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2 极权的诱惑中不合時宜的人民領袖

野兽按：博客来是常常溜达的网站，关注的重点是当代中国研究，尤其是在内地出版不了的著作，这里翻出几本整理分享给诸位书友。

一

书名：極權的誘惑（新版）

作者：  許知遠  

出版社：八旗文化  

出版日期：2014/05/14

語言：繁體中文 

定價：320元

在香港面臨困境、台灣民主倒退、陷入極權的誘惑之際，這本毋寧更像是警示名言和拍案驚奇。——本書編輯

獨裁者在進化，民主的典範處於不確定性，甚至出現了退步。對全世界而言，當中國政經勢力向外部擴張、咻咻來襲時，我們更需要了解極權的思維方式、形態特質；它的變形記和偽裝術；它外在的強勢和內在的弱點。否則，人類會陷入短視和迷思，被經濟增長和高效率遮蔽住威權體制之惡，扭曲強化了它的合理性存在。

史達林、毛澤東式的極權社會早已煙消雲散，在一九九〇年代，西方人舉杯慶祝歷史的終結。然而事實上，極權體制早已變形、脫變為威權，甚至是軟性威權、好像包著天鵝絨的、貌似舒服柔軟的鐵欄，而且變得富有彈性和韌性。

對此一變化，許知遠進行了歷史的、比較的縱深剖析（其涉及案例包括日本、蘇聯、法國、英國、美國，知識分子的鴉片是對獨特性的迷戀、對專制的謳歌）。他發現，「中國此刻的經驗並沒有想像的那麼獨特，在歷史中的很多時刻，我們都曾公開讚揚邪惡的力量，漠視個人的自由與尊嚴。中國正是最近的一個例證。」

1930年代，西方最頂尖的知識份子紛紛把人類的希望寄託在信奉共產主義的「新文明」——蘇聯身上。悲哀的是，紀德的呼籲淹沒在一片非理性的喧囂當中。比紀德早五個月抵達蘇聯的羅曼羅蘭，則決定把他的所見所聞塵封起來，他知道，人們要五十年後才能聽懂如此尖銳的逆耳之言。

大約同一時間，來自美國的李敦白(Sydney Rittenberg)一路心甘情願地跟隨毛澤東從事偉大的共產革命。政治迫害的無情、文化大革命的慘烈，甚至是冤屈的牢獄之災，都被他當作實踐理想的考驗。直到三十年後，他才認清現實，終於說出：「我從未真的想要待在中國……」但如今，他又以商業顧問的身份重返中國……

歷史不斷重演。未來學大師奈斯比與江澤民相談甚歡，寫了《中國大趨勢》；約書亞．拉莫在《北京共識》中信心滿滿的指出，「中國給其他國家開創了一條新路。」而《當中國統治世界》的英國作者，則宣稱一種新的文明即將到來——那正是1930年代法國知識分子對蘇聯的評語。然而，這一進程並未調整方向，而一路延燒，演化為媒體對習近平中國夢的讚譽和中國式富強終將抵達的肯定。

我們不禁好奇，極權的誘惑為何如此強大？人類為了這個覺醒，將付出多大代價？

批判、檢討中國現狀的作品汗牛充棟，許知遠卻另闢蹊徑，從文化史與心理層面的角度來看，為什麼理當是最睿智、最公正客觀的知識份子也常常被一個顯然是問題叢生的極權體制所迷惑顛倒。人類常常在巨大的歷史洪流與意識型態鬥爭中迷失自己，只看到表面繁榮和短期的美好。本書刺破了美麗新世界的虛幻泡沫，引領讀者看到穿上新衣的1984。

本書特色

1.   本書曾在2010年出版，本次推出全新版本，恰逢中國因素對港台造成強大壓力和衝擊。這一背景和時機，使得本書分外有意義。

2.   新版文字作了大幅修訂，增加了對近幾年、尤其是習近平執政後的觀察，把歷史的維度、現實的觀察、以及港台的困境，結合一起做了深刻的分析。

許知遠

著名作家，《東方歷史評論》主編。曾擔任《經濟觀察報》主筆和彭博《商業周刊》的主編，他是當代中國第一個有能力向外部世界表達其中國思考、並以中國自身視角看世界的作者和記者。目前在《亞洲周刊》與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設有專欄。他也是北京知名獨立人文書店「單向街」的創辦人。

著有《抗爭者》、《偽裝的盛世》（英文版）、《極權的誘惑》（韓文版）《祖國的陌生人》、《未成熟的國家》、《一個遊蕩者的世界》等書。

新版序：五年之後

初版序：歷史的陷阱

第一章   未來的魅力

第二章   他者的想像

第三章   可疑的懷舊

第四章   陰謀與恐慌

第五章   獨特性的誘惑

第六章   從中國特色到中國模式

第七章   文化的缺席

第八章   離開還是擁抱？

第九章   忠誠的反對派

第十章 托克維爾在北京

第二章 他者的想像

知識份子對民主國家的缺失毫不留情，卻對那些以冠冕堂皇的理論之名義所犯下的滔天大罪予以寬容。」雷蒙•艾宏(Raymond Aron)感慨道。

這是一九五五年的法國。關於世界未來的論戰中，大多知識份子人站在了左邊，蘇聯則是他們的烏托邦。他們指責資本主義的異化，卻對蘇聯的種種惡行保持沉默。他們擔心打破頭腦中「革命與進步」的幻象，似乎這比赤裸裸的現實要殘酷得多。

艾宏不是第一個發出這樣感慨的作家。「大家想要到這個處於分娩狀態的遼闊土地去逗留逗留，我們似乎正目睹著這塊遼闊的土地在孕育著未來。」安德列．紀德在十九年前訪問蘇聯歸來後寫道。像當時很多歐洲與美國的知識份子一樣，他是蘇聯的熱切支持者。資本主義正在陷入政治、經濟與人道危機，蘇聯則意味著一場嶄新的可能性——集體制、人人平等。就像他所寫的，「那裡正在進行史無前例的嘗試，使我們心中充滿了希望。」

真實的蘇聯與紀德想像的不同。在工地、工廠、俱樂部，文化館，他看到了進步的代價。在備受讚揚的集體農莊中，他發現「每一處住宅裡都是千篇一律的難看傢俱、貼著同一張史達林畫像……沒有一點點個人的東西……連集體農莊也是一模一樣，可以調換……」，而「眾人的幸福是以每個人的非個性化取得的……是以犧牲個人而得到的」。

紀德的批評，讓蘇聯與世界都陷入短暫的不安。蘇維埃的模範農莊不過是沙皇時代的波將金村，他們只展現應該展現的東西。訪問者去同樣的景點，和同樣人的聊天，目睹同樣的成就。很多訪問者心甘情願被此迷惑。「我已經到過未來，而它看起來挺不錯。」美國記者林肯．斯蒂芬斯(Lincoln Steffens)——最早開啟「扒糞」寫作風格的記者——寫道。英國的韋伯夫婦則在旅行後用一本九百頁的書宣稱蘇維埃共產主義是一種新文明。

紀德知道自己的描述將引起不安，即使他對於更恐怖的古拉格群島一無所知。另一位作家羅曼•羅蘭早他五個月來到蘇聯，表達出類似的疑惑，但他執意要把日記塵封起來，五十年後才允許發表，這樣就不會驚醒同伴們的美夢。

但紀德沒能扭轉世界對蘇聯的看法，他的尖銳聲音被淹沒在一片讚揚聲中。蘇聯的誘惑在它與德國對抗中繼續提升——它的制度與軍隊擊敗了強大的納粹德國，或許還拯救了世界。

紀德的聲音被忽略，蘇聯的流亡分子發現他們甚至連表達的機會也沒有，他們直接體驗的、也更殘酷的個人經歷無人理睬。蘇聯的叛逃者鮑里斯．蘇瓦林(Boris Souvarine)很難為自己的回憶錄找到一個西方出版商。法國作家馬爾羅(André Malraux)則在私下的談話裡說：「蘇瓦林，我相信你和你朋友是對的。但在這個階段，別把我算進支持你的人。只有在你占上風時，我才會站在你一邊。」

這是誠實，也是玩世不恭。這種情緒主宰了三、四十年代的西方世界，從知識份子到一般大眾。既然自由市場充滿了騷亂不安、資本家們貪婪無度，為什麼不能創造一種計畫體制，去統一分配社會財富？蘇聯正在創造新的民主制度，人民成為國家的主人，不再受充滿偏見的媒體所左右，也不再受政客們所操縱。

當重要的知識份子紛紛前往蘇聯時，一些普通人也準備投奔幸福之地。一九三一年的前八個月，蘇聯駐紐約的貿易處收到了超過十萬份的移民申請，大蕭條中的美國人想前往蘇聯工作與生活。這還是美國歷史上第一次向外移民，申請者們或多或少讀過暢銷一時的《新俄國的首演——第一個五年計劃的故事》，被其中描繪的蘇聯生活迷住了，這裡不僅沒有失業，也沒有剝削。幾千名美國人最終被蘇聯接納了，當然，他們沒有過上幸福的生活，大多在勞改之地丟掉了性命。

在很長一段時間裡，對蘇聯的態度是西方知識份子的座標。為什麼左派們對蘇聯的罪惡保持長期的沉默？在精彩絕倫的《知識份子的鴉片》中，雷蒙•艾宏試圖給出答案。他追溯了左派神話的形成，馬克思主義宗教式語言的誘惑力，還有法國知識份子對美國的矛盾心理。蘇聯的實驗給予他們這樣一種心理安慰——他們站在了法國大革命的光榮傳統中，蘇聯正是進步、自由、平等、博愛精神的體現。對他們來說，蘇聯人的生活到底如何並不重要，重要的是這股代表前進的歷史動力。而現實的法國令人不安，大革命以來的一個多世紀，它再沒有輝煌的時刻，而十年前還令人羞辱地臣服於納粹德國之下。在對蘇聯的讚頌中，他們覺得融入新的歷史動力，內在的焦慮也減弱了。

隨著赫魯雪夫的祕密演說的公開、匈牙利革命的爆發，蘇聯神話開始褪色，它至少失去了道德上的優越性，但它的誘惑猶在。

人們把錯誤推卸給具體的領導人，從未懷疑過共產主義制度本身是否有問題，每當西方遭遇危機時，他們對蘇聯的感情就開始復甦。

「在這個無知與健忘的土地，教訓從未被吸取。」珍．法蘭可斯雷蒙(Jean-Francois Revel)寫道。這是一九七○年代中期的法國，知識份子再度對蘇聯充滿幻想。美國深陷越南戰爭、石油危機與經濟停滯似乎再一次暴露了資本主義的內在矛盾。而蘇聯有豐富的石油儲量，它比所有國家都生產了更多的鋼鐵、石油、水泥、甚至拖拉機，它的軍事實力與美國不相上下，是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英國首相哈樂德．麥克米蘭相信，蘇聯人會把軍事技術轉化到工業生產中，蘇聯可能最終超越資本主義。從智利到衣索比亞，共產主義者們在第三世界取得政權，蘇聯的全球影響力似乎也在提高。

珍．法蘭可斯雷蒙發現，法國的知識份子再次重複了二十年前的沙特與艾宏之爭。左派們似乎仍佔據上風，他們詛咒資本主義的衰退、社會不公、媒體的商品化、消費主義、軍國主義，而蘇聯的一切都是好的，甚至莫斯科的地鐵票也不漲價，報紙上充斥了這樣的標題《社會主義：解決世界危機的唯一辦法》。他們仍遵循著沙特的邏輯：首要任務是批判法國社會和資本主義，蘇聯仍是個美好的參照。

但蘇聯並沒有他們想像的這樣美好，它固然沒有石油危機，卻需要大量進口小麥。讚歎莫斯科地鐵票從不漲價的巴黎人，不知道蘇聯的馬鈴薯價格一直在上漲。蘇聯在人造衛星、核彈頭、戰鬥機、鋼鐵製造上表現出不可阻擋的力量，卻不能給自己的人民提供足夠的生活必需品，它是一個「低度發展的超級大國」。它宣稱人人平等，卻創造了一個等級森嚴的社會；它說它代表無產階級，但官僚系統才支配一切；它要全面的解放人，結果是對人的全面禁錮；它聲稱帶來物質與精神世界的共同富足，但只創造一片荒原……

即使「國家富強」也沒有人們表面上看到的那樣強大。關於共產主義國家的經濟成長的書籍與論文，曾充斥在美國的學術與流行期刊上，很多美國學者相信蘇聯有一種不同的模式。經濟學家加爾文．胡佛(Calvin B. Hoover)在一九五七年發表的一篇文章代表了當時的流行情緒。他相信，蘇聯的統計數字並不全然值得信賴，但或許「集體式、專制的政權」能比自由市場的民主政體取得更快的經濟成長，蘇聯有可能在七○年代超越美國。

事實是，蘇聯的經濟成長，來自於它的政治動員能力，但卻建立在驚人的代價上，重工業所需的資金是以農業的普遍蕭條、大饑荒為代價的，而數百萬的流放者成為現代奴隸。它的長遠的代價同樣驚人。環境的驚人破壞，幾代人的頭腦陷入停滯，整個社會分崩離析、自私、冷漠與虛偽四處蔓延。歷史上只有很少的時期，人的尊嚴受到如此的踐踏。這種成功也註定不可持續。

局外人不知道、或許也無法真相信這一切。西方報紙上充斥著危機的字眼、自我批評，而這是多元社會的特徵。但在蘇聯的公開信息上，讀不到任何危機，只有成就與歡慶。代價可以輕易地被原諒，未來總是一片光明，人們只能猜測這資訊黑洞中到底發生了什麼。一直到一九八九年前，很少有人真的意識到，這種體制已經難以運轉。

對於法國左派來說，現實是一回事（即使他們知道），觀點卻是另一回事，他們不願用現實來修正既定的看法。最初的真摯信念已不可避免地衰竭，最後變成了頑固的身份確認。他們與其是對蘇聯的真心讚揚，不如說是對歷史傷口的掩飾。這也是他們反美情緒的延伸，他們對於美國的影響力心懷深深的不安（它在盜走拿破崙的昔日榮耀嗎？）。他們也不願意承認蘇聯的背叛者的敍述，覺得他們是冷戰陰謀的一部分，很多人覺得索忍尼辛描述的古拉格群島不過是誇大其詞。

蘇聯神話暗淡下來，一些新的替代者卻正在出現。納塞爾(Gamal Abdel Nasser)的阿拉伯社會主義曾讓整個中東興奮難安，更讓反殖民的西方知識份子們稱讚不已。卡斯楚的古巴革命曾令很多人歡呼雀躍，而越南共產黨也激起過普遍同情，它是個純潔的受害者。倘若蘇聯是歷史中的恒星，它發出耀眼和持久的光芒，昭示著另一種可能性，那麼這些國家則像是行星，它們與恒星結構相似，只是光芒微弱。它們都是反殖民浪潮的先驅者、是帝國主義的挑戰者、是尋求公正的弱小受害者。它們內部的殺戮、恐懼與壓迫，都掩蓋在這個角色下了。

在所有的替代者中，毛澤東的中國扮演著最值得期待的角色。它所激起的幻象，不僅來自於二十世紀的共產主義意識形態，更來自於它的古老歷史。不僅是知識份子，連政治家與普通群眾，也都亢奮不已。

速成的中國學」，比利時人西蒙．雷斯(Pierre Ryckmans，筆名為Simon Leys)創造了這個辭彙，譏諷那些毫無常識與原則的中國問題專家。

六、七〇年代的西方充滿了這樣的人物。他們是記者、學者、作家，有的在中國居住多年，更多的僅僅是短暫的旅行。他們寫出或長或短的作品，對於一個「革命的中國」讚歎不已。他們相信毛澤東推行教育、醫療的平民化，創造了一個更平等也更樸素的社會。「中國工人的購買力絕對比法國工人少，他們的工作條件也差，工作的時間更長，一週只有一天休息、沒有帶薪假期，他們的住房條件也比我們差很多……但問題不在於絕對的比較，而是相對比較。比起社會的其他成員，中國工人的地位要比法國和西方民主國家的工人們高得多。就工資而言，一個熟練的技術工人掙得比一個醫生、教師或是政府官員更多。」一位法國經濟學家寫道。他沒興趣繼續追問一句，為什麼一個受過良好教育的醫生要比一個工人掙得少？

「文化大革命」更充滿了浪漫，古老的中國到處是燦爛的文化、光輝的革命。中國不僅是柏克萊、巴黎、柏林、東京的反叛青年們的靈感之源，也是很多第三世界國家模仿的榜樣。游擊戰術、醫療和教育體系、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都給予它們鼓舞。

毛澤東與尼克森的會面，令中國變得更為時髦了。尼克森與季辛吉迷戀毛澤東至高無上的權力，沒有一個民主國家的領導人能像他這樣率性而為，半人半神似的統治著世界最大的國家。中國也是他們重塑世界秩序的個人野心的合作者。即使對於那些從不支援「紅色中國」的人來說，中國也散發出新的魅力，它是美國對抗蘇聯的盟友。在這種新眼光下，中國的一切都合情合理。

「[中國]的政治體制……在我們看來，被絕大部分中國人所支持……昔日的政權失敗了，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功地用經濟安全取代了貧困，用秩序替代了無序，大眾的正義取代了對大眾的壓迫，力量取代了物力，民族驕傲取代了屈辱。」一個美國代表團在訪問中國後寫道。

著名記者詹姆斯•萊斯頓(James Reston)則相信「他們正在很有意識地生活著，重建著自己的國家，也重建著自己」，甚至單調的裝束都別具風采，「女子絕對沒有化妝，雖然她們養育著世界所有民族中最龐大的人口，但多少隱藏著自己的胸部。同今天西方世界的暴露性時裝相比，她們的服飾很純潔、很一致而又古老，這裡包含著一種巨大的美和風采。」

政治的混亂、經濟的崩潰、社會的壓抑、個人的絕望，他們對這個真實的中國毫無感知。著名記者哈里森．薩斯伯里(Harrison Salisbury)在一九七二年五月認定，文革的混亂已經結束了，一種新精神已經到來。比起他在蘇聯所見——年輕人盲目崇拜西方、追隨西方的流行文化——中國人則表現出自尊，「他們站起來了，他們有自尊和尊嚴。」

你可以說，他們不是真正的中國專家，從未認真學習過中國的歷史與政治，即使他們親身來了中國，也只是浮光掠影的旅行，旅程又是被精心安排的，沒人會對他們敞開心扉，就像一位美國人所說，「中國的每一個人——從走出廚房來接受我們稱讚的廚師，一直到國家總理——說話時用的辭彙完全一樣。」這個精心營造的中國，像是一九三〇年代前蘇聯的另一個翻版。

但那些真正的中國專家呢？西蒙．雷斯提到了韓素音(Elisabeth Comber)與譚若思(Ross Terrill)。韓素音是半英半中的混血兒，見證了從中日戰爭到文化大革命的中國歷史，熟識宋美齡、周恩來等重要人物。她用英文寫作中國題材，是那個時代最受歡迎的作家之一。在為世界描繪的中國中，她稱「文化大革命」是一場「人類的大躍進」，並且促進經濟發展；紅衛兵則行為良好，富有民主觀念；江青則盡其可能減少暴力的發生……

譚若思則是一位公認的漢學家。他對中國的描述不僅在英語世界暢銷一時，他的《毛澤東傳》中文版至今仍是最受中國人歡迎的同類題材的著作。西蒙．雷斯發現，譚若思沒有寫出韓素音式的謊言，但他也從未揭示出中國的真相。他是個詼諧的、也很敏銳的觀察者，中國被他描繪成陌生和奇特之地，他不描寫殘酷、虛假和不公，更不對此作出道德判斷。「有娛樂性，但不要富於爭議；回避一切可能帶來困擾、激起不安、或帶來不愉快的話題；取悅每一個人。」西蒙．雷斯這樣評價譚若思的風格。

在他看來，譚若思的《毛澤東傳》的獻詞再好不過地展現了這種風格：「獻給在今日一些國家渴望的領袖天才，也同樣獻給那些想擺脫領袖神祕感的普通人。」所有傷痛都在這獻詞中被一筆帶過，領袖與人民都是對的，沒人要為歷史承擔責任。倘若社會主義要求他的藝術家們刪除作品裡灰色、負面的情緒，只表現鬥志昂揚，那譚若思也進行了類似的自我審查。

他的語調和結論總傾向於樂觀，以至於忘記追問邏輯關係。在評價一九四九年後的中國時，他說新政權「養活了世界四分之一人口，工業產值每年成長百分之十」，它取得了「三十年的社會進步」。即使我們不去追問大饑荒的真相（在三年內饑餓致死的人口甚至比八年中日戰爭還要多），一個至今仍常被混淆的邏輯是——這四分之一的人口是自己養活了自己，也養活了這個政權，而不是倒過來。農民們在參加「憶苦思甜」的活動時，自然回到的是「三年自然災害」——他們的記憶裡沒有比這更苦的時光了。但這場災難不緣於「自然災害」，而是狂熱政策的後果。

「在他們眼中，法西斯政府是家族裡的黑羊，它選擇了錯誤的道路、背叛了文明、讓文明蒙羞，而史達林政權被視作來自另一個星球的奇特生命。如果這些人願意相互殘殺，這是他們的事。」珍．法蘭可斯雷蒙這樣寫道。他試圖解釋知識份子們為何嚴厲地譴責法西斯德國，卻對共產主義蘇聯持寬容態度。

黑羊的比喻冷酷，卻很可能是事實。俄國來自東方，人們一直認定東方有被殘暴所左右的傳統。而比起俄國，中國才是真正的東方，它更遙遠、神祕，更像另一個星球。尼克森不是感慨，二十年來前往中國的美國人比前往月球的人還要少。所以，中國的殘酷性，也更容易被接受。

西蒙．雷斯發現，儘管包若望的回憶錄《毛的囚徒》、陳若曦的小說《尹縣長》是對毛澤東時代真實的揭露，但它們沒引起西方的重視。中國人正在遭遇的痛苦，淹沒在中國的另一個形象中了。他們對中國的樂觀判斷基於這樣的邏輯：中國真的不同，我們對它採用另一個衡量標準；中國有它的問題，我們也有自己的問題，我們無權力去指責他們。對暴力的崇拜、隔岸觀火的快樂、廉價的東方主義，充斥了這些中國崇拜者們的內心。

西蒙．雷斯是那個年代的異類，他翻譯過《論語》、沉醉於中國的山水畫。一九五五年，他第一次來到新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為其激動不已。但在接下來的歲月裡，他的態度發生了戲劇性的轉變。一九六七年，居住在香港的他看到了順珠江漂流而來、又被海水沖到岸邊的屍體——他們是文革期間廣東武鬥的喪命者。他與逃到香港的中國人交談、閱讀中文報紙，逐漸瞭解中國的真相。

一九七二年，他作為外交官在北京生活了半年，這段經驗再次肯定了他對於中國的這個判斷——這是世界上最富壓迫性的政權。在其他的外來者紛紛感慨中國的「中興精神」與「新的中國人」時，他說毛澤東的文化革命「是一項使地球上最聰明的人民淪為白癡的龐大工程」。在幾年後出版的《中國的陰影》一書，像是中國文人畫的疏離與喬治．歐威爾的犀利的混合體，他壓抑不住自己對這個政權的憤怒。但他的觀點在西方卻被左派嚴重地質疑。

「很顯然，它是反共的知識份子時尚，尤其是針對第三世界時。」一位美國學者投書《紐約書評》，他接著寫道，「這種歐洲知識份子的傾向至少可以上溯到黑格爾，他用東方專制主義形容中國。」

難道中國不是專制國家嗎？一九八○年代的漢學家們熱衷於與眾不同的鄧小平時代，只有西蒙．雷斯仍在強調「這個政權從未改變」，天安門事件印證了他的悲觀論調。在不久後的一篇文章中，西蒙．雷斯預言說，西方人將再次淡忘血案，政客與商人們將迅速到來，以促進改革的名義，而重新恢復與中國政府的關係，而中國這個政權也將繼續。只要給他們足夠多的時間，他們將及時治療好這短暫的道德創傷。

二

书名：不合時宜的人民領袖：習近平研究

作者：  鄧聿文  

出版社：獨立作家  

出版日期：2023/05/09

語言：繁體中文 

定價：450元

★習近平的中國夢時間表：

2020年：完成五年扶貧攻堅計畫，消除絕對貧困

2035年：基本實現中國的現代化

統一臺灣，粉碎美國霸權

2050年：完全實現中國的現代化

完成民族復興的中國夢──

中共二十大為習近平進行了人民領袖的「加冕禮」，現在看來，習至少還要統治中國十年。在習的第一個十年裡，他僅用三年獲得黨的「核心」稱號，五年將自己的思想寫入黨章，十年破除連任限制，甚至抗疫失誤帶來的人道災難都未能撼動中南海。習是如何做到這一點的？

本書建立了一個新的邏輯框架，用以解釋習近平的權力崛起之謎。鄧聿文細緻分析了習的大戰略、治黨和治國術、政敵和盟友、偏執人格、對臺灣的垂涎、二十大人事布局和政治路線的特點、習政權的性質和表現形式，佐以對中國的國家主義、中美對抗的「持久戰」性質、鄧小平和江澤民這兩代中共核心的政治遺產等之論證，大膽提出習近平的一人專制早已不合時宜，雖然短暫地建立了宛如毛時代的權威，卻終將被其他執政方式替代的假設，讓關心中共及中國當下與未來的讀者可以更瞭解習近平，在理解和推估時勢的時候，也有更客觀參考依據。

本書特色

為什麼進入二十一世紀後，極權統治竟然在中國復活？

一個沒有自己的班底、唯唯諾諾、看來易受元老擺布的軟柿子，何以成為毛澤東以後中共最有權勢的領導人？

中共二十大以後，習近平進入第三任期，中國的下一個十年又會在他的手中走向何方？ 

旅美中國問題專家、政治評論員、獨立學者鄧聿文細緻、客觀剖析並提出大膽假設，為所有關心中國前途的讀者指引方向！

各界推薦 

黎安友Andrew J. Nathan（美國知名中國研究權威）

鄧聿文

旅美中國問題專家、政治評論員、獨立學者，多家海外中文媒體撰稿人，中國戰略分析智庫研究員兼《中國戰略分析》雜誌共同主編，胡趙基金會祕書長，曾是中共中央黨校《學習時報》副編審，先後在FT中文網、《紐約時報》中文網、《華爾街日報》中文網、BBC中文網、德國之聲、美國之音、《聯合早報》、《上報》、《世界日報》、《當代中國評論》，以及FT、SCMP、FP等發表大量中英文評論文章。近年在紐約出版《最後的極權》和《美國真相──一個中國記者對美國的觀察和思考》。現居美國，致力於對中共和習近平的批判，為中國民主事業探求可行路徑。

推薦序／黎安友

自序

不合時宜的人民領袖：習近平研究

前言

習近平的自我定位和他的大戰略

習近平的崛起之路：他是如何成為繼毛之後最有權力的中國領導人

習近平的治國術

習近平的臺灣，他要收復它嗎？

習近平的反對者與支持力量

習近平的偏執人格認知及可能後果

黯淡的未來：中國式現代化、類法西斯政權和可能的崩潰

尾聲：不合時宜的人民領袖，歷史的趨勢究竟是什麼

中共二十大，習近平的「加冕禮」

中國的國家主義與習近平政權的過渡性

「回應式極權」：對習近平政權性質的判斷

論中共的持久戰

中共百歲長壽「祕訣」

中國的新階級分析

江澤民改變了中共什麼

鄧小平的政治遺產與未完成的改革

中國政改：歷程、原則、方向與可能性

中國民主革命的策略：先反習，再反共，兩步走

推薦序 

文／黎安友

譯／鄭維

這本書顯示了為什麼經常在《紐約時報》、《金融時報》和其他主流媒體中文網上發表評論的鄧聿文，能成為世界上最受尊敬的中國大陸事務獨立分析家之一。他超越了對中國分析的人云亦云和陳詞濫調，提出了更客觀、更複雜、更真實的分析。

鄧聿文闡述了在胡錦濤時代，中國共產黨面臨危機之後，習近平面對當時已經變成泥足巨人，以至於無法保證其生存的共產黨，進行了強力集權的原因和過程。他深刻地分析了習的統治方式，對習要完全控制中國社會的做法提出了質疑。畢竟在現在的中國，人們仍然可以在社交媒體上表達他們的抱怨，而且與毛澤東時代相比，除了在 Covid 封鎖期間，政府對人們的私生活基本上不太介入。

西方將中國崛起稱為「中國威脅」，而鄧聿文給了它一個更客觀的視角。習近平尋求地區主導地位。因為沒有它，中國永遠無法免受它認為的來自美國的永久威脅。這種對地區主導地位的爭奪確實威脅到現狀。但中國要實現這一雄心面臨許多障礙。在亞洲之外，中國也在尋求更多的力量，但主要是為了市場准入和外交影響，而不是政治或軍事優勢。習近平並不尋求向其他社會傳播共產主義意識形態或中國模式。

即使中國的這些目標並不像許多美國人想像的那樣具有威脅性，但它們確實挑戰了美國在世界上的地位，美國自然會做出抵制。過去華盛頓遲遲沒有意識到中國實力不斷增強帶來的挑戰，而現在它終於開始反制。中美之間的競爭是真實的，但鄧聿文警告西方，無論是以冷戰還是熱戰，都不要將中國推向全面對抗。如果中美不能和平競爭，中共內部的改革勢力將別無選擇，只能支持習近平的民族主義專制統治。政治改革在很長一段時間內變成鏡花水月。

在這場爭取更大影響力的長期角力中，習近平意識到中國有很多弱點，而美國有很多優勢。這意味著中國必須採取「持久戰」的戰略。這個「戰」不一定是武裝衝突。它可能是一場曠日持久的冷戰。但鄧聿文認為武裝衝突依舊可能。臺灣是中國打破亞洲力量平衡的突破口，不僅出於歷史和戰略原因，臺灣本身對中國很重要。但如果中國在臺灣問題上與美國對抗，並成功威懾或挫敗美國的干預，那麼整個亞洲的力量對比就會發生變化，中國將一舉實現取代美國成為地區主導力量的目標。既然美國也明白這個邏輯，那麼臺灣就成為對雙方都利害攸關的問題。這就是武裝衝突難以避免的原因。鄧聿文不認同這場危機會像一些美國戰略家預測的那樣在短期內發生，但他認為習很可能會在他卸任之前攻打臺灣，特別是在二○三五年。

鄧聿文也展示儘管習近平上任的頭十年取得了很多成就，但他並非沒有弱點。他有獨裁者的缺陷：他只靠自己，誇大自己的知識，不向他人問計，而一意孤行。不僅在社會上，甚至在執政黨內部，他都不容忍獨立勢力。這形成了一種扼殺社會創新和適應的情緒。

獨裁者容易鑄成大錯，而習已經犯了一些錯誤。他統治的中國比毛時代的中國發達得多，也更受普世價值觀的影響。他在黨內外都有敵人。他甚至不能信任自己在統治集團中的同僚。像習近平這樣的強勢領導人可能是欲擺脫江胡統治的弱點、挽救中共所必需的，但一人統治不可能永續。

這些都是讓鄧聿文認為，習近平的執政方式是過渡性的、最終會被其他執政方式替代的原因之一。這本書以一個深思熟慮的路線圖結尾，描述在中共領導下如何進行政治改革，不會造成社會動亂，並且達成真正的有制衡、獨立的司法機構和負責任的政府。中國的國家憲法其實為中國的民主做出了良好規制，但前提是全國人大必須刪除中國憲法中共產黨管制一切的序言。在序言之後，憲法的其餘部分描述了一個良好的民主制度，只要中國嚴格按照憲法的規定運作。

鄧聿文分析當代中國的眼光比其他論者都更深遠。他的分析基於對事實的深入瞭解，細緻入微、清晰明瞭。我很榮幸向臺灣和世界各地的讀者推薦他的大作。

黎安友

二○二三年一月十三日於紐約

自序

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和他的霧月十八日》這部史學名著中有一句後來被人們廣為引用的話：一切偉大的世界歷史事變和人物，都出現兩次。第一次是作為悲劇出現，第二次是作為笑劇出現。這話用來證之中共七十多年建政史的前後兩位領袖及他們統治的時期──毛澤東和習近平，是非常恰當的。毛的獨裁以及由此造成的文革十年的浩劫，可以說是一場中國的悲劇；但是在一個甲子之後，習以毛為師，再在中國行極權之統治，給中國造成了疫情清零的浩劫，則未來書寫歷史時，一定會把他這種拙劣的模仿，當作一齣笑劇。

笑劇不是指對習近平和習時代的研究沒有意義和價值，而是反映這個獨裁政權本質的荒誕性。儘管人類的專制歷史很長，並且在全球第三波民主化已經四十多年後，最近十多年在世界出現了強人政治和威權統治的某種集體回潮，自由民主似乎遭遇到了挫折，然而，在經歷希特勒、斯大林（臺譯史達林）、毛澤東這三個人類史上罕見的極權政權所造成的災難之後，人類還是獲得了很大的免疫力，此類革命名義的極權統治再未出現，直到習的上臺。他把自鄧開創的相對開明的中共統治新傳統，澈底顛覆，回到毛時代的一人說了算的統治方式。

和專制制度不同，極權制度有一套系統的意識形態學說和體系，對人民構成了思想的鉗制和統治，讓人乖乖地追隨領袖，聽從領袖的指令和擺布，喪失反抗意志。專制政權的統治者，會因為臣民冒犯其威權或者政見不合而大開殺戒，極權政權的統治者則以意識形態或者革命的名義成系統地殺人，恐怖是極權統治的底色。雖然時代在進步，現在的極權統治不再在「革命」的旗號下隨意殺人，但用意識形態隨意處置和懲罰不服從的國民，還是沒變，讓人恐怖依然還是其統治的基本手段。就統治的完美形式，對民眾的壓迫程度特別是對自由言論的壓制程度而言，習政權是現今世界上唯一的貨真價實的極權政權──除了朝鮮，而且還具有過去極權統治不曾具備的數字（數位）科技極權功能，因此，它對自由世界構成了巨大挑戰。

為什麼在人類進入二十一世紀，極權統治竟然在中國復活？這正是本書要解答的問題。按理，在經受毛的文革的恐怖統治以及改革開放和現代化的洗禮後，中國不應再出現毛式極權統治。可是毛的幽靈在一個曾經遭遇毛的迫害的中共元老家族的後代身上附體，就顯示出它的極度荒謬性。此種荒謬性在疫情三年特別是二○二二年得到集中的大爆發，讓世人見證了這個政權在應對疫情、管控人民上是何等地荒腔走板。

在疫情進入第三年亦即二○二二年後，世界上所有國家都已開放，只有中國例外。而中國不開放的唯一原因，就是習近平不想開放，他想走出一條獨特的抗疫之路，以彰顯他的正確領導和中共體制的優越。他的抗疫方式就是所謂的動態清零，即用嚴厲封控和全員核酸檢測來防病毒傳播，但病毒沒有防住，卻給社會帶來無窮無盡的人道災難，以及經濟的嚴重滑坡。過去三年，是中國人活得最憋屈、最窩囊、最沒有尊嚴的三年，十四億人屈服於他一人的意志，為他一人受難，直到十一月底十二月初爆發席捲二十多個大城市的「白紙運動」，民眾勇敢走向街頭進行抗議。

面對民眾的憤懣，以及前所未有的經濟壓力，習終於不得不順應民意，放棄動態清零。可是，突然的全面解封導致疫情大爆發後，政府近乎於撒手不管，各種防疫物資特別是藥品奇缺，民眾無法寄望於當局，只能自救。難以想像，三年抗疫，當局居然沒有去想總有放開的一天，需要儲備足夠的防疫醫療物資包括藥品，這本來是政府最基本的職責。致使這次放開後出現了本不該出現的老人大量死亡的亂象，白白浪費上海封城三月所爭取到的寶貴時間。

不只是疫情顯示習政權的荒謬性，中共二十大閉幕式出現的前總書記胡錦濤被架離主席臺一幕，亦讓全世界看到習對曾有恩於自己的領導人都是那麼地冷酷無情。不管胡錦濤事件的起因是什麼，習都不應該這樣對待一個快八十歲的老人。習要人架離胡以及主席團上一眾黨國要員對此的無動於衷，鮮明地反映這個極權政權把一個個有血有肉、有思想和情感的人改造成一架架喪失基本人性、冷冰冰的機器，除了映襯出它的荒謬，沒有別的。

雖然習近平在中共二十大如願以償獲得了他的第三任期，似乎之前發生的種種事情，包括美中對抗和疫情都沒有影響到他的權力，看起來讓人非常沮喪，但是，從他被迫放棄清零可知，抗疫的失敗對他的權威是個重大打擊。毛是既有權力更有權威，人民對毛的崇拜很大程度上發自肺腑；習和毛的最大差別，是他有權而無威，或者其權威根本不足以支撐權力。沒有權威支撐的權力，本質上是脆弱的，隨時可能遭遇某種重大挑戰。習在這一點上倒有自知之明，危機感很重，所以每每強調底線意識、底線思維，因為他自感德不配位，權威不足以服眾。說實在的，別看他要求幹部自信，他是自信不起來的，所謂自信恰恰是為了掩飾內心的極度不安。

人類歷史經驗告訴我們，極權政權沒有未來。不過眼下中國人還得忍受他的極權統治，這個過程會有多長，說不好，短則幾年，長則十幾年，但不大可能是終身，因為獨裁者既自大，又不信任任何人，年齡越老，會變得越固執，活在自己的信息繭房（echo chamber，即回聲室效應，亦俗稱為同溫層效應）和想像中，從而決策出錯包括出大錯的概率越高。而中國是禁不起他再三折騰的，他的每次失誤，都為結束獨裁統治和極權政權，提供了一個機會。從這個角度看，對未來不要太悲觀。

作為一個中共的研究者和觀察者，筆者這些年站在大洋彼岸的美國觀察著習的一系列表演。儘管在逃離中國後無法親臨現場，在觀察中缺乏現場感，對極權統治加劇人們的痛苦多少會產生一些隔膜，影響研究的深度，然而也有好處，反可能少受個人情緒的支配，從一個相對客觀的角度去觀察和判斷這頭利維坦怪獸。當然，筆者不知道自己的研究結論和分析方式是否禁得住歷史的檢驗，希望如此。

從一個長時間視角對習政權進行研究和評估，是筆者多年的想法。今（二○二二）年因為二十大的關係，終於下了決心，在為媒體撰寫評論之餘，花了大約半年寫這篇七萬餘字的〈不合時宜的人民領袖〉長文，試圖對習統治的十年做一個階段總結。研究和分析習的文章、專著汗牛充棟，但從筆者的中文閱讀範圍看，系統全面對習統治的十年做一個合乎邏輯的分析的文獻很少。這讓筆者有一種使命感，欲填補這一空缺。但筆者才疏學淺，不敢說自己的解釋就一定準確，不過倘若能給人們的觀察和研究帶來一點啟迪，就已滿足。

七萬餘字單獨成書，還是有些單薄，筆者挑選了多篇近年來發表的自以為尚未過時、有些價值的文章，和這篇長文組成一部書。在此感謝秀威資訊出版公司願意出版拙著，尤其感謝石書豪、尹懷君以及秀威其他編輯的仔細審稿和編輯工作；感謝資深中國問題專家、哥倫比亞大學教授黎安友為拙著寫的真知灼見的推薦序。筆者也感謝家人特別是太太，沒有她為家庭的辛苦付出也不會有這篇文章的問世。

最後，筆者要說，現實雖很黑暗、很殘酷，但只要我們不失去希望和信念，自由的一天會在人們意料不到的時候到來。

二○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於新澤西

〈不合時宜的人民領袖：習近平研究〉（節選）

習近平的臺灣，他要收復它嗎？

在習的民族復興大戰略中，臺灣是關鍵的一環，缺了臺灣，習是無法將民族復興的這個圈畫圓的。所以本文將臺灣單獨列一節來論述。

臺灣是國共內戰的遺留問題。但在毛鄧時期，中國的軍事力量打不過臺灣海峽，無法解決臺灣問題，另一方面也是他們對統一臺灣實際並不著急，儘管鄧在上世紀曾把統一臺灣作為八十年代要完成的三大任務之一，為此還提出了一國兩制構想──該創舉最先是針對臺灣而提出的，後來才運用到港澳上。原因在於，那時臺灣是在兩蔣統治下，不管兩蔣和中共如何地不共戴天，他們都是民族主義者或者說愛國主義者，大陸不但是他們的根，而且自認中華民國是中國的正統。所以臺灣在他們手上是丟不了的，兩岸遲早要完成統一。

蔣經國去世得有些早，也選錯了繼任者。不過，在他統治的最後幾年，知道反攻大陸無望，也就不再做這個夢，而一心一意經營臺灣，把臺灣當作自己的家，啟用了一批臺灣本土幹部，開啟了臺灣本土化和民主化的進程。臺灣的民主化也就是臺灣本土意識生根成長的過程，從這個意義說，蔣經國無意（抑或有意）做了那個破局者。

江胡二十三年，臺灣完成了民主轉型，政黨輪替成為常態，與此同時，臺灣也完成了獨立建國的思想輿論和組織的結構轉換，開始同大陸漸行漸遠。大陸這邊，經濟發展還是中心任務，顧不上去解決臺灣問題，雖然軍事上有很大發展，但同美國相比，差距還非常顯著。大概他們也有一種看法，認為只要大陸的經濟和軍事力量繼續發展，臺灣終究是跑不掉的。儘管如此，面對越來越成氣候的臺獨，大陸感到事態有些嚴重，於是在二○○五年，全國人大針對臺獨制定了《反分裂法》，試圖為將來在臺灣用兵有一個法律基礎。

習上臺後，中國的崛起速度以一種超出世人預期的方式推進，同時中國的軍力也有一個爆炸式的增長，這給了他統一臺灣的極大信心。習提出民族復興的中國夢，制定兩個百年的奮鬥目標，要在二○四九年中共建政一百週年實現民族復興，完成現代化。雖然習沒有說二○四九年中國要實行統一，但這個民族復興的時間表實際也就為兩岸的最終統一劃定了一個最後的時間表，即在二○四九年完成國家統一。事實上，中共的理論家們在解讀習的中國夢和兩個百年奮鬥目標時，也是這麼明確宣稱的。

為什麼說民族復興目標的實現之日就是兩岸統一之時，是習要表達的含義呢？道理很簡單，屆時臺灣沒回歸，中共如何向它的國民解釋中國已經實現了復興？中共當然也可以說，雖然臺灣尚未回歸大陸，但中國實現了民族復興也是事實，因為那時中國的國際地位可能確實比現在要高出很多。然而，這個說法要被國民接受，需要一個前提，即臺灣不尋求獨立，回到中共劃定的「九二共識」和「一個中國」原則上來，這樣中共就可以解釋，臺灣儘管還不被大陸統治，但認同「一個中國」原則，承認「九二共識」，兩岸是分治而不是分裂，臺灣的治權雖沒有回歸大陸，但主權屬中國，這就等同回歸中國，也即臺灣在形式上回歸大陸是遲早之事。如果沒有這個前提，中共連這個自圓其說的解釋空間都沒有。除非中共屆時放棄自己設定的民族復興的時間表。這種可能性當然存在，如果在未來三十年中國內部發生了意料不到的大的社會動盪，阻滯或中斷了復興勢頭，中共也就無暇顧及臺灣。但假如真出現這種可能性，也不排除中共的統治階層通過發動臺海戰爭來轉嫁社會危機。所以二○四九年實現了民族復興的目標任務，在邏輯上也就必然意味著兩岸完成了統一。

不過，習也清楚，就算他長壽，能夠活到二○四九年，屆時他已是九十六歲的老人了，不可能還在統治中國，這個統一之功就落不到他頭上，那他之前所做的所有準備都在為別人做嫁衣。人總是很自私的，習也不例外。毛讓中國站起來，鄧讓中國富起來，習讓中國強起來，這是習標準的中國復興的三段論敘述，前兩段已成歷史，無人會質疑，可強起來則還是現在進行時。強起來的標準是什麼？最有力的說服人的標準就是兩岸統一，不論和統還是武統，臺灣回歸大陸，表明中國的國力達到連美國都奈何不了的程度，這當然是名副其實的「強起來」。如果這個事情在他手上完成，這就是蓋世之功，習就成了民族英雄，他在黨內的歷史地位將直追毛，甚至超越毛。而且，統一臺灣也將為中共贏得民心和長期執政的資本。可以說，沒有哪件事比得上兩岸統一更能確立習在中共和中國歷史上的榮譽和地位，對民眾和國家更具象徵意義。就此而言，可以把中國的民族復興簡化成能否統一臺灣。這對像習這類一心想建立歷史宏偉基業的前現代領導人，是非常具有誘惑力的。有種說法認為，習搞集權和獨裁的終極目標，就是要在任上解決臺灣問題。他不會把這個事情、也不會把這個榮譽留給他的繼任人。客觀說，習集權和獨裁的主要目的，還是要挽救共產黨，但臺灣也是其目標之一。

臺灣不但關係習的中國夢能否畫圓及其歷史定位，事實上也關係他退位或卸任後能否安享晚年。這些年他在黨內外樹敵太多，二十大更是組建一個清一色的權力班子，將團派和改革派澈底清理出局，從來沒有一個中共領導人，權力空前強大，卻像他這樣四面樹敵，幾乎將所有的權勢和利益集團都得罪了。這並不符合中共的歷史哲學，在這個意義上，他是一個非典型的中共領導人。但這也為他帶來了危險。現在他平安無事，是因為大權在握，反對派對他奈何不得。然而，一旦掛冠而去，他的敵人勢必要對他進行清算和政治反攻。但假如解決了臺灣問題，這件巨大的歷史功績將成為他的護身符，之前他所做的所有讓人不愉快的事情都會被人民一筆勾銷，人們只會記住他統一國家的功勳。任何人與他為敵，都是與人民和歷史為敵，在這種民意面前，那些對他恨之入骨的反對者不敢輕舉妄動，甚至很有可能他挾統一之功終身執政。

上面的論述告訴我們，習實際的兩岸統一時間表要大大地提前，這個時間應該是二○三五年。那時他接近八十三歲，以現在人的長壽，這個年齡還不算太老，如果身體健康，領導國家沒有問題。而他修憲的真實目的，或許不是要終身執政，而是再連任三屆，到二○三七年八十五歲時任期結束，把統治之棒交給他選定的接班人。也就是說，在他最後一個任期結束前要解決臺灣問題，而這個時間很可能在二○三五年。因為這一時間恰好是習規劃的中國全面建成現代化的第一階段。習將第二個百年實現中國的現代化分成兩個時間段，第一個時間段截止到二○三五年，初步建成現代化。他之所以如此設計，顯然是考慮到了他的年齡和任期問題，要在卸任退下來前即在二○三五年完成中國的統一大業。所以，二○三五年會是習實際的統一臺灣的最後日期，除非屆時外部環境發生了非常大的變化，或者習的健康出了問題，否則他不會在這個時間點後把收回臺灣的任務交給他的繼任者去完成。

一人統治的體制，領袖的個人願望是判斷時局的重要因素，而習是一個確實想做事的人，他的野心和對歷史地位的渴望會讓他在臺灣問題上孤注一擲，儘管如此，有沒有一種可能，習最後放棄收復臺灣的計畫，不想青史留名。理論上當然不排除，但實際很難做到。毛可以把解放臺灣留給後人，無人敢質疑他的做法，也不損他的權威。鄧也可以不去統一臺灣，對他的權威一樣沒有損害。可習不能，如果他不去解決臺灣問題，想取而代之的人就會蠢蠢欲動，拿臺灣向他發難，他手下一大幫想建立軍功的將軍們也會對他不耐煩，有可能拋棄他。根本的原因就在於，毛鄧無須用臺灣在自己的功勞簿再加上一筆，他們早在成為最高領袖之前，就建立了全黨公認的累累功勳，已經有足夠的權威。事實上，在他們統治期間，臺灣確實不是他們考慮的重點，甚至都沒怎麼關注臺灣。而習現在的權威，是通過他的權力來保障的，不是像毛鄧一樣因為有功勳。儘管當局也一再宣揚他對中共改造的功勳，然而這種「功勳」難以得到黨內多數人的認可，人們怕他是怕他手中的權力，並不從內心服從他。如果他放棄統一臺灣，將來的中共歷史在記載他對黨的改造時，很可能把它作為敗筆而不是作為貢獻。所以習不能沒有臺灣來加持。

不過，統一臺灣畢竟茲事體大，並不完全取決習的個人願望，還要看外部環境允不允許，其中最關鍵的就是美國的態度。美國無疑會帶領它的一眾西方小兄弟來干預、阻擾大陸統一臺灣。最近幾年，中美的博弈和對抗，核心問題都是臺灣。要看到，臺灣不僅是中國的核心利益，它亦是美國的核心利益，因為假如美國失去臺灣，美國的霸權體系也就意味著解體，真正衰落。從這一點來說，美國在臺灣問題上也是輸不起的。中共當然更輸不起失去臺灣。因為一旦臺灣法理獨立，永久從中國分裂出去，中國就將永遠困於第一島鏈，中共就得承擔失去臺灣的後果，而這個後果它是擔當不起的，中共就只能解體。

習為建立不世之功，青史留名要統一臺灣，美國為了自己的霸權要支持和協防臺灣，干預中國統一，而臺灣脫離中國控制的願望越來越強烈，它根本不想和中國統一，這種局面下，習要統一只能是武統，或者武力威脅下的和統。後者是建立在中國非常強大的國力尤其軍力之上的，否則有美國的幫助，臺灣不會接受中國的武力威嚇。故而，中美為臺灣開戰的可能性非常高。考慮到這點，習統一臺灣的時間還會提前。俗話說，夜長夢多。臺灣問題拖得時間越長，未來的各種變數就越大，對中國的成本越高，對統一越可能不利。如果北京高層判斷在可見之未來中美都將處於競爭和對抗，那麼美國對中國的遏制和圍堵，關鍵會在未來五至十年。華盛頓也已做出政策宣示，要在未來十年美中競爭中戰勝中國。從而下面兩種情況無論哪種發生，習都會把武統臺灣提上日程表：一是中國在美國和西方的圍堵下用五到十年比較順利地解決在經濟特別是科技方面的一系列卡脖子難題，社會又沒有出現大的動盪；二是中國在這個時間段裡雖然下了很大努力，投入了非常多的資源建立內循環和科技自主，但還是未能在半導體產業等方面取得突破，假如這個時候美國的圍堵加重，對中國造成的損害跟打一場戰爭差不多，習很可能對臺灣下手。

二○二二年八月，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臺譯裴洛西）訪臺，給習提供了一個在臺海極好的展示武力的機會，解放軍進行了七天的圍臺軍演，將軍力延伸到臺灣，自此開始，當局進入了以武逼統階段，也可稱之為武統模式。所謂武統模式，包含但不等同武統，而是以武促統，武力不僅作為後盾使用，而且直接用來達成統一的目標，強調的是對武力解決統一問題的自覺性。和統也需要武力做後盾，但在武統模式下，武力直接用於促成統一。以武促統或者以武逼統在當局隨後發布的臺灣問題白皮書中也露出端倪。

中國政府迄今共發布了三份臺灣問題白皮書。同前兩份白皮書的最大不同，這份白皮書從過去的著眼於防獨，到現在的著眼於促統。白皮書從歷史、中共的使命以及民族復興的必然要求三個層面論述了中國為什麼必須統一臺灣。雖然白皮書沒有為兩岸統一設置具體時間表，並仍然強調中國願繼續以最大誠意、盡最大努力爭取和平統一，將和統視為優先選項，但當局也非常清楚，一國兩制在臺灣沒有市場，和統會被臺灣拿來和平拒統，所以，白皮書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保留採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選項，非和平方式將是不得已情況下做出的最後選擇。白皮書也對民進黨官方操弄臺獨和「外部勢力」干擾兩岸統一做出了措詞相當嚴厲的指責。從白皮書的基調看，當局已經做好了武力解決臺灣問題的準備，促統不是沒有期限的，如果美臺踩到中國紅線，無限拖延統一，中國接下來會採取嚴厲反制措施甚至軍事行動的決心。這是習要通過白皮書向外界特別是美臺發出的信號。

臺灣問題的未來風險在於，華盛頓正試圖點燃危機的火藥桶，誘使中國提前攤牌。美國參議院外委會在二○二二年九月以高比率通過了《臺灣政策法》，普遍認為國會最終通過該法律是沒有懸念的，時間會在二○二三年上半年。在中國控制住香港和新疆後，美國在地緣政治上現在更依賴臺灣對付中國，臺灣牌的最大效用正在顯現，而民進黨政府顯然也有意識地配合美國打臺灣牌。之前華盛頓是用切香腸的方式不斷刺探北京的紅線，《臺灣政策法》則乾脆一步到位，亮出美國對臺灣的底牌。該法全面強化與臺灣的實質關係，完全掏空美中建交的一中原則，形同接管臺灣，如果它通過，美臺官方交往就完全沒有法律障礙，美臺建交也不再是不可能之事。故等於在臺海引爆了一顆核彈，勢必會引起中美新一波的劇烈衝突，迫使習提前解決臺灣問題。特別考慮到二○二四年美臺都進入總統大選，鑑於仇中反中已經成為美臺的「政治正確」，兩地的總統候選人和他們的政黨會做出什麼危險的舉動，從而導致兩岸和中美的攤牌，是完全可能的。因此，《臺灣政策法》在美參院通過後，美中臺三方都在探討二○二七年前臺海爆發戰爭的機率問題。

從習的角度說，就算他再忍耐，再有定力，也不能不做出強硬反應。中共二十大新一屆軍委組成「臺海幫」的全面上位，已經為接下來可能的兩岸和中美的軍事攤牌在組織和人事上做好了準備。這裡還必須提及他的人格和認知問題。本文後續對此會有詳細分析。習屬偏執型的人格和認知類型。他是一個既謹慎又自大的人，強調定力但在關鍵時刻也敢出手。香港就是一個現成例子，當初香港抗議最激烈的時候，有多少人不看好習，認為他會敗退香港，結果一部《國安法》把香港搞定。在習的認知裡，只要他認定的事情，就要去做，而且認為能夠做成，過去十年，這種事情不少。在臺灣問題上，當他判斷美臺勾連讓中國越來越陷入被動乃至無法再退，而且解放軍的軍事實力可以拿下臺灣後，在未來五年他大概率會使用武力企圖「一勞永逸」地解決臺灣問題，儘管這樣會遭受美國和西方的制裁。這是偏執型人格的獨裁者通常會採取的決策。

可以說，臺灣很難逃脫習的「魔掌」，兩岸終難免一戰，除非某種極意外的情況發生。這是臺灣的悲劇，或許也是中華民族的悲劇。

中國共產黨，世界最強組織：國家主席一人怎麼號令14億人？從灌輸個人思想到企業內部運作，是什麼在層層掌握

作者：  西村晉  

譯者：  郭凡嘉

出版社：大是文化  

出版日期：2023/04/27

語言：繁體中文 

定價：399元

99％赴中國工作者出發前忘了的必修課！

◎在中國企業，負責尾牙的不是福委會，是黨支部。

◎疫情期間，中共高層一聲令下就封城！靠的是毫無公權力的居民委員會。

◎校園、村里，所有大小事務誰說了算？不是校長、村長、里長，是黨支部主委。

說到中國共產黨，一般人想到的都是黨總書記習近平領導的中央委員會，

但光靠國家主席一人，怎麼可能讓全國22省的14億人口乖乖聽話？

其實，真正統領中國的並非國家主席習近平，

而是有三個黨員就必須組成的中國共產黨基層黨支部，

從黨員的思想教育，到國營或外資企業的內部運作監督，層層掌握，

是中國最強大的實戰組織。

本書作者西村晉，在中國的大學任教9年，調查中國的企業改革長達20年。

讓曾因深入報導天安門事件，

榮獲最著名紀實文學獎大宅賞的安田峰俊都盛讚本書：

「日本的中國專家，都應該脫帽致敬。」

他說，光憑「一黨獨裁」這四個字，無法了解中國的全貌，

你得從「組織論」著手，才能理解中國共產黨的真正力量。

◎不是你要不要入黨，是黨要不要收你！

中國共產黨黨員至今已高達9,500萬人以上，

假設中國共產黨員自成一國，將是世界排名第16的人口大國。

許多大學新鮮人進入校園的第一件事，就是思考是否該入黨。理由是？

但共產黨不是你填表格就能入黨，從提交申請到成為黨員，審查過程高達12關，

能否入黨的關鍵，竟然不是你黨綱背得多熟、你有多愛國，

而是你的學校教授、同學、宿舍室友對你「平日做人」的評鑑。

（難怪網路上的小粉紅只能自稱「粉紅」？

因為要成為真正的「紅」，得經歷重重考驗才行。）

◎國家主席一人，怎麼管理14億人？靠黨支部。

在中国，只要有三名黨員，就得設立黨支部，

所以農村、企業、大學和國營企業到處都有黨支部，

這一點就連三星、沃爾瑪這些外資企業也得配合。

所有公司都要準備一個會議室，專門給黨支部開會使用。

員工得定期上「黨課」，熟讀黨綱，這是必備的教育訓練。

為什麼黨支部功能這麼強悍？

◎職場裡的黨組織，大大影響了組織治理！

中國企業不只有新三會，還有老三會：職工代表大會、工會與黨委員會，

黨委員會甚至可以主導企業的發展方法、參與公司治理。

員工的兩難：該基於愛國心聽從黨的指令（統戰工作、遵循法規），

還是為了保住飯碗，乖乖遵從外資企業的命令？

外資企業又該怎麼應對、跟這些深入組織文化的黨委員會共存？

書中用三星的案例告訴你！

國家主席一人怎麼號令14億人？

靠434萬個基層黨支部，從灌輸思想到企業內部運作，層層掌握。

好評推薦 

《一個分析師的閱讀時間》FB粉絲團版主／黃瑞祥

西村晉 

1977年生於東京都武藏野市。經濟學博士。對中國企業的改革進行了長達二十年的研究調查。著有多篇中國企業論、國有企業管理的相關論文。

曾任日本外務省北美局北美第二課的兼職人員（國際經濟、金融分析員）、創價大學管理學院助理教授等，於2012年移居中國，在河南農業大學擔任外語學院的副教授，長達九年。 

自2022年4月起於文化學園大學語學研究室擔任任期制副教授，主要從事留學生教育。對中國大眾文化的變遷有著強烈的興趣，不定期會擔任慢搖這類中國電子音樂的DJ從事活動。本書是第一本獨自創作。

譯者簡介

郭凡嘉

臺灣大學日文系畢業，東京大學研究所課程修畢。譯有《奧客退散！》、《不說「我」，別人才聽你的》、《回嗆的修養》、《王的歷史》（皆為大是文化出版）等書。

推薦序 關於那些超越粉紅的正紅們／黃瑞祥

序言 管理13億人口的實戰部隊，基層黨組織

第1章 不是你要不要入黨，是黨要不要收你

1.我該加入共產黨嗎？中國大學生的猶豫

2,審查很嚴格，很多資料要手寫

3入黨動機很重要，成為正式黨員得過十二關

4,學校老師、宿舍夥伴對你的評價，都列入審查

5 無法成為黨員的理由，與政治意識無關

6 不只拉攏學生，更吸收社會賢達

第2章 中國共產黨最重要的組織：黨支部

1 只要有三名黨員，就得設立黨支部

2 每個人都有代碼，辨別你屬於哪種人

3 基層經驗的影響力，大於機關出身

4 中國黨支部的八大基本任務

5 農村、企業、大學、職場，都有黨支部

6 最重要的任務：思想教育和學習黨規

7 任何活動，都不能拿愛國心開玩笑

8 最好的洗腦活動──志工環境營

9 黨員大會與支部委員會

第3章 層層管理的嚴密金字塔結構

1 兩百名中央委員，怎麼領導九千萬黨員？

2 由下往上解讀基層黨組織

3八千九百多萬一般黨員，其實分了好幾層

第4章 不可思議的封城政策，怎麼辦到？ 

1 農村，執政的重要基礎

2 生活大小事，都可找居民委員會

第5章 中國企業特色，每個公司都有黨組織

1 負責尾牙的不是福委會，是黨支部

2 員工得上「黨課」，這是必備的教育訓練

3 共產主義與資本主義的結合：黨建品牌

4 黨組織要負責監督企業是否違法

5 國有企業的公司治理與「老三會」

6 黨組織負責人和企業領導人，經常是同一人

7 黨組織負責公司治理，妥當嗎？

第6章 外資企業如何與黨和平共存？

1 員工竊取內部機密，只因為黨效忠？

2 就算你是外國員工，一樣要接受思想教育

3 外資企業可以拒絕設立黨支部嗎？

4 中國式工會，必有黨勢力介入

5 看看外商公司三星電子怎麼做

6 公司內部必須準備共產黨專用會議室

結語 主席的力量，沒有外界以為的那麼強大

主要引用文獻

推薦序

關於那些超越粉紅的正紅們

《一個分析師的閱讀時間》FB粉絲團版主／黃瑞祥

我得承認，在閱讀《中國共產黨，世界最強組織》這本書之前，我對中國共產黨如何運作，知道的並不多。大概就如同作者西村晉所說的，不曾真正在中國生活過的人，對於共產黨會有很多刻板印象，同時，對共產黨如何運作國家機器的想像，也僅停留在我們容易看見的「中央」，而非人數眾多、真正負責日常營運的「地方」。

我們可能對蟻后很了解，但我們真的知道，工蟻是如何打造起整個螞蟻王國的嗎？

依照中國官方給出的數據，至2021年年底，中國人口約14億人，共產黨員約有9,600萬人。這顯然是個可觀的數字。假設中國共產黨員自成一國，那也將是世界排名第16的人口大國。對於這個龐大的組織，我們首先要理解的是，中國共產黨雖然掌管了中國的一切，但國家跟黨仍有各自獨立的組織結構與指揮系統。這意味著，我們不能用「政府」的方向，去思考「黨」的組織結構到底是如何。

那麼，中國共產黨這個組織，比較像什麼？以我的角度來看，我認為中國共產黨像是個宗教團體。所有的組織結構，都是為了處理實體的「資源」與虛構的「資訊」而產生。多數組織的結構設計都是實大於虛，但宗教團體則是虛大於實，是一種以「型塑認知」為目標的組織型態。這就像是，雖然所有企業都會實施員工訓練，但不會把員工訓練，看得比工作內容本身更重要一樣。

近兩年全球各國都在談中國的「認知作戰」，探討抖音、微信以及中國發言人如何對世界產生影響，但事實上，相對於中國共產黨的內部管理，本身就是巨大的認知作戰。例如，假設一個人決定入黨，但這個人不會立刻成為黨員，而是先成為預備黨員，並經過一年全方面的思想教育，最後再評估是否能成為正式黨員。你有沒有想過，為什麼網路上的小粉紅大都只能自稱「粉紅」？因為要成為真正的「紅」，得先經歷重重考驗才行。

環境會影響人的思想。作者就提到，他的朋友很訝異的說，沒想到自己的親戚加入共產黨，一陣子沒見之後，整個人「都被影響了」，言行都越來越像共產黨員。從組織管理的角度來看，中國政府與中國共產黨，可以說是完美互補的存在。中國政府以處理資源為主，中國共產黨以處理資訊為主，如此一來，兩者的權力結構都能常保穩定。

看到這裡，各位會不會覺得，這種政治結構好像似曾相似？是的，那就是在封建時代，東西方皆有的「政教合一」體系，只不過中國共產黨用「黨」取代了「教」。在此，你應該恍然大悟，為何中國共產黨是無神論了。

以上是我的見解。如果你想知道，中國共產黨到底是怎麼樣的組織，並形成自己的見解，那麼請務必閱讀這本書。

序言

管理13億人口的實戰部隊──基層黨組織

本書的主題是中國共產黨的「組織」。談到「中國共產黨」時，多數新聞以及針對中國情勢的評論，都僅談論中國共產黨的最高層，也就是一般所稱的黨中央。但本書不會深入討論國家主席及黨中央幹部的相關話題，畢竟市面上已經有許多這類書籍。

如果說黨中央是中國共產黨這個組織的大腦，那麼本書談論的中國共產黨末端組織，就相當於執行任務的手腳。簡單來說，就是實戰部隊。流傳在街頭巷尾的中國論，都只是汲取了國家主席的遠景和黨中央幹部的意圖罷了。至於上層做的決定，究竟是如何實際執行的，一般總是用「一黨獨裁」、「上意下達」等，讓人不知所以然的說法含糊其辭。

而黨中央也好、中國政府也好，究竟是如何因應劇烈變化的現代中國社會、推出政策與方針，又如何察覺到新衍生的問題、各方意見與點子？關於這些面向卻鮮為人知。其中的背景，當然是因為中國共產黨的組織過於龐大。根據2021年的統計，中國共產黨黨員已經高達九千五百萬人以上（按：2021年年底時已經超過九千六百萬人），人數逼近破億，組織十分龐大。他們究竟如何汲取底層的意見，而上層所做的決策又是由誰、以什麼樣的方式執行？這種中國式統治體系，巧妙的融合普羅大眾民主主義與一黨獨裁，正可說是中國社會的特徵。

不了解基層黨組織，就談不上了解中國

為什麼我們要了解中國共產黨的基層組織？幾個理由如下。如果無法充分理解中國人的常識，那麼在與中國交流時，就會遇到阻礙。如果要在中國企業任職，或是他國企業進入中國，要雇用當地的員工時，就會多了一層阻礙。此外，在各種合作、交流上，中國的企業和機構中的黨組織幹部，都發揮重要的角色。就算對方特別說明，但如果企業的負責人，對企業內部的黨組織缺乏最基本且最低限度的基礎知識，就無法建立對等的關係。

有不少人分析中國時，都抱持著極權、專制的印象。儘管這並非完全錯誤，但如果你認為中國人只是無力的順從上面的決策，這個國家完全不了解基層大眾的現實問題、人們都是在效率極差的環境成長，那你對這個國家根本一無所知。而且在預測未來和解決問題時，一定會遇到不少困難。實際上，曾雇用或指導過中國員工的人，一定知道他們不會輕易服從上級，而且也會理解到，不是只靠力量和上下階層關係，就能讓中國人行動。

另外，如果在理解中國與中國人時，省略了在中國社會中相當重要的黨組織，那麼對於這個國家的社會和經濟方面的評價與分析，就會變得不可靠。中國共產黨的基層組織擔任了方針與政策「上意下達」的角色，同時也吸收非特定多數大眾的意見，擔負「下意上達」的工作。

除此之外，教育和宣傳能幫助鞏固政權支持的基盤，因此對新進黨員實行教育訓練，也能幫助擴大政權的支持基礎。為了讓政黨方針得以滲透、為了實踐計畫與目標，無所不在的黨組織成員都在協助解決基層的問題。就算採用了最新、最精細的資訊與情報，但如果不理解這種末端黨組織的存在，那麼對於中國社會的了解，可說是忽視了現實，只是建立在空想之上的理論罷了。

中國的體制，其實是靠著基層成員以自主性、積極性、創造力建立起來的組織來支撐。無論是肯定或是否定現代中國的體制，都必須有所理解。

本書的目的並不是贊同中國的體制，但也不得不承認中國共產黨的基層組織，在擴張勢力、教育與訓練成員、激發成員動機與改造意識、共享遠景、吸收基層意見、處理與說服不滿的情緒、統整意見、機動性等層面，都有優秀之處。

對於學生和年輕人，他們透過教育訓練和實踐來提升溝通能力，發揮了刺激公共心與利他心、愛國情操等的效果。而對現役與中堅世代，他們給予了重新學習、職場改造、提高生產力、賦予工作動機、強化遵從法令與治理，以及職場同事的交流機會。而對於退休的世代，他們透過區域層級的組織化，發揮了避免人民被孤立、滿足人與人之間連結、歸屬的欲求。

中國有一句話說：「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這句話絕非誇大，也不是站在掌權者等體制的人在自賣自誇。

接下來，本書將會一一介紹理解中國時的死角──「中國共產黨的基層組織」。在第一章，我會仔細說明「新進黨員入黨」的過程，這是過去其他書籍幾乎不曾詳細提及的內容。新進黨員的招募和教育，對黨組織而言可說是最重要的工作之一。此外，從入黨的一般黨員角度來看，這個階段也最容易初步理解黨組織，因此一開始我會先解說這個部分。

在第二章，我會說明對中國共產黨而言最重要的組織──「黨支部」。儘管黨支部是最重要的組織，但幾乎沒有人介紹這個組織的角色、工作及平時的活動。在第三章，我會說明黨組織階層結構，它統整了數個黨支部。中國共產黨組織的階層結構，是日本過去幾乎從未詳細介紹過的領域。

第四章則會說明地區的黨組織，第五章則解說職場中的黨組織。而最後的第六章，則會說明外資企業中的黨組織，近年來這個部分也經常衍生問題。如果有讀者已經充分了解中國共產黨的基層組織，也可以從感興趣的篇章和內容開始閱讀。

我該加入共產黨嗎？中國大學生的猶豫 

「我很猶豫該不該成為共產黨員。」

2013年春天，當我開始在中國河南省的大學，工作了差不多半年左右，一位學生拿著上面這個問題，來詢問我的意見。這真是一個令我吃驚的體驗。

這位學生之所以會來找我商量，最主要是擔心：「如果成為中國共產黨黨員，將來在找工作的時候，要是想進外資企業，會不會比較不利？」此外，他也提到，加入共產黨的優勢，就是如果要進入中國國有企業的話，也許會比較有利，而且他也純粹對黨活動有興趣。

然而，當時我不太清楚加入中國共產黨的方式，以及需要具備什麼條件。我只知道，大學校內應該有共產黨的黨組織存在。根據這位學生所說，只要他本人有意願，且校內共產黨組織中負責的老師答應，那麼他就可以入黨。

成為共產黨員有什麼好處，讓大明星成龍也嚮往？

我到中國之前，也曾經加入日本某個政黨，有兩年左右的時間都擁有黨員身分。因此我就把這件事告訴這位學生：「我曾經被住家附近的大叔拉去加入某個政黨，當時我只是在一張非常簡單的表格上填了姓名，繳交差不多2,000日圓的會費，就成了日本政壇中○○黨黨員了。日本其他的政黨大概也是差不多的狀況吧，既沒有什麼面試，也不用參加任何筆試，更不需要寫什麼小論文，所以我當初也沒有因為這件事而唸書。」當我向他這樣說明時，他竟然露出了苦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日本權力的中樞結構竟然如此簡陋，讓他覺得很失望？

最後我這樣回答他：「我也是外國政黨的黨員，不過我在中國找工作時，完全沒有遇到任何困難。我想，就算你成為共產黨黨員，要進入外商企業，應該也不會有太多阻礙吧。說不定這些公司甚至不會問你到底是不是黨員呢。」但過了7年後，日本媒體開始報導在外資企業、甚至是駐外機構中，有很多共產黨員員工，這樣的狀況甚至也在日本議會引發討論。儘管說我「無法預測，或不可能會知道這樣的發展」，但我還是覺得自己做錯了。

不過另一方面，誠如前面所言，如果要進入中國國有企業，或想在中國企業就業的話，成為黨員大都比較有利。因為成為黨員，就代表著有強烈意識與配合度，此外也因為在中國的企業和其他各種職場中，黨組織經常扮演重要的角色。針對工作職場中，黨組織的活動與角色，將在第2章與第5章更詳細的說明。

此外，黨組織中的各項團體活動與學習，也會刺激青年培養與建立志向、興趣與歸屬感，這部分我們也會在後面的章節詳細介紹。香港的電影巨星成龍，曾在2021年中國電影家協會的座談會上表示：「我要做黨員。」掀起了一陣議論。

成龍或許是因為想在中國博得人氣，才會發表這番言論吧。但如果我們單純看他這句話，或許也可以解讀成「我很羨慕黨員」，並且對黨組織的活動以及學習內容感興趣。

順帶一提，在計畫經濟時代，成為共產黨員還有一個優點，「如果是黨員，在住宅抽籤時可能會比較有利」等，但近幾年就沒聽過這種狀況了。住宅主要是透過市場供給（有一部分是透過職場，提供給員工），因此與其說是否是黨員，還不如說是看有沒有錢，或者是職場的福利待遇是否充實等因素更重要。

在中國的大學工作後，我發現有許多學生雖然不是正式黨員，但也不算非黨員，而是屬於「預備黨員」。這些學生雖然不會特地向我這個外國老師表示身分或是炫耀，但因為會寫在各種資料（例如學生讓我看他們暑假打工時的履歷表）上，所以我會知道這些事。

所謂的預備黨員，是指已經表達入黨的意願，到正式入黨之前，還處在一種研習期間狀態的人。提出入黨意願者的條件，還包括年齡限制。得要18歲以上才能提出入黨意願。因此在大學四年級之前，幾乎沒有什麼正式黨員，大多數都是預備黨員，或是還在更前面的階段、正處於提出入黨意願步驟的人。

當我剛到中國時，也曾經誤認過。很多還沒有成為預備黨員的人，會被稱為「積極分子」和「發展對象」，有點類似見習的成員。從外部來看，會覺得他們好像在從事黨的活動，因此很容易被誤認為預備黨員。不過，他們只是在接受成為黨員之前的教育，以及處在接受審查的階段而已。

只要有3名黨員，就得設立黨支部

中國共產黨在《黨章》的第5章中，定義了黨支部究竟是什麼樣的組織。「企業、農村、機關、學校、醫院、科研院所、街道社區（關於街道社區，會在第四章詳細說明，指的是都市裡區域性的社群）、社會組織、人民解放軍連隊和其他基層單位，凡是有正式黨員3人以上的，都應當成立黨的基層組織。」（資料來源： https://www.12371.cn/special/zggcdzc/zggcdzcqw/#diwuzhang）

先前在第1章說明了入黨的程序，提到對入黨申請者採行的各種手續、教育訓練等，這些基本上都是黨支部的工作。此外，預備黨員一邊接受指導，一邊實際從事共產黨活動時，主要的場所也是在黨支部。在制度上，大約是由3至49名黨員組織一個支部。在職場和地區中只要有3名以上黨員，就必須設置支部。

相反的，一定會有人疑惑，如果支部的黨員不到3人，或者是這個職場或區域裡本來就沒有3名黨員的話，要怎麼辦？這時候他們就會和附近的支部聯合。如果是企業和大學，黨員就會和附近的企業及學校的支部合作，一起從事黨的活動（事實上，很難想像大學等單位裡，黨員少於3人以下）。地區的黨組織也會和附近區域的黨組織，聯合實行黨的活動。如果是聯合黨支部的話，支部委員會和書記的設置基準，也和一般的黨支部一樣。

大學學生所組織的支部中，尤其是某些學系，依不同年級組成支部的話，那麼越低的年級要達成「3名以上正式黨員」的條件，就越困難。這個時候，他們就會和別的學年，或其他主修科目聯合起來組織黨支部。如果黨員在50人以上，就會設置多個黨支部，並且成立有階層結構的組織。這一點會在後面的內容詳細說明。

日本也會在各地區設置政黨支部，但是和中國在各學校及企業中設置的狀況大不相同。日本政黨的黨員，基本上都會在地方上集會及從事政治活動，但中國共產黨的黨員，基本上活動的場域就是職場和學校。許多隸屬於地區黨支部的黨員，都是已經退休的老人。換句話說，職場裡有黨支部的人，就不隸屬於地方的黨支部。如果是還未退休的黨員，不會參加自己居住地區的黨支部活動，而是會參加職場裡的黨支部集會。這一點和日本非常不同，須特別留意。

學校及企業中所設的黨支部，基本上都遵循其組織原本的基層結構來設置。也就是說，如果是學校的話，會按照學系或者是研究所主修科目來設置支部。企業的話，就會在不同的部門裡設置支部。在學校中，教職員黨員就會成為教職員黨支部的成員，學生的黨員和預備黨員，大都成為學生的黨支部成員。

黨支部是設置在中國共產黨的組織末梢，算是最基礎的單位。基本上，中國共產黨和其他大多數的組織相同，都呈現金字塔型的組織結構。而黨支部就是構成金字塔結構底層，最基礎的部分。

黨支部不僅是因為「位在組織末端，所以重要」，同時也是因為扮演了中國共產黨與「群眾」互動的角色。就如同第1章提到的，入黨申請者不能突然向黨中央提交入黨申請書。通常都是向學校和職場的黨支部提出申請，因為黨支部是最接近群眾的黨組織。至於「群眾」嚴格來說是什麼，將會在下一個章節詳細說明。

農村、企業、大學、職場，都有黨支部

前面提到，黨支部必須完成前述8項基本的任務。但隨著黨支部的性質不同，功能也不相同。地區別的黨支部和企業中的黨支部，工作非常重要而且難以理解（然而，這不過是我們這種局外人覺得難以理解罷了。對黨支部的成員來說，應該是理所當然之事）。因此我想要在後面的章節更詳細的說明。

設置於地區的黨支部，管經濟與福利

設置在村裡的黨支部，不只是在政治層面，在經濟、福利層面也必須發揮其功能，比方說農村的產業振興、為了脫離貧困而提供解決方案等。相較於其他領域，設置在村裡的黨支部，責任可說是既廣泛也繁重。

在都市地區（被稱為「社區」，我會在下一章說明其定義）中設置的黨支部，就要擔起居民福利方面的功能。為了提供人民公共服務，必須要建構平臺，並推行改善居民福祉的工作。或許有很多人會覺得奇怪：「福祉和公共服務明明不是政黨的工作，是國家行政的工作吧？」關於這個問題，其中含有中國獨特的提供公共服務的架構，這一點會在第4章說明。

大學的黨支部，主導教育 

大學等高等教育機構中的黨支部，被要求要貫徹、實行黨的教育方針，並在學校中建立基礎，足以指導社會主義思想的意識形態。政治思想教育被視為是「德育」方面的教育。

在2010年代後半，中國的教育政策和思想教育方面的文章中，頻繁的出現「立德樹人」這樣的詞彙。這個詞是把「立德」和「樹人」這兩個詞合併在一起而出現的。

「立德」是引用自古籍《春秋左氏傳》，也就是字面上的意思。「樹人」也是引用自古籍，來自《管子》的「終身之計，莫如樹人」。近年來日本幾乎不使用樹人這種詞了。不過似乎到近代之前，日本也都還有人會用到這個詞。「百年之際莫如樹人」、「教育是國家百年之計」等，儘管聽起來有點陳腐，不過都是樹人的意思。

也就是說，立德樹人的意思是「以長期性的觀點，有耐性的培育具備德行的人才」。在高等教育機構中的黨支部，也被要求擔負起立德樹人的工作。也就是說，在中國，政治思想教育與道德教育，是不可分割的。

新疆再教育營：中國的高科技流放地

In the Camps: China’s High-Tech Penal Colony

作者：  戴倫．拜勒  

作者：  Darren Byler

譯者：  閻紀宇

出版社：春山出版  

出版日期：2023/05/16

語言：繁體中文 

定價：450元

理解新疆的重要研究，揭開再教育營真實狀況

探究極權統治的再進化

面貌、聲音、行為、情緒，高科技監控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掌握人類

這一切不只來自中國，更來自美國矽谷與西雅圖

人性在監控下的扭曲及兩難，無所遁形

在新疆，高科技監控已經成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大城市中監視器密布宛如「天網」，每隔兩百公尺就有一個檢查站，人們必須掃描身分證，通過依族群劃分的通道。另一端，螢幕中的人臉被以綠框或黃框鎖定，方框旁是人物的基本資料，綠框代表你是「還沒問題的人」，黃框則標示出你「需要被注意」。公安可以隨時要求你交出手機，檢查是否有「可疑」的聯繫紀錄，並強制安裝官方的監測APP。

中國政府之所以有如此強大監控系統，一方面是以全民健檢的名義，蒐集新疆兩千五百萬人的生物特徵，包含臉孔、虹膜、聲紋、血液、指紋和DNA。另一方面，從美國西雅圖及矽谷移植而來的科技，也成為國家監控的核心技術，不僅如此，自美國九一一事件以來的全球反恐論述，也正當化中國對伊斯蘭的壓制，即便政府宣稱對所有族群一視同仁，但只要造訪清真寺超過兩百次，就會被系統辨識為「預備犯」，穆斯林逐漸失去集體實踐宗教及文化的自由——再教育營，就是對新疆維吾爾族、哈薩克族、回族等族群進行強迫改造的具體例證。

戴倫・拜勒是全球最頂尖的維吾爾族社會與中國監控體系專家，他對新疆地區進行長達十年的研究，透過檢視官方文件及長期深入的訪談，揭露再教育營如何成為新疆的「日常」——超過一百五十萬維吾爾人被迫進入再教育營及其附屬的工廠。本書受訪者涵蓋全面，包含曾受拘禁的美國回族大學生、哈薩克族農夫、卡車司機，以及協助抓人的輔警、被迫於再教育營「教學」的老師，這些不同位置的人提供瞭解再教育營的多面視角。作者透過扎實的研究觀點與人物故事，呈現新疆再教育營的現況、中國的監控治理網絡，以及跨國的高科技產業關係。

中文版特別新增五篇文章：維吾爾學者艾賽提．蘇來曼（Eset Sulaiman）的導讀、維吾爾語言學家及詩人阿布都瓦力．阿尤普（Abduweli Ayup）的推薦序、本書海外簡體中文版翻譯小組推薦序、《真相製造》作者及國際新聞記者劉致昕對作者的專訪，以及戴倫・拜勒為臺灣讀者新寫的序。

國際讚譽

「新疆的中國移居者殖民主義所呈現的結構性種族主義，會讓人聯想到世界其他地區的種族主義；但是戴倫・拜勒記錄、分析了中國穆斯林少數族裔承受的新的、數位方式的種族化（racialization）——亦即透過龐大拘留營系統進行的『自動執行的種族化』（automated racialization）——如何將去人性化（dehumanization）的意義帶到截然不同的層面 。這本書怵目驚心、非常悲慘，但是又以滿懷同理心來細膩呈現受害者。任何人想要探討世界各地種族正義，這本書都是必讀之作。拜勒的書讓我們看到，中國的現實也正是全球的現實，當一個殖民政權遂行暴力，全世界都是幫凶。」——史書美（SHU-MEI SHIH），美國比較文學協會主席、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愛德華・薩依德比較文學講座教授。

「無論中國政府如何否認，真相就是如此。戴倫・拜勒這本書取材豐富，不僅描述中國的穆斯林族群裔只因為奉行宗教信仰就會被關進再教育營，也呈現了再教育營牆外的穆斯林如何被電子與人力監控的網羅剝奪自由。這本書以真人實事為基礎，既引人入勝也令人恐懼，記錄了今日全世界最惡劣的踐踏人權事件。」——黎安友（ANDREW J. NATHAN），美國哥倫比亞大學一九一九年班講座政治學教授。

「對於一項往往籠罩在民族主義與恐中情結（Sinophobia）的論述，《新疆再教育營》提供了迫切而深具人性的切入方式。戴倫・拜勒一方面毫不避諱地呈現中國政府對新疆穆斯林犯下的恐伊斯蘭（Islamophobic）人權踐踏，一方面突顯這些作法取材自吾人熟悉的移居者殖民主義思維：將『他者』（others）種族化之後，就可以肆意剝削與傷害。」——梅瑞迪思・惠特克（MEREDITH WHITTAKER），美國紐約大學（NYU）明德魯基金會研究教授、今日人工智慧學院（AI Now Institute）院長。

「本書最重要的貢獻是訪談受到新疆國家安全機制衝擊的維吾爾人，不僅如此，戴倫・拜勒更縝密呈現了矽谷（Silicon Valley）企業——特別是微軟（Microsoft）——對於建構此一機制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傑克．鮑爾森（JACK POULSON），科技調查（Tech Inquiry）執行長

「『中國政府』與『監控』的結合，已經成為當今科技去人性化威權主義暴政的代表，這樣公平嗎？《新疆再教育營》是戴倫・拜勒勇敢而鞭辟入裡的研究著作，讀來令人毛骨悚然，就連熟知歷史、見怪不怪的讀者，都會震驚於作者描繪的控制系統竟有如此的規模、強度與極端粗暴。拜勒不厭其詳呈現這個系統的細節，在新疆已然常態化，在世界其他地方卻已被遺忘。」——伊凡・塞林傑（EVAN SELINGER），美國羅徹斯特理工學院哲學教授。

戴倫．拜勒（Darren Byler）

加拿大卑詩省溫哥華西門菲莎大學（Simon Fraser University）國際研究助理教授，是目前國際上頂尖研究的維吾爾族社會與中國監控體系專家。拜勒定期為SupChina網站撰稿，作品也散見於《衛報》（The Guardian）、《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所意雜誌》（Noema Magazine）、《前景雜誌》（Prospect Magazine）、《格爾尼卡》（Guernica）、《中參館》（ChinaFile），以及多本學術期刊。

譯者簡介

閻紀宇

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長期從事翻譯與國際新聞報導。曾任《中國時報》國際新聞中心主任、《風傳媒》執行副總編輯。重要譯作包括《中國即將崩潰》、《遮蔽的伊斯蘭》、《魔鬼詩篇》、《非理性的魅惑》、《紙醉金迷哈瓦那》、《別對我撒謊》、《SQ：I-You共融的社會智能》、《強國論》、《決斷2秒間》、《價格戰爭》、《永不屈服》、《向法西斯靠攏：從尼采到後現代主義》、《石頭之屋：家園、家族與消逝中東的回憶》、《美國夢的悲劇》等書。

目錄

中文版序 新疆．香港．臺灣

推薦序　監獄裡的齋月第一日（維吾爾語言學家及詩人阿布都瓦力．阿尤普）

推薦序　新疆就在我們身邊──禁言、炸號、喝茶，在恐懼中，我們因為新疆走到一起（簡中版翻譯小組）

導讀 紅禍──讀戴倫．拜勒《新疆再教育營》（維吾爾學者艾賽提．蘇來曼）

緒論

第一章 預備犯罪

第二章 電話災難

第三章 兩面人

第四章 動物

第五章 不自由者

結論 在西雅圖的背後看見新疆

誌謝

延伸閱讀

附錄：滴水成湖，轉譯新疆的故事──作者戴倫．拜勒專訪（《真相製造》作者及國際新聞記者劉致昕）

中文版序

新疆．香港．臺灣（節錄）

二〇一九年香港「反送中」示威抗議期間，民主倡議者經常喊出「昨日疆藏， 今日香港， 明日臺灣」。這個口號充分顯示昔日清帝國邊疆地區人民今日的感受，他們努力爭取得來的主權正遭受當代中國威權主義擴張的攻擊。這些地區的境遇有許多共同之處，隨著中國的政治與經濟實力崛起，在地的社會體制面臨財富與權力的嚴重打壓。然而從某些層面也可以看到，地區性的差異能夠提供一道屏障，來對抗新疆全面高壓控制模式的威脅。

對於過去十年新疆地區世居民族突厥裔穆斯林的遭遇，本書具體呈現了幾個層面；同時也探討維吾爾族地區拘留營與工廠系統的動態關係，是如何從中國殖民主義的一段歷史萌生出來。

（……）

新疆，中國的未來

我描述中國政府在新疆如何以科技來控制社會生活，這種控制並未止步於無限期箝制穆斯林的人身自由。二〇二〇年，中國各地政府使用類似新疆當局的工具，實施全面、嚴峻、網格狀的執法與社區監控，試圖追蹤與遏阻新冠肺炎疫情。民眾想要離家外出就必須使用的「健康碼」應用程式（小程序），很快就被當作封鎖整個社區與城市的根據，不論遭封鎖地區的民眾到底有無感染病毒。監控科技與執法的目的不再是追蹤與遏阻病毒感染，而是做為政治控制的工具。

中國政府對新疆維吾爾族施行的「清零」政策比其他地區時間更長、手段更重，意謂在極端嚴酷的社會控制之上，再加上一道公衛控制。還有一點相當重要，這意謂有史以來頭一回，過去協助以控制系統對付穆斯林鄰居的新疆漢族，如今也必須在政府構築的數位圍場中接受控制。

也許因為這些漢族移居者以政府代理人自居，所以他們敢於在二〇二二年十一月發起抗議政府防疫管制的行動，並且蔓延到全國。儘管抗議的導火線是烏魯木齊一幢遭封鎖公寓發生大火、造成多位維吾爾人罹難，但是最受這場大火衝擊的人們並沒有因此走上街頭。新疆和西藏的情況同樣令人訝異，針對「清零」政策的抗議來自單一族群。這是因為早在當局祭出防疫措施之前，維吾爾族與藏族已被監控與拘禁系統緊緊箝制，無法像漢族移居者那樣伸張抗議權。

今日香港，明日臺灣

香港的警察也努力向新疆取經。多名新疆公安與輔警的重要主管被派往香港，協助執行他們在新疆慣用的反叛亂和預防性執法。香港在二〇二〇年施行《維護國家安全法》之前，中國官方媒體已經將香港民主抗議運動者貼上「恐怖分子」的搧動性標籤。

李靜君等學者指出，過去二十年來，香港已經淪為當代中國的內部殖民地（ internal colony）。香港的治理結構與關鍵社會體制（例如學校、法院）已經被中國政府的代理人收編，導致香港民眾再也無法享有追求自主未來的民主自由。在此同時，香港之所以能夠讓中國內地的投資者大發利市，原因在於它與全球經濟的緊密連結。這意謂香港的金融科技、數位通訊等關鍵基礎設施，仍然可以避免中國政府的全面控制。因此儘管《國安法》幾乎完全扼殺檯面上的抗議行動，但特區政府還無法像新疆當局那樣，檢查並控制一般民眾的移動與行為。未來情況可能改變，但目前香港人與維吾爾族的命運之間，仍有一道薄弱的屏障。

這道屏障對臺灣而言更加重要，主權法治與國際支持讓臺灣得以防範中國政府代理人奪取社會的基礎體制。在供應鏈與半導體等關鍵科技領域，臺灣夾處於中國與美國之間，因此維持區域和平具有戰略重要性。在此同時，臺灣與中國之間有重大的企業與貿易利益，導致中國藉由恩庇侍從關係（patron-client relationships）進行滲透的風險。這類關係也有可能加重雙方在基礎設施領域的複雜糾葛，以及中國藉由宣揚錯假訊息造成的論述影響力。 因此，雖然臺灣政府試圖管制來自中國公安當局承包商的科技，包括從新疆拘留營體系受益最多的廠商，還是有一些中國業者的監控工具已經入侵臺灣。與此類似的狀況是，臺灣一部分的新聞閱聽人，正受到中國政府行為者發起的錯假訊息認知戰影響。「昨日疆藏， 今日香港， 明日臺灣」這個口號提及的三個地方顯然都面臨重大威脅，然而臺灣可能蒙受的損失最為巨大，也擁有最強大的力量來阻止威脅成為現實。

我希望本書的臺灣版能夠警惕讀者，關注臺灣與新疆共同與獨特的危險。我期盼讀者能夠認同那些維吾爾人，他們眼睜睜看著自己被一個數位圍場系統壓制，被當成有待訓練的牲畜。同時我也期盼讀者考量一個事實：許多新疆漢族加害者的父母親都出身國民黨，因為命運與社會力的作用，才落腳新疆而非臺灣。對於本書的臺灣讀者，如果當年的歷史情境稍作轉折，就有可能發現自己成為新疆拘留營的員工。 另一方面，像華為這類積極參與新疆監控系統的公司，至今仍與臺灣有諸多關聯，就像它們與美國的關聯。

儘管我希望臺灣與其他海外華人社群讀者覺察自身可能的共謀性，但我也同樣希望他們體認自身相對於維吾爾人的有利地位，並且因此產生一份責任感：與維吾爾人站在一起。支持維吾爾人並不意謂忽視目前在美國、歐洲等地高漲的反華、恐中種族主義；並不意謂附和所謂的新冷戰（New Cold War）論述，認定中國與美國勢不兩立。我希望支持維吾爾人意謂反對殖民主義與壓迫的結構，這些結構至今仍存在於中國、美國與臺灣。要邁出反對這些結構的第一步，可以推行跨國的去殖民化與廢除奴隸運動，也就是臺灣學者史書美所說的「弱勢政治」（minor politics）。 推行這類運動並不需要聯合國等國際機構的准許；環顧當前世局，新疆維吾爾族的處境非常可怕，運動正是要為這樣的人們提供社群與支持。

第三章　兩面人（節錄）

二〇一七年二月，與再教育營體系開始運作、巴依木拉提開始輔警工作同時，新疆各地的學校教師被迫擔任營區教師。一位穆斯林女性凱爾比努爾・賽迪克（Qelbinur Sedik）就是其中之一，她原本在烏魯木齊一所小學教五年級的中文課。凱爾比努爾的雙親是維吾爾族與烏茲別克族的政府官員，體認到「非維吾爾族」的身分比較能夠保護女兒，因此在她出生證明上只登記了烏茲別克族。作為一位一九八〇年代在中國接受教育的少數族裔，凱爾比努爾在環境驅使下進入教育界工作。一九九二年從當地師範學院畢業之後，她接下烏魯木齊一所小學的教職。

凱爾比努爾在學校算資深，因此二〇一七年農曆春節過後她被指派新工作時相當驚訝。「二〇一七年二月二十六日，新學期開學第一天，」她回憶，「校長把我叫進辦公室，要我出席一場會議。」會議中，地方黨委書記沒有透露多少細節，只告訴凱爾比努爾和幾名老師，當局集結了一批「未受教育者」，要由他們負責教中文。這群「未受教育者」被送進位於山區的一座政府辦公大樓。凱爾比努爾必須簽下一份「承諾書」，同意教授為期六個月的課程。當局還給她另一份文件，上面寫明如果她洩露自己看到的事情，她會「負起全責並接受必要的懲罰」。「他們強調這是一項政治任務，因此我們不能拒絕、不能中途離開。」她回憶，「否則我們會遭到懲罰。」凱爾比努爾不必對學校同事多做說明，職位高一點的人似乎都知道她的新工作是怎麼回事。「第二天我下班時，我的教學工作已經被移交給別人。

（……）

智慧營區

在人類人口控制的歷史上，科技一直扮演重要角色，從北美洲拘留營的帶刺鐵絲網與自動武器到種族隔離（Apartheid）時期南非的通行冊（pass book）與檢查站，都是如此。歷史學家安・施托勒（Ann Stoler）指出，將行為分門別類的技術能夠以越來越貼近的方式，將宰制的關係常態化。中國西北部控制、轉化穆斯林的「智慧」監控系統使用的科技，將這些系統的規模與強度帶到前所未有的境地。科技能夠在原因與結果之間拉出距離，還可以掩飾結果或者增強結果。科技就像科學，提供真實但有限度的陳述，讓人們接受為規範。這些特質匯集起來，科技因此讓去人性化的過程加速運作。新疆營區監控系統的平常性（banality）得以延展，部分要歸因於無所不在的安保人員、攝影機和語音識別科技。在我與凱爾比努爾的一場長時間訪談中，她提到第一天踏進營區的時候，對那地方的警力與先進的科技安全系統感到驚訝，「我看到好多公安荷槍實彈，相當訝異。這景象也告訴我：這地方並不是一般的學校。」她回憶：「好多公安坐在大廳前面，隨時應對突發狀況。上級只交代我要去教一批沒受過教育的民眾，因此我一開始還以為這些持槍公安是要保護學員安全。」

後來一名政府工作者打開一間牢房的門，叫被拘禁者進教室，凱爾比努爾才理解這些學員是遭到拘禁，她來到了一座拘禁營。每一名被拘禁者都戴著手銬，凱爾比努爾告訴我：「當時我終於明白，政府內部文件所謂的『訓練中心』和營區實際狀況是兩回事。」根據新疆政法委書記朱海侖下達的內部指令，「嚴禁民警持槍進入學員區」，但凱爾比努爾看到許多安保人員都有配槍。指令要求重視營區衛生狀況，但凱爾比努爾說營區衛生狀況無人聞問。指令沒說安保人員可以毆打或刑求說話不中聽的「學員」，但凱爾比努爾看到毆打或刑求有如家常便飯。

營區在設計上就是要運用科技控制，來為內部實際狀況創造出一種虛假的實象。營區安保人員對凱爾比努爾手機的檢查，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我們抵達營區之前，公安要我們將手機關機。」她回憶，「我們無論如何都不能接電話或者打電話。我們抵達營區之後，手機必須放在職員辦公室，一直要到出了營區才能使用手機。」

這種做法成了例行公事。每天早上，公安接凱爾比努爾到營區上班，她都會將手機關機。有一回，公安將她的手機接上一部裝置，就像巴依木拉提在奇臺縣使用的裝置。她說：「他們將纜線插入手機，然後將手機還給我，我什麼都沒說。我也像別人一樣交出身分證，讓他們掃描。」

來到營區，凱爾比努爾總是會察覺攝影機的存在。她說：「教室前方有四具攝影機，中間兩具，後方四具。就算燈光不是非常明亮，監控者還是可以緊盯我們的一舉一動。」有一天，那名高大的維吾爾族營區主任卡迪爾帶她參觀「指揮中心」，裡面放了一排一排的電視螢幕、一部有許多按鈕的控制臺、一具搖桿、一具麥克風。四名安保人員二十四小時輪班，監視營幕。如果被拘禁者從地上站起來或者講話，「安保人員就會大聲咆哮，被拘禁者一有動作就會被喝斥：不要講話！不要說維吾爾語！」就算牢房燈光昏暗，被拘禁者的臉孔還是會清晰呈現在螢幕上，讓凱爾比努爾嘆為觀止。儘管有些牢房過度擁擠，被拘禁者只能輪流睡覺，螢幕上的每一張臉孔看起來還是像微信視訊通話，而且更清楚。被拘禁者如果移動，動作會被自動偵測，「任何動作都逃不過攝影機，例如當被拘禁者相互說話，就算三更半夜，安保人員還是會透過對講機大聲喝斥。」更驚人的是，「安保人員可以點擊螢幕上的人臉，將它放大。」他們還可以迅速調出被拘禁者的姓名與編號，搜尋特定的被拘禁者或團體，「舉例來說，如果你要看第十間牢房，點一下這個數字就好了。」

凱爾比努爾看到了一個「智慧營區」的指揮中心；大華科技公司曾描述，這樣的營區是靠「電腦視覺系統、大數據分析、雲計算（雲端運算）」等科技來維持。根據一份經過朱海侖批核的文件，營區必須「健全外圍隔離、內部分隔、防護防衛、安全通道等設施設備，確保安檢儀器、安防器械裝備、視頻監控、一鍵式報警等裝置配備到位並發揮作用」。這種「智慧」營區設計符合新疆區委書記陳全國的期望：營區必須「教育要像學校一樣，管理要像軍隊一樣，保安要像監獄一樣」。

根據民營監獄科技公司來邦（LonBon）的文件，維吾爾族地區監獄都安裝了人臉識別與「情緒或情感識別」科技。根據凱爾比努爾的描述，她在烏魯木齊營區看到的系統，包含了來邦與大華兩家公司產品的許多功能。兩家公司最先進的系統能夠監控囚犯的情緒狀態，方法是以高解析度攝影機不斷分析囚犯的臉部表情。這些系統被設計用來「解決囚犯的意識型態問題」，一方面「強制打斷」囚犯的特定心理狀態，一方面對囚犯進行文化編碼（cultural programing）來做到「以微妙方式改造思想」。

除了「智慧」監控，營區也具備高度戒備監獄所有的特點。凱爾比努爾回憶：「從外觀來看，沒有人會確信這是一座營區。你要進去才會知道它是營區。樓層之間的每一具樓梯，都在連接平臺上架設了網狀鐵絲護欄。」當時她心想，恐怕連蚊子都逃不出去，「看起來就像關押危險罪犯的監獄，就像我在美國電影看到的一樣。」

對凱爾比努爾而言，營區之所以為營區，不只是她看到的景象，甚至不只是鐵鏈的聲音、金屬門發出的巨響、教室傳出的普通話朗誦與愛國歌曲，這些聲音長期縈繞她的心頭。真正讓她徹底感受到營區恐怖殘酷的聲音，來自偵訊室，「有時候我們會聽到第一營區傳出被拘禁者的慘叫聲，」凱爾比努爾露出痛苦的神色，「我問卡迪爾主任，他們用什麼方式來偵訊被拘禁者？他提到老虎凳、有電子裝置的帽子和手套。午餐時間，我還是會聽到慘叫聲。」（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