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人物：英導演拼貼傘後時代 他們至少留下來

雨傘運動距今不過四年光景，香港本土派已然杯盤狼藉，港獨議題成為政治禁忌，「香港人」這身份依舊曖昧。面對看似晦暗無光的未來，香港年輕一代總愛動輒拋下一句：「冇錢做賤民，有錢就移民。」

曾以黃之鋒及社民連成員馬雲祺為主角、拍攝紀錄片《未夠秤》的英國導演杜浩綸（Matthew Torne），在新作《分域大道》中，以鏡頭追蹤後雨傘時代的香港人。只是今次，因近年英國脫歐討論而同樣對身份認同若有所失的杜浩綸對港人多了一份同理心：「面對紛亂時局，或去或留，聽似簡單。」他苦笑，「But it's not easy.（但不容易）」

記者：陳芷昕

攝影：李家皓

儘管在倫敦有房屋、有妻子，杜浩綸這些年來駐足於家的時間少之又少。作為一個熱衷探討人權和政治議題的紀錄片導演，杜浩綸經常到訪不同國家，以鏡頭捕捉活在強權下的百姓。2009年，他在競逐奧斯卡最佳紀錄片的《Enemies of the People》中擔任助理監製，拍攝赤柬於柬埔寨進行種族滅絕的故事。近年他又忙於在越南拍攝有「越南Lady Gaga」之稱的女歌手梅瑰參選國會的故事。

然而，一直讓這個英國導演饒有興趣的，卻是香港這片彈丸之地。杜浩綸八歲時，倫敦的家裏安裝了有線電視，他接觸到大量香港電影。他如獲至寶，也因而對香港產生了憧憬。2003年，23歲的杜浩綸從北京來到香港修讀電影，初臨貴境的他迎面而來就是50萬人上街反23條的七一遊行。至今，當日畫面仍歷歷在目，他甚至視之為人生的轉捩點：「香港人爭取民主的熱情讓我非常激動，啟發了我相信人民的力量。」杜浩綸後來甚至到英國牛津大學讀現代中國研究，在香港史學家曾銳生的指導下，以「後殖民時代的香港政治」為題做碩士論文。

杜浩綸從2011年3月開始，用了3年半時間，追蹤當時15歲的學民思潮召集人黃之鋒及17歲社民連成員馬雲祺，記錄香港人反高鐵和國教等社會運動，拍成紀錄片《未夠秤》。之後，他再參與拍攝紀錄片《黃之鋒：熱血青年vs.超級強權》，訴說的都是香港人尋找和確立「香港人」身份的故事。

香港爆發雨傘運動初期，杜浩綸因忙於《未夠秤》的後期製作而身心俱疲，一直到10月才回港，但即使人在英國，他也不停留意相關網上直播報道。傘運落幕後，杜浩綸一直念茲在茲，想記錄後雨傘時代香港人的故事。終於在2015年2月，他與黃之鋒在洛杉磯聊起下一部製作的內容，《分域大道》的念頭由此萌生。

《分域大道》在2015年5月開拍，至今年6月完成所有後製工序，整部歷時兩小時的紀錄片前後用上三年時間製作。小說《布魯克林黑街》（Last Exits to Brooklyn）和電影《人生交叉點》中，由多個單獨卻又互相扣連的故事編織整個事件的手法啟發了杜浩綸。於是，他花了兩年時間，分別追蹤黃之鋒、何韻詩、黃洋達、劉偉德、林淳軒五人在傘運後的日常點滴。五人背景不一，但他們的性格特質和故事亦引起了杜浩綸拍攝的興趣。

異鄉作異客　逃避脫歐身份危機

杜浩綸在鏡頭下，揭示了五位主人翁在傘運後各自的命運：黃之鋒到世界各地展開倡議工作，又在香港投身立法會選舉工程，但同時面對被判刑的威脅；何韻詩從主流明星轉型為熱衷社運的獨立歌手，繼續在香港市場掙扎求存；黃洋達被一名親建制的打手挑釁，引起一場最後淪為笑柄的拳賽；因不甘於雨傘運動最後一無所得的劉偉德，決心以母親遺產作為資金，支持自己與同伴競選區議會議席；身兼香港眾志成員（現已退黨）和中大神學生身份的林淳軒，繼續因生計和人生路向糾結着，並渴望出品「香港製造」的啤酒。

杜浩綸最終發現，把散開的拼圖重新拼貼後，《分域大道》又是一個香港人尋找身份認同的故事。「每個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尋找出路。要麼離開；但如果你覺得這裏是你的家，而你重視這個家，那你就要想：我留下來，我可以做些甚麼？我又將承受甚麼代價？」當中有些人已做了決定，也有人仍猶豫不決，電影中也沒有圓滿結局。

杜浩綸這些年來一直樂此不疲拿着攝影機，探索「香港人」這個身份。四年前拍畢《未夠秤》時，杜浩綸這樣解釋：「當時我說，不論是倫敦人、英國人、歐洲人，這三個身份於我並不衝突，能安然共存，不像香港人與中國人這兩個身份之間存在這麼多矛盾，所以我覺得探索香港人身份問題很有趣。」

四年後的今日，杜浩綸卻像香港人一樣，再次問自己「我是誰」。原來這一切沿於近年英國脫歐的討論。「很有趣，彷彿一夜變天，本來我這個年代的人一直視自己為歐洲人，但突然你被告知：你不再是歐洲人，你是英國人，右翼保守政黨不斷嘗試建構和強化英國人這個身份。但我不能認同，也連繫不到這些所謂英國核心價值和愛國主義。」

面對因脫歐討論而越趨兩極化的英國社會，他感到無所適從和心灰意冷。「在英國，左、右翼的政黨都越來越激進，脫歐和留歐派彼此不願溝通，英國的政治已經無藥可救。若你不同意他們任何一方，你會有種被社會孤立的感覺。」杜浩綸甚至因而萌生去意。「老實說，比起留在英國，我更想留在香港。因為在異鄉做一個外國人，比起在自己的家鄉，卻覺得自己是一個『外國人』，感覺要好一點。當你在一個不屬於自己國籍的地方生活時，面對種種問題，你都可以視而不見。」

「香港應該少一點像我這樣的人」

杜浩綸藉拍攝《分域大道》重組後雨傘港人的拼圖，同時也重組着自己的拼圖。他自覺和大部份人都像紀錄片中的林淳軒：「其他四個角色都有自己明確的路向，但林淳軒是迷失的。很多人都一樣覺得前路茫茫，不知自己下一步該做甚麼，只渴望能在亂世中找到一根浮木。」杜浩綸甚至在訪問中數次以「懶惰」和「自私」形容自己：「我很慚愧，我在英國應是屬於政治冷感的人吧。人越大，就越只會為自己考慮。有時我會覺得：哎，留下來太難受了，我一個人的力量可以做些甚麼呢？還是收拾包袱到其他地方生活好了。我很懶。」

正因感同身受，杜浩綸更能明白香港人或去或留那種曖昧不明的糾結心態，特別在此時此刻──這個陰霾滿佈的後雨傘時代。「傘運前，香港有反國教等一連串運動，我當時覺得香港在爭取民主上是甚有希望的。但你看，傘運後香港政府打壓越益嚴厲，梁天琦被判刑六年，come on，他根本不應該被判罪。香港政府越來越無管治效能，政改方案甚至不在其工作表上，因為有一個制度以外『殖民力量』在控制香港。泛民各黨亦越益分裂，民主運動未有連繫起來。」現在對香港民主進程樂觀嗎？「不灰心，但在這一刻也不感到樂觀，香港現在每一天都在變差了。」杜浩綸甚至能理解港獨思潮。「有時我也想倫敦可以從英國獨立出來，因為我對倫敦有歸屬感，但我未必對國家有身份認同感。」

人心惶惶，無論是英國還是香港，同樣動盪不安。心存去意的杜浩綸認為無人有權譴責那些想要離開的人，但理性上他也渴望社會上有更多願意繼續留下來的人。「我完全理解選擇站起來應戰是多麼困難，但如果你不這樣做，社會不可能會變好。所以《分域大道》中的人都是很重要的，不論他們做得好不好，不論你認不認同他們所做的事，他們至少選擇留下來面對了。這很勇敢，不是嗎？香港其實應該要有更多這樣的人，而少一點像我這樣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