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兽按：因为他2009年前主编的《当代中国研究》杂志，我就要感谢他一辈子。哈哈哈。还有他的太太何清涟，我也是非常感谢的。用佛教的说法就是，他们做的是法布施的工作，功德无量。

一、苏联的“文化革命”：“文化专制”加“文化进步”

二、中苏两国“文化革命”的异同

三、提升还是降低社会的文明程度：中苏两党文化特质的体现

【注释】

在有关共产党国家政治演变的研究中，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一向被视为毛泽东独创的异想天开的政治试验。中国和西方的学者谈到“文革”这一概念或政治运动本身时，往往不约而同地把它与毛泽东时代的最后10年联系在一起。其实，“文化革命”并非毛泽东独创，而是他从苏联模仿来的政治舶来品；“文化革命”的始祖不是毛泽东，而是斯大林。

早在1928年到1931年，苏联就推行过“文化革命”运动。1949年中共建政以后，在其政策话语里，从苏联模仿来的“文化革命”一词曾频繁出现在重要的党政文件里。从1964年到1966年8月，中共在文化教育领域内采取的一系列政治行动也与苏联30多年前推行过的“文化革命”十分相似；但从1966年8月起，毛泽东将一场类似于苏联的“文化革命”转变成了“文化革命”加“政治大清洗”的“文化大革命”，由此产生了比苏联的“文化革命”更为恶劣、广泛、深刻的后果。

1978年，美国的苏联问题学者费茨派垂克（Sheila Fitzpatrick）编辑出版了一本《俄国的文化革命，1928－1931》[1]，介绍苏联的“文化革命”。1985年，美国的中国问题学者派珀（Suzanne Pepper）在《中国季刊》上发表了一篇书评介绍此书。[2] 派珀在书评中提到，费茨派垂克关于苏联“文化革命”的书本来应该引起西方国家许多研究中国“文化大革命”之人士的兴趣，但令人惊讶的是，事实上这些人对此书知之甚少。[3]

派珀的书评发表至今已20余年。尽管中国的“文化革命”与苏联的“文化革命”从概念到方法有种种相似之处，但无论是研究中国政治的学者，还是苏联问题专家，通常都只观察分析单一国家的“文革”，很少有人将中苏两国的“文化革命”纳入比较研究的范畴，因而研究者和读者都没有机会通过“文化革命”的比较研究，发现单一国家“文革”研究不容易发现的一些现象和问题。美国哈佛大学教授麦克法夸（Rodrick MacFarquhar）关于中国“文化革命”的三卷本专著[4]探讨“文化革命”的起源时，把“文革”解释为“百花齐放”和“反右”的延伸，由此回溯到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对中国高层政治的影响。这一角度虽然将苏联因素引入了关于中国“文革”的研究，但麦克法夸并未把苏联的“文化革命”纳入分析，自然也无法从两个主要共产党国家“文化革命”的比较中得出任何结论。

本文试图通过中苏两国“文化革命”的比较研究，初步分析这两场“文化革命”的异同，从中提出一些供进一步讨论的话题。

一、苏联的“文化革命”：“文化专制”加“文化进步”

20世纪初，俄国知识分子──不管其政治主张是左翼还是右翼──有一个共识，那就是强调文化对社会转型的重要性，希望通过启蒙大众来提升民众的素质，进而在知识分子的引导下整合社会。政治倾向不同的知识分子群体各自都把自己的文化认知视为底层民众应当接受的样板，在俄共（布）党内也是如此。“十月革命”前，俄共（布）的左翼“前进派”高度强调，在政治和社会转变之后，文化的转型必须立即跟进。“前进派”的领导人阿列克桑德·波哥达诺夫主张，革命成功之后要创造一种独特的无产阶级文化，这种新文化应当有全新的艺术、文学、生活习惯和伦理，那时侯文化领域要由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来掌权。[5] “文化革命”的想法即由此而来。而俄共（布）的主流势力，比如列宁和卢那察尔斯基则认为，文化其实是超越阶级的，俄国的问题主要是文化的落后，而不是把文化“无产阶级化”。1922年到1923年，在列宁生命的晚期，他还在文章中强调，推动文化的进步应当包括克服农民社会的落后性、培养讲究卫生和效率的习惯、破除对科学技术的迷信。[6] 在斯大林推出“文化革命”政策之前，“文化革命”这个词在俄共（布）的话语里只不过是一个没有准确定义的比喻。

1928年斯大林发动了“社会主义建设大跃进”（该词的英译是Great Breakthrough into Socialist Construction，中国读者或许会由此联想到毛泽东1958年提出的类似口号），“文化革命”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时，斯大林出于其政治目的，在文化政策方面基本上采纳了俄共（布）“前进派”的激进主张。斯大林认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间存在着对抗，这场“文化革命”的目的就是通过“阶级斗争”（在俄文里这个词的原意是“阶级战争”）造就一批新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让他们来占领教育文化阵地，形成无产阶级的在文化领域的主导地位。[7] 因此，苏联在1928年到1931年间所推行的“文化革命”，并不单纯是列宁主张的那种“文化进步运动”，这场“文化革命”的目的是在提升整个社会文化素质的同时，也为实现当局的“文化专制”服务。

由于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意识形态为基础的政治制度依赖于思想专制，因此任何与官方意识形态有所区别的政治观念都被视为“异端”，而任何不愿意充当执政党“应声虫”的人都被看作是潜在的“阶级敌人”。这种强烈的“阶级斗争”意识导致苏共当局对“十月革命”后仍然留在专业岗位上的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士充满了怀疑和不信任，对共产党不能彻底控制教育文化领域耿耿于怀。这种情境下，借推行“文化革命”政策而实现共产党的文化专制，似乎是这种制度的必经之途。斯大林提出，无产阶级“必须成为专家，成为自己事业的主人”[8]；他强调，“没有自己的知识分子队伍，任何统治阶级都无法管好自己的国家”。[9]

打击非共产党知识分子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这类知识分子以及工程师等专业人士经常本着良知对共产党的政策提出批评，希望共产党能纠正一些不应发生的错误。哪怕这类批评有时只不过是私下里传播的微词贬语，在极权国家里，这仍然被当局视为对极权主义政党与领袖之权威及正确性的挑战。回顾苏联“文化革命”的历史背景，时值“第一个五年计划”全面实施，强制型农业集体化导致农民的反抗和农村的大范围饥馑，最后导致数百万农民饥饿而死[10]；同时，快速工业化也产生了一系列问题[11]。对自身错误极为敏感的苏联当局，自然不愿意再听到任何“杂音”，即便是真话、实话也会令自诩“永远正确”的苏共感到难堪。当然，消灭“杂音”要另找理由，于是就有了用“阶级斗争”作借口来打击非共产党知识分子的政治运动。

苏联的“文化革命”采取了以下一系列步骤。首先，当局精心组织了一些公开的政治性审判，如1928年的沙赫基审判和1930年的“工业党”审判，声称工程师和“资产阶级专家”是与外国势力勾结的“反革命集团”，透过官方的报纸广播对全国详细报导这些审判过程，形成对非党员专家和技术人员的强大政治压力，为把这些人从原有岗位上赶下来造舆论；其次，通过大规模的短期培训计划，将工人培养成工程师和企业主管，将农民培养成农业集体化后新成立的集体农庄的负责人，将忠于共产党的人士派去掌管文化艺术团体和研究机构。随后，在经济和文化领域，大批非马克思主义立场的知识分子和专家被迫离开原职，而大批共产党支持重用的激进分子占据了大学、研究所、剧院和其他文化机构的领导职位。[12] 同时，大批政治上得不到信任的人被剥夺了选举权，许多“阶级敌人”的子女被所在学校开除。[13] 当局还授意基层的激进分子关闭教堂，逮捕了大批神父。此外，当局也发动了提升工人农民文明程度的社会运动，包括培养工农大众建立良好的基本卫生习惯、改进口语中的粗俗俚语、阅读俄罗斯的经典文学作品、观看古典歌剧舞剧等。

在苏联“文化革命”的开始阶段，激进的青年人扮演了先锋的角色。经过苏共的“阶级斗争”和“革命”的宣传教育，1920年代后半期的苏联社会里，青年人当中出现了一大批急于在政治斗争中崭露头角的激进分子。“文化革命”开始时，这些青年人冲击中学和大学，把“资产阶级专家”赶出研究机构，袭击教堂，声称依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要废除货币、家庭和法律。[14]

尽管斯大林推行“文化革命”时采纳了俄共（布）早年“前进派”的激进主张，但他走得并不远，一旦政治上达到了“占领教育文化阵地”的目的，斯大林就宣布“文化革命”结束了。1931年，斯大林发表了“经济建设的新条件、新任务”这一讲话，标志着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大跃进”运动暂告一段落。

苏联的“文化革命”将大量非共产党知识分子逐离岗位，以“马克思主义斗士”和共产党的忠实追随者取而代之。斯大林宣布，经过这场运动，大部分沙皇俄国时代留下来的技术精英现在是可以信任的了[15]，从此共产党实现了对教育文化领域的全面控制。1932年4月，苏共中央的一个决议宣布，解散所有现存的文学和艺术家社团，用统一的“全苏文学与艺术家协会”代替。[16] 紧接着，斯大林在同年召开的苏共“十七大”会议上宣布，在短短的一年里，二百万农民经过短暂训练走上了集体农庄的管理岗位，而11万工程师和农业经济学家则被从城市驱逐到乡村去，同时，农村的文盲率大幅度下降。[17] 随后，为了暂时安抚知识分子，斯大林黜降了一些在苏联“文化革命”中最活跃的“打手”，解散了“文化革命”时期的应景产物“共产党人科学院”。[18]

二、中苏两国“文化革命”的异同

1966年夏，中国的官方媒体称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为“史无前例”的政治运动，这是对国际共运史和中共党史的故意曲解。“文化革命”不仅在“共产主义阵营”里早有先例，而且中共也在1958年正式宣布过“文化革命开始了”。[19] 据史而断，毛泽东1966年发动的“文革”其实是中共执政史上的第二次“文化革命”。

1960年代前“文化革命”这个政治词汇在中共的官方文件里就时有记载。1949年中共建政前新华社就介绍过苏联的“文化革命计划”。[20] 建政之初，中共对“苏联模式”顶礼膜拜，把斯大林的制度架构和统治手段当作治国“宝典”。所谓的“苏联模式”有一系列施政特点，例如，建立政权之后经过将近10年的稳定期，就开始了大规模工业化，为此需要强制型农业集体化，与此同时实行打击知识分子和普及大众教育的“文化革命”，伴之以残酷的党内斗争。中共执政后的政策轨迹与此基本相同，只是各项具体政策的实施时间与苏联稍有差异。凑巧的是，中共建政后推行“文化革命”政策的起始时间恰恰与苏联同步，1958年中共首次宣布“文化革命开始了”，正是执政将近10年之时。

1950年代，随着中国的“全盘苏化”，中共把“文化革命”作为“苏联经验”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搬到了中国，但不同阶段对“文化革命”的解释却视政治需要而随时变化。例如，1956年1月24日，在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毛泽东说：“现在叫技术革命，文化革命，革愚昧无知的命，没有知识分子是不行的。”[21] 按照这一说法，似乎“文化革命”就不是打击知识分子，而是依靠知识分子了。几个月以后，刘少奇1956年9月15日在中共“八大”上所作的政治报告则把“文化革命”说成是“文化教育”的另一种表达：“为了实现我国的文化革命，必须用极大的努力逐步扫除文盲，……在12年内分区分期地普及小学义务教育。”[22] “反右”运动之后，中共对知识分子的敌意越来越深，对“文化革命”的提法也相应“革命化”了。在1958年5月5日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作政治报告时刘少奇的说法是：“为了适应技术革命的需要，必须同时进行文化革命，发展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文化教育卫生事业”；同时他还提出，要“培养新知识分子；改造旧知识分子，建立一支成千万人的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队伍，其中包括技术干部的队伍（这是数量最大的），教授、教员、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队伍”。[23] 这一政策设想基本上是斯大林“文化革命”计划的翻版。

按照中共的最初设计，“文化革命”是“大跃进”的一个重要环节。然而，不甘于屈居“晚辈”赫鲁晓夫之下、急于争当共产主义阵营新领袖的毛泽东求功心切，不择手段，结果他的“大跃进”比苏联的“大跃进”失败得更惨。于是，中共不得不选择休生养息之策，毛泽东也黯然退居“二线”，将烂摊子交给刘少奇等人收拾，中国的第一次“文化革命”作为一场政治运动无疾而终。然而，“文化革命”这个政治口号和政策设想却一直留在中共的政治话语里。

1962年，毛泽东以“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为旗帜，试图夺回对政局的绝对控制权，他选择文化领域为突破口[24]，“文化革命”又卷土重来。按照1964年底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的说法：“文化革命最主要的任务是彻底反对资本主义，文化革命的目标是知识分子劳动化，劳动人民知识化。……社会主义的文化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必须对资本主义的、封建主义的和一切不适合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的思想文化进行根本的改造，把思想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25] 在当时的官方话语[26]和一些文人的应景文章[27]中，这场“文化革命”有时又被称为“文化大革命”，其政策含义与斯大林模式的“文化革命”并无二致。或许正是这个原因，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共领导人对这种他们十分熟悉的“文化革命”不仅没有任何抵触，而且积极参与。刘少奇个人对毛泽东掩藏在“文化革命”旗帜背后的真正用心察觉与否，其实无法阻止“文化革命”的发生。

需要说明的是，毛泽东从1966年开始刻意换用他那套毛主义的“文革”话语，以区别于以往中共推行的斯大林式“文化革命”，其中最主要的话语就是为党内“大清洗”制造舆论准备的“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和“继续革命”等“理论”。1969年4月，林彪代表中共中央在“九大”上所作的“政治报告”专门解释了“文革”的“准备”过程。然而，此报告一字未提中共在1966年以前所主张的“文化革命”，仿佛那个“文化革命”从来就未存在过。历史就这样轻而易举地被掩盖了，从此以讹传讹，人们普遍接收了官方的这一说法，仿佛1966年发动的“文革”还真是“史无前例”的。

斯大林推行“文化革命”政策时，可以说是就事论事，达到目的便及时收兵。苏联的“文化革命”结束后，政局仅仅平静了几年，斯大林又发动了骇人听闻的著名的“大清洗”。随着一个又一个“反党集团”被送上审判台，全国有大批苏共中央委员、各级干部和知识分子被秘密逮捕，送往集中营。在那个恐怖的年代，就象苏联著名女诗人阿赫玛托娃在她的诗中所描绘的，人人都害怕秘密警察的黑色轿车停在自己住宅的楼下。正是在这种恐惧的气氛中产生了斯大林时代的一个黑色政治幽默：一个人感到最轻松自在（在俄语中这个词也表示“幸福”）的时刻，是秘密警察来敲门抓人时，发现不是来逮捕自己，那就可以响亮地告诉秘密警察，“你们找错门了，那个人住在隔壁”。

毛泽东的独创在于，他把“文化革命”和“政治大清洗”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了，以“文化革命”之名掩盖“政治大迫害”之实，这就是1966年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与苏联当年同名政治运动的一个本质上的不同之处。毛泽东的“文革”与苏联“文革”还有另一个不同之处，那就是毛泽东对民众的愚弄、煽动和利用达到了中外历史上罕见的程度，斯大林实难望其项背。从这个角度去思考就会发现，中苏两党及其控制下的极权社会其实有着文化特质上的重大区别，这决定了毛泽东能轻而易举地玩弄数亿民众于股掌之上，而斯大林却不得不依靠无处不在的秘密警察。

苏联的“文化革命”在人类历史上首次驯化出独特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原来是工人、农民，通过速成的专业教育就转行成为专业人士或管理干部。其特点是，政治上野心勃勃，但与传统的俄国知识分子不同，对其他国家的文明进步和世界事务缺乏兴趣，而专注于工艺技术方面的小发明，或热衷于落后省分开发、行政管理以及工商管理方面胆大妄为的计划。[28] 类似的情况同样出现在中国，自从1960年代中共提出“又红又专”的教育方针之后，教育部门对在校大学生和调干生的培养，产生了与苏联“文革”后新一代“知识分子”特质相近的“知识分子”群体。这些人当中的党、团干部又十分典型地集中了“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特色。比如，在他们的个人知识积累当中，理工专业以外的知识以官方意识形态教条为主，缺乏人文素养，未接受过现代社会科学教育，虽有大学学历却对世界各国的历史文化以及现代社会的价值体系鲜有认识，政治上自觉扮演“积极分子”的角色，热衷于完成上级交代的任务，甘当“驯服工具”，没有独立思考的兴趣和能力。当“又红又专”的这一代按照年龄阶梯升入权力高层之后，他们的人格缺陷对国家的政治走向有很大的影响。在苏联，“文化革命”中成长起来的一代“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后来多数成了共产党技术官僚的中坚，被称为“勃列日涅夫一代”[29]。统治精英个性、能力上的趋同化，体现在治国方面就表现为“勃列日涅夫时代”僵化保守的政治特征。

以上分析说明，对于通过暴力革命夺取政权的共产党政府而言，“文化革命”是极权主义统治彻底控制文化教育领域的必然过程。就此而言，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共发动的这场“文化革命”绝非偶然，因为“文化革命”是共产党极权制度内生的、为全面达成极权主义控制所采取的重要手段。当然，毛泽东对1966年的“文化革命”之种种操纵设计还有其个人政治动机。

三、提升还是降低社会的文明程度：中苏两党文化特质的体现

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之所以远比苏联的“文化革命”恶劣，除了毛泽东的个人因素之外，还与中共的文化特质有关。“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苏联模式”。“苏联模式”的中国传承者全盘继承了苏联“导师”们的政治遗产，但却抛弃了苏联“导师”们基于俄国历史文化传统而维持不坠的那种对本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明的尊重，这与中国传承者自己的文化特质有密切关系。

在共产党国家，执政党的文化素质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社会的文明程度，因为极权体制下执政党只允许自己的意识形态主导整个社会的文化教育活动，它宣称自己的成员“天然”地代表着“先进文化”，因此在贯彻其意识形态和文化理念的过程中，执政党成员的文化素质必然支配整个社会文明的演变。由于执政党的集权性质和民众自下而上的盲从，其领导集团的文化素质又对社会的文明演变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正是在这个关键点上，中苏两党建政时期领导集团文化素质的差异使得两国“文化革命”对社会的文明演变产生了截然相反的结果。

众所周知，俄共（布）的领导集团以知识分子为主，他们总体上对现代文明抱持接受和肯定的态度。在推行“文化革命”政策的过程当中以及“文化革命”之后，苏联当局始终以西方文明为参照系，希望把工人农民的文明程度提升到“布尔乔亚”的文化层次上去。

在苏联的“文化革命”年代，当局提倡的“文化”包含几个不同的层次。最低层次的“文化”是基本的卫生习惯，如洗手时要用肥皂，要每天刷牙，不随地吐痰，扫除文盲等。这主要是针对苏联大规模工业化时期涌入城市的农民的生活习惯提出来的，旨在消除社会生活中落后与不文明的生活习惯；第二个层次是针对城镇居民而言的，要求大家注意餐桌上的举止、在公共场所的行为、对女性的礼貌谦让，还要求大家掌握共产党意识形态的基本知识；第三个层次是礼仪文化，它曾一度被称为“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文化，这包括要保持良好仪态、说话时用语优雅、穿着整洁适当，还要具备一些对古典文学、古典音乐和芭蕾舞等高雅文化的鉴赏能力。总之，苏联当局希望企业管理阶层和新政治精英能达到礼仪文化所要求的水平。[30]

虽然苏联当局排斥非共产党知识分子和技术专家，但它对科学本身仍然保持着高度的尊重。当局对苏联科学院的态度就是一个例证。在“文化革命”和历次政治迫害当中，苏联科学院的制度从未受到冲击，科学院院士的精英和特权地位也一直受到保护。[31]

“你是一个有文化的人吗？”这是苏联“文化革命”后，即1930年代在社会上广泛讨论的一场社会文明运动的主题。在此笔者抄录一份刊登在1936年苏联媒体上的“有文化的人应能回答的10个问题”[32]，在当时苏联共青团、妇联、工会等团体配合共产党的“社会文明教育”宣传中，它很有代表性。

“有文化的人应能回答的十个问题”：

1. 能否完整地背诵普希金的一首诗歌？

2. 能否说出出莎士比亚的5部剧作的名字和主要特点？

3. 能否列举非洲的4条河流的名称？

4. 能否说出你最喜欢的作曲家的名字以及他的3首代表性作品？

5. 能否列举5枚关于苏联汽车的邮票？

6. 能否不假思索地用小数报出分数3/8的数值？

7. 能否说出上一个赛季最重要的体育比赛以及它们的结果？

8. 能否介绍一下上个季度杰出艺术家拍摄的你最喜欢的照片中的3幅？

9. 您读过司汤达的《红与黑》和屠格涅夫的《父与子》吗？

10. 详细地说一下，为什么在我们的国家会出现“斯达汉诺夫运动”？

在这10个问题中，只有最后一个有意识形态色彩，而其他问题都与提升大众的文明程度有关。虽然苏联当局并不要求工人农民都能回答所有这些问题，但在大、中学生和机关干部当中，“当一个有文化的人”却是大家追求的目标。当然，对知识分子来说，这更是理所当然的了。

尽管苏联的极权体制延续了将近70年，苏联民众不得不生活在反西方民主政治的洗脑教育中，但苏共文化政策的现代文明取向对苏联社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使得苏联民众在培养基本文化素质方面形成了良好的社会传统。从政治之外的文化层面上看，苏联民众平均的文明素质并不低于自由民主国家国民的水准。这样的文明素质与俄国政治转型的平稳性有很大的关系。

而在中国，情况就不同了。作为“革命党”的中共基本上是一个农民党，其早年政治领袖当中的知识分子在历次残酷的党内斗争中纷纷落马，自1930年代初期开始，占据领导岗位的党内精英集团成员大多数未接受过完整的现代教育，多数领导集团成员长期生活在偏僻荒凉的山区，“占山为王”，“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与现代文明处于隔离状态。在长期依靠低文化程度的农民出身的干部夺取和掌握政权的过程中，中共习惯于打压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抬高工农干部，形成了工农干部“老粗”高人一等的党内传统。这种局面自从“延安整风”之后愈发严重了。自中共“七大”开始，中共党内形成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毛则成了党内至高无上的“君主”，毛泽东的个人文化素质因此对中共政治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诸多关于毛泽东的研究表明，毛泽东长期以来有“反智”情结和“反文明”情结，其“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是观察他这两个情结的一个样本。一直到晚年，毛泽东在个人卫生习惯上仍然对文明持抗拒态度（如讨厌洗澡、刷牙），自然更谈不上对稍高层次的现代文明的尊重了。毛泽东用“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之类让“大老粗”扬眉吐气的话指导国事，于是他领导下的中国就沿着反文明的方向行进。

1950年代中共曾一度奉行“全盘苏化”的方针，苏共对现代文明的态度多少影响了中共领导集团的观念，那时苏联流行的文明习俗和文化形态在中国的城市社会里深受欢迎。许多1950年代的大中学校学生的外国文学和音乐修养基本上都来自“全盘苏化”时期苏联文化的熏陶。然而，随着毛泽东的“大跃进”政策彻底失败，他在国际共运阵营里的威信遭到重创，毛争当国际共运领袖之梦从此破灭。面对苏共和大部分东欧共产党国家的轻慢，恼羞成怒的毛泽东倾全力于中苏论战，著名的“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即于此时问世。中共尊奉的佛教高僧赵朴初的逢迎之作“某公三哭”（又称“哭三尼”，指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苏共第一书记尼基塔·赫鲁晓夫、印度总理尼赫鲁）经《人民日报》发表后，更是在坊间广泛流传。“反对苏联修正主义”在中国成了妇孺皆知的口号，中苏两国关系从此恶化。在“反修防修”的旗号下，苏联对现代文明的尊重以及比中共先进的苏共党文化均成为政治批判的靶子。

当毛泽东1966年把“文化革命”和对自己的个人崇拜推向疯狂的颠峰时，中国在文化领域里实际上被引导到全面反文明的方向上去：不仅反对西方的文明，也反对苏联的文明；既反对外国的文化，也反对本国的文明传统。在“批判封资修”的口号下，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成了消灭文明的政治运动，同时又发展出了一整套现代愚昧来替代文明与文化。正是在这种现代愚昧的支配下，“挥舞小红书”、“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等等充满了中国古代民间神巫文化色彩的祈祷赞神仪式，挟权力之威席卷1960年代的中国大地。

“文化革命”在苏联提升并保持了国民的文明程度，而在中国却降低并毁坏了国民的文明素质。“文革”之后人们批判这场政治运动时，往往将注意力放在“文革”的有形破坏上，却较少谈到“文革”的无形破坏。事实上，“文革”对中国社会文明程度的毁灭性打击，后果深远。

时值“文革”40周年，回溯这段历史及其影响，令人感慨颇深的是，今日中国国民的文明程度仍然难以追比当年苏联国民的文明水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从西方的现代文明里只选取了商品和技术，对西方文化和价值观仍然持排斥态度。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里，中国社会在疯狂追求物质文明现代化的同时，道德和伦理日渐消亡。精英层文明程度的退化和道德堕落尤其触目惊心，物欲、肉欲、权欲成了许多精英的唯一追求，并且在社会中造成了极其恶劣的示范效应。

中国反文明的“文化革命”和缺乏文明熏陶的“革命精英”所留下的这些重创，已经成为中国今后发展的沉重负担。由此来看，中国的不幸不仅在于无法拥抱苏联式的文明建设，还在于中国式的“文革”不死。消灭文明不难，重建文明却实非易事，世界上还没有哪个国家能背离文明而走向现代化。如果要问“20世纪后半期以来中国是否进步了”这个问题，仅从价值观念和社会伦理的角度去评价，恐怕很难回答一个“是”。这是个有关文明兴衰的大题目，中苏两国“文革”的比较研究可以部分地回答这个问题：假如说，极权主义统治是共产党通过革命夺取政权的国家难以逃避的噩梦，那么中国的灾难比苏联要严重得多，中国特色的“暴力革命”和“文化大革命”对现代文明的破坏，将对21世纪中国的演变路径产生深远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讲，中苏“文革”的比较研究不仅仅涉及“文革”这一研究领域，它同时属于共产党国家文明的比较研究，而后者对认识共产党国家的过去和未来具有不可低估的价值。作者说明：在本文的写作过程中，宋永毅先生提供了一些中国的史料，特此致谢。

【注释】

[1] Sheila Fitzpatrick. ed. Cultural Revolution in Russia: 1928-1931 (Bloomington,I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78).

[2] China Quarterly, No.103 (Sept., 1985), pp.534-537.

[3] Ibid., p.534.

[4] Rodrick MacFarquhar.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Contradictions Among the People 1956-1957.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4.

[5] David L. Hoffmann. Stalinist Values: The Cultural Norms of Soviet Modernity, 1917-1941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3), p.38.

[6] Ibid, p.39.

[7] 出处同注[1]，第8-40页。

[8] 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莫斯科：1945年出版），第354页。

[9] 出处同上，第369页。

[10] 参见高王凌的“中苏农业集体化成败得失的比较”，载《当代中国研究》，2003年第1期。

[11] David R. Shearer. Industry, State, and Society in Stalin’s Russia, 1926-1934.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6.

[12] 出处同注[1]。

[13] Sheila Fitzpatrick. Everyday Stalinism-Ordinary Life in Extraordinary Times: Soviet Russia in the 1930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118.

[14] 出处同注[1]。

[15] 出处同注[5]，第40页。

[16] Catrioa Kelly and David Shepherd. Russian Cultural Studies: An Introduc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43.

[17] 出处同注[8]，第484页。

[18] 出处同注[13]，第17页。

[19] “文化革命开始了”，《人民日报》社论，1958年6月9日。

[20] 新华社1949年4月11日报导，“实现苏联文化革命计划，青年团员是积极参加者，卡夫坦诺夫赞扬共青团学术成就”。

[21] “中共党史上的80句口号：‘文化革命’、‘技术革命’”（http://www.people.com.cn/GB/shizheng/252/5303/5304/20010608/484747.html）。

[22] 新华社1956年9月17日报导。

[23] 刘少奇，“中共中央向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1958年5月5日），新华社1958年5月27日报导。

[24] 新华社报导，“毛泽东文艺思想的胜利，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胜利，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在京闭幕，周恩来、彭真、陆定一、罗瑞卿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闭幕式”，1964年8月1日。

[25] 新华社报导，“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总理作政府工作报告”，1964年12月31日。

[26] 例如，在新华社1964年11月27日关于“陆定一副总理在全国少数民族群众业余艺术观摩演出会上讲话，会劳动又会从事文艺活动的人是最好的文艺工作者”的报导中，“文化革命”与“文化大革命”是混用的，两者并无区别。

[27] 曹禺，“文化大革命万岁”，载1964年10月17日《人民日报》。

[28] Chris Ward, ed. The Stalinist Dictatorship. London: Arnold. P.112.

[29] 出处同注[13]，第6页。

[30] 出处同注[13]，第80页。

[31] 出处同注[13]，第108页。

[32] 原载莫斯科的Ogonyok（《精神》）杂志，1936年第1期第22页，引自沃尔科夫的文章“文化的概念，1935年到1938年：苏维埃的文明化和斯大林时代的日常生活”。V.V. Volkov, “Kontseptsia kulturnostsy, 1935-1938 godei: Sovietskaya tsivilizatsia i pofcegnefnostsi Stalinskovo vremenyi (Conception of Cultureness, The Years from 1935-1938: Soviet Civilization and Everyday Life of Stalin’s Time.” Moscow: Sotsiologicheskyi dzrurnal (Sociological Journal), 1996, No.1-2, pp.194-213。V.V. Volkov是俄国圣彼得堡市欧洲大学政治与社会学系教师。

当代中国研究2006

程晓农：中国模式——共产党资本主义

从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中国的改革中就出现了明显的权贵资本主义特色。近30年来，海内外一直在谈权贵资本主义，但对它的评价始终围绕着腐败这个话题转悠，却没有进一步深入下去，因此也留下了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首先，说中国有权贵资本主义，大概没有多少人反对，但是，能够据称判断，中国早已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吗；如果是，中国又是在哪一年告别社会主义、步入资本主义的，有明显的政策轨迹可寻吗？其次，权贵资本主义如果确实是中国模式的产物，那么它似乎就不单纯是部分权贵的不当个人行为，而是体制型产物，因此反腐败也就无法铲除权贵资本主义的制度基础了？对这两个问题，笔者的回答都是Yes.之所以这样看，是基于以下的基本判断：中国早在1997年底就通过国企私有化，正式把经济制度改变成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但是，在政治制度层面，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并没有产生民主化的社会动力，相反，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与红色政权“结婚”了，因此产生了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的独特政治经济制度结构，既非社会主义，亦非民主资本主义，而是共产党资本主义（communist capitalism）；笔者首次提出的共产党资本主义这个概念（已有英文论文发表），指的是共产党领导下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它用资本主义制度来巩固共产党的专制政权，这就是中国模式的真谛。

一、中国模式：社会主义国家转型的最差道路

共产党的传统目标本来是消灭资本主义，毛泽东时代的红色中国便彻底消灭了私有制，资本家的绝大部分财产都被剥夺；与此同时，中共的政治精英以及“红二代”们虽然拥有政治特权，却没有任何祖上留下来的企业或财产。但从邓小平时代开始，中共的红色政权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结婚”了，这不仅仅是指共产党政权容忍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是共产党精英自身变成中国最富有、最有权势的资本家。社会主义国家早晚会重新变成资本主义国家，这不是什么新奇观点。1988年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召开过一个关于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讨论会。在那次会上，一位来自共产党国家匈牙利的经济学家语惊四座：所谓社会主义，无非就是从资本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过渡时期。按照他的意思来理解，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寿命总是短暂的，不会太长久，这些国家之前从资本主义被改造成社会主义，然后又不得不从社会主义回到资本主义。一年以后，这位匈牙利人的看法就被苏联东欧共产党阵营的解体所证实。

但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就只有权贵资本主义一条路吗，中国模式的这种结局是必经之途吗？笔者多年研究社会主义国家的转型后发现，从社会主义回到资本主义，不是只有一条路，而是至少有三条路，中国则选择了其中最糟的那条。

共产党国家一旦告别了传统的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就走上了制度转型的道路。所谓转型，指的是在经济制度方面实行自由化，即经济转型，包括用私有化取代公有制和用市场化取代计划经济，而在政治方面则是实现民主化，即政治转型。从1989年到现在，世界上的共产党政权除了北朝鲜之外，其它国家或者完成了转型，或者正在转型途中。纵观这些国家的转型道路，可以发现，经济转型相对容易，而政治转型则比较艰难。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曾经一度成为共产党国家经济转型的先行者，现在却因为拒绝民主化而沦为转型国家当中的落后者，这种落后指的是制度层面的落后。

在所有共产党国家，转型一旦开始，红色精英试图窃国自肥，乃是通例，但是，这种局面并非不可避免。迄今为止，原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和政治转型大致有三种模式。第一种是中欧模式（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这些国家的政治转型为异议知识分子所主导，红色精英染指经济转型过程的企图受到遏制；异议知识分子的基本主张不是与原红色精英们分享权力或和解、宽容，而是通过清除共产主义污垢，尽可能铲除共产党文化的残余。而在中欧国家许多民众的眼里，共产党政权不过是一个苏联扶植的傀儡政权，应当被唾弃。结果中欧国家的前红色精英无法在转型中为所欲为，他们面临巨大的社会压力，既不能操纵议会，也无法通过私有化发财；最后，原来的红色精英多半未能从转型当中获得好处，大约三分之一的原红色精英的社会经济地位下降，一半左右提前退休。有美国学者把中欧国家的这一转型称为“建设资本主义但不产生资本家”（making capitalism without capitalists），这个说法比较含蓄，所谓的不产生资本家，其实是指不产生红色资本家，因为在共产党国家里旧的资本家早已被消灭，假如在短短几个月或者一年里就冒出来许多暴富者，那他们多半是原来的红色权贵。简言之，中欧模式其实就是，重建资本主义，但没有红色权贵的份。这样的转型具有自稳定性，与红色历史彻底告别，很难再出现反复。

第二种是俄国模式，其结果是，原来的共产党精英摇身一变成了民主派精英，然后他们分享转型当中的好处，从中发横财；同时，老百姓也在私有化过程当中获得了一部分产权。这是典型的“老权贵带入新社会模式”；与中欧模式相比，俄国的转型属于“同志们的资本主义”（comrade capitalism），因为新权贵的大多数都是原来的党内同志。这样的资本主义也是权贵资本主义；但与中国不同的是，出身于旧权贵的新权贵们不再是共产党员。俄国模式下，民主制度虽然不至于被完全颠覆，但很容易就被旧权贵们所操纵，使得新制度带有深深的旧痕迹。

第三种则是中国模式，其主要特点是：中共政权虽然把前30年毛泽东时代通过革命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如全面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抛弃了，但是，它用共产党资本主义巩固了毛泽东留下来的专制体制。红色权贵及其亲属成为最容易致富、又理所当然地通过政治权力来保护自己的特权集团。在权贵私有化过程中产生的种种黑暗行为，例如红色家族的疯狂敛财，导致整个国家高度腐败。这种腐败政治必然产生严重的社会分配不公，当财富与上升机会都被社会上层垄断时，庞大的社会底层必然产生对精英阶层的仇恨，仇官、仇富情绪在全社会蔓延。

二、私有化在中国：掩耳盗铃20年

在中国的官方宣传里通常把1992年的邓小平南巡视为改革的一个新起点。其实，如果从制度转型的角度去看，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正式走向寿终正寝的准确时间点是1997年，因为从这一年开始，中国开始推行国有企业的私有化。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支柱之一是企业的国有制，而一旦国有企业的大多数都私有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就彻底解体了，而以企业私有为特征的经济制度其实就是资本主义。但有趣的是，中共对自己实行的私有化政策至今仍然是掩耳盗铃，明明已经做完了，却从不承认它10多年前就已完成了私有化。当局用来掩盖私有化的词语是国企“改制”，至于改成什么所有制，则故意避而不谈。其实，要改变国企的公有制，只有两种可能性，或者是全部私有化（一个企业完全变成私有），或者是部分私有化（一个企业的国有产权部分转化为私有，但国有股份仍占主要部分）。 中国政府选择私有化方向并刻意模糊转型的实质，自然有其苦衷。

时任总理朱镕基之所以如此决策，主要出自两点考虑。第一，国企成了政府的沉重经济负担，导致银行系统濒临崩溃。由于邓小平时代的经济改革无法解决国企的严重问题，企业长期依赖国有银行的无条件贷款，但经营状况日益恶化，许多国企停止偿还银行贷款，甚至连利息也不再支付。从90年代中期开始，整个银行系统的潜在金融危机日益暴露。90年代初四大国有银行20％以上的贷款属于坏帐；1994年全国银行业出现了历史上第一次严重的全面亏损；到了1996年银行系统的坏帐加上逾期呆滞贷款已占贷款总额的70％左右。为了使银行系统免于崩溃，1997年下半年政府不得不全面推行国企改制（即私有化），把十多万家国有工业企业当中的大多数作为“包袱”甩掉。第二，当时中国急于加入WTO，以便扩大出口，而WTO接纳中国有个前提，那就是以15年为期，中国必须建立市场经济，即取消计划经济和实行国企私有化，中国如果不能证明它实行了国企的私有化，就无法获准加入WTO.

由于政府和国内媒体掩盖真相，所以至今许多从未在国企工作过的人仍然不了解何谓“国企改制”。其实，所谓的“改制”，就是让中小企业私有化，同时让大型国企上市，实行部分私有化。当局让国有企业的厂长经理和地方政府官员充当“改制”和裁员下岗的操作者，同时也就把私有化可能产生的社会不满和愤怒，从政府身上转移到了国企的厂长经理身上，而政府则置身事外。当然，国企的厂长经理们也不会白白当这个“替罪羊”，他们得到了巨大的好处。私有化的关键是谁来购买国有企业。中国与俄罗斯一样，国企厂长经理们的家庭积蓄根本无法满足收购企业所需要的百万、千万、甚至上亿元的资金需要；而外资在国企私有化的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微乎其微。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国企厂长经理们能成为各自企业的新老板，其实基本上靠的是非法手段。正因为这重重黑幕，所以中国政府一直不许国内研究者研究私有化过程，国内媒体也基本上不报道国企私有化的真相。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私有化在中国国内是新闻和研究“禁区”，但对境外研究者却是完全开放的，境外研究人员可以通过一些国际组织如世界银行等，自由进入中国，对私有化过程和私有化之后的企业所有权状况做全国范围的抽样调查。过去十多年里，这些参与调查的研究者发表了多本英文著作，介绍中国私有化的成果；然而，这些书籍却一本也未能在中国翻译出版。当局之所以准许境外研究人员对国企私有化做调查，是为了向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提供中国私有化进展状况的资料，为中国加入WTO铺路。由于中国国企私有化的结果早已在国际社会公开，所以，当局对私有化的态度也仅仅是在国内掩耳盗铃而已。

三、共产党干部是如何变成资本家的——中国式私有化的奥秘

私有化过程本身就是建设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过程，但不同的私有化方法会建设出不同的资本主义。朱镕基于1997年底开始推行国企改革，当时这一政策被称为“抓大放小”，所谓“抓大”，就是指资产规模大且与国计民生有关的金融、能源、电力、电信、交通等企业准许重组上市，向国民和外资出售部分股份，但国家仍然控股（即政府继续“抓住”这些企业不放）；所谓“放小”，就是指资产规模较小或亏损严重的国企准许其私有化，以甩掉政府的包袱。中小企业私有化的关键在于：由谁用什么方式来“购买”国企。当时国企厂长经理们的平均月薪只有几百元人民币而已，红色权贵及其亲属也同样没有多少金融资产。中共采取的办法是，一方面，让近百万国企管理者用企业的名义担保，从银行借款，“购买”国有财产，并准许这些管理精英把企业重新注册在本人或家族成员名下，然后以企业所有者的身份，动用企业公款，归还他们私人购买企业的贷款；另一方面，由国企管理者逼迫员工出资购买企业的部分股份，职工为了保住饭碗，只能拿出家庭储蓄来购买本企业的股份，但普通职工拥有股份后，企业管理层并不许职工股东过问企业经营和资产转让，所以等于是逼迫职工出资帮企业管理层获取企业的所有权。同时，当局纵容红色权贵家庭的妻子儿女利用关系网，帮助大国有企业获准上市，以此无偿获得上市公司的股份，然后通过抬高股价大获其利。

中国的私有化始自1997年下半年，到2009年基本完成。1996年全国国有工业企业为11万家，到了2008年底只剩下9，700家，其中还包括已经实行部分私有化、但政府仍控股的大型国企。中国的私有化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中小国企的私有化，从1997年下半年到2001年，历时4年左右。其结果是大部分企业被厂长、经理私有化了。笔者曾分析了29个省市130个国企的私有化案例，归纳了数种典型手法，发现了国企私有化的黑暗过程。他们的做法通常是，首先有意低估企业资产净值；然后，或直接动用企业公款，或以企业的名义去银行贷款，或向私人借款，买下自己管理的企业，注册在本人或亲属名下；最后，以新企业主的身份，用私有化之后的企业资金偿还自己购买企业所借的款项。也就是说，他们虽然购买了自己管理的企业，个人却往往只付很少的钱，甚至分文不付。第二阶段是大中型国企的部分私有化（partial privatization），大约从2002年开始，到2009年基本完成，其手段包括把国企改组后上市、管理层持股（MBO）、职工股份化、与外资合资、与私企合资等。由于这些企业资产规模庞大，管理层无法独自侵吞，所以通常是动用公款购买企业股份送给管理层干部，同时也用送股份的办法贿赂那些有权批准企业上市的政府部门官员及其家属，形成利益共谋。这些国企干部和政府官员不花任何成本，便成为大中型上市公司的持股总经理或常务董事之类，跻身于富人行列。

中国的私有化完成之后，究竟哪些人成为企业的所有者？根据两个全国性抽样调查的数据，大约50%到60%的企业都由企业管理层私人拥有；大约四分之一的企业的买主来自企业外部，属于国内其他行业的投资者，但其中外资所占份额不足2%；由管理层和职工共同私有化的仅占一成（俄国私有化之后企业职工持有的本企业股份大约占40%左右），但管理层不允许职工股东过问企业的资产管理和转移，所以，这类私有化的结果相当于职工出钱，但管理层拥有企业。这种“国企改制”几乎就是企业管理层伙同其上级（地方政府官员）和红二代们对国有资产的公开瓜分和掠夺，当局无论如何没法把这种掠夺解释成正当行为，公开的讨论更会导致公众的愤怒，所以政府不许国内媒体讨论私有化，中国的学者们也基本上不能从事关于私有化过程的研究。

从1998年到2003年，当红色精英通过私有化大范围侵吞中小型国有企业的资产时，当局特地关闭了负责监管国有资产的国有资产管理局，在这私有化高潮的关键6年里制造了国有资产监管“空窗期”，为红色精英们侵吞国企资产提供了方便。尽管2003年以后又重新恢复了国有资产管理局，但该局对私有化过程中侵吞国资的行为极少追究。在私有化期间，从1997年到2005年，全国到处都发生大规模的劳资冲突，根源都是厂长、经理通过私有化侵吞公有资产，而政府基本上都站在厂长、经理一边，因为政府官员从中也可以得到好处。俄国在私有化过程中，社会福利制度仍然正常运转，少数失业工人可以领取社会福利而勉强生存；但中国推行私有化的时候，原来以企业为基本单位的福利体系垮了，许多企业给工人很少一点钱，把他们赶走，就死活不问。当时中国政府广泛宣传，国企工人下岗是为改革作出必要的牺牲，但政府却不愿意为下岗职工建立统一的失业救济，而是把这项支出甩给私有化之后的红色老板，如果企业的新老板不想付，政府也不管。其实，如果国企私有化了，企业付不起社会福利开支，政府对原本为国家职工的下岗人员有无可推卸的责任，但是中国政府当时采取了耍赖的态度。对比之下，俄国政府从未推行过强制下岗之类的政策，相反还用税收优惠鼓励企业保留职工岗位。比起中欧国家和俄国的私有化，中国的私有化是最不公正的，也最冷酷无情。显然，专制政体下的经济转型可以罔顾社会公正而不必担心选举压力，对权贵精英来讲，这样的模式自然是优越的；但普通民众的评价恐怕恰恰相反。西方有学者认为，共产党国家的威权体制有利于经济转型和经济发展，因为政府的强权可以克服来自民间的阻力，中国往往被他们视为一个最好的例子。但是，中国的私有化过程说明，威权政府在经济转型中往往会漠视社会公正，剥夺民众的权利和利益，而作出有利于统治精英的制度安排。

四、共产党资本主义：马克思的苦恼

自从马克思创立共产主义学说以来，中国模式是人类历史上首次出现的共产党领导下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中共以消灭资本主义（化私为公）起家，但无法让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获得长远的成功，最后只能改用资本主义经济体制来延续共产党政权的统治；而在化公为私的改革过程中，红色家族及共产党的各级官员及其家属摇身一变，成为企业家、大房产主、巨额金融资产所有者这样的资本家。他们积聚财富的过程充满了肮脏与犯罪，既需要红色政权保护其财产和生命安全，也需要通过政府垄断的行业继续聚敛更多的财富。因此，他们是中国现行体制的坚定支持者，而不是民主化的促进者。

中共的红色权贵们在短短的20到30年内如何从一无所有变成巨富家族群，这是共产党资本家们发财的秘诀，也是理解共产党资本主义制度和判断中共利益集团未来政治走向选择的指南。简单来说，这个秘诀和指南就是，不法侵吞国产，垄断重要行业，操控政策获利，维持专制统治。不法侵吞国产，是指中共的经济管理精英们利用国企私有化过程，或者直接侵吞中小国有企业的资产，或者无偿获取上市大国有企业的股份；垄断重要行业是指，保留国有大企业在金融、能源、电力、交通、电信等行业的垄断地位，让红色精英或红二代占据这些大企业的要津，这类规模往往进入世界企业500强的超级大企业既提供大量税收以支撑红色政权，也让高管们通过获取股份、项目回扣和高薪、高奖金而迅速成为富翁；操纵政策获利是指，红色精英及其亲属通过参与或影响政策制定，抢先插手到政策给以优惠的行业或项目中，从而轻而易举地摄取巨大的利益；而维持专制统治则是指，红色权贵们极端敌视民主化，希望能够“永保红色江山千秋万代”，也就是希望让共产党的专制永久地保护自己的特权和巨额不法财富。

当这个国家的大批企业和财富掌握在身为共产党员的红色资产阶级手中的时候，对红色资本家来说，唯一可以信赖的制度性保护，既不是市场经济体制，也不是法治，而是“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是他们对全社会其他成员的永久型专政。他们很清楚，传统社会主义那套经济制度丝毫不值得留恋，现在他们不但拥有比民主国家的企业家更容易获得的财富，也拥有无需竞争的优越政治地位，还可以阻止民主化可能造成的政治、经济清算，这就是中国模式的实质。很明显，在共产党政权之下，这种红色资本主义不会自发地转型成为民主制度下的资本主义。长期以来西方学者中有一种看法以为，经济自由化之后，原来的红色精英会自然地拥抱民主和自由。中国的转型结果证明，这种想法不但幼稚，而且是错误的。但是，红色权贵们也很清楚，“中国模式”时刻面临来自社会底层的威胁，因此，他们一面把个人的巨额资产向西方国家转移，一面把亲属移民到西方国家，以便留下后路。他们的“用脚投票”实际上宣布了“中国模式”的前途十分渺茫。

1989年初，邀请笔者访德的德国艾伯特基金会安排几位访问学者参观位于特里尔的马克思故居。当时留言簿上有人用中文写下一句话：“老马啊，你可把咱害惨了。”现在看来，这话只说对了一半，因为马克思也被中国模式害惨了。若让马克思现在来评价共产党资本主义，他可能既恼怒又欣慰：恼怒的是，共产党居然要靠“嫁”给自己的敌人资本主义才能存活下去，这对他的理论和主义是最大的讽刺；而欣慰的是，不管采用什么样的反马克思主义手段，总算还有个别机会主义的共产党政权依然活着，证明他也不是一无是处。但是，马克思仍然无法摆脱一个巨大的困惑：他的理论的基本框架奠基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假设之上，强调先进的生产力必然改变落后的上层建筑；但是，中国模式却逼着马克思不得不彻底推翻他的核心概念，从而也推翻整个马克思主义。在共产党资本主义制度之下，“无产阶级专政”这一上层建筑，其实是依靠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而维系下去的；那么，这个上层建筑究竟属于已经消失了的旧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落后残余，因此将被历史淘汰，还是因其“先进”性，将必然孕育出又一次铲除共产党资本主义的新共产主义革命？或者，为了从中国模式里吸取教训，马克思必须把他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一说，改成“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这不仅对马克思来说几乎是天问，而且对中共来说，也是一个无法回避的意识形态危机。现在马克思的肖像仍然立在天安门广场上，因为他能为红色资产阶级的特权身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延续提供意识形态上的合法性解释。吊诡的是，中国模式本身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但中共生存下去的诀窍就在于，举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和招牌，建设和巩固反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中国模式既挑战了马克思主义，也挑战了民主化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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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5期 2016年6月10日—6月23日）