤甲法师说，当柳智宇过分关注某个问题时，往往会毫无知觉地冒犯到别人。

他对严守戒律的苦行生活充满热忱。即便身体虚弱，也按照印度佛教徒做的那样，长期不吃晚饭。母亲来到寺庙，被柳智宇的行为气坏了，她威胁柳智宇，如果再不吃饭，就去告寺庙虐待。柳智宇只能乖乖听话。

在龙泉寺，柳智宇清晨四点起床。每一天都是前一天的重复：四点半上早殿，上午工作或学习。十一点吃饭，然后午休。下午一点半起来，继续工作或学习。四点半上晚殿，接着还是上课。九点二十打板，僧人们倦鸟般各自归巢。

相似的日子过得飞快，柳智宇却逐渐着急起来。有时他想，社会发展日新月异，龙泉寺隐于山林，每日只是早晚课、诵经、拜佛。别说是扭转时代的步伐，连赶上都是难事。过去学数学，努力就能立竿见影；为什么出家这么久，一点感觉都没有？

柳智宇找到师父答疑，师父的回答云淡风轻：这是正常的，有感觉就不正常了。

很多事都和他想象的不一样。出于一贯以来对教育的热情，柳智宇还未受戒，就带过四五个被家长送来的青春期小孩。小朋友们脑筋活泛，有一位还为他按摩和拔罐。但当柳智宇管教愈多，孩子们开始逆反，联合起来整蛊，在课上大吵大闹。柳智宇觉得“心中神圣的东西被玷污了”。最后，他不得不使用体罚——上手打，或者让学生们手捧香炷，在佛陀像前罚跪。

学修不到一年，柳智宇又给师父呈交了一份《对僧团教务的建议》。不同老师带课有不同风格，过于随意，他主张，可以分成专门的课题组，设置固定的课程。建议被驳回了，师父说，现在很稳定，不需要改。柳智宇低沉了很久，怀疑问题出在自己身上。在当年的年终总结里，他写：“一年过去了，不再想，也不再敢有那么多想法了，事实证明：听师父的就是对的。”

柳智宇暂时受挫，但并没有扑灭他的野心。2014年起，柳智宇辗转上海、福清、天津等地，参与一个庞大的文化工程，将南山诸律典“八大部”系统校勘，按照现代人的阅读习惯，出版一套32本的律宗典籍。他主动要求总负责最后的修订和出版工作，发愿“宁舍阳寿二十年，令南山律典广布人间。”

现实和愿景之间，存在不小距离。手下的法师不仔细，他标准又高，收到的书稿要返工一半。有时一天需要工作12个小时，即便到了夏天，也只有空一个月洗一次澡。电脑盯久了，眼疾复发，工作20分钟，必须休息20分钟。这套丛书最终署的是学诚的名字。

柳智宇渐渐习惯压抑自己的感受。寺庙里，僧人们各有各的想法，他发现很多时候很难改变别人，只能改变自己。他给新戒沙弥上课，因为不敢找执事法师协调，时间定在了同学们状态不好的早殿后。他谨慎挑选上课内容，“怕引起某些法师不满”。有一次柳智宇拖堂，被同学告到了班导法师那里。讲课成了件劳心劳神的事，他也变得拘谨和多疑。由于气虚，每次上完课，他要做40分钟的艾灸治疗。

“很多时候会对周围的人，以及自己都有一些不切实际的要求。”柳智宇总结在龙泉寺的八年。这一度让他苦恼，直到接触了心理学，他才领会到：人可以袒露真实的自我，也可以正常地表达不满。他把接触心理学视为“新一轮自我探索的开始”。

进入龙泉寺以来，慕名来见柳智宇的人士络绎不绝，有人豪言千金求一面。柳智宇能躲就躲，但还是被撞见一回。那时他只是居士，一位法师带他们出去散步。在路上，一个苦于子女教育的母亲把他拦了下来。柳智宇正要躲，法师过来解围，说，人家这么想见你，你就和人家交流交流吧。

柳智宇和这位母亲谈了一个小时，没能解决她的问题。母亲流露出遗憾的神色，柳智宇只能告诉她，一个僧人的成长周期是很长的，至少需要五年。

前不久，这位母亲又来给柳智宇留言：“五年过去了，你能见我一面吗？”柳智宇还是拒绝了她。但拒绝之后，他又陷入了自我怀疑：我是不是太决绝了？

“我仿佛感受到一种召唤，来自广大的人群。”柳智宇说，“我希望把佛法学好之后再面对大众，但什么叫学好也没有具体的标准。也许大家需要我发出一些声音了。”

在班导法师的要求下，柳智宇曾切断和父母的联系。我问柳智宇，父母什么时候接受了你的出家。“这问题比较敏感，”柳智宇没有直接回答，“因为你说他们接受了，他们也不会承认是吧。”

近几年联络恢复后，母亲开始争取一切可以和儿子相处的时间。听说柳智宇在北京参加心理培训班，母亲又从武汉赶来，到了柳智宇住所附近才给他打电话。为此，柳智宇只能推掉了和学员们的聚餐，转而陪伴母亲一起吃饭。

柳智宇的父亲，则是另一种反应。他来了趟北京，准备第二天上山见柳智宇。结果第一天晚上，他和余世平一块喝酒，醉得一塌糊涂，没办法上山。余世平猜测，他一定是故意喝醉的。

要想成佛，先要成人

三天的心理学培训班结束了，学员们贴脸自拍，互留微信，邀请彼此到自己的城市做客。柳智宇和另一位法师正打算离开，一名戴圆框眼镜的女孩突然窜到两人中间，冲着镜头双手比V。法师温和地笑笑，柳智宇却沉下脸，快步地走到一边。

今年3月，柳智宇第一次参加心理学培训。常有异性不懂僧人的戒律，过来抓柳智宇的手，塞东西给他吃。他感到尴尬，但不知如何表达，只能拂袖离去。

穆姣阳那时和柳智宇在同一个班上。她是东北人，性格外放。上课前，她买了一袋橘子分给大家，看到柳智宇的没动，问：“吃不吃？不吃我拿回来了。”

“你太强势了。”柳智宇事后反应。他对强势的人和事都谈不上喜欢——并且会在公开场合直接表达出来。课上绕圈发言，一个学员叉着腰，说话声音大了些，柳智宇打断她：“你声音让我不舒服。”连老师都愣住了，穆姣阳感到不可思议：佛家之人，怎么会说出“不舒服”呢？

到了最后分享感受的环节，穆姣阳坐不住了，说：“要想成佛，先要成人。”

和柳智宇熟悉后，穆姣阳慢慢理解了他。出家八年，柳智宇养成了一套有别于社会主流的行为体系，当他试图回归，难免会有种“强行的感觉”。她双手托举，摆出一个灯泡的形状。“他像一个灯泡一样，最开始袈裟蒙着灯泡，我们看到只是袈裟，没看见灯泡。”穆姣阳说，只有当袈裟慢慢往下褪，灯泡才能一点点显露出来。

有一回，柳智宇上街买菜，发现周围人对他指指点点，像是在说：出家人不应该拿着这么多食物在街上走。但不买菜我们吃啥？柳智宇愤愤地想。后来每次买菜，他会推一辆小车，用帆布盖上。

在佛法之外，心理学成了柳智宇回归社会的入口。2015年，母亲退休后，开始接触心理学和催眠，也推荐给柳智宇。柳智宇对催眠并不感冒，觉得是在控制人，一本叫做《登天的感觉》的心理咨询案例集倒是激起了他的兴趣。书的扉页写着：“日常生活中的许多困扰我们的问题实际都是心理问题，本书将给你带来飞翔在云端般的美妙感受——登天的感觉。”

柳智宇一边看书，一边在僧团的师兄弟身上尝试。他发现心理学常常会比佛法更有效——有一些人是因为心理问题出家，学习佛法时会直接去找满足自己需求的部分，掌握的是“过滤过的佛法”。心理学可以面对和处理内心的阴影，”超个人的觉悟“才由佛法解决，而这对多数人来说过于缥缈。

戒律规定，至多用三分之一的时间学习佛法之外的内容。柳智宇在心理学上的投入引起了非议，不少僧人提醒他，学习心理学太多，会迷失佛教的基本立场。还有人把征收咨询费的行为视为违背了佛教精神。

心理学培训班的最后一天下午，老师让学员们两两结对，模拟心理咨询的情境。柳智宇和一位在电力公司做公关的女士分到一块。女士扮演来访者，向柳智宇倾诉和一位朋友的关系疏离——她会驱车十几公里到朋友公司楼下等她下班吃饭，而朋友连她在朋友圈下的评论都懒得回应。说着，女士红了眼睛。

柳智宇说，你在讲到“十几公里”的时候嘴角上扬，说明是很有成就感的，我也很替你高兴。女士愣了一下，拿纸巾擦干眼角的泪水。沉默半晌后说，行，我再琢磨琢磨。

角色互换，女士扮演咨询师。她对柳智宇的一切都充满好奇：在寺里研究什么？入佛的原因是什么？一年回家几次？“你的问题太具体了。”柳智宇说。他的回答越来越短，直到站立起来，说要休息一下，就再也不开口了。

结束后，我问柳智宇对分组模拟的感受。“我感觉自己还是比较在状态吧，觉得对她的一些状态能够有所觉察。”柳智宇显得相当自信。女士则把我拉到一边，说柳智宇就是个小孩，还有点内向。谈话的最后，女士感叹，柳智宇母亲让他接触心理学真是一个英明的决定：“让身心正常，把困惑解了。”

我联系了几位柳智宇当年的国家队队友和本科同学，毫无例外，每个人都在美国。但没几个还在研究数学了——“转计算机的在湾区，转金融的在纽约”，无非就是如此。“实际上他的很多观点我也是并不赞同的”，当年的另一位金牌得主邓煜说，他很快换上了更委婉的语气，“他这么做，我觉得就是选择自己所想做的事情。”

“他是一个绝对理想主义者，他有非常可爱的一面，我渴望一下子就把社会照亮。”文勇说，“但是实际上你照不亮，这个过程很艰难。”

柳智宇把佛教视为“我的一个契入点”，他的眼界望向更远处——“学术与人生的脱节”“文明的冲突”和“伦理的危机”，如果说人类文明在某种程度上坏掉了，这是他眼里那三颗松掉的螺丝。柳智宇说，他一生想写三本书：《学术范式重建》《心灵重建》《实践力重建》，以此来回应康德的三大批判。

几天后，柳智宇又犹疑起来：“我有点担心这个说法出去之后，会招来一大堆的批评……因为我们中国传统还是讲究谦虚嘛。”

盛夏的夜里，柳智宇在参加一个心理学培训班后的饭局。粉色餐巾折成玫瑰花的形状，高脚杯斟满红酒。菜肴琳琅满目，柳智宇把仅有的两盘素菜大口往嘴里塞。他亢奋地谈论着下山后的宏图，浑然不觉左脸颊泛起的一排红痱子。任课老师适时地打断了他，“来吧，我们为了我们的法师过敏，干一杯！”在座的学员们都盈盈地望向他。

柳智宇端起面前常温的橙汁，踌躇两秒，一饮而尽。

（张佳婧、刘博涵、王雅淇对本文亦有贡献；应受访者要求，张梦颖、贤甲法师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